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那没人想再看的书

雨伞挡不住的暴力

出版社：进一步多媒体（香港）

出版时间：2015年8月

作者： 马国明

雨伞运动转瞬一年，部分港人政治启蒙，在堪称“广场”的占领区里抓住了“新”，直面惨烈的真实，为下一轮的抗争作好准备；部分港人依然故我，躲在营营役役的生日里，或装作看不见，或情愿什么事也没发生，改变对他们来说仿佛难于登天；更有曾参与运动，却不欲承受当下意识形态和人际严重分裂，展露创伤，寻找“治疗”的各种可能。

经历七十九天的三区街头占领，把经过纪录下来，无论是抒发情感、分享观念，抑或供日后回顾、反省、检讨之用，都是十分自然的事；当然，也有是以书写作为“治疗”的；较少能深入思考，提升到理论及历史层次析述事件。但无论如何，借雨伞运动爆发一周年，检视各种雨伞后书写，仍是一次整理概念，展望前路的不俗尝试。

雨伞运动结束后不久，区家麟的《伞聚》和由多位占领者撰写的《被时代选中的我们》便在书店里找到，堪称是最早出版的雨伞后文字结集。前者是一名资深传媒人在运动期间发表的网上文章结集，如如反映行动和思考的互动，以及当下事态发展形势变化的思行方向，后者是运动者所感所思的即时收集，都很有历史参考价值，惜唯也仅此而已。

伞悔录——八九一代的忏思

出版社：花千树出版 （香港）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作者： 岑朗天

书写有时不得不要求深度，深度有时预设了距离。然而，正如当年五四运动，国难当前，大家自然拥抱速度，倾向救亡多于启蒙。2011年“占领华尔街”事件之后，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Zizek）留下了两句名言。第一句是：“最难忍受的会是多年之后，我们重聚一起，互诉离情，回忆我们曾经都在这里。”（大意）第二句便是：“不要行动，只须思考。”当然，思想和行动不能割离，所谓欠缺思考，不是鼓吹必须计划好目标、步骤，钜细无遗才诉诸行动。我们珍惜行动中的思考，并且明白思考有时也是一种行动（performative thought）。

只是，思考毕竟是曲折的、抽象的，它往往出入于理论，不妨大胆假设，小心判断。我们喜欢故事，所以多看一些像《街道上，帐篷人》、《雨伞女子说》，甚至最近出版的《没岛恋曲》，感性和知性虽都会得到一定满足，在聆听、品尝、转喻、感叹、低吟的过程里，若有所得，却始终不会去到理性的高度，带来通贯、统合、决定方向、开拓眼界，指向澄明之境的“效果”。我们有时的确不单需要雨伞后书写，还更需要后雨伞书写。后者的“后”，不是时序的后，而是逻辑的后，是后设反省，因而有期展望于前。

常识革命──否想“雨伞运动”的三宗罪

出版社：进一步多媒体 （香港）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作者：许宝强

在不得不顾后瞻前的处境，在运动看似失败的三岔口前，我们向前搜寻观念，不避疏失误置，为运动起码暂时定性。有了暂时的定性，才能有以后的不断讨论、批判和纠正。由是，许宝强的《常识革命－－否想“雨伞运动”的三宗罪》和马国明的《雨伞挡不住的暴力》，阅后都难免令部份读者深感詑异；发现运动结束，原来就是要走回头路，继续费劲向潜在“不支持”运动的群众解释公民抗命的意义、暴力的复合结构等。他们大抵认为，运动不成功，反映深耕工作做得不够，于是得从头努力。此路不通，不是要另觅他途，而是且再走一遍，再小心一点，谨慎一点，照顾敌人的感受多一点，也许下一遍，即便在十年、二十年后，或可成功。毕竟，“种子已播下了”喔。

罗永生的《殖民家国外》虽然出版在雨伞之前，不过由于内容对老早提出的占领和公民抗命理念有所反思检讨，很多人也视之为一本雨伞书。相比于李怡的《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所收文章同样大部分写在运动之前），它更有理论高度，读者可从中窥见运用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的框架，思考往后行动去向的可能。当然，那是可能而已，因为后殖民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和批判雨伞运动，本身正好有待衡定、辨证。

后殖民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比立足左翼，却过于侧重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研探，以至脱离传统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颇远，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下阶级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操作鲜有触及，因而很容易显得无力，例如会出现提倡“回到基本”，致力建立公民社会的说法，无法回应运动后高速上涨的共同体和革命意识（当然，后殖论者倾向视之为政治素人的虚火，图一个“爽”字了得）。

香港大撕裂

出版社：Hong Kong New Media Limited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作者： 萧若元

看不到运动为香港带来的“新”，不确定雨伞改变了本土的哪点什么，但起码直认社会大撕裂和伴随的不安，成就了萧若元的《香港大撕裂》。看完这本书，读者不难发现所谓“撕裂”，具体只是作者如何跟民主派各路政友产生分歧和冲突。幸好，作者把自己的经历连上雨伞运动的观察，仍然传达了一个清楚的讯息：主权移交后的香港其实积病已久，雨伞运动前后令平时在和平理性帷幔下掩藏得不错的歧异彻底暴露出来。

以香港城邦论、香港遗民论及华夏邦联论为“右翼本土派”抗争定下理论纲领的“国师”陈云，在运动后写出《左胶祸港录》和《城邦论》，前者打正旗号，向“左翼本土派”（或称“社运派”）宣战，甚至有借此抢夺“真正左派”位置之嫌，后者却提出了后雨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主权概念。运动后，愈来愈多香港人不想任由自己的主权继续操纵在新殖民主中共手中，我们可以怎样行动之前，不得不搞清楚这个主权是否可寄放在国族的建立上，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这国族和香港人一直信守的多元主义价值又如何平衡、联系。

雨伞后书写的悲壮在于，投入其中的作者很快发现，他们在做的，几乎是一项自我消解意义的工作。“雨伞”作为符号，愈书写发挥，其正面价值便愈减弱。真实是如此残酷，它召唤主体，而主体正是那敢于否定及超越自己所作的，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不确认这点，拿笔的人大抵什么地方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