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導《3體》首兩集曾國祥：邊緣人可能是好事，香港電影一定要在香港拍？

「有人會批評這些不是香港電影，甚至我不是一個香港導演，但我不覺得一定要在香港拍才叫香港電影。香港電影是一個精神，代表了一種香港電影人的精神，就是什麼都夠膽試，你說不行，我偏做給你看，這才是香港電影。」

改編自劉慈欣原著長篇小説《三體》的科幻劇集《３體》（3 body problem），萬眾矚目終於在 Netflix 上架。儘管Netflix的串流服務，至今尚未涵蓋中國大陸，但《３體》成為全球焦點的原因，卻跟中國大陸有密切關係。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場火紅而血淋淋的文革批鬥戲，為《３體》的天外奇想拉開了帷幕，而負責揭幕的人，就是負責執導開首兩集的曾國祥。在參與此劇的幾位執行導演之中，曾國祥亦是唯一的華人導演。

於《三體》科幻宏圖與政治史實之間的風口浪尖，曾國祥可謂首當其衝，受到中國內外的觀眾爭議，為荷里活團隊拍攝文革戲碼，拍得好是問題，拍得不夠好也是問題。拍，本身都是問題。名副其實，是一個「3 body problem」。

「但我覺得，可以做到這件事是我的榮幸。」談起自己為《３體》的文革戲背書，曾國祥語氣並不激昂，也沒什麼避忌，一如既往答得平淡。

回想過去幾年，始終找不到一個正式訪問曾國祥的時機，無論是執導《七月與安生》平地一聲雷，還是《少年的你》橫掃香港電影金像獎，傳媒焦點都離不開他是否靠父蔭的坊間嘲諷，以及對他導演實力的質疑。

《３體》似乎為曾國祥平反，因為這個故事終於不是從他的父親曾志偉開始，而是從「三體危機」始作俑者葉文潔的父親葉哲泰開始。

「他們會找我，當然都因為我是華人導演。他們需要找一位華人導演來拍這段歷史，在他們的角度，這樣可以盡量將事情做得準確。」

歷史創傷 VS 科幻新紀元

1967 年，文革十年剛剛開始，當時身為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的葉哲泰，因授課內容違背無產階級思想，以反動罪名被紅衛兵公開批鬥。其女兒葉文潔目睹父親慘死，政治現實扭曲，令她藏起一股毀滅人類的決心。

這一幕成為了《３體》的開場白。事實上，於去年「搶先」播出的另一部內地電視劇《三體》，則明顯避諱而省略了有關文革的內容，這也被視為內地版《三體》和 Netflix 版《３體》的最大差異。

「他們會找我，當然都因為我是華人導演。他們需要找一位華人導演來拍這段歷史，在他們的角度，這樣可以盡量將事情做得準確。」曾國祥如是說。

不過，觀乎開播以來的評價，都有觀眾覺得不夠準確——不夠忠於原著，或不夠忠於歷史傷痛。但起碼準確避過了近年花樣百出的「辱華」指控。如果交予同劇其他外籍導演，甚至是《３體》幕後製片人David Benioff和D. B. Weiss親自處理，後果不難想像。

但曾國祥也不只是《３體》的護航人，他本身也是《三體》作者劉慈欣的書迷，讀過原著之後，早年已經覺得它適合變成一個影視作品。「以前都有電影公司嘗試過將它拍成電影，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拍成，一直覺得很可惜。」後來他知道David和Daniel，也即是《權力遊戲》的製作人已經買下《三體》改編版權，但初時未有想過自己會有份參與其中。直到 2021 年初，他才收到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

「我一聽到是要拍《三體》就很興奮，跟他們Zoom Meeting開了幾次會，各自談了對這本書的看法，很快就確定了我會加入（執行導演）。其實他們已經寫了一個很完整的劇本，我自己給了一些看法，令到我負責的那兩集可以authentic（真確）一點。」

「他們拿了這部小說，需要改編成一個面對國際影視市場的作品，譬如說，就一定要將很多故事裡面的角色變成非華人，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

他承認，與原著相比，《３體》的劇本有頗大幅度的改動，包括將原著小說主角汪淼一分為五，變相「混血」的處理，讓部分書迷感到不滿。「畢竟原著本身是一個充滿華人色彩的故事，但他們拿了這部小說，需要改編成一個面對國際影視市場的作品，譬如說，就一定要將很多故事裡面的角色變成非華人，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不過，從原著小說的中國核心語境擴張到全球（荷里活）視野，曾國祥形容，某程度上這可能對故事的層次更好。

但一如所料，劇集剛剛開始宣傳，還未全球上架，就已經因為直接還原文革歷史，而惹起華語圈的輿論關注（但至今無正式途徑在內地觀看《３體》）。曾國祥答道：「雖然是一段很有爭議性的內容，但我自己會覺得，原著小說本身就有關於文革的描述，我只是想著去呈現書中寫到的內容，沒有再去添加任何東西。」

再者，劉慈欣所著的《三體》，他認同是對於華文創作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國內有很多書迷，會把《三體》的出版視為一個科幻的新紀元，是真正打開了中國科幻小說的可能性。一來我自己很喜歡這個作品，二來我覺得作為一個華人導演，可以參與到今次改編，是很榮幸的。所以我不覺得裡面有些什麼爭議，或者會令我身份尷尬，因而需要卻步。」

如何苦幹，別人眼中都是父幹

「由我第一日想做電影開始，都是想留在幕後做導演的。」

2016 年，曾國祥以《七月與安生》在中國大陸嶄露頭角，電影於票房、口碑雙贏，當其時，這一種由香港導演拍攝內地題材劇情片的新形式，跟上一代中港合拍片有所不同。

《３體》主創團隊之所以找曾國祥合作，當然都考慮到他可謂得天獨厚的資歷。香港演藝世家出生，外國讀書長大，近年卻在內地發展，拍了幾部頗有國際市場潛力的作品。以《七月與安生》為例，就迅速賣了改編版權到韓國。《七月與安生》不但標誌著曾國祥在內地電影市場的起步，在這之前有十幾年的時間，對很多香港觀眾來說，曾國祥可能只是一張偶然在電影看到，總是叫不出名字的臉孔，甚至只認得他是「獎門人」曾志偉的兒子。

是的，在彭浩翔執導的《大丈夫》，他還扮演過年輕時的曾志偉。

「當初是有些導演問我有沒有興趣演戲，不妨嘗試一下，玩一下，但沒想到演了一部，接著有第二部，就意外開始了一段大概十多年的演員生涯。」曾國祥坦言，被大家以為他是玩票性質做演員的那幾年，或者仍然只是「曾志偉個仔」的時候，背後都一直有寫自己的電影劇本，替人剪片：「由我第一日想做電影開始，都是想留在幕後做導演的。」

幾年之後，曾國祥與尹志文一起執導《戀人絮語》，是他作為導演的真正出道之作，但迴響不多。直到《七月與安生》，那才讓他真正撇低（摒棄）過往十幾年的標籤，以電影導演身份被觀眾重新認識。

由於《七月與安生》拍得頗為成熟，卡司大、出手高，已超越一般香港新導演的水平，而且是陳可辛和許月珍擔任幕後監製，當時就有一些說法，覺得他們兩人才是真正的主腦，曾國祥只是掛名，「扮演」一個年輕導演的門面。

重提往事，再難聽的話都聽過，曾國祥不免苦笑：「這些說話，我沒辦法澄清，永遠都會有些人覺得，我有戲拍，是因為我爸爸，我能夠拍到《七月與安生》這部戲，是因為我認識陳可辛，而陳可辛和我爸爸又是很好的朋友。」

「年輕的時候，會很想證明給人看，我是我自己，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所以不會跟父親一起做什麼訪問，希望大家知道我是我，他是他，我小時候是會很在意的。」

他接著解釋：「基本上整部作品都是由我主導。當初Peter（陳可辛）和Jojo（許月珍）找上我，是因為他們看完《戀人絮語》，覺得我頗適合去拍《七月與安生》，這跟我是不是我爸爸的兒子沒有關係。」但曾國祥沒有否認，當年他剛剛讀完大學，回來香港之後，確實是父親介紹他進入陳可辛的電影公司。

「此後我爸爸就沒過問我會做什麼，隨我自由行動。」曾國祥想了一下，忽然說：「其實那時剛回來香港，我爸爸也很怕別人會覺得我靠他。大家可能有一個錯覺，覺得我從小到大，因為我爸爸的人脈關係，我從小就會接觸電影，我會在片場長大，認識很多電影人。但其實真的完全不是，他是很不想我在這一行的渲染之下長大，基本上就是他工作歸工作，我自己歸自己，我從小到大是沒有真的怎麼接觸到電影這一行。」

「我想說、想做的事情，我所有的能量，都已經放在我的電影作品裡，我沒有很覺得我需要在社交媒體上面去發表什麼想法。」

雖然生於香港最出名的演藝世家，但曾國祥笑言，年輕時的自己，打死都不承認自己的電影啟蒙是跟父親有關。

「多多少少都是因為我爸爸，令我從小到大都很留意電影，但是我爸爸喜歡的是一些很皆大歡喜，讓大家看得開心，很大眾、很商業的作品。我喜歡的、想研究的電影，其實跟我爸爸很不同。」他轉念一想，續說：「真正對我有很大影響的人，其實不是我爸爸，是我家姐（曾寶儀）。她在我開始喜歡看書、看電影，會吸收很多東西的時候，推薦了很多小說和電影，總是說這個導演的戲一定要看，這個作家的書一定要讀。我會想做電影，想做導演，她的影響應該是最大。」

不過，跟早已投身演藝圈，於父親盛名下長大的曾寶儀有些不同，曾國祥更傾向選擇一條跟父親保持距離的電影路。「尤其在年輕的時候，會很想證明給人看，我是我自己，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所以不會跟他一起做什麼訪問，希望大家知道我是我，他是他。我小時候是會很在意的。」

儘管今日已非吳下阿蒙，不再只是「曾志偉個仔」，「但無論我自己做得多好，別人的那些說話永遠都抹不走的，以前我還年輕，當你愈是很想證明自己，就愈是會在意這些事情。現在我已經完全放開了。我確實是他的兒子，大家要怎麼說，我無所謂。」說罷，他補充道：「成為導演之後，我都一直很穩定地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

「我爸爸喜歡的是一些很皆大歡喜，讓大家看得開心，很大眾、很商業的作品。我喜歡的、想研究的電影，其實跟我爸爸很不同。」

曾國祥用「穩定」來形容自己，不過，他有一個高調、高層的父親，有一個長期於幕前演出，非常入屋的演員妻子，而他作為導演，其實是比「穩定」再低調一些。他聞言笑道：「不是啊？有很多導演都是這樣低調的，有誰高調⋯⋯唔，好像其實都有很多。是我性格比較低調嘛，而且我想說、想做的事情，我所有的能量，都已經放在我的電影作品裡，我沒有很覺得我需要在社交媒體上面去發表什麼想法。」

「始終覺得我是靠父蔭的人，我沒辦法了，也就沒有再介懷這些偏見了。」他說。

不（只）是香港導演

2019 年，曾國祥再下一城，憑著《少年的你》成為了那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大贏家，但時勢不景，剛好那年疫情爆發，金像獎取消了頒獎典禮，他沒有機會上台發表感言。一貫低調的他，甚至沒公開回應過外界的連串批評。

坦白說，《少年的你》獲獎雖多，質疑的聲音同樣多。

「說這不是一部香港電影，對不對？」曾國祥笑著說。

是的，他也一定有聽過。特別是當時香港社會動盪，政治氣候惡劣，一個香港導演拍一部完全摒棄香港時代背景的內地題材，拍得再好，再用心去拍，都是污名。

「我一直以來，都有種in-between的狀態。我在香港出世，十歲去到加拿大被人覺得是新移民。讀完書返港又被覺得是死鬼仔。回到內地我就變香港導演。到外國拍劇，被覺得是中國導演。我的身份永遠都卡在in-between的狀態，永遠都好像入不到主流。」

香港電影曾三度入圍奧斯卡外語片，《少年的你》是第三次，在這之前的兩次，是陳凱歌《霸王別姬》和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在90年代，由陳凱歌和張藝謀的作品代表香港出戰奧斯卡，沒太多身份認同的問題，甚至覺得與有榮焉。但時代不同了，《少年的你》作品水準無可質疑，被質疑的卻是它沒有香港演員，不是香港背景，憑什麼代表香港。就結果而言，曾國祥憑電影揚威中外，甚至受到荷李活製作人的關注，唯獨在香港這個出身地不獲好評，甚至受到唾罵。

「看到這些批評的時候，當然會不開心。但至於說到我是香港導演，回到內地拍戲，到現在我又變成一個中國導演，在外國拍電視劇了。」曾國祥說來有一點感慨：「其實我一直以來，都覺得有種in-between的狀態。我在香港出世，十歲左右去到加拿大，在那邊就被人覺得我是新移民。讀完書回到香港，人家又覺得我是死鬼仔，是 CBC（Canadian-born Chinese）。到我開始做電影，回到內地我就變成一個香港導演。現在到外國拍劇，人家又覺得我是一個中國導演。我的身份永遠都卡在一個in-between的狀態，永遠都好像入不到主流。」

自覺人生每一個階段，都像是一個outsider、邊緣人，但他已經適應，反而覺得是好事：「身為創作導演，它可以啟發我看得多一點，有一些跟別人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所以，我也不需要大家覺得我是香港導演，還是內地導演，或者之後有可能變成一個荷里活導演？總之我拍到好的作品，我覺得對我自己已經有一個很好的交代，不需要很確立一個地域身份給自己。」

曾國祥續說：「雖然有人會批評這些不是香港電影，甚至我不是一個香港導演，但我不覺得一定是要在香港拍才叫香港電影。香港電影是一個精神，代表了一種香港電影人的精神。」

如果說中國電影給了他兩部叫好叫座的作品，一個吐氣揚眉的機會，香港則為他灌輸了一份精神上的基礎：「那種精神就是很夠膽，什麼都夠膽試，你說不行，我偏做給你看，我覺得這才是香港電影。」

「不是說我在內地拍完以後，我就不會再在香港拍戲。更不代表這件事刪除了我在其他地方拍戲的可能性，我是很想繼續在內地拍戲的，但是我也很想繼續在香港做電影。」他接著說：「香港也會有一些我很喜歡，很吸引我的人和故事，我也會很想做。例如我一直有個電影計劃，是想拍香港南亞裔人的故事。可能像我剛剛所說，我經常覺得自己不能夠走入主流，所以我比較會多留意一些邊緣的族群，或是一些邊緣人的故事。」曾國祥欲言又止，只說計劃仍在進行，尚未成事。

闖出國際市場，拍過大型製作的他，更明白要繼續在香港做電影，經營小本、小題材，形勢只會愈來愈難。

「我也不需要大家覺得我是香港導演還是內地導演，或者之後可能變成一個荷里活導演？總之拍到好作品，對自己已有很好的交代，不需要確立一個地域身份給自己。我會留意一些邊緣族群或邊緣人的故事。」

入屋要脫鞋，學習別人的遊戲規則

2024 年，《３體》在 Netflix 上架，無疑是全球影視界的焦點。在串流平台大勢所趨，早已壓倒傳統電影、電視製作的今日，香港這個昔日的東方荷里活，卻逐漸顯露了大勢已去的蕭疏。在串流平台的上架內容裡，比起韓國、日本以至其他華語地區，香港本土電影及電視劇佔比極低，於國際串流影視市場不受歡迎，已是不爭的事實。

「比起以前，即是我們經常講的香港80年代，所謂黃金時期，那個時候，全東南亞的地方都對香港的廣東話的內容很渴求。但現在相對不同了，亞洲不同地區的電影市場都已經發展得很成熟，沒有人再需要廣東話的內容。」曾國祥坦言，要接受時代不再讓香港獨領風潮：

「要面對的現實，就是廣東話的內容再沒有人想要。拍完《３體》之後，我和監製和其他幾個香港導演開了一間新的公司，其實就是想搞一些香港自己開創的本土劇，但當我們出去跟（串流）平台談的時候，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香港很難做，因為廣東話的市場實在太小。」

「要面對的現實，就是廣東話的內容再沒有人想要。我們出去跟（串流）平台談的時候，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香港很難做，因為廣東話市場實在太小。」

「但我覺得不是沒有辦法扭轉的，語言不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他接著說：「這幾年其實有很多香港新導演拍的戲也很好，他們都很有才華，拍的題材也很好，問題是為什麼大家的東西好像 travel 不到，出不了去？串流平台應該可以幫助這些題材出到去的，只不過難題就是怎樣可以盡量保持預算很小，做到一部兩部成功的作品，令大家對廣東話內容有信心，繼而之後有第三第四部，然後慢慢走下去。」

而另一方面，面對內地電影市場劇變，審查制度和觀眾喜好都不再同日而語，今日被形容是一個後合拍片年代。「因為以前的合拍片，說穿了是一直拿著合拍片的名義，拍的其實都是香港題材。但合拍片現在已經變成香港觀眾又不想看，內地觀眾又看厭，如果還想做合拍片這個模式的話，有什麼是兩邊觀眾都有興趣想看的東西呢？這會是另一個難題。」

曾國祥形容，現在是一個合拍片的過渡期：「要思考的地方是，作為香港導演，要繼續進去內地拍電影的話，可能就要適應、要明白內地觀眾想要什麼，內地整個環境的操作是怎樣。如果你想進一個市場，不是要去排斥它，你是要去學習它。」

「合拍片現在已經變成香港觀眾又不想看，內地觀眾又看厭，如果還想做合拍片這個模式的話，有什麼是兩邊觀眾都有興趣想看的東西呢？這會是另一個難題。」

「正如去美國拍《３體》都是一樣，我其實都要從頭適應。在籌備和拍攝的過程，其實跟我以往做電影導演的工作模式很不同，在一個美國的大型劇集製作裡，導演只是一個執行崗位，其實他們兩個製片人（David Benioff 和 D. B. Weiss）才是主腦，所有東西都要和他們談，他們批准你才可以做，你要進入另外一個市場，你就要去適應。學習別人的遊戲規則，他們的做事模式。」他想了一下，補充道：「其實好像去別人的家一樣，第一次去一個陌生人的家，你都要遵守別人的家的規矩。你進到門口，如果別人要你脫鞋，你都要脫鞋。要不你就不要進門，要進的話，你就要遵守別人的規矩。」

或者《少年的你》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香港導演的作品，內地背景的題材，而且為了遵守中國審查制度的遊戲規則，最後五至十分鐘，就有一個符合主旋律的處理。曾國祥也不轉彎抹角，答得直接：「其實大家也都有很多這些手法，盡量去迎合審批，希望自己的戲可以通過。其實《少年的你》真的不是一個很創新的處理，我們在拍的時候，已經『袋住』幾個結局選項，有一個版本是比較黑暗的，另一個就比較陽光一點的，到審批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不過，並非每個香港電影人都有曾國祥這樣的適應力。近年在大陸拍戲，審查關卡愈來愈多，諸多限制與禁忌讓人卻步，但曾國祥對中國電影市場仍然樂觀：「其實去哪裡拍戲都有它的限制，大家很容易覺得因為有審批，你的創作就有限制了。但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只是你進到別人的地方拍戲，你就一定要遵守別人的遊戲規則。在《３體》這樣一個美國的大製作之下，其實裡面都有很多限制，許多人事上你都要跟演出者、監製、編劇，大家去妥協的東西，達到一個共識才能成事。」

曾氏父子，少談電影

2010 年，三十出頭的曾國祥，以首部導演處女作《戀人絮語》獲提名金馬最佳新導演。這部作品，也是他絕無僅有與父親曾志偉的合作。

「一直以來，其實都沒跟他合作過什麼，是我自己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他有份來幫忙演一個角色。」曾國祥笑著說：「拍完之後，他有看過，但就覺得很不商業。對他來說，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但他會欣賞我這一位新導演的所謂風格也好，或者是我的真誠、我喜歡的東西。」

「這幾年很多香港新導演拍的戲都很好，很有才華，題材也好，但為什麼大家的東西好像出不去？串流平台應該可以幫助的，只不過難題是怎樣可以盡量保持預算很小，做到一兩部成功的作品，令大家對廣東話內容有信心，繼而之後有第三第四部，然後慢慢走下去。」

近年，外界對曾志偉的作風有不少負面聲音，曾國祥並非不知道，然而，他眼中的父親，卻始終是個親厚熱誠的電影人。「我覺得，其實在這一行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一個很樂意幫助新人的前輩，他不介意蝕底，很多新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由我爸爸為他們做監製。」譬如以《一念無明》贏了金馬、金像獎最佳新導演的黃進，還有過去一年憑著《周處除三害》於中港台「殺」出一條血路的黃精甫，他們的出道作都有得到曾志偉的幫助。「他覺得人家好，他就好，大家都好。這是我最欣賞他，也很值得尊敬的其中一件事。」

那，爸爸有沒有看過自己後來的作品？

「當然有。」他答得有些靦腆：「我知道他看完《七月與安生》是開心的，覺得兒子終於拍到一部叫做好一點的作品出來吧。」

與之相對，雖然他一直說自己跟曾志偉的電影路數不同，但父親的作品，其實曾國祥都有看過，而且是真的如數家珍。

「要我選的話，《雙城故事》和《甜蜜蜜》吧，他是演得很好。還有《最後勝利》，他這幾部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他忽然說：「但是我們沒有真的很深入討論過電影，那又不是特別想避開話題的，只是，你知道啦，兩仔爺說話有時候是不會說得這麼深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