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天，很多人都在等待諾貝爾獎的消息。它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榮譽之一。本週一（10月5日），諾貝爾獎評委會宣布了今年的第一個獎項：生理學和醫學獎，獲獎者是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和大村智（Satoshi Omura），因為他們發現了蛔蟲寄生蟲的新療法；以及屠呦呦，因為她發現了瘧疾的新療法。評委會在新聞稿中說，他們研發的新藥，拯救了全世界數以百萬人的生命。
中國人可能會覺得奇怪，因為這個宣布裏竟然沒有提到獲獎者的國籍。屠呦呦是中國人，這一點似乎比她的名字更重要。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在宣布消息的現場，一位中國記者問道：「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你怎麼評價這個領域的貢獻？」通常，這個問題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中醫也對世界醫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評委會成員回答說：「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個獎不是頒給傳統醫學的，而是頒給受傳統醫學啓發而創造新藥的人。」
儘管如此，很多中國媒體仍然在標題中用「中國人」替代了「屠呦呦」，在內容中只提到屠呦呦，把坎貝爾和大村智略稱為「其他兩位科學家」，而且固執地宣稱「中醫獲得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不強調國家，也不獎勵團體，只頒發給個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中國人還是不管不顧，堅持說這是國家和集體的榮譽。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說，「屠呦呦獲獎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這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屠呦呦自己也對中央電視台說，「這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
為什麼諾貝爾獎評委說「這一點非常重要」？為什麼中國人仍然堅持說這是「國家和集體的榮譽」？
集體榮譽讓誰受益？
1969年，中國正在搞「文革大革命」，學校停課，研究機構關門，成千上萬的科學家、作家和教授受到迫害，被打死或者送去勞動改造。
這時候，正在和南越及美國打仗的北越，向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求援，說那裏流行瘧疾，無藥可治，死了很多士兵。毛澤東認為南越和美國是中國的敵人，共產黨執政的北越則是中國的朋友，應該支持。於是他下令成立一個叫「523」的項目，把這個領域內全國的科學家都集中起來，研究治療瘧疾的辦法。屠呦呦就是這個項目小組的組長。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們，從中國傳統醫學典籍中獲得靈感，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從植物中提取藥物，研發出新藥「青蒿素」。臨床實踐證明，這種藥治療瘧疾非常有效。它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基本藥品」目錄，在全世界使用。
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領導人一聲令下，就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做一件事情。民主國家的政府沒有那麼大的權力，重要的事情都要跟代表民眾和地方利益的議員反覆商量。
有人說，這樣的區別決定了，和西方科學家不一樣，屠呦呦的成就屬於集體的貢獻。
民主國家的政府的確沒有那樣大的權力，但是科學家從團隊或者社會得到的支持，未必比中國科學家少。首先，民主國家社會比較穩定，一代代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都好好地積累在那裏，後來者可以很方便地接着做；其次，很多研究者可以從高校或者民間基金獲得充足的經費，衣食無憂，專心研究。
就是那些在體制內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大多數也羨慕西方同行的研究環境。屠呦呦當了這麼重要的一個項目的組長，丈夫還是被送去勞動改造了，兩個女兒不得不寄養在別處。
頒獎不考慮國籍
中國政府很想讓中國人在國際上獲獎，用來證明它領導得好。民主國家的政府是選舉出來的，沒有這樣的需要。因此，中國政府會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幫運動員贏得獎牌。但是，科學成就比體育成就要難一點。在屠呦呦之前，無論領導人怎樣重視，媒體怎樣討論，都沒有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因此，說屠呦呦的成就是集體榮譽，既不是歷史事實，也不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而是政府的需要。過度宣傳國家和集體榮譽，容易讓人以為一個民族比另一個民族更優秀，這叫民族主義，它是發生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不符合諾貝爾獎的精神。
一百多年前，瑞典有個化學家名叫諾貝爾，他發明了硝酸甘油炸藥。這種炸藥為採石、挖礦、修隧道等帶來極大的便利，但是也用於製造大炮等武器，讓殺人更容易了。諾貝爾辦工廠賣炸藥，賺了很多錢，但是他也感到內疚，於是就在去世之前決定，把大部分遺產用來獎勵醫學、科技和人文的進步，以及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人。
諾貝爾信奉和平主義，希望世界大同，知道強調國家和民族容易導致戰爭。因此，他在遺囑中說，「我的明確願望是，在頒發這些獎金的時候，對於授獎候選人的國籍絲毫不予考慮，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Skandinavien）人，只要他值得，就應該授予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當時很多瑞典人不高興，認為這位富翁不怎麼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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