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話]老人的故事,是承載一個城市的記憶所在。現實的一切都加速變動,我們尋訪在這變速中的三位老人,他們的身世都鏈接着香港的過去和現在,行業的興衰,城市建設的漏隙,人情世故的轉型,他們中有人被時代「拋棄」,有人試圖開拓「新」局面,有人靜靜在時光一角,記憶縈繞你我身邊,而有記憶的地方,才能觸摸到「現在」的形狀,也才可能通向一個有根基的未來⋯⋯
由上水石湖墟,跳上公車,沿途略過市中心的繁密街景,直至把人煙甩在後頭,便來到看似荒蕪卻人在田在的村落。這裏是連接上水與元朗的環迴公路,雖然車隊朝行晚過,乍看道旁的河流與零星村落,倒有種美國 Route 66 的鄉鎮風韻。
未幾到站,一如既往戴着西部牛仔帽的平叔已站於屋前,在枝葉搖晃的輪廓裏向我招手,猶似親朋自遠方來。
不少人聽過平叔以大聲公在政總門外,字語鏗鏘地叫喊「不遷不拆、保衛東北」,作為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先鋒村民,平叔與妻子平嬸,由古洞北發展關注組成立至今,從沒缺席大小行動。
而其實,在「被迫遷的抗爭者」以外,平叔原是踏遍世界,流浪異鄉的海員,飄泊十年的浮船生活,讓他更為珍重落地生來的根。
住在巷裏的天空
知道有人來訪談,平叔沒有上班,花貓暗坐客廳,眼前七十四歲的老人,低頭思索,時空倏然變動,記憶帶往二戰日本投降之年。一九四五年,三歲的平叔隨母親沿着火車軌道走路到尖沙咀,雖然只是幾歲小孩,戰火蹂躪,寥寥幾幕,也可深垂記憶。他想起被日軍轟炸得橫樑斷破的唐樓,鋼筋外露,搖搖未墜,戰後工人都忙於修葺,想要刷走淪陷的痕跡。
其後母子六人渡海來到西灣河,投靠在太古糖廠打工的親戚,母親在街頭賣菜,養活一家。
自幼在工廠區長大,孩子不玩家家酒,而是看工人修理機械,有時更上山斬柴燒水,於是練出一身好手藝。
一九零六至零九年,太古洋行購入地皮,為工作於海岸的船塢、汽水廠和糖廠員工建成數排的紅磚宿舍,三層一幢,分為東西兩區。康山以上為管理層的高級洋房,山下是動勞工人的宿舍。平叔憶述:「當時我們不是員工,但以前的宿舍很大,鄰居讓我們睡在紅磚屋的巷子,一住就是十幾年」。
自幼在工廠區長大,孩子不玩家家酒,而是看工人修理機械,有時更上山斬柴燒水,於是練出一身好手藝,「我的眼界很準,臂力好,做事快而準,師傅常讚我一學就懂」,故學師未滿,就能輾轉回到太古船廠做技工。
彼岸流放的天空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工業起飛,年滿十八的平叔,由當年睡在後巷的小孩,成了船上的機械師。世界很大,海上飄流的歲月,一去就是三千六百多個晝夜。
「當年全世界都去過,新加坡、馬尼拉、菲律賓、澳洲、波蘭、泰國、摩洛哥、美國。我們接到 job 就要做,聽令於 captain ,有時去非洲載腰果到印度加工、到緬甸運大米去毛里裘斯、在芬蘭就入口硫磺。我是第四號機械師,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上岸負責 filling oil,其他水手泊好船可以逛街,我要留低工作,一直想去雪梨聽歌劇,卻從沒機會」。
言談間半鹹半淡的英文,是在洋華人混雜的船上學回來的,去到歐美,西人聽不懂,到了東南亞國家,他們就懂了。
有次在芬蘭,遇上聖誕節,人人都歡騰慶祝,我一個人走在街上,覺得好孤獨。
除了望海度日,他也有見證歷史大事的時刻,「有年去到雅加達,剛好荷蘭撤出,印尼獨立,荷蘭人便紛紛把船隻駛到公海,進行國際拍賣」。大事過後,平叔決定留在印尼,轉到會德豐工作。留在低消費的地方一年多,平叔和海員有時到會所喝汽水、往海灘曬太陽。短暫的異地生活不見鄉愁,畢竟年少,還能盛載自由的重量。
「直到有次在芬蘭,遇上聖誕節,人人都歡騰慶祝,我一個人走在街上,覺得好孤獨。」融逝十年的潮漲引退,光陰不會回來,海員始終要回家。
開闢大地的天空
年代轉變,造船業式微,曾與日本船業匹敵的太古船塢終在七十年代結業。一九七二年,他帶着於太古青梅相識的平嬸,揹起三個月大女兒,搬到古洞,「那年我們懷着滿腔熱誠,高高興興地來到東北建設農場。」
根據《新界概覽》記載,當時古洞一帶有八家農場,包括意大利農場、三友農場、藝園農場、以及平叔一家投身的「公生農場」等 (「公生」意指「公眾共同生存」),農場由左派分子黃孝經營。
那年我們懷着滿腔熱誠,高高興興地來到東北建設農場。
走進農場,左邊養雞、右邊養豬,中庭是種菜的圍籬,穿過這些,就是讓小孩玩樂的花園和村民農舍。一群有志開墾荒地、勞動生產的農民,聚集於這個不曾成為城市重鎮、雜亂逢生的荒野,開天闢地。在這裏,平叔一家走過滿有溫度的公共生活,團圓於泥濘之上。
不再豁然的天空
故事通常不會如帆風順,好景不長,一九七七年,城市擴張來到昔日的荒地,發展不曾眷顧任何一位農民。公生農場被連根拔起,舊日的共同生活以分道揚鑣落幕,最後唯剩「公生農場」路牌於現今的田心區。收回的地皮用以興建新界環迴公路,綿延七十公里,即是現在新界的九號幹線。
生活雖苦,還得繼續,平叔一家把農場遷到落馬洲洲頭段一帶,再次築起棚架,養雞餵豬。然而安穩僅止三年,一九八零年,政府因保護環境為由,要求農戶作出污水處理管制,並需自行花費幾十萬設置分流機制。對於小農而言,他們捱不起高昂負擔,加上政府大量入口國內家禽,畜牧業生意萎縮,農場終要再次結業。
有建設的地方,我都會去。
女兒還小,唯好再次振作。三十五年前,平叔回到環迴公路之地,在附近建家搭屋,客廳與睡房都由貨櫃改裝,山路以二千包紅模泥鋪妥,成為回家平坦的路。前庭擺放看似爛銅舊鐵的工具,卻是平叔的維生家當。
「那時我轉行做地盤維修,例如修建香港大球場的爛地、越南難民潮爆發,我們便興建難民營、新市鎮發展,便將屯門的八佰伴百貨公司改裝為家樂福,有建設的地方,我都會去。」平叔以近乎自豪口吻所提及的幾處地方,年月穿逝,唯剩大球場依然健在。
鄉情萬種的天空
平叔閒時在家,喜歡與鄉里下棋。公路附近有個名為「鳳溪園」的地方,是左派黃孝的居所。他在附近開辦「眾人屋」,作為眾人之屋,村民都可以去喝茶閒聊。
「我們東莞人聚集眾人屋,客家人就去村公所,村民在這裏談及國家大事,黃孝等人時言紅色中國,聽得習慣則好,不習慣就會雞皮疙瘩。當時我是中堅分子,在鄉村地方,一直相安無事。」到了國慶時節,每人夾些錢擺幾圍吃飯,有時村民會組團到北京旅遊,後來黃孝過身,「眾人所」沒了,左派也沒了。
談及鄉村的隨和,平叔提起在城市當工人的辛酸:「有次我和拍擋在銅鑼灣的五金修船行下班,經過「東方戲院」想看齣映畫,門外的嚤囉差說我們衣衫不整,不讓我們內進,舊時有間叫「麗池夜總會」,我們打工的,只能經過,哪有得聽歌?」
憾事除了失落於雪梨聽歌劇的機會,還有沒能親身到夜總會賞曲。平嬸此時搭上嘴:「七十年代,我喜歡在收音機聽姚蘇容、楊燕,那時台灣風多麼盛行!」
舊時有間叫「麗池夜總會」,我們打工的,只能經過,哪有得聽歌?
此時在剝橘子皮的她,遞來一個給我吃,「橘子皮一剝,要翻曬三年,才可下火煲湯,不足三年味道會苦澀。你可有聽過一千元一碗紅豆沙?那可是採用了百年陳皮!」,她靜了靜,又補了句「現在剝皮差不多了,三年很快過」。忙於準備一千多天後才可食用的陳皮,平嬸還真倒有這個能耐。
就是這種能耐,危亂的山路被修葺成平坦的家、園子裏種滿十幾年的果樹。走進園林,每當經過不同植物,平叔都會講解其藥用價值,有去濕和清肝火的。他一時指向蕉樹,說是購自印度尼西亞、一時望着龍眼樹,說當年鄰居曾替他買過一棵。在他眼中,每株植物也有段往事。
可惜發展迫近,他再沒有心思栽種林木,因為一旦要走,心血將化歸烏有。從前,這裏是晚上六時已伸手不見五指、七時就沒有公車的年代。現在土地供應固然緊張,但當回看舊日,陳家可謂是東北村落的開荒牛。
烏雲襲至的天空
風波捲席。「三十五年後,他們又來了,今次是新界東北發展,政府說要收地發展。回想第一次農場迫遷,我的家當差不多被剷走,後來污染問題,第二個農場不可經營,轉行做手作業。現在七十多歲的我,可謂家無積蓄。政府提及的賠償,沒我們的份,算起上來,我一無所有。這個社會其實很不文明,我們只希望生活不要過得更差。」
由船塢結業,告別海岸,直到農場被毀,名副其實的滄海桑田。以雙手建設城市的貢獻星散了罷,種田養畜的雄心壯志窮無着落之地。城市倚靠勞動發出光芒,一旦支撐起繁華,舊日付出的生命彷彿不再與之干涉。
這個社會其實很不文明,我們只希望生活不要過得更差。
問及平叔哪年來到古洞,他蹙眉忘卻,平嬸代答:「一九七二!」,平叔笑語:「她記年份記得很清楚,我呢?就只懂記住螺絲有多長。」
一個與螺絲與鋤頭終生相伴的人,度過滄海走向桑田,心頭滿是皺摺,當支持與反對發展的論點逐漸成為陳腔濫調,又有誰在意他們的路途如何走來,當心裏的皺摺再來一摺,終究無人能夠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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