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十年》近期在香港電影界掀起一股小熱潮，上映七個星期累積票房超過500萬，甫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最佳電影」，又入選2016年大阪亞洲電影節放映名單。現在《十年》光芒四射，正在享受支持者的歡呼聲，然而在鎂光燈背後，《十年》給香港人一個怎樣的啓示？筆者認爲《十年》能夠吸引香港觀眾以及海外電影評審的目光，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現今一些核心問題。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危機
「十多年前，他們來到要學廣東話的！」電影章節《方言》裏面的角色如是說。故事想像十年後的香港，廣東話被邊緣化，普通話取而代之成爲本地主流。彼時，在大國崛起的陰影底下，「香港人」這個身份概念，已經成爲逐漸消失的「方言」。
如果香港人身份是方言，《十年》電影橋段，就是導演面對國家語言一體化的態度。
《十年》是幾位青年導演的作品，劇本反映了香港年輕一代，處理身份認同的危機。製作人把社會議題帶入藝術的勇氣與努力值得肯定，在香港這可說是一部難得之作。電影的主軸是「捍衛本土，抵抗大陸化」，在抵抗過程中尋找自己的空間，以建立新一代的身份認同。
香港年輕人對大陸化的抗拒，自差不多十年前的反高鐵運動開始，到雨傘運動明顯提倡本土價值觀而達到新高峰。新一代中不少人傾向超越物質需求，看重個人表達，強調可持續發展和彰顯公義。他們看到電影裏的人物，在保育和反對專制皆有角色，因而在理念上認同《十年》。
「香港人」一向以來是一種很「踏界」的存在，和大陸的關係頗為複雜；近年本土意識冒起，香港人身份的意義更搖擺不定。這種對身份認同的釐清，以及對未來香港前途的憂慮，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共鳴，令他們願意買票進場。
電影手法的不足
《十年》在認同問題上搔到香港觀衆癢處，引起不少討論。很多文章都盛讚《十年》，卻忽視其在電影手法上的若干不成熟處：
例如《浮瓜》中，小混混Peter仔有段長達一分鐘的獨白，説明自己如何淪落到黑社會當殺手，其正違反了劇本寫作的金科玉律「呈現而非講述」（Show don’t tell）。成熟的電影會用鏡頭交代角色身份。假如影片開場的鏡頭跟著Peter仔，穿梭龍蛇混雜的街道，觀衆透過他路過的人和事，短短幾十秒便能靠視覺瞭解他的身份，包括他所屬的社會階層、經濟環境等等。獨白通常適用於話劇，因爲話劇的語言是對白；電影的語言是鏡頭，視覺呈現手法會令效果更佳。
《冬蟬》運用藝術形式呈現，手法曲高和寡，困惑不少觀衆。故事想表達某種深邃想法，但如果觀衆看不懂，意境如何高也會令溝通效果大打折扣。要表達深層次思想，應做到深入淺出，以照顧觀衆口味。《方言》對操普通話人士的呈現有大量歧視成分，令人擔憂。雖然角色人物是創作者表達思想的載體，我們仍應盡量避免把他人的語言和品行，作必然的掛鈎。不是每個說普通話的人都是面目可憎、不文明的壞蛋。這個章節以偏概全的呈現，減弱了電影説服力。
《自焚者》對政治問題的探討，過於簡化和偏激。故事借自焚這種抗爭手段，挑戰觀衆對社運的接受程度；其提出激進思維，卻缺乏深入探討自焚者的心路歷程。情節過火而缺乏說服力。《本地蛋》在五段故事之中較爲出色，不過某些假設未免偏離現實，減弱故事想表達的迫切感。少年軍的設定，假設香港下一代對大陸化毫無抵抗之力，就算是身爲人父的廖啓智亦束手無策。早前的「反國教科」事件就是有力的反證，香港人反大陸化情緒歷來最高，就算是十年以後，亦不見得會烟消雲散。
單向度的政治宣言
綜合電影的五個章節，《十年》最明顯的不足，在於過分着重探索政治問題的特定方面，使觀衆未能從多角度談論問題。《十年》自我標榜爲一部政治電影，目的在於引起社會討論；而引起理性討論的前提，是能公正持平地提出各方觀點。政治是複雜的議題，通常很少一方的觀點是絕對正確或徹底錯誤。真正的對話，不是只與自己有相同信念的人交談。討論是透過理性溝通，瞭解對方立場的價值，以及反思自己的立場，最後提出改善問題的方法。
《十年》其實可看做「網絡討論模式」的延伸。雨傘運動的消息多藉社交網絡、網絡媒體及討論區等平台發放，無論在運動期間或往後時間，網絡上都充斥大大小小的政治討論。雨傘運動期間發生了一系列的「Unfriend潮」，抱有不同政見的人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紛紛與對方陣營割席絕交，拒絕對話。結果是個人社交網絡，只剩下同一陣營的人；網絡討論變成自己人之間的談話，觀點變得單一化之餘，人們只會聽到自己的回音。
《十年》的表達手法與網絡討論模式類同，兩者都是純粹表達單方觀點，缺乏予雙方對話的餘地。因此，《十年》能否引起較深入的社會討論頗成疑問，把《十年》看成一篇政治宣言可能更爲恰當。政治宣言般的表達手法，效果就是「要麼贊成我們，要麼反對我們」的立場表態，人們在政治議題上被迫「歸邊」。也許很少文章批評《十年》，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敢「逆勢而行」?
香港的信任崩潰
當人們歌頌《十年》之時，異見聲音卻噤若寒蟬的現象甚少被關注，以至人們在政治討論出現「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其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的互信崩潰。
香港社會有很多問題，都可以用「失信」作切入點：市民不信政府、政府不信市民。市民覺得政府不是以香港社會的利益爲目標運作，政府覺得市民不合作，不能從大局看事情。結果就是社會内鬥，停滯空轉。市民與政府之間的互不信任已經很嚴重，但更大的問題是市民不信市民。例如在雨傘運動中，市民不信任大台，學生不信任學生領袖，同一陣線的團體A不信任團體B，「XXX不代表我」的口號四起。無論誰對誰錯，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社會已經失去互信。
《十年》獲得的金像獎提名，以及其在香港社會各界牽動的反應，可以看出幾個「不信任」：
第一，藝術界不信任政府，以此作爲一種宣言。筆者估計《十年》不會拿下最佳電影，因爲它在電影手法上未達標，獲得提名已是超出藝術判斷。
第二，藝術界和觀衆之間的不信任。票房不會撒謊，《十年》因其象徵的政治意念和很多香港觀衆的看法一致，所以被大衆所擁抱。若金像獎因藝術判斷而不提名《十年》，可能令一些香港市民不滿。不管金像獎當局是否同意電影的立場，它會否不想站在這股力量的對立面，而決定提名《十年》？
第三，最可悲的是觀衆間的不信任。例如在香港網絡討論平台上，對《十年》作出批評者都有機會被標籤爲「左膠」，是敵人、他者；批評這部電影就是攻擊香港本土文化，是「潑冷水」、「唔撐佢」。現在就算是站在同一立場的人，都容易受這種共同的不信任影響，言行變得特別小心，於是產生這種不敢批評的文化。結果，《十年》頓時變成一個寵兒，觀衆就像怪獸家長一般寵它，過分放大它的優點，少談它的缺點。
從批評到重建信任
我們須要弄清楚兩件事。其一，一部電影的好壞和電影表達的意念，是不同方面。雖然《十年》正視香港人身份認同危機，但其表達手法，未必有助香港社會渡過目前的困局。
其二，批評不代表「唔撐佢」（不支持它）。批評有很多種，好的批評有建設性，能令對方重新思考自己的做法。有建設性的批評要建基於信任之上：觀衆要相信自己的批評，能對電影人產生正面作用，也要信任電影人會認真思考觀衆建議；電影人要相信觀衆是出於善意，而且觀衆提出的觀點有可取之處。觀衆與電影人之間，需要有良好的溝通，文化水平才得以推動向前。批評其實是一種支持，香港現在正需要更多善意批評。
一般人討厭受批評，不願意認錯，大家都明白這種心態。但永遠自我感覺良好就不會進步，最後只會犯同一錯誤，無限循環，結果不信自己又不信他人。要解決當前亂局，香港人必須建立互信，良好的溝通文化就是第一步。香港人必須相信自己和其他香港人，信自己可以很君子地提出善意批評，也信他人可以很君子地聆聽這些批評，得以改進。
建構良好的溝通文化是一項艱巨工程，現在香港人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彰顯自身的君子質素，除了具備包容異見的氣量，還有自我反思的能力。
香港人，shall we talk？
（蘇海天，香港海外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