入夜之後，香港的深水埗是小販天堂，一塊空地，墊上紙皮或舊布，堆滿各式舊物和古董，有舊衣，舊唱片，真假不明的玉器；小販攤主也各有看家本領，有的靠口才，有的靠特殊貨源，而黃老太靠的，是「過目不忘」的本領。
有陌生人裝熟客，想討個好價錢，黃老太不慌不忙笑着說：「你不要騙我啦，你是第一次來吧？」對方識趣走開。有政府小販管理隊的人穿便衣來巡邏探風，黃老太馬上認出，連忙將地上的二手衣物打包起來，扔到手推車上逃跑。
陳鳳婷今年57歲，街頭人稱「黃老太」，皮膚黝黑，眼神裡帶點滄桑世故，她在街頭賣了近30年熟食魚蛋，現在賣二手貨，一生中超過一半歲月都在街頭開檔、走鬼。「走鬼」最初是行內人逃避執法人員時的暗語，後來成了這個行當的代稱。
在香港，小販是古老的商業型態，但自70年代起政府陸續停發小販牌照，根據法例，任何人未得到政府發出的小販牌照而在街邊擺賣屬於違法行為，可被檢控。賣魚蛋、腸粉的香港小販便長期在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灰色邊緣遊走、謀生，並不常常被人提起。
2月8日深夜那場冠以「魚蛋」之名的旺角騷亂之後，記者認識了黃老太，在深水埗幽暗的街頭，聽黃老太講述她的走鬼生涯，她和丈夫曾經做着怎樣的生意夢，後來又怎樣在愈發狹小的灰色空間裏避「鬼」生存。
1. 走鬼
1980年，黃老太開始和丈夫黃大為在九龍紅磡火車站附近的行人天橋上開檔賣魚蛋，那時她21歲，街坊叫她「黃太」。「他嫌我篤（用竹枝串起）魚蛋篤得不夠快，他負責篤魚蛋，我負責『睇鬼』，如果有人來了，就大叫『走鬼啦』！」
紅磡天橋人來人往，她天天緊盯天橋的各個出口，所謂「睇鬼」，就是遙遠辯認出誰是捉小販的執法人員，然後大叫，她的金睛火眼就在這時候練出來。
她生於廣東珠海的農村，高中畢業，考上北京演藝學院，但家裏出不起學費，只好留在村子做中學老師，70年代，一個月工資38元人民幣。有親戚介紹一個香港男人給他認識，男人說，自己是「做小販的」。
「是不是經常被抓的那些？」她笑問。男人頗有自信：「我沒有那麼兒戲，我『走鬼』最在行！」於是她嫁到來香港，成了黃太。
來了香港她才發現，「走鬼」一點也不簡單。
香港80年代，負責抓小販的是當時港英政府市政總署的「一般事務隊」，法律規定執法人員執行職務時一定要身穿制服，乘坐公車，但為了成功「抓小販」，事務隊的人員喜歡身着便衣先來探風，找好時機再派制服人員前來抓人。
黃家賣魚蛋的熟食車是木頭自製的，四個大車輪，上面用木材搭出兩個燒火水的灶頭，若等制服人員來到跟前了，推着笨重的熟食車根本逃不了，於是黃大為叮囑老婆「睇鬼」，留意「行蹤可疑，奇奇怪怪」的便衣人員。
「我真的過目不忘，他們有時換了衣服，忘記了換鞋，還穿着政府人員那雙黑皮鞋，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哈哈。」黃太笑着回憶。
她說那時候在紅磡天橋上，每天有十多檔熟食小販經營，黃家賣魚蛋，其他人賣牛雜、碗仔翅、水果杯等香港地道小吃。「每檔都是一家大小一起『揾食』，有人『企檔』，有人『睇鬼』。」黃太記得，總體來說，80年代港英政府對小販的執法尚算「客氣」。
「這些職員不過是輪流交數，敷衍上頭，草草了事。」黃太說，小販之間也慢慢形成「輪流被抓」的默契，：「我們甚至會互相開玩笑，說『今次差不多到你被抓，上次我被抓了』，好搞笑。」
64歲的黃華興就是去抓人的其中一個執法人員，小學畢業後，黃華興做過學徒，地盤和工廠，1980年他報考政府，負責在荃灣區「抓小販」。他在小販管理隊裏做了31年，直到4年前以「一級工人」的職稱退休。
黃華興也記得，80年代對小販的執法比較「手鬆」。「一般有事做到就算，不會（和小販）鬥撼，」黃華興回憶說，最重要的是「節慶日子」不執法：「那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聖誕、春節這些節日不要阻人揾（賺）『新年財』，所謂『法不治眾』，還有，『雙十節』這些曾經發生暴動的敏感日子，不要拉人。」
在這樣的氛圍中，「小販」和「執法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共生默契，為香港低下層的小販提供一個「揾食」（謀生）的灰色空間。
黃太回憶，當年他一家一個月工作無間，每月賺數千港元，每個月被抓一次，罰款數百，算下來，收入還算可以養活一家。
2. 做夢
黃大為出身基層，本來是一名地盤工人，在深水埗租住板房時從房東太太偷師學會了咖哩魚蛋的秘訣，有一天小試牛刀，推了一車咖哩魚蛋出去賣，沒想到一兩個小時就做了300元生意，當時這是在地盤打工一整天的薪水。
「他當時發夢也在想，如果有熟食（小販）牌就好了！」
80年代末開始，黃家的三個子女一個個出生，黃太記得丈夫總是念叨：「如果還有熟食牌，不光是李嘉誠做富豪，很多人都能風生水起！我也不用愁窮，子女也好養得多！」
不過，熟食牌只是黃家的一個夢。進入90年代，他們不但沒有獲發熟食小販牌照，還要面臨更加嚴厲的執法，「抓（小販）得很密，見到就抓，見到就抓」。
執法最嚴的時候，執法人員穿着便衣坐的士抵達，一下車就脱掉便衣，衝上天橋來抓，黃先生等「企檔」的男人都顧不上小販車了，紛紛跳橋逃走。「跳下去有一層樓高，我們女人肯定跳不了，就找路逃跑。」
除了「的士突襲」，日常的執法也更加嚴厲。原本在執法人員換更的時候，熟食小販們還有一兩個小時的空間做生意，但後來連這個空檔也沒有了。「他們整天盯著我們，有時站在現場笑着說：『你今日不用浪費力氣啦，我們不會給你開檔啦』。」
對這執法力度的轉變，在政府內部負責「抓小販」的黃華興有更細緻的觀察，他總結，轉變主要源自兩次體制上的改變。1995年，管理小販的市政總署「一般事務隊」轉制為「小販事務隊」，人手相應增加，一般事務隊的管工也轉成小販管理主任，專職小販管理，執法力度開始明顯加大。
黃華興記得，在自己工作的荃灣區，轉制後上任的第一位小販管理主任就明確下令「肅清荃灣熟食小販」，這位主任打破先例，大年三十也帶同僚抓熟食小販，還常常讓大家每晚11點後「補水加班」，深夜抓小販。
3.「神經刀」
97回歸以後，香港政府以「清潔、衞生」為由，加大對街頭小販的執法力度。黃華興說，「魚蛋」等熟食小販首當其衝，被要求「重點打擊、優先打擊」。「因為肉類、魚類等食物是受管制食物，政府覺得容易『吃壞人』。」不過做了幾十年小販管理的職員，黃華興也坦白說，「不過我做了這麼多年，確實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吃小販魚蛋吃壞的。」
2000年開始，香港政府架構重組。時任特首董建華以推行市政服務改革為由，解散市政局和市政總署，小販管理隊歸於新成立的食物環境衞生署。重組後，一方面對人手作出大幅度的裁減，另一方面又向小販管理隊主任實施目標為本的評核制度，他們須每年撰寫年報總結工作，年報的評級直接影響仕途。
以前港英政府是『有把刀在，但不會亂揮』，現在的政府是『神經刀』，前線的人成班都是殺蟲水，要將小販趕盡殺絕。
「其實上面不會要求每個月一定要抓到多少小販，多少垃圾蟲（亂扔垃圾的人），但年報要求『要有具體事例支撐』，主任就會不斷口頭說：『我們一年抓到10個小販，15個垃圾蟲，（年報）就有Excellent』啦！」黃華興回憶說，在評核高於一切的要求下，前線執法人員的巡邏不斷加密，「大時大節不抓人」的不成文規定自然消失，「樣樣揸正（正式）來做」。
「以前市政局的議員是民選的，多少聽些民情，現在都沒有了，」黃華興這樣看待轉變背後的原因：「這麼說吧，以前港英政府是『有把刀在，但不會亂揮』，現在的政府是『神經刀』，前線的人成班都是殺蟲水，要將小販趕盡殺絕。」
嚴苛執法不斷引發慘案。1998年，76歲的玉器小販黃大福，在法庭被判充公其200隻玉器後，當場自焚身亡。2006年，在天水圍擺賣的草藥小販羅光清，因逃避食環署的追捕而跳河，只差幾米遊不到對面的河岸，消失在水中。
在「神經刀」的威懗下，小販被罰的成本逐漸抵不上收入。2006年，黃大為決定退出紅磡天橋，不再天天賣魚蛋。夫妻倆曾經做過一段時間兼職清潔工，但收入微薄，難以養家，不久後兩人又重出江湖，這次選擇的是在深水埗賣夜墟賣二手貨——執法人員對這類「乾貨」相對寬容，「而且走鬼比較容易，」黃老太說。
負責執法的黃華興始終不認同嚴厲執法，他相信「一個好的社會，一定是出路很多的，給市民自由空間去謀生，增進每個人的幸福」，但對於時代的轉變，在體制內的他無能為力。
2011年他年屆60歲退休，多少感到慶幸：「終於不用這麼麻煩了，那幾年巡邏太密，太辛苦了，荃灣區的熟食小販，都幾乎找不到了，非常稀罕了。」
4. 被沒收的火紅日子
約三年前，黃大為被確認患上老人痴呆症，有時飯也不記得吃，唯一記得的是妻子「黃太」及一生的最大任務：「去拿小販牌」。「飯放在他面前，他都不肯吃，我就哄他說：『快吃啦，吃完我們去拿小販牌啦』，他才會自己吃。」黃太說。
現在到深水埗擺夜墟，黃太沿用過往「過目不忘」的「睇鬼」本領，與執法人員打遊擊。在深水埗夜墟走鬼六七年，她只被抓過一次，那是一次突襲，她形容：執法人員「像鴨子一樣一群衝出來，大叫『不能動』」。
擺攤之餘，她也參與多個地區組織，由社工帶領，與一眾街頭小販一起去爭取權益。2011年，她曾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社工一起走進立法會，申訴街頭小販的困境，要求政府「檢討小販政策，支援基層就業」。黃老太說，多輪談判之後，食環署終於放寬執法，在深水埗晚上10點過後，通常默許他們擺攤。
在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的社工協助下，她和一眾小販多次又和食環署見面，最終在2014年達成共識：執法人員不能突襲執法，要先警告，再執法。
而最近一年，她最想爭取的，是和小販們一起租用康樂及文化署管理的球場做熟食墟市，「哪怕只有一晚都好」，但至今未獲政府批准。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深夜，旺角街頭爆發這場因「聲援魚蛋小販」而起的大規模騷亂時，賣了30年魚蛋的黃老太一如既往在深水埗街頭擺攤賣二手貨，對不遠處的事渾然不知。直到第二天，她才從社工口中得知這場激烈衝突，但她感覺事情離自己很遠。
「我一直覺得暴力是不好的，我們小販都沒有這麼暴力，其實發生這樣的事，我們也算是間接的受害者吧？」黃老太說，她會「爭取合理的謀生空間」，但「不理政治的事」。
她說，在香港，做小販終究是一份卑微工作，她甚至從來不讓孩子來攤檔。「這些日曬雨淋，天天擔驚受怕的日子他們不要過了，好好讀書就行。」30多年來，她和丈夫一雙手，推着小販車，養大了三個孩子，三個分別考上了香港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
到時候我真的拿到小販牌，就燒給你吧！
黃大為在2015年年底去世，最後的日子裏，黃老太安慰老伴說：「到時候我真的拿到小販牌，就燒給你吧！」黃老太心知，黃家永遠不可能拿到正式小販牌了。去年開始，有兩個孩子畢業工作了，每月定期給她家用，擺攤也不再是為了生計，只為了證明不退化的自己。黃老太說，總感覺到了街頭擺攤，才能「找到自己」。
訪問的這晚，春雨稀稀落落，深水埗的小販生意冷清。黃老太的跟前堆滿了收集來的二手衣服、唱片、鐘錶，她從晚上7時坐到9時，一宗生意也沒有，百無聊賴。
在深水埗夜墟的微弱燈光中，黃老太最懷念的，仍是夫婦以前一起賣魚蛋的火紅日子。他們最後一次賣魚蛋是在2011年平安夜，在尖沙嘴鐘樓旁，剛做了半小時生意，賺了300元，就被執法人員當場逮住，連車帶魚蛋一起，全部沒收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鳳婷、黃大為是化名；實習記者許創彥、林穎嫻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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