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約過最晚的一次訪問。深夜11點，翁子光抱着抱枕，蜷縮在工作室的沙發中。最忙的時間恰好過了：他執導的新電影《踏血尋梅》剛在香港過了檔期；這個禮拜，該片剛剛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早在去年，該片在金馬獎獲得多項提名，並斬獲最佳男配角，從那時開始，忽如其來地，公眾的注意力都到了他身上。
《踏血尋梅》是一部有吸引爭議體質的電影。它改編自一個真實案件，一名來港新移民少女王佳梅，在從事援交活動期間，被嫖客殺害分屍。在兇手丁子聰自首之後，郭富城飾演的老警察臧 sir 並不滿足，開始嘗試一步步抽絲剝繭地還原真相。這樣的大綱使人很容易誤會這是一部懸疑片，但其實故事更是一部文藝片，郭富城從頭到尾探究的都不是案情，而是人性。
他慵懶地告訴我，他很難想像我能夠找出什麼新角度，因為所有問題已經被過無數遍了……
自公映以來，每天晚上，翁子光都要到影院謝票，還要出席講座，接受採訪。我們先聊了聊他最近馬不停蹄的行程，他慵懶地告訴我，他很難想像我能夠找出什麼新角度，因為所有問題已經被過無數遍了：為什麼要拍這個故事，這些角色想表達什麼，甚至為什麼總拍援交題材。「他們總讓我講《踏血尋梅》又有多厲害，我拍攝心路歷程又如何，我當然告訴你《踏血尋梅》好得不得了啦！我正在宣傳這部戲嘛。」
我在準備的資料上翻翻找找，最終挑了「本土」兩個字。他百無聊賴地告訴我，這個問題也被記者問過幾次了。
「比如說？」我問。
「比如說，拍這部電影時有沒有考慮大陸市場啊，現在有沒有在大陸上映的準備啊……」
「噢。」我掂量一下，大概知道他之前接受過「無數次訪問」大部份問題都屬於哪類層次了。我對他說，我想問的不是這些，我想知道他認為什麼是本土電影，《踏血尋梅》是不是本土電影。一臉疲態的翁子光彷彿被按下一個開關，瞬間神采飛揚。「這個問題值得一談。」他說。
販賣香港元素就是「偽本土」嗎？
本土電影這個概念，在近幾年被香港電影界多次強調，它背景是文化中本土意識的崛起，以及兩岸三地電影市場的實力格局變化。幾乎每一部在戲中強調本土意識、甚至自稱強調本土意識的電影，無論實際水準如何，都會得到本地觀眾更多支持。在這樣轟轟烈烈的電影本土標籤大潮中，翁子光給「本土」下了更嚴格的定義。
在談論本土意識電影之前，他先提出了「偽本土意識」的概念。「多數時候，人們會將『香港元素』視為本土：比如說拍黑社會題材啊，拍蘭桂坊，拍《喜愛夜蒲》一類軟色情電影啊。」這種把「香港元素」放大擺出來的電影，在他看來有個共同點：想擊中消費賣點的意識。
即使是以「玩」大陸市場來說，也有高低之分。
但是，販賣香港元素，不一定是「偽本土」。合拍片《賭城風雲》，他老實不客氣地舉例說，就是一部偽本土電影。翁子光認為，這一類電影以販賣以前香港元素（賭博片）的姿態出現，但是事實上是通過削弱港產片精髓價值，順利進入比香港大了20多倍的大陸市場「利滾利」。「它沒有把這個元素變為新形態，我沒看到它進步的決心。」相應地，他舉了兩個「求變」的合拍片例子：周星馳的《西遊降魔篇》，周選擇用過的西遊題材，但嘗試顛覆這個故事；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將香港60年代風靡漫畫《財叔》安放到紅色元素電影中。「即使是以『玩』大陸市場來說，也有高低之分。」
而真正的本土電影，對翁子光來說，遠比販賣本土元素複雜。「本土精神就是本位意識。」本土電影必須是在回應香港的整體社會氣氛，包括政治、文化潮流、社會議題等等，更要在這個氣氛中，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香港人？
他們對於電影水準本身的欣賞，給予了香港文化一種充滿尊嚴的敬意。這是真正的本土力量。
他說，《哪一天我們會飛》，講的是會遺忘夢想的香港人；《五個小孩的校長》，講的是相信奇蹟、善良的香港人；《衝鋒車》，講的是歪打正着、有犯罪快感的香港人。這些問題都屬於香港人身份掙扎的一部份。「作為本土電影，你要搞定『香港人是怎麼一回事』，這才叫本土意識，而不是以香港元素作招徠。你說香港人是不是鹹濕、嗜賭？香港人不會在這種疑問中掙扎的。」
在翁子光看來，本土文化這一概念，是相對外來文化而言的；而對香港而言，「本土」一詞，最大的對應主體必然是大陸。因此他通過大陸市場對電影的反應，把市面上統稱的本土電影分成了幾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竊聽風雲》、《桃姐》這類本土電影在大陸的成功例子，翁子光認為，這些討論土豪鄉紳和本地老人問題的電影極其本土，但它們將對整個城市很批判性的觀察，融入了商業類型片的嫺熟技術之中，大陸觀眾對這些議題未必共鳴，但他們對於電影水準本身的欣賞，給予了香港文化一種充滿尊嚴的敬意。「這是真正的本土力量。」
在網絡、在盜版市場，大陸觀眾必須通過不合法行為偷偷看到，它暗度陳倉着內地觀眾對於香港獨特性的認同。
第二種類型，是可以在內地上映卻不賣座的電影，如《五個小孩的校長》、《狂舞派》。這些電影不是以大陸市場本位思考製作，因此尋求不到對方共鳴，而又無法如前者一般從中看到香港精神的獨特性，因此在大市場環境中顯得較為次等。翁子光認為，這些電影在大陸不成功的原因是不夠銳利，刻意或不刻意具備某種軟妥協。「無論如何」，翁子光補充，「對於本地觀眾而已，香港本位製作已經加了感情分，足夠令觀眾產生支持的情懷。」
第三種，則是從規則上就面對審查危機的電影，例如《雛妓》、《紅van》。這些電影的本土性在於，「其實大陸觀眾依然知道這些電影的存在，在網絡、在盜版市場，大陸觀眾必須通過不合法行為偷偷看到，它暗度陳倉着內地觀眾對於香港獨特性的認同。」更有甚者如《肉蒲團》、《一路向西》，同樣是將香港元素符號化包裝，卻意外地造成了大陸觀眾組團來港觀影的文化現象，意外地傳遞了某種抗爭意識。
為什麼《踏血尋梅》「絕對是一部本土電影」？
儘管沒有黑社會砍砍殺殺，沒有財運賭徒，儘管故事主角是一個還在學廣東話的新移民女孩，翁子光認為《踏血尋梅》「絕對是一部本土電影」。
92年出生的湖南人王嘉梅，2005年隨改嫁的母親移民來港，住在大埔。嘉梅的姐姐說，嘉梅個性固執，與同學關係較差，遭師長針對，但有不少校外朋友。2008年4月27日，王嘉梅在援交期間被24歲的客人丁啟泰掐死，隨後丁啟泰以近似「凌遲」的方式將她削肉起骨，人肉及內臟被削成小塊扔入馬桶，人頭則被拋入大海，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兇手把她的四肢骨頭混入附近街市肉檔，相信已被當作肉骨分售給顧客及各區餐館。這宗轟動全城的案件，在7年之後，被改編成電影《踏血尋梅》。
那個肥仔看起來與世無爭，就如同你我一樣，為什麼他會自稱憑嘉梅一句「我很想死」就自然而然地去殺人？
電影中，在香港遭遇了家庭、愛情和人生的種種不順之後，萬念俱灰的「王佳梅」對萍水相逢的「丁子聰」說「我想死」，這成了丁子聰將她殺死分屍的充足理由，而遭遇中年危機的臧 sir 始終無法進入他們的敘事世界，這樣的殺人動機對他來說根本無法理解。
時至今日，翁子光和他的團隊仍不時會到嘉梅的墳前祭拜。他記得第一次在報紙上讀到這個故事的震撼，但震撼他的並不是報紙頭版那些聳人聽聞的情節。他在報紙上看着丁啟泰的照片，那個肥仔看起來與世無爭，就如同你我一樣，為什麼他會自稱憑嘉梅一句「我很想死」就自然而然地去殺人？這個困擾着臧 sir 的問題，其實是翁子光的問題。
香港人現在越來越難脫離自己的階層，大家都在失落中製造怨氣。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沒有夢的城市。
在翁子光看來，他所寫的援交新移民、不得志的老警察、反社會的殺手，都在訴說整個社會氣氛。他們都無法脫離自己所屬的階層。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是這樣的。那個時候，各自表述自己的夢想，互相尊重對方的夢想，這種精神是很屬於香港人的。所以你看到那時有很多喜劇片，是講人在博彩中用好運獲取利益的，我稱之為『橫財電影』。但在現在的社會，我們已經不說這些了，因為香港人現在越來越難脫離自己的階層，大家都在失落中製造怨氣。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沒有夢的城市。」
這個沉重的故事，被香港的一些評論形容為「厭世」。對於翁子光而言，他並不認同這個評價，他只是想提問而已。他喝了一口白葡萄酒，語氣激動：「對於一個相信努力就會成功的人來說，努力後獲得成功的人就會成為他的榜樣；但現在的香港已經不是這樣了。在這裏他們沒有任何榜樣。」他說。對於這幾個角色而言，他們在這個失落的社會中感受不到平等和愛，新移民到來後，以疏離的眼光和香港對視。
這部電影被指「厭世」的另一個「證據」，只要翻查舊報導便能看到，是翁子光早幾年曾經深陷抑鬱症中。「你知道有多少記者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挖這些故事嗎？」把導演「厭世」的個人經歷和電影「厭世」的情結建立因果聯繫，這種簡單粗暴的寫法非常方便也抓人眼球，但又有什麼意思？「追求夢想失敗，追求愛情失敗，一萬個都是這樣的啦！」他說。俗不俗套！
翁子光很任性，那麼多人千方百計想問的時候他不講，遇到一個不想刻意挖掘這些人，他反倒不介意講了。而我也很任性，我不樂意把那些詳細的私密故事擺上檯面，我更關心人與情緒共存時的狀態。
事實上，翁子光得抑鬱症，是在《踏血尋梅》劇本初稿完成之後的事情了。2011年，他先遇到了電影進程被耽擱，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受挫，令他陷入艱難的狀態。他很清楚自己已經離開了那個狀態：「如果病是某一條線，我現在絕對不在那條線中了。」但那時的感受依然歷歷在目。「完全沒有鬥志，沒心情做事，你寧願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浪費時間，打遊戲，在街上走不想回家，找些事情消耗體力，不找個落腳點，不斷喝酒希望自己進入另一個狀態……」有些人會覺得，情緒低落能夠刺激出最好的創作，但對他來說，這種辦法並不奏效，「你都沒心情，根本不想做事，還想讓悲傷轉移為創造力，怎麼轉移？」
我很怕這種高人一等的姿態。
「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抑鬱症期間的感覺更加真實。我現在會問自己，是不是此刻只是迴避了某些事情，是不是被別的東西轉移注意力，而那一刻的感受才是我最真實的感受？」
目前的翁子光，大概算處在某種復健階段。漸漸康復後，有相熟的佛學大師，認為他應該分享自己如何抑鬱症走出來的故事，令大家有所借鑑。「但我整件事情會『很肉麻』，」他笑說，「說什麼『大家只要有意志力，就能像我這樣走出來，奸爸爹！我很怕這種高人一等的姿態。我身在其中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我能走出來啦！如果我知道，我哪用抑鬱呢？」不過他依然說，時間是很重要的沖淡力量。
現在的他，只是想對香港提問而已。「所謂的『厭世』，其實是我希望帶來的警醒，我只是想問，為什麼我們要製造一個這樣的香港？」
戲裏戲外：溝通艱難的孤獨陰影
在翁子光的視角中，這個社會被分割成兩個世界：主流人群所屬的「正能量」世界，劇中角色所屬的邊緣世界，他試圖把後者的世界徹底呈現在前者眼中。然而架起溝通之橋的困難有時依然讓他挫敗。「我昨天在認真地反思，」他說，「在戲院謝票現場，氣氛喜氣洋洋，有位四五十歲，媽媽級的觀眾站起來問我，這部戲會不會太多粗口？」
翁子光自認在戲中有意越過了所有道德的自覺性，一是為反映真實，二是為給觀眾製造挑戰。「如果有人覺得，戲中這些小女孩太多粗口有問題，看完後對我道德批判， 其實就是在對街上見到那些講粗口的小女生下道德批判。你在社會中很容易看到她們，但你從不面對，而當我選擇呈現這個角色給你時，就是希望你能跨越你們直接的隔閡，給她更多的關愛。但當我把她的故事給你之後，為什麼你卻仍然選擇對她道德批判？他們為什麼會被排擠在整個社會的『正面』氣氛以外？馬會慈善活動，董事的兒子出來炒個菜，做個蛋糕啊，那些就是所謂正面嗎？他們無法進入那個氛圍中，是她們不想進去，還是你不讓他們進去呢？」
這種失效的溝通，是讓人感到洩氣的。「當我在講角色主體時，其實是在講你和主體的關係，而你最後的着眼點仍然在主體，你無法進入我和你討論的範圍，大家 out of context。」所以，他說，這是一部危險的電影，觀眾很難「走進去」。
在這些鋪天蓋地的溝通失效之中，翁子光會嘗試多尋找那些振奮人心的事情。他告訴我，嘉梅以前就讀學校的一名社工，看完電影之後通過臉書聯絡他。這名社工告訴他，那個學校中，有很多像嘉梅這樣的孩子，大家都覺得他們很壞、很反叛，但他覺得這些孩子其實是缺乏愛，作為社工應該更加關心這幫人。這部電影令他感動，他會介紹那些孩子去看。「這些難道不是很正面嗎？」翁子光問我。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是《踏血尋梅》可能救過一條人命。在年初的國際電影節上，這部電影提前上映，郭富城作為嘉賓出席。一位有輕生念頭的郭富城影迷，從內地來到香港觀影，準備在看完郭富城最後一面後便去自尋短見。戲劇的是，這部被看似陰暗的電影卻給了影迷某種救贖。她在自己的微博寫下題為「原來，佳梅代我死了」的文章，講述了自己的心境變化，@了導演和主創人員。這令整個劇組都非常震驚，為避免外界關注給她帶來不必要的傷害，這篇文章僅在內部私下流傳。「這些難道不是很正面嗎？」翁子光再一次問我。
「我多為這些感到自豪啊！怎麼會因為你說我什麼粗口太多、『厭世』就猶豫呢？」他又耿耿於懷地提到了「厭世」的點評：「我又不是拍給你們這些人看的。」
他們為什麼會被排擠在整個社會的「正面」氣氛以外？
話雖如此，戲院問答中滄海一粟的溝通失效，依然纏繞着翁子光筆下的角色，甚至翁子光本人。《踏血尋梅》，包括他早年另一部作品《明媚時光》，母題都是「孤獨」。梅和丁子聰都是孤獨的，他們與世界溝通從來都是失效；臧 sir 是孤獨的，他的孤獨在電影角色類型中典型，然而他也面臨着無法進入另外二人語境的孤獨：「臧 sir 和丁子聰在獄中對話時，為什麼那麼絕望？就是因為他們倆的思維完全不同。」這種溝通失效帶來的孤獨，也充斥在他本人各種生活的細節中：「記者問你對這部戲的想法，你對記者講這些，有時根本無用，都是雞同鴨講，人家帶着結論來，想要的都不是這個，拒絕接收我的東西，大家 out of context.」
在溝通艱難的孤獨陰影下，如果回到開篇的問題，帶着本土性的《踏血尋梅》能否實現與內地觀眾的對話？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最後碰了一下杯，把杯底的葡萄酒一飲而盡。先別說《踏血尋梅》能否與內地觀眾對話，它能否被內地觀眾看見才是一個前提疑問。現在已經有公司將戲買下，並正在嘗試操作內地上映事宜，但翁子光個人看起來並不對此抱什麼希望。買下那部戲的人，大概更多是出於「情懷」：非常非常喜歡這部戲，以至於即使無法上映，也要把它買下來。
而這，至少也算是這部孤獨的本土電影與這個龐然大物嘗試溝通的一絲火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