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宇：拜神以外

城市发生了太多事，心知肚明，百感交集，任食任做，走马观花。“城市放题”是个全盒，是个百子柜，包罗了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种种。本栏邀请不同的城市观察者，对城市生活与文化指指点点，或情深叙事，或精辟分析。这期谈庙宇，除了拜神，它还承担哪些功能，及这些功能的变迁。──放题者语

我对庙宇的兴趣始于网野善彦（历史学家，专攻日本中世史、日本海民史）《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の自由と平和》和阿部谨也（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系教授，被誉为日本西洋历史学者第一人，编者按）《在中世纪星空下》对“无缘所”的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有些寺庙是“缘切寺”，只要进入了就可以切断和世俗的所有缘分，免除于不同的人际关系及制约，例如是世俗的借贷关系、租税关系等。想要离婚的女性可以逃亡到寺院如鎌仓的东庆寺，寺院会保护女性不受追捕者的伤害，居留一段时间后，便可获认可离婚。

阿部谨也写道，缘切寺有很多与欧洲史相似的地方。在中世纪，家、坟场、教会等场所被称为和平领域 （Asyl），逃到这些地方的人，原则上连司法人员也不能接近。犯了盗窃、放火、杀人等大罪的人，逃至和平领域内就可以免于被人追杀，特别是错手杀人的人，受害者的亲人有义务报复，加害者逃到和平领域的话，便可避过报仇者。无缘所或和平领域的运作并不是基于武力或有权势作后盾，逃至那些场所的人之所以受到保护，主要是以民众对神圣场所的畏惧为基础。有趣的是，在欧洲，水磨坊、金融交换店、旅馆、渡船、都市和道路等都可以是和平领域。纵使这些地方是“透过物作管理和隶属关系的媒介”的“有缘”场所，仍被认同为和平领域。纵使这些地方不全是“无缘所”，而是透过“物”作为关系的媒介的“有缘”场所，仍被认同为和平领域。阿部谨也相信这是掌权者在理解和转换和平领域的观念时，逐渐生出公共秩序的概念。

无缘所或和平领域的运作并不是基于武力或有权势作后盾，逃至那些场所的人之所以受到保护，主要是以民众对神圣场所的畏惧为基础。

回到寺庙，寺庙的“缘切”原理渐不复再。例如，希望离婚的女性在逃到寺庙前要先提出“离缘状”，东庆寺的角色也渐渐变成斡旋机关而不是无缘所。到了明治维新，政府更是全盘否定了寺庙的“缘切”功能。当然，“缘切”的式微不单是因为国家权力的介入，其中的细节有需要继续钻研。但整体而言，无缘所的公共秩序的式微的另一面，就是国家占取裁判权、警察权、管理公共事务等社会功能，改变民众之间的纽带及法律习惯等独占公权力的过程。顺带一提，和平领域的制度后来则是得到皇帝及国家权力的承认，慢慢变成“赋予”的形态。

这样看来，“为什么在庙宇拜神”这条看似无聊的问题，其实十分有趣。庙宇本来不一定是，或者不只是拜神的地方。空间没有“本来”，空间不是自有永有的，而是不断经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我不禁好奇，庙宇，或是这种民间公共秩序的空间，是如何生产和再生产，怎样改变和式微的呢？

当时政府批准华人可依中国传统“斩鸡头，烧黄纸”的方式进行宣誓，但指定要在文武庙内举行。

虽笔者不肯定中国民间社会是否有无缘所，但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奉行集庙议事，在庙堂等神圣场所，议决社区的公共事务，同时也体现了民间裁决权，例如会透过斩鸡头等神判仪式，处理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香港其中一个经典例子要数由地方菁英兴建的上环文武庙。

上环文武庙由富商卢亚贵和谭亚财倡建兴建，用以管理地方事务，危丁明博士写道，港英政府治港初期，在华人社区实行保甲制，并在1853年更新保甲制，赋予地保 “促成和解”之力，变相承认了文武庙式的民间审裁权力。可是，到了1861年取消保甲制，文武庙便丧失了裁决权。1908年，政府颁布《文武庙条例》，将文武庙及其所属庙产拨交东华医院管理。文武庙的议事功能进一步被取缔为慈善功能。不过，政府仍然赋予文武庙部分司法功能，当时政府批准华人可依中国传统“斩鸡头，烧黄纸”的方式进行宣誓，但指定要在文武庙内举行。

庙宇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由社会网络交织而成，若想要了解庙宇以至其他空间，都绕不过对社会关系的研探。

其后，政府逐渐将不同庙宇交予慈善团体，弥补开支，并在1928年立了《华人庙宇条例》，正式制度化庙宇管理。除了上环文武庙，大埔文武二帝庙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子。大埔文武二帝庙建于1892年太和市开市，由大埔七约所建，本来为相议墟事的公所。当时仍不完全是“庙”，只是同时奉文武二帝，以示要秉公办理，到了1954年新乡公所落成，才正式转变成宗教信仰中心。

庙宇空间一直受不同的权力改造，除了上述由上至下控制和改革，也包括了地方菁英、神职人员以及社会大众的各种行动和主张。庙宇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由社会网络交织而成，若想要了解庙宇以至其他空间，都绕不过对社会关系的研探。

冯蕴妍（城市研究系学生，本土研究社成员，关注地理和空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