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宇：拜神以外

城市發生了太多事，心知肚明，百感交集，任食任做，走馬觀花。「城市放題」是個全盒，是個百子櫃，包羅了城市生活與文化的種種。本欄邀請不同的城市觀察者，對城市生活與文化指指點點，或情深敘事，或精闢分析。這期談廟宇，除了拜神，它還承擔哪些功能，及這些功能的變遷。──放題者語

我對廟宇的興趣始於網野善彦（歷史學家，專攻日本中世史、日本海民史）《無緣‧公界‧樂：日本中世の自由と平和》和阿部謹也（日本一橋大學社會系教授，被譽為日本西洋歷史學者第一人，編者按）《在中世紀星空下》對「無緣所」的研究。在日本江戶時代，有些寺廟是「緣切寺」，只要進入了就可以切斷和世俗的所有緣分，免除於不同的人際關係及制約，例如是世俗的借貸關係、租稅關係等。想要離婚的女性可以逃亡到寺院如鎌倉的東慶寺，寺院會保護女性不受追捕者的傷害，居留一段時間後，便可獲認可離婚。

阿部謹也寫道，緣切寺有很多與歐洲史相似的地方。在中世紀，家、墳場、教會等場所被稱為和平領域 （Asyl），逃到這些地方的人，原則上連司法人員也不能接近。犯了盜竊、放火、殺人等大罪的人，逃至和平領域內就可以免於被人追殺，特別是錯手殺人的人，受害者的親人有義務報復，加害者逃到和平領域的話，便可避過報仇者。無緣所或和平領域的運作並不是基於武力或有權勢作後盾，逃至那些場所的人之所以受到保護，主要是以民眾對神聖場所的畏懼為基礎。有趣的是，在歐洲，水磨坊、金融交換店、旅館、渡船、都市和道路等都可以是和平領域。縱使這些地方是「透過物作管理和隸屬關係的媒介」的「有緣」場所，仍被認同為和平領域。縱使這些地方不全是「無緣所」，而是透過「物」作為關係的媒介的「有緣」場所，仍被認同為和平領域。阿部謹也相信這是掌權者在理解和轉換和平領域的觀念時，逐漸生出公共秩序的概念。

無緣所或和平領域的運作並不是基於武力或有權勢作後盾，逃至那些場所的人之所以受到保護，主要是以民眾對神聖場所的畏懼為基礎。

回到寺廟，寺廟的「緣切」原理漸不復再。例如，希望離婚的女性在逃到寺廟前要先提出「離緣狀」，東慶寺的角色也漸漸變成斡旋機關而不是無緣所。到了明治維新，政府更是全盤否定了寺廟的「緣切」功能。當然，「緣切」的式微不單是因為國家權力的介入，其中的細節有需要繼續鑽研。但整體而言，無緣所的公共秩序的式微的另一面，就是國家佔取裁判權、警察權、管理公共事務等社會功能，改變民眾之間的紐帶及法律習慣等獨占公權力的過程。順帶一提，和平領域的制度後來則是得到皇帝及國家權力的承認，慢慢變成「賦予」的形態。

這樣看來，「為什麼在廟宇拜神」這條看似無聊的問題，其實十分有趣。廟宇本來不一定是，或者不只是拜神的地方。空間沒有「本來」，空間不是自有永有的，而是不斷經歷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我不禁好奇，廟宇，或是這種民間公共秩序的空間，是如何生產和再生產，怎樣改變和式微的呢？

當時政府批准華人可依中國傳統「斬雞頭，燒黃紙」的方式進行宣誓，但指定要在文武廟內舉行。

雖筆者不肯定中國民間社會是否有無緣所，但可以確定的是民間奉行集廟議事，在廟堂等神聖場所，議決社區的公共事務，同時也體現了民間裁決權，例如會透過斬雞頭等神判儀式，處理各種民事和刑事案件。香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要數由地方菁英興建的上環文武廟。

上環文武廟由富商盧亞貴和譚亞財倡建興建，用以管理地方事務，危丁明博士寫道，港英政府治港初期，在華人社區實行保甲制，並在1853年更新保甲制，賦予地保 「促成和解」之力，變相承認了文武廟式的民間審裁權力。可是，到了1861年取消保甲制，文武廟便喪失了裁決權。1908年，政府頒布《文武廟條例》，將文武廟及其所屬廟產撥交東華醫院管理。文武廟的議事功能進一步被取締為慈善功能。不過，政府仍然賦予文武廟部分司法功能，當時政府批准華人可依中國傳統「斬雞頭，燒黃紙」的方式進行宣誓，但指定要在文武廟內舉行。

廟宇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由社會網絡交織而成，若想要了解廟宇以至其他空間，都繞不過對社會關係的研探。

其後，政府逐漸將不同廟宇交予慈善團體，彌補開支，並在1928年立了《華人廟宇條例》，正式制度化廟宇管理。除了上環文武廟，大埔文武二帝廟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子。大埔文武二帝廟建於1892年太和市開市，由大埔七約所建，本來為相議墟事的公所。當時仍不完全是「廟」，只是同時奉文武二帝，以示要秉公辦理，到了1954年新鄉公所落成，才正式轉變成宗教信仰中心。

廟宇空間一直受不同的權力改造，除了上述由上至下控制和改革，也包括了地方菁英、神職人員以及社會大眾的各種行動和主張。廟宇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由社會網絡交織而成，若想要了解廟宇以至其他空間，都繞不過對社會關係的研探。

馮蘊妍（城市研究系學生，本土研究社成員，關注地理和空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