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藥和性愛，他們在男同志 Chemfun 派對裏沒說的情感二三事

編按：報導訪問在香港參與 Chemfun 的人士、研究者和支援組織，旨在了解這個群體參與這種行為的源起、處境和遭遇。內容有非法行為描述，較常見的相關法例包括《危險藥物條例》、《藥劑業及毒藥規例》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希望讀者使用任何藥物時謹遵醫囑。

打開男同志交友程式 Grindr，會員的自我介紹版面有一欄叫做「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有人會放上雪糕、雪花等圖案，也有人會寫上 CF、ICE 等字眼。外人看來是暗號，內行人會知道以上都是代表 Chemfun（CF）。

Chemfun 可以按字面解讀，就是用藥（Chemicals）獲得樂趣（Fun），當中最重要的樂趣莫過於性愛。用藥助性，屬於全球現象，使用者不分性向，有孿有直。然而，在男同志社群之中卻逐漸發展出專有名詞，歐美國家及學術界稱為 Chemsex，台灣稱為 HI-FUN、煙嗨，香港則演變出 Chemfun 一詞，中文可譯作「藥愛」。

為什麼 Chemfun 跨越了文化和地理差異，在全球男同志社群形成了一種獨有的次文化？「Chemfun is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Chemfun為男同志提供了一個多功能的私密空間。」劉凱亮（Sky）說。他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 Chemfun超過十年。

為何 Chem？如何 Fun？為什麼男同志需要這種空間？同志、成癮、HIV、精神病的四重污名背後，隱藏着什麼傷口？ 「企硬」的公共衛生政策緣何「衰硬」？前線的學者及輔導工作者，嘗試憑一己之力走出一條新路，有可能嗎？

三日兩夜，Chemfun + Staycation

酒店位於鬧市，記者與劉凱亮在大堂等候。未幾，一名男士從電梯步出，全身黑衫黑褲，戴墨灰色口罩，向我們走來。「你好，我是阿豐。」他像日本人一樣欠身打招呼，然後像酒店經理一樣，引領我們乘電梯上客房。

房間大約300呎，一邊設有兩張雙人床，另一邊是長桌，盡頭的案上是摺疊式電腦架，放着一部 Macbook，底下有一份還未食完的外賣。「我今天中午才從另一間酒店check out，時間比較趕急。」阿豐有點緊張，「因為想執拾整齊，方便你們拍攝。」

阿豐是 Chemfun group 的搞手，又稱為 host，在疫情爆發後才入行。Chemfun 可以私約，有些人會約在自己的家，也有人約在酒店，通常是一對一，或者幾人行。由搞手籌備的 group 會收取「入場費」，但是也由搞手負起邀請成員的重任，以及供應所有藥物、零食、飲品、清潔及梳洗用品等等。參加者付費等於分擔成本，現身即可，玩完就走，毫無後顧之憂。

開 group 通常橫跨星期五六日，每一節大約六小時，每節收費500港元起跳，逗留時間愈長，收費愈高。由於成員都是流水式參與，幾天下來至少會有廿幾人，在 group 內往往能夠遇上新鮮的對手，有些人甚至會留足三日兩夜，「我們稱之為 CFcation（Chemfun + staycation）。」阿豐笑說。

的確，觀乎阿豐的準備，一切像極渡假活動。地毯躺着兩大個空空如也的超市購物袋，枱面放滿曲奇、朱古力、果仁、能量啫喱包，小雪櫃擺滿能量汽水、果汁、茶。「曲奇有燕麥，飲品有涼茶，我每一次都會預備生果，希望大家做些不健康的事情之餘，也能吃得健康一點。」阿豐自嘲。

Chemfun 在十多年前已經在本港同志圈出現，但是疫情之時發展得異常蓬勃。由於被逼留在香港困獸鬥，大家需要一個玩樂的地方，加上人人都在家工作，容易約人成局。「試過多人到要打通幾間房，逼到好似行花市。」阿豐感喟：「今日你見到的規模，應該只得當時的十分一。」可惜，記者無緣見識那種墟冚，「但你應該是全港首個女子，記錄 CF group 的預備過程。」劉凱亮笑說。

阿豐先從洗手間開始點起線香，在洗手盤旁邊擺放從各大酒店收集的即棄牙刷、剃刀、護膚品、髮型用品，還有最重要的漱口水。「我們的嘴巴要見人嘛。」他非常重視衛生，浴室和洗手盤都擺了一支與氣氛格格不入的滴露牌，因為只有少數牌子能夠殺滅99.9%的金黃葡萄球菌。

此菌主要透過直接接觸傷口、分泌物和受污染表面而傳播，感染後會引致皮膚長出膿疱、膿瘡等，嚴重者可引致敗血病、肺炎或壞死性筋膜炎。為了鼓勵參加者多洗澡，他也自備多條從各大酒店收集而來的毛巾，架設了毛巾架，方便晾乾及共用。

擺放一袋袋物資之後，房內原本可容兩個人擦肩而過的通道頓時變得狹窄。阿豐取出幾個分門別類的小袋，一個裝滿電線、電池、衣夾、索帶、膠紙、螺絲批等工具，另一個是急救及藥物包，有一個是 Chemfun 用的物資袋。要數最有趣的是一個玩具袋，放滿不同情趣玩具，大家可以像購物般挑選喜歡的玩具。

「每一個 touch point，我都想帶起更多互動，或者引起大家的情慾。」阿豐說，「製造氣氛，最重要是燈光。」

然後，他如變魔術般，為房間每一個角落換上另一種氛圍。床頭放一盞黃光燈，洗手盤旁邊夾一盞小紅燈，冰壺底下放一個七彩感應燈，放潤滑劑的唧唧壺底早已綑綁住另一盞長開的紅色燈，就算全房漆黑都一定找得到所需物資。

最後，他抽出一捲紅色 LED 燈帶，圍在床邊。一關燈，房內頓時有一股情慾在流動。
「這支是 Disco 燈，飲 G 水才會開。」G 水是迷姦水的簡稱，攝取後會在體內由 GBL 轉化成 GHB。（註：GBL即 γ-丁內酯；GHB即 γ-羥丁酸，在香港屬受管制的藥物。）G 水比起其他藥物較為危險，需要注意攝取份量和間隔時間。阿豐每一次都會親自安排份量，為了記錄攝取間隔，他會安排一個「G 水時間」，打開 Disco 燈，眾人集體飲 G，搞氣氛之餘，也是為了大伙兒安全。

明明 Chemfun 本身就是一種高危活動，但是在許多細節又要注意衛生和安全。「既然大家有這個癮，那也沒辦法，唯有玩得 smart 一點，用藥始終不可亂來。」阿豐說：「你見我都想盡量 manage，始終我都收人錢。」

除了週末，阿豐有時在平日也會開 Group。長期通宵達旦，日夜癲倒，他近來也萌生退意。「我不肯定是否要搣甩 CF，但是至少我想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模式。」做搞手的收入只夠阿豐食飯交租交電話費，維持基本生活。他現時長住酒店，家當隨身，久不久才回到媽媽的住所更換衣物。他認為做搞手沒有出路，一不小心被人捉到更會失去一切。「我看不見將來，希望找機會離開。」

同志亦凡人，「這一次﹐我想放縱自己」

「我第一次玩 Chemfun 是2014年。」當時阿豐26歲，已經晉升至公司高層，年薪大約80萬港元，說高不高，足夠他過中產生活，在港島租住千呎住所，買名牌靚衫。他從事的行業需要面對客人，充滿死線，工作時經常要處理突發事故。當時他要獨自揹起一個大客戶，但是公司缺乏支援，令他壓力很大。

為了抽離工作，阿豐試過整甜品、焗蛋糕、造Pizza、搓手工意粉，在節日招呼60個朋友和他們的朋友於家中開派對——但是腦袋比起人群更喧鬧，上一秒吸收完酒精，下一秒又繼續勞碌工作。

「去到一個位，我覺得唔得喇（不行了）。」阿豐下意識打開 Grindr，他記得曾有人邀請他玩 CF。十幾歲的他也試過揈頭索 K（吸食搖頭丸、氯胺酮），只是為了跳舞好玩，未有後續。「這一次，我想放縱自己。」那夜，他的確放低了日間的煩惱，完全專注於性愛。他發現了 Chemfun 的「多姿多彩」，自此踏入大觀園，但是玩得並不頻密，一兩個月才一次。

那一年，阿豐決定祼辭，與幾位伙伴創辦自己的公司。在此之前，他決定先為自己圓夢，去美國讀音樂。踏入校園，見到校徽，他已經好興奮，「我終於可以介紹自己做 musician。」阿豐第一次接觸音樂是在十歲，學過幾個月鋼琴，其後自學，一首歌聽一次就懂得彈，彈琴一直是他的副業，不時會到酒吧演出。

當地朋友帶他遊走於荷里活派對，席間有一個上年紀的音樂人對他說：「我從未見過一個音樂人會著 Comme des Garçons 的恤衫。」

這句話，在他的腦海縈繞不散。

阿豐知道要做全職音樂人是非常困難，但也不是做不到，只是他覺得自己捱不過艱苦期。「我不是要大富大貴，只是不想擔心下一餐飯，想去旅行就去到旅行，過上好一點的生活。」阿豐自言出身基層，中三畢業就投身社會工作，靠教琴和演出維持生活，15歲已搬出來自住。穿梭不同酒吧演出，他不時會兼職幕後工作，後來獲賞識入行，拼搏不到十年就爬上高位。

祼辭之後，他本已鋪路創業，回港後卻接到更多演出，有機會與未成名的音樂人一起作曲編曲。「難得發掘到自己的 talent，我覺得應該要繼續。」問題是，每逢演出，綵排往往從深夜開始，通宵之後上班，他開始力不從心。

那一刻，他站在了分岔路口。

「做音樂是否一定會潦倒？」阿豐問過自己很多次。讀音樂的時候，他第一次深入了解 Jazz，大師 Bill Evans 是他在音樂路上的二次啟蒙老師。大師在29歲開始吸食海洛英及可卡因，於51歲辭世。好友 Gene Lees 曾形容，Bill Evans 於毒海掙扎是「史上最漫長的自殺」。

最後，阿豐決定將重心放在創業。公司在第一年內已取得行內的重要獎項，在三年間發展成20個全職員工的規模，做過要做的訪問，上過要上的雜誌。「可想而知，我對自己的鞭策是非常誇張。」

就在那時，他重拾 Chemfun 的習慣。

「同一原因，就是逃避工作壓力。」每逢死線之前，每逢重要匯報之前，阿豐就會在前一晚去 Chemfun。由朝玩到晚，由晚玩到朝，直踩上班，由一個月一兩次，去到一星期一兩次，後期甚至不理會是週末還是平日，照玩可也。因為自己做老闆，他遲到；因為自己是老闆，他在公司發脾氣，掟爛無數個鍵盤。「其實哪有一間公司可以這樣？」

壓力、用藥、成癮、情緒失控、影響人際關係、工作表現更差、壓力更大——跌入惡性循環之後，他由遲到變「冇到」，見客失場，人事關係破裂，最後只能離開自己有份創辦的公司。

2017年開始，大屋搬細屋，細屋搬細房。深陷 CF 泥沼，阿豐找到工作也沒法好好上班，被炒後只能做散工。「我連迷你倉的租都交不起，只能丟棄一切。」當中有他從美國帶回來的樂譜和書本，陪伴他無數個夜晚的焗爐，演出用的樂器，去旅行買的紀念品，還有小時候儲起的 CD……

丟掉過去，失去將來，就連當下也變成空白，「我已經忘記了那段日子自己做過什麼。」

父親離世，揭開童年創傷

直到兩年後，阿豐在深夜收到姑姐來電。

「你阿爸唔得喇。」

三星期前，父親的肺癌復發，病情突然急轉直下。收到電話那一刻，阿豐身處一個Chemfun group，他在腦海的迷霧之中，勉強找到緊急出口燈，將自己送到去北區醫院。

走到床前，阿豐說不出話來。父母離婚那一年，他才12歲。20年來，他與父親見面的次數，五隻手指數得完。當時，媽媽為了爭取撫養權，要求阿豐上庭「指證」父親對同母異父的姐姐圖謀不軌。

很多年之後，他才逐漸明白，父親當年因為不懂處理暴躁脾氣，導致各種家庭及暴力問題，但是他並非一個壞人。那時，兩父子的關係已經生疏得叫他無從入手。

又過了很多年之後，兩父子再見已是最後一面。

阿豐想說話，一開口卻只能哭。

「我記得他說了一句話。」今天憶述，阿豐一開口同樣泣不成聲，「他說，如果他還有福氣的話，他想跟我食餐飯。」

那一年是2019年，疫情尚未爆發，阿豐仍能安排父親後事，但是需要其他親戚幫忙支付費用。入葬當天，阿豐致電其中一份散工的老闆，希望可以先出一半糧，支付中午那頓解穢酒，那是他唯一能為父親做的事。

之後的日子，一入夜，阿豐獨自在家，突然就會停不了地哭。想起媽媽偷偷帶着自己和姐姐由市區搬到新界，想起爸爸發了瘋似的跟蹤他到學校，想起自己在學校見到爸爸追趕就嗌救命——他想起種種過往，他問自己，「咁大個仔，為何幫不了家中的忙？」

然而，自從父母離異之後，阿豐也從未有人幫過他的忙。

升小六，突變單親家庭，轉去一間村校，家中經濟拮据，加上媽媽偏心姐姐，阿豐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想要爭取更好的生活，想要什麼都只能靠自己努力。12歲，他已經靠着為教會其他小朋友教琴，賺了一部遊戲機，賺了一部電子琴，還賺了一部 MD機。「我還記得，媽媽趁我外出，將 MD 機拿去電器舖換做雪櫃。」說起往事，阿豐仍然有氣。

中三畢業，阿豐靠教琴和演出，賺到人生第一個一萬元，二話不說搬走，付出2000港元月租住村屋。自此，他只會在大時大節才與家人見面。

這一切，阿豐都是在父親離世之後，沉澱良久才逐點逐點明白。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

2020年開始做搞手，見盡人生百態，阿豐才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原來眾人都在努力投射一個形象，做一個「正常男人」、「成功人士」，但是暗地裏各人有各人的古怪，各人有各人的不開心，大家同病相憐，好像唯有在 Chemfun 的時候才有機會抒發一下，暫時做一個所謂真正的自己。「不知道為何，我以前過的生活，看不見這些面向。」阿豐笑言自己像兼職社工，客人會約他食飯，有時乾脆走上酒店房傾偈，大家把他當成了樹洞。

「Chemfun is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劉凱亮解釋，Chemfun 是一個多功能空間，每一個人都可以各取所需：親密感、歸屬感、認同感，甚至發展出友誼以及愛情。

劉凱亮是本港首名以社會學角度探討 Chemfun 的學者，曾經實地考察，深入訪問30名參加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企業家、銀行家、醫生、護士、律師、老師、社工……我在 group 內見過許多人會設定鬧鐘上班。」

Chemfun 的首要賣點一定是性愛，圈內衍生出另一對比「Normal Fun」。Chemfun 有藥物加持，自然刺激興奮又好玩，兩者分別有如黑白片與 4K 高清片。劉凱亮表示，絕大部分人都是因為性而接觸 CF，但是留低的原因就複雜得多。

「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是因為同志十分需要空間。」劉凱亮續說：「假如你是一個直人，恭喜你——你的家庭是直，學校是直，工作環境也是直，電視電影音樂全部都是直，你會被直的空間包圍。」劉凱亮見過有人因為社會地位或工作關係而要保持深櫃，只能在 Chemfun 空間做自己。

不同年代有不同空間，男同志在早期有漁塘（公廁），然後有 Disco、Rave Party、桑拿、NGO，還有網絡。Chemfun 算是 Rave Party 的延伸，存在多年。劉凱亮表示，不同空間是可以重疊，桑拿和酒吧是一個比較商業的空間，但是 Chemfun 可以私約，每一個同志都可以隨時隨地建構專屬的空間。

即使 group 是由搞手營運，這個空間亦非金錢至上。Group 的參加者由搞手決定，除了金錢和樣貌之外，參加者的表現也是考慮因素，例如是否懂得基本社交禮儀，用藥後會否過度反應等。「我會用賭枱形容 group ，因為每個人都手執不同資本入場。」劉凱亮知道有人因為自己「年老色衰」，即使有錢在豪宅開私人派對，他們都情願參加 group，只為了遇上真心與自己開戰的對手，而非為了自己的大宅和免費藥物。

雖說性愛是首要賣點，但是劉凱亮也見識過「冇嘢搞」的情況。「大家上去 chill（用藥）一下，打機傾偈，你笑下我，我笑下你，成個場啲人都唔係搞嘢（場內的人都不是在做愛）。」他見過一個社工與一個老師，3P 之後坐在一旁聊天，社工說起想找學生探訪露宿者，老師正想帶學生做義工，二人一拍即合，約在聖誕為露宿者送暖。

Chemfun 提供社群連繫，對於男同志相當重要。劉凱亮認識一對在 CF 結緣的情侶，關係已經維持十多年。他指出，男同志較難建立親密關係，因為社會缺乏土壤，阿豐也表示同意。「好多人在讀書時都曾經被人欺凌。」阿豐說，「踏入青春期，別人講溝女，我們只能暗地裏鍾意男人。長大後，別人講結婚生仔，我們才講如何溝仔——我們永遠都是小眾。」

由於擔心身份曝光，有些同志缺乏可交心的朋友，成長期也沒有機會學習建立親密關係。踏入社會之後，部分人傾向選擇即食的性愛，男同志社群很多時是先做「波友」（性伴）才做朋友。交友程式盛行，某程度加劇圈內的「階級」觀念，篩選對象講究外在條件。身高體重、身形外貌，然後是學歷工作、金錢地位、見識品味，每一項都能放上天秤。同樣觀念亦延伸至 Chemfun，圈內人看不起用藥的人，用藥的人看不起用針筒的人，未跳掣（情緒失控）的人嫌棄已跳掣的人。

「用藥會引發情緒，有些人的表現難免比較嚇人，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多包容，你也難保自己有一日變成同一模樣。」做搞手這幾年，阿豐開始反思為何如此多人擁有 CF 的共同習慣。同志亦凡人，假如能夠看透用藥的污名，會否看得見更多？「可能因為大家承受了很多無形壓力，各有心理或精神健康的需要，我們有無方法爭取到社會資源，改善這個情況？」

緩害：理解 CF 社群的情感需要

政府目前通常從保安和公共衛生層面處理 Chemfun 的問題，交由保安局禁毒處及衞生署負責。禁毒處對毒品採取零容忍態度，衞生署對愛滋病則強調定期測試。劉凱亮指出，以上政策有一個明顯漏洞，就是缺乏同志觀點。

根據「小眾壓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流行精神病學家及性傾向法律專家 Ilan H. Meyer 發現，性／別小眾因為長期承受獨有壓力，患上精神疾病的機會較異性戀高2.5倍。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於2018年發表的《LGBT 社群心理健康研究報告》亦指出，「每三個 LGBT+ 受訪者就有接近一人出現中度或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較香港公眾人士報告的百分比多出一倍以上。」

一般人未必察覺到自己出現情緒或精神健康問題，男同志亦一樣。正如阿豐當年很可能是因工作出現焦慮，也很可能因父親離世而抑鬱，其實一直未有斷症。

做人都是捨難取易，嘗試 Chemfun 只是手指頭與電話屏幕的距離。《多巴胺國度》一書指出，性愛會刺激多巴胺分泌多100%，而吸食安非他命則會多1000％。用藥看似可以快速改善情緒，但是愈快樂就會愈墮落。大腦處理快樂和痛苦的區域是重疊的，運作機制多巴胺就像一塊翹翹板，一旦大腦因外物刺激向快樂一端傾斜，多巴胺就會按斜度派出足夠數量的「小精靈」，坐在痛苦一端，令翹翹板回復平衡。

然而，多巴胺翹翹板有耐受性，同樣的刺激不會再次帶來同樣的快樂，持續時間亦會變短，但是向痛苦端反彈的時間卻會變長，大腦會被驅使去尋求更大的快樂或刺激。換言之，除了 Chemfun 之外，當事人做什麼都提不起勁，但是從中得到的快樂不斷減少，痛苦卻不斷增加。

許多人因此用藥更多更密，一步一步泥足深陷。「Chemfun 社群其實不太了解用藥的後遺症，對於一個吸毒多時的人，一下子戒絕其實是不可能。」CT 說。

CT 於2015年開始在關注愛滋病的機構做測試輔導的義工，後來加入另一機構擔任愛滋病預防教育的項目經理。三年前，他創辦 NJAC（Not Just A Condom）工作室，專門支援 Chemfun 個案，已經接觸超過300位曾用藥的男同志。「吸一啖冰（冰毒），5分鐘就可以放鬆下來。假如我為他們做身心靈治療，可能要六至八堂才去得到同樣狀態。」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轄下的 Project HERO，曾邀請20位服務使用者參與研究，了解他們對 Chemfun 的取態，高達15位認為自己只需要減少使用，並學習管理相關風險。而禁毒處採取零容忍政策，CT 與劉凱亮均表示未能對應社群需要。

「一刀切，一言堂，這才是問題。」劉凱亮近年推動「緩害」（Harm Reduction）概念，他認為有關政策需要細分多種層次，「其實政府推廣使用安全套減低性病傳染，都是緩害手段。」他直言，政府會為菸民提供尼古丁貼戒菸，也會為吸毒人士提供美沙酮戒海洛英，為什麼未能應用同樣概念處理 Chemfun？

劉凱亮鼓勵 Chemfun 社群培養寫 CF 日記的習慣，嘗試問自己六個簡單問題：包括：日期、時間、最開心的時刻、最痛苦的時刻、藥物用量及時間，以及 CF 期間的所有正負面情緒。參加者可從中整理自己的 CF 模式，了解用藥規律，甚至可以進一步交給信任的專家評估，協助分析問題所在。

「緩害」是接受社群有用藥需要，接受不安全性行為在社群中是不可避免，然後在此前提下提供適當支援。以愛滋病為例，CT 認為只是推動定期檢測，改善不了愛滋病傳播的情況。他知道性文化愛好者聚集於 X（前稱 twitter），於是集中火力做網上外展，順道收集社群的性喜好數據。其中六成人表示在過去12個月曾參與 Chemfun，更有高達九成半表示在過去12個月曾發生不安全性行為。

世界衛生組織早於2015年將 PrEP（Pre-Exposure Prophylaxis，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列為全球愛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但是香港至今仍未跟隨，政府亦未有提供官方購買渠道。CT 認為，當局比較在意派了幾多個 HIV 測試包，收回幾多個有效數據，亦未支援社群在檢測後呈陽性所引起的情緒反應。

至於禁毒處強調「不可一不可再」，只支援戒毒工作，但是對於仍有用藥習慣人士的需要，似乎視而不見。CT 曾經申請其他資助，自行開設支援服務，定期在 Line group 發出用藥提示，教導社群護理身體，減低冰毒對皮膚的傷害；他也曾在 X 用聊天室舉辦講座，教導如何照顧出現藥後反應的朋友。

然而，要對症下藥，歸根究底還是要理解男同志投入 Chemfun 的動機，才能為社群帶來實質幫助。「老土講一句，我們接受的教育，甚少教導我們愛自己。」CT 解釋，Chemfun 往往牽涉不安全性行為，而不安全性行為是有其象徵意義。

解讀自己，遠離 Chemfun 的第一步

「失戀之後，我跌入了自我毀滅狀態，覺得所有事情都應該結束，chem、bareback（無套性交），什麼我都沒所謂，反正我已經什麼都沒有。」Noah 說。

他與前男友在2014年認識，Noah 當時已經創辦自己的公司，對方與他一起打拼，後來出產香港製造的電腦，在電競界深受歡迎，公司發展成50人的規模，半年純利已過百萬元。

在最風光的時候，Noah 於2018年去葡萄牙旅行時向前男友訂婚，對方卻當面將一卡鑽石戒指擲入里斯本的大海，理由是「未玩夠」。與此同時，Noah 的生意遭受重挫，他遇上騙案，一度鬧上新聞，官司纏身。

失戀及生意失敗的雙重打擊下，他開始 Chemfun。「我本來堅決不試，但是用了第一次之後，我好似擺低了一些東西，止到痛。」但他其實從未放下。二人分手之後仍然在公司日對夜對，共養的兩隻貓咪卻要分居，「對我而言不止是分手，而是像離婚。」回到家中，Noah 獨自面對一個政治立場迥異的母親，以及一個脾氣暴躁的妹妹，失去了唯一的傾訴對象，只能自說自話。

「廿幾歲的我是一個面目可憎的老闆，金正恩的口面，人人覺得我機關算盡，根本不會有朋友。」Noah 自嘲。

幾年之間，Noah 已經進展到每星期至少一次 Chemfun。直到2022年，他感染 Covid-19，並發現同時染上金黃葡萄球菌以及 HIV。噩耗還未完結，Noah 在過去幾年重整事業旗鼓，重拾正軌之時卻又再被騙，公司面臨倒閉，前男友卻私下轉走自己的資金，開走他送的寶馬，留下他獨自苦撐。

沒多久，Noah 在工作時突然爆肺，被送入深切治療部。他在醫院躺了90日，花了兩星期重新學習走路，右手因為長期注射抗生素，至今仍然作痛，未能使用滑鼠。治療期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簽署文件和支票，變賣公司資產，維持家庭支出。

那段日子，唯一一個探望他的朋友是 CT。CT 在2021年去 Chemfun group 「執仔」的時候遇上 Noah，從此結緣。（注：「執仔」，即實地或在網上接觸有需要援助的群體。）

出院之後，大量煩惱尚未解決，Noah 繼續 Chemfun，但是他決定向媽媽出櫃。一向傳統的客家媽媽，這一次竟然意外地開通，還安慰兒子說：「那個衰佬這樣害你，你都捱得住，之後也會過到的。」更出人意表的是，媽媽還陪他去特別內科覆診，第一次見識到原來香港還有許多其他 HIV 感染者。感染後不是世界末日，現時已經有藥物控制 HIV，只要測不到體內病毒量，已經等於傳不到（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

今日回想，Noah 認為出櫃令他重獲新生。「我不用再左瞞右瞞，我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做回自己。」在 CT 輔導之下，他開始了解童年、家庭、社會文化對自己的影響。

8歲喪父，一家靠綜援生活，Noah 13歲已經去黃金商場砌電腦賺外快，讀大專時兼職三份工。挨壞身體也只能靠自己，還要照顧母親和妹妹，以致一頭栽入工作，從無機會建立社交圈子。失敗的戀情，源於他用錯誤的方式表達愛意，拍拖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公司，看電影是買 DVD 返公司，生日蛋糕又是買返公司。當日求婚，Noah 28歲，對方才23歲，而且對方的父母並不接受同性戀，當年前男友表示未玩夠，更可能是一個不知如何面對他的藉口。

一個結一個結解開，CT 在去年採用「播歌療法」，在一首又一首慘情歌轟炸之下，Noah 在失戀四年之後首次大哭一場。今年，他終於的起心肝（下定決心），丟掉前男友的舊物。

本已散落一地的人生，Noah 在今年逐片逐片拾起來。年初，他在住所樓下免費拾回一部爆玻璃的 iMac，作為基督徒，他認為是上帝安排他重新出發。幾個月下來，他已經重新建立昔日電腦生意王國的雛形。這段日子，他一直有接 freelance 工作，而且大幅減少用藥。「首先是要疏離 CF 圈子，其次是不容許自己購買，也不再去 group，朋友私約才會玩。」玩的時候，用藥份量大減至以往的十分之一，一啖起，兩啖止，只為提神。

「我們都值得」

最近幾個月，Noah 在 Grindr 認識了一位男生，對方是運動健將，帶他去玩沙灘排球。「他令我感受到，原來做運動分泌的多巴胺，足以解決藥物成癮。」回復正常社交，又打排球又打籃球，收穫一班「直不甩」的波友，Noah 笑言自己一次過補回青春期所失落的生活。

採訪這天，CT 第二次帶他做五感治療。所謂治療，其實只是散步和拉筋，主要還是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以及有一個朋友陪伴說話。CT 表示，用藥多年的人與身體的連結變得薄弱，戶外活動有助他們啟動各種感官，感受身體與周圍的連結。

「改化名的話，我想叫 Noah。」Noah說：「我覺得自己就像挪亞方舟活下來的人一樣。」他承諾，將來東山再起一定會向 CT 報恩，資助他做 Chemfun 的支援工作。CT 聽罷，感觸甚深，「因為平日在前線見到的，更多是冧咗（倒下）的個案。」

過去十年輔導超過1000位男同志，CT 表示願意求助的人士已經是社群中較易接觸的個案，更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求助，或者對支援機構欠缺信心，擔心求助後會被捕。期間，有人可能因藏毒或販毒被捕，也有人受困於毒品後遺，出現思覺失調、幻覺、幻聽等情況，因為又未有求醫，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院。

記者想起仍在掙扎的阿豐，我們見面之後這段日子，他仍在做搞手，載浮載沉。他說，接受訪問是希望自己和社群從地下走出來。他想學習音樂治療，運用天賦，趁自己尚有能力，為社群做多一點。

那一天，阿豐說：「既然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仍然生存下來，我不想放棄自己。」

「你有什麼想對 CF 的社群講嗎？」

「有沒有不太老土的字眼？」阿豐苦思一會，還是直接說：「就算人生有起有跌，但是我們都值得繼續加油，繼續生活。」

「假如爸爸聽得見的話，你會想跟他說什麼？」

「我希望自己沒有失禮他。」阿豐哽咽。

（為保護受訪者，阿豐、Noah 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