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書寫那沒人想再看的書

雨傘擋不住的暴力

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香港）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作者： 馬國明

雨傘運動轉瞬一年，部分港人政治啟蒙，在堪稱「廣場」的佔領區裏抓住了「新」，直面慘烈的真實，為下一輪的抗爭作好準備；部分港人依然故我，躲在營營役役的生日裏，或裝作看不見，或情願什麼事也沒發生，改變對他們來說彷彿難於登天；更有曾參與運動，卻不欲承受當下意識形態和人際嚴重分裂，展露創傷，尋找「治療」的各種可能。

經歷七十九天的三區街頭佔領，把經過紀錄下來，無論是抒發情感、分享觀念，抑或供日後回顧、反省、檢討之用，都是十分自然的事；當然，也有是以書寫作為「治療」的；較少能深入思考，提升到理論及歷史層次析述事件。但無論如何，藉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檢視各種雨傘後書寫，仍是一次整理概念，展望前路的不俗嘗試。

雨傘運動結束後不久，區家麟的《傘聚》和由多位佔領者撰寫的《被時代選中的我們》便在書店裏找到，堪稱是最早出版的雨傘後文字結集。前者是一名資深傳媒人在運動期間發表的網上文章結集，如如反映行動和思考的互動，以及當下事態發展形勢變化的思行方向，後者是運動者所感所思的即時收集，都很有歷史參考價值，惜唯也僅此而已。

傘悔錄——八九一代的懺思

出版社：花千樹出版 （香港）

出版時間：2015年5月

作者： 岑朗天

書寫有時不得不要求深度，深度有時預設了距離。然而，正如當年五四運動，國難當前，大家自然擁抱速度，傾向救亡多於啟蒙。2011年「佔領華爾街」事件之後，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留下了兩句名言。第一句是：「最難忍受的會是多年之後，我們重聚一起，互訴離情，回憶我們曾經都在這裏。」（大意）第二句便是：「不要行動，只須思考。」當然，思想和行動不能割離，所謂欠缺思考，不是鼓吹必須計劃好目標、步驟，鉅細無遺才訴諸行動。我們珍惜行動中的思考，並且明白思考有時也是一種行動（performative thought）。

只是，思考畢竟是曲折的、抽象的，它往往出入於理論，不妨大膽假設，小心判斷。我們喜歡故事，所以多看一些像《街道上，帳篷人》、《雨傘女子說》，甚至最近出版的《沒島戀曲》，感性和知性雖都會得到一定滿足，在聆聽、品嘗、轉喻、感嘆、低吟的過程裏，若有所得，卻始終不會去到理性的高度，帶來通貫、統合、決定方向、開拓眼界，指向澄明之境的「效果」。我們有時的確不單需要雨傘後書寫，還更需要後雨傘書寫。後者的「後」，不是時序的後，而是邏輯的後，是後設反省，因而有期展望於前。

常識革命──否想「雨傘運動」的三宗罪

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 （香港）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作者：許寶強

在不得不顧後瞻前的處境，在運動看似失敗的三岔口前，我們向前搜尋觀念，不避疏失誤置，為運動起碼暫時定性。有了暫時的定性，才能有以後的不斷討論、批判和糾正。由是，許寶強的《常識革命──否想「雨傘運動」的三宗罪》和馬國明的《雨傘擋不住的暴力》，閱後都難免令部分讀者深感詑異；發現運動結束，原來就是要走回頭路，繼續費勁向潛在「不支持」運動的群眾解釋公民抗命的意義、暴力的複合結構等。他們大抵認為，運動不成功，反映深耕工作做得不夠，於是得從頭努力。此路不通，不是要另覓他途，而是且再走一遍，再小心一點，謹慎一點，照顧敵人的感受多一點，也許下一遍，即便在十年、二十年後，或可成功。畢竟，「種子已播下了」喔。

羅永生的《殖民家國外》雖然出版在雨傘之前，不過由於內容對老早提出的佔領和公民抗命理念有所反思檢討，很多人也視之為一本雨傘書。相比於李怡的《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所收文章同樣大部分寫在運動之前），它更有理論高度，讀者可從中窺見運用文化研究後殖民論述的框架，思考往後行動去向的可能。當然，那是可能而已，因為後殖民理論是否適用於分析和批判雨傘運動，本身正好有待衡定、辨證。

後殖民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自比立足左翼，卻過於側重意識形態及社會文化研探，以至脫離傳統左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頗遠，對全球化資本主義下階級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具體操作鮮有觸及，因而很容易顯得無力，例如會出現提倡「回到基本」，致力建立公民社會的說法，無法回應運動後高速上漲的共同體和革命意識（當然，後殖論者傾向視之為政治素人的虛火，圖一個「爽」字了得）。

香港大撕裂

出版社：Hong Kong New Media Limited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作者： 蕭若元

看不到運動為香港帶來的「新」，不確定雨傘改變了本土的哪點什麼，但起碼直認社會大撕裂和伴隨的不安，成就了蕭若元的《香港大撕裂》。看完這本書，讀者不難發現所謂「撕裂」，具體只是作者如何跟民主派各路政友產生分歧和衝突。幸好，作者把自己的經歷連上雨傘運動的觀察，仍然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其實積病已久，雨傘運動前後令平時在和平理性帷幔下掩藏得不錯的歧異徹底暴露出來。

以香港城邦論、香港遺民論及華夏邦聯論為「右翼本土派」抗爭定下理論綱領的「國師」陳雲，在運動後寫出《左膠禍港錄》和《城邦論》，前者打正旗號，向「左翼本土派」（或稱「社運派」）宣戰，甚至有藉此搶奪「真正左派」位置之嫌，後者卻提出了後雨傘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議題──主權概念。運動後，愈來愈多香港人不想任由自己的主權繼續操縱在新殖民主中共手中，我們可以怎樣行動之前，不得不搞清楚這個主權是否可寄放在國族的建立上，即使答案是肯定的，這國族和香港人一直信守的多元主義價值又如何平衡、聯繫。

雨傘後書寫的悲壯在於，投入其中的作者很快發現，他們在做的，幾乎是一項自我消解意義的工作。「雨傘」作為符號，愈書寫發揮，其正面價值便愈減弱。真實是如此殘酷，它召喚主體，而主體正是那敢於否定及超越自己所作的，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不確認這點，拿筆的人大抵什麼地方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