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年》近期在香港电影界掀起一股小热潮，上映七个星期累积票房超过500万，甫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最佳电影”，又入选2016年大阪亚洲电影节放映名单。现在《十年》光芒四射，正在享受支持者的欢呼声，然而在镁光灯背后，《十年》给香港人一个怎样的启示？笔者认为《十年》能够吸引香港观众以及海外电影评审的目光，正反映了香港社会现今一些核心问题。
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危机
“十多年前，他们来到要学广东话的！”电影章节《方言》里面的角色如是说。故事想像十年后的香港，广东话被边缘化，普通话取而代之成为本地主流。彼时，在大国崛起的阴影底下，“香港人”这个身份概念，已经成为逐渐消失的“方言”。
如果香港人身份是方言，《十年》电影桥段，就是导演面对国家语言一体化的态度。
《十年》是几位青年导演的作品，剧本反映了香港年轻一代，处理身份认同的危机。制作人把社会议题带入艺术的勇气与努力值得肯定，在香港这可说是一部难得之作。电影的主轴是“捍卫本土，抵抗大陆化”，在抵抗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空间，以建立新一代的身份认同。
香港年轻人对大陆化的抗拒，自差不多十年前的反高铁运动开始，到雨伞运动明显提倡本土价值观而达到新高峰。新一代中不少人倾向超越物质需求，看重个人表达，强调可持续发展和彰显公义。他们看到电影里的人物，在保育和反对专制皆有角色，因而在理念上认同《十年》。
“香港人”一向以来是一种很“踏界”的存在，和大陆的关系颇为复杂；近年本土意识冒起，香港人身份的意义更摇摆不定。这种对身份认同的厘清，以及对未来香港前途的忧虑，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共鸣，令他们愿意买票进场。
电影手法的不足
《十年》在认同问题上搔到香港观众痒处，引起不少讨论。很多文章都盛赞《十年》，却忽视其在电影手法上的若干不成熟处：
例如《浮瓜》中，小混混Peter仔有段长达一分钟的独白，说明自己如何沦落到黑社会当杀手，其正违反了剧本写作的金科玉律“呈现而非讲述”（Show don’t tell）。成熟的电影会用镜头交代角色身份。假如影片开场的镜头跟著Peter仔，穿梭龙蛇混杂的街道，观众透过他路过的人和事，短短几十秒便能靠视觉了解他的身份，包括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经济环境等等。独白通常适用于话剧，因为话剧的语言是对白；电影的语言是镜头，视觉呈现手法会令效果更佳。
《冬蝉》运用艺术形式呈现，手法曲高和寡，困惑不少观众。故事想表达某种深邃想法，但如果观众看不懂，意境如何高也会令沟通效果大打折扣。要表达深层次思想，应做到深入浅出，以照顾观众口味。《方言》对操普通话人士的呈现有大量歧视成分，令人担忧。虽然角色人物是创作者表达思想的载体，我们仍应尽量避免把他人的语言和品行，作必然的挂钩。不是每个说普通话的人都是面目可憎、不文明的坏蛋。这个章节以偏概全的呈现，减弱了电影说服力。
《自焚者》对政治问题的探讨，过于简化和偏激。故事借自焚这种抗争手段，挑战观众对社运的接受程度；其提出激进思维，却缺乏深入探讨自焚者的心路历程。情节过火而缺乏说服力。《本地蛋》在五段故事之中较为出色，不过某些假设未免偏离现实，减弱故事想表达的迫切感。少年军的设定，假设香港下一代对大陆化毫无抵抗之力，就算是身为人父的廖启智亦束手无策。早前的“反国教科”事件就是有力的反证，香港人反大陆化情绪历来最高，就算是十年以后，亦不见得会烟消云散。
单向度的政治宣言
综合电影的五个章节，《十年》最明显的不足，在于过分着重探索政治问题的特定方面，使观众未能从多角度谈论问题。《十年》自我标榜为一部政治电影，目的在于引起社会讨论；而引起理性讨论的前提，是能公正持平地提出各方观点。政治是复杂的议题，通常很少一方的观点是绝对正确或彻底错误。真正的对话，不是只与自己有相同信念的人交谈。讨论是透过理性沟通，了解对方立场的价值，以及反思自己的立场，最后提出改善问题的方法。
《十年》其实可看做“网络讨论模式”的延伸。雨伞运动的消息多藉社交网络、网络媒体及讨论区等平台发放，无论在运动期间或往后时间，网络上都充斥大大小小的政治讨论。雨伞运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Unfriend潮”，抱有不同政见的人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纷纷与对方阵营割席绝交，拒绝对话。结果是个人社交网络，只剩下同一阵营的人；网络讨论变成自己人之间的谈话，观点变得单一化之余，人们只会听到自己的回音。
《十年》的表达手法与网络讨论模式类同，两者都是纯粹表达单方观点，缺乏予双方对话的余地。因此，《十年》能否引起较深入的社会讨论颇成疑问，把《十年》看成一篇政治宣言可能更为恰当。政治宣言般的表达手法，效果就是“要么赞成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立场表态，人们在政治议题上被迫“归边”。也许很少文章批评《十年》，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敢“逆势而行”?
香港的信任崩溃
当人们歌颂《十年》之时，异见声音却噤若寒蝉的现象甚少被关注，以至人们在政治讨论出现“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其正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互信崩溃。
香港社会有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失信”作切入点：市民不信政府、政府不信市民。市民觉得政府不是以香港社会的利益为目标运作，政府觉得市民不合作，不能从大局看事情。结果就是社会内斗，停滞空转。市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已经很严重，但更大的问题是市民不信市民。例如在雨伞运动中，市民不信任大台，学生不信任学生领袖，同一阵线的团体A不信任团体B，“XXX不代表我”的口号四起。无论谁对谁错，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社会已经失去互信。
《十年》获得的金像奖提名，以及其在香港社会各界牵动的反应，可以看出几个“不信任”：
第一，艺术界不信任政府，以此作为一种宣言。笔者估计《十年》不会拿下最佳电影，因为它在电影手法上未达标，获得提名已是超出艺术判断。
第二，艺术界和观众之间的不信任。票房不会撒谎，《十年》因其象征的政治意念和很多香港观众的看法一致，所以被大众所拥抱。若金像奖因艺术判断而不提名《十年》，可能令一些香港市民不满。不管金像奖当局是否同意电影的立场，它会否不想站在这股力量的对立面，而决定提名《十年》？
第三，最可悲的是观众间的不信任。例如在香港网络讨论平台上，对《十年》作出批评者都有机会被标签为“左胶”，是敌人、他者；批评这部电影就是攻击香港本土文化，是“泼冷水”、“唔撑佢”。现在就算是站在同一立场的人，都容易受这种共同的不信任影响，言行变得特别小心，于是产生这种不敢批评的文化。结果，《十年》顿时变成一个宠儿，观众就像怪兽家长一般宠它，过分放大它的优点，少谈它的缺点。
从批评到重建信任
我们须要弄清楚两件事。其一，一部电影的好坏和电影表达的意念，是不同方面。虽然《十年》正视香港人身份认同危机，但其表达手法，未必有助香港社会渡过目前的困局。
其二，批评不代表“唔撑佢”（不支持它）。批评有很多种，好的批评有建设性，能令对方重新思考自己的做法。有建设性的批评要建基于信任之上：观众要相信自己的批评，能对电影人产生正面作用，也要信任电影人会认真思考观众建议；电影人要相信观众是出于善意，而且观众提出的观点有可取之处。观众与电影人之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文化水平才得以推动向前。批评其实是一种支持，香港现在正需要更多善意批评。
一般人讨厌受批评，不愿意认错，大家都明白这种心态。但永远自我感觉良好就不会进步，最后只会犯同一错误，无限循环，结果不信自己又不信他人。要解决当前乱局，香港人必须建立互信，良好的沟通文化就是第一步。香港人必须相信自己和其他香港人，信自己可以很君子地提出善意批评，也信他人可以很君子地聆听这些批评，得以改进。
建构良好的沟通文化是一项艰巨工程，现在香港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彰显自身的君子质素，除了具备包容异见的气量，还有自我反思的能力。
香港人，shall we talk？
（苏海天，香港海外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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