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話］老人的故事，是承載一個城市的記憶所在。現實的一切都加速變動，我們尋訪在這變速中的三位老人，他們的身世都鏈接着香港的過去和現在，行業的興衰，城市建設的漏隙，人情世故的轉型，他們中有人被時代「拋棄」，有人試圖開拓「新」局面，有人靜靜在時光一角，記憶縈繞你我身邊，而有記憶的地方，才能觸摸到「現在」的形狀，也才可能通向一個有根基的未來⋯⋯
由上水石湖墟，跳上公車，沿途略過市中心的繁密街景，直至把人煙甩在後頭，便來到看似荒蕪卻人在田在的村落。這裏是連接上水與元朗的環迴公路，雖然車隊朝行晚過，乍看道旁的河流與零星村落，倒有種美國 Route 66 的鄉鎮風韻。
未幾到站，一如既往戴着西部牛仔帽的平叔已站於屋前，在枝葉搖晃的輪廓裏向我招手，猶似親朋自遠方來。
不少人聽過平叔以大聲公在政總門外，字語鏗鏘地叫喊「不遷不拆、保衛東北」，作為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先鋒村民，平叔與妻子平嬸，由古洞北發展關注組成立至今，從沒缺席大小行動。
而其實，在「被迫遷的抗爭者」以外，平叔原是踏遍世界，流浪異鄉的海員，飄泊十年的浮船生活，讓他更為珍重落地生來的根。
住在巷裏的天空
知道有人來訪談，平叔沒有上班，花貓暗坐客廳，眼前七十四歲的老人，低頭思索，時空倏然變動，記憶帶往二戰日本投降之年。一九四五年，三歲的平叔隨母親沿着火車軌道走路到尖沙咀，雖然只是幾歲小孩，戰火蹂躪，寥寥幾幕，也可深垂記憶。他想起被日軍轟炸得橫樑斷破的唐樓，鋼筋外露，搖搖未墜，戰後工人都忙於修葺，想要刷走淪陷的痕跡。
其後母子六人渡海來到西灣河，投靠在太古糖廠打工的親戚，母親在街頭賣菜，養活一家。
自幼在工廠區長大，孩子不玩家家酒，而是看工人修理機械，有時更上山斬柴燒水，於是練出一身好手藝。
一九零六至零九年，太古洋行購入地皮，為工作於海岸的船塢、汽水廠和糖廠員工建成數排的紅磚宿舍，三層一幢，分為東西兩區。康山以上為管理層的高級洋房，山下是動勞工人的宿舍。平叔憶述：「當時我們不是員工，但以前的宿舍很大，鄰居讓我們睡在紅磚屋的巷子，一住就是十幾年」。
自幼在工廠區長大，孩子不玩家家酒，而是看工人修理機械，有時更上山斬柴燒水，於是練出一身好手藝，「我的眼界很準，臂力好，做事快而準，師傅常讚我一學就懂」，故學師未滿，就能輾轉回到太古船廠做技工。
彼岸流放的天空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工業起飛，年滿十八的平叔，由當年睡在後巷的小孩，成了船上的機械師。世界很大，海上飄流的歲月，一去就是三千六百多個晝夜。
「當年全世界都去過，新加坡、馬尼拉、菲律賓、澳洲、波蘭、泰國、摩洛哥、美國。我們接到 job 就要做，聽令於 captain ，有時去非洲載腰果到印度加工、到緬甸運大米去毛里裘斯、在芬蘭就入口硫磺。我是第四號機械師，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上岸負責 filling oil，其他水手泊好船可以逛街，我要留低工作，一直想去雪梨聽歌劇，卻從沒機會」。
言談間半鹹半淡的英文，是在洋華人混雜的船上學回來的，去到歐美，西人聽不懂，到了東南亞國家，他們就懂了。
有次在芬蘭，遇上聖誕節，人人都歡騰慶祝，我一個人走在街上，覺得好孤獨。
除了望海度日，他也有見證歷史大事的時刻，「有年去到雅加達，剛好荷蘭撤出，印尼獨立，荷蘭人便紛紛把船隻駛到公海，進行國際拍賣」。大事過後，平叔決定留在印尼，轉到會德豐工作。留在低消費的地方一年多，平叔和海員有時到會所喝汽水、往海灘曬太陽。短暫的異地生活不見鄉愁，畢竟年少，還能盛載自由的重量。
「直到有次在芬蘭，遇上聖誕節，人人都歡騰慶祝，我一個人走在街上，覺得好孤獨。」融逝十年的潮漲引退，光陰不會回來，海員始終要回家。
開闢大地的天空
年代轉變，造船業式微，曾與日本船業匹敵的太古船塢終在七十年代結業。一九七二年，他帶着於太古青梅相識的平嬸，揹起三個月大女兒，搬到古洞，「那年我們懷着滿腔熱誠，高高興興地來到東北建設農場。」
根據《新界概覽》記載，當時古洞一帶有八家農場，包括意大利農場、三友農場、藝園農場、以及平叔一家投身的「公生農場」等 (「公生」意指「公眾共同生存」)，農場由左派分子黃孝經營。
那年我們懷着滿腔熱誠，高高興興地來到東北建設農場。
走進農場，左邊養雞、右邊養豬，中庭是種菜的圍籬，穿過這些，就是讓小孩玩樂的花園和村民農舍。一群有志開墾荒地、勞動生產的農民，聚集於這個不曾成為城市重鎮、雜亂逢生的荒野，開天闢地。在這裏，平叔一家走過滿有溫度的公共生活，團圓於泥濘之上。
不再豁然的天空
故事通常不會如帆風順，好景不長，一九七七年，城市擴張來到昔日的荒地，發展不曾眷顧任何一位農民。公生農場被連根拔起，舊日的共同生活以分道揚鑣落幕，最後唯剩「公生農場」路牌於現今的田心區。收回的地皮用以興建新界環迴公路，綿延七十公里，即是現在新界的九號幹線。
生活雖苦，還得繼續，平叔一家把農場遷到落馬洲洲頭段一帶，再次築起棚架，養雞餵豬。然而安穩僅止三年，一九八零年，政府因保護環境為由，要求農戶作出污水處理管制，並需自行花費幾十萬設置分流機制。對於小農而言，他們捱不起高昂負擔，加上政府大量入口國內家禽，畜牧業生意萎縮，農場終要再次結業。
有建設的地方，我都會去。
女兒還小，唯好再次振作。三十五年前，平叔回到環迴公路之地，在附近建家搭屋，客廳與睡房都由貨櫃改裝，山路以二千包紅模泥鋪妥，成為回家平坦的路。前庭擺放看似爛銅舊鐵的工具，卻是平叔的維生家當。
「那時我轉行做地盤維修，例如修建香港大球場的爛地、越南難民潮爆發，我們便興建難民營、新市鎮發展，便將屯門的八佰伴百貨公司改裝為家樂福，有建設的地方，我都會去。」平叔以近乎自豪口吻所提及的幾處地方，年月穿逝，唯剩大球場依然健在。
鄉情萬種的天空
平叔閒時在家，喜歡與鄉里下棋。公路附近有個名為「鳳溪園」的地方，是左派黃孝的居所。他在附近開辦「眾人屋」，作為眾人之屋，村民都可以去喝茶閒聊。
「我們東莞人聚集眾人屋，客家人就去村公所，村民在這裏談及國家大事，黃孝等人時言紅色中國，聽得習慣則好，不習慣就會雞皮疙瘩。當時我是中堅分子，在鄉村地方，一直相安無事。」到了國慶時節，每人夾些錢擺幾圍吃飯，有時村民會組團到北京旅遊，後來黃孝過身，「眾人所」沒了，左派也沒了。
談及鄉村的隨和，平叔提起在城市當工人的辛酸：「有次我和拍擋在銅鑼灣的五金修船行下班，經過「東方戲院」想看齣映畫，門外的嚤囉差說我們衣衫不整，不讓我們內進，舊時有間叫「麗池夜總會」，我們打工的，只能經過，哪有得聽歌？」
憾事除了失落於雪梨聽歌劇的機會，還有沒能親身到夜總會賞曲。平嬸此時搭上嘴：「七十年代，我喜歡在收音機聽姚蘇容、楊燕，那時台灣風多麼盛行！」
舊時有間叫「麗池夜總會」，我們打工的，只能經過，哪有得聽歌？
此時在剝橘子皮的她，遞來一個給我吃，「橘子皮一剝，要翻曬三年，才可下火煲湯，不足三年味道會苦澀。你可有聽過一千元一碗紅豆沙？那可是採用了百年陳皮！」，她靜了靜，又補了句「現在剝皮差不多了，三年很快過」。忙於準備一千多天後才可食用的陳皮，平嬸還真倒有這個能耐。
就是這種能耐，危亂的山路被修葺成平坦的家、園子裏種滿十幾年的果樹。走進園林，每當經過不同植物，平叔都會講解其藥用價值，有去濕和清肝火的。他一時指向蕉樹，說是購自印度尼西亞、一時望着龍眼樹，說當年鄰居曾替他買過一棵。在他眼中，每株植物也有段往事。
可惜發展迫近，他再沒有心思栽種林木，因為一旦要走，心血將化歸烏有。從前，這裏是晚上六時已伸手不見五指、七時就沒有公車的年代。現在土地供應固然緊張，但當回看舊日，陳家可謂是東北村落的開荒牛。
烏雲襲至的天空
風波捲席。「三十五年後，他們又來了，今次是新界東北發展，政府說要收地發展。回想第一次農場迫遷，我的家當差不多被剷走，後來污染問題，第二個農場不可經營，轉行做手作業。現在七十多歲的我，可謂家無積蓄。政府提及的賠償，沒我們的份，算起上來，我一無所有。這個社會其實很不文明，我們只希望生活不要過得更差。」
由船塢結業，告別海岸，直到農場被毀，名副其實的滄海桑田。以雙手建設城市的貢獻星散了罷，種田養畜的雄心壯志窮無着落之地。城市倚靠勞動發出光芒，一旦支撐起繁華，舊日付出的生命彷彿不再與之干涉。
這個社會其實很不文明，我們只希望生活不要過得更差。
問及平叔哪年來到古洞，他蹙眉忘卻，平嬸代答：「一九七二！」，平叔笑語：「她記年份記得很清楚，我呢？就只懂記住螺絲有多長。」
一個與螺絲與鋤頭終生相伴的人，度過滄海走向桑田，心頭滿是皺摺，當支持與反對發展的論點逐漸成為陳腔濫調，又有誰在意他們的路途如何走來，當心裏的皺摺再來一摺，終究無人能夠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