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天，很多人都在等待诺贝尔奖的消息。它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荣誉之一。本周一（10月5日），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了今年的第一个奖项：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奖者是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和大村智（Satoshi Omura），因为他们发现了蛔虫寄生虫的新疗法；以及屠呦呦，因为她发现了疟疾的新疗法。评委会在新闻稿中说，他们研发的新药，拯救了全世界数以百万人的生命。
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宣布里竟然没有提到获奖者的国籍。屠呦呦是中国人，这一点似乎比她的名字更重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在宣布消息的现场，一位中国记者问道：“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你怎么评价这个领域的贡献？”通常，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中医也对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评委会成员回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奖不是颁给传统医学的，而是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新药的人。”
尽管如此，很多中国媒体仍然在标题中用“中国人”替代了“屠呦呦”，在内容中只提到屠呦呦，把坎贝尔和大村智略称为“其它两位科学家”，而且固执地宣称“中医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不强调国家，也不奖励团体，只颁发给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中国人还是不管不顾，坚持说这是国家和集体的荣誉。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屠呦呦获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这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屠呦呦自己也对中央电视台说，“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为什么诺贝尔奖评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中国人仍然坚持说这是“国家和集体的荣誉”？
集体荣誉让谁受益？
1969年，中国正在搞“文革大革命”，学校停课，研究机构关门，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作家和教授受到迫害，被打死或者送去劳动改造。
这时候，正在和南越及美国打仗的北越，向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求援，说那里流行疟疾，无药可治，死了很多士兵。毛泽东认为南越和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共产党执政的北越则是中国的朋友，应该支持。于是他下令成立一个叫“523”的项目，把这个领域内全国的科学家都集中起来，研究治疗疟疾的办法。屠呦呦就是这个项目小组的组长。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从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中获得灵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植物中提取药物，研发出新药“青蒿素”。临床实践证明，这种药治疗疟疾非常有效。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药品”目录，在全世界使用。
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领导人一声令下，就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做一件事情。民主国家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重要的事情都要跟代表民众和地方利益的议员反覆商量。
有人说，这样的区别决定了，和西方科学家不一样，屠呦呦的成就属于集体的贡献。
民主国家的政府的确没有那样大的权力，但是科学家从团队或者社会得到的支持，未必比中国科学家少。首先，民主国家社会比较稳定，一代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好好地积累在那里，后来者可以很方便地接着做；其次，很多研究者可以从高校或者民间基金获得充足的经费，衣食无忧，专心研究。
就是那些在体制内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大多数也羡慕西方同行的研究环境。屠呦呦当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的组长，丈夫还是被送去劳动改造了，两个女儿不得不寄养在别处。
颁奖不考虑国籍
中国政府很想让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奖，用来证明它领导得好。民主国家的政府是选举出来的，没有这样的需要。因此，中国政府会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帮运动员赢得奖牌。但是，科学成就比体育成就要难一点。在屠呦呦之前，无论领导人怎样重视，媒体怎样讨论，都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因此，说屠呦呦的成就是集体荣誉，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而是政府的需要。过度宣传国家和集体荣誉，容易让人以为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优秀，这叫民族主义，它是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符合诺贝尔奖的精神。
一百多年前，瑞典有个化学家名叫诺贝尔，他发明了硝酸甘油炸药。这种炸药为采石、挖矿、修隧道等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也用于制造大炮等武器，让杀人更容易了。诺贝尔办工厂卖炸药，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也感到内疚，于是就在去世之前决定，把大部分遗产用来奖励医学、科技和人文的进步，以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信奉和平主义，希望世界大同，知道强调国家和民族容易导致战争。因此，他在遗嘱中说，“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Skandinavien）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当时很多瑞典人不高兴，认为这位富翁不怎么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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