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药和性爱，他们在男同志 Chemfun 派对里没说的情感二三事

编按：报导访问在香港参与 Chemfun 的人士、研究者和支援组织，旨在了解这个群体参与这种行为的源起、处境和遭遇。内容有非法行为描述，较常见的相关法例包括《危险药物条例》、《药剂业及毒药规例》及《药剂业及毒药条例》。希望读者使用任何药物时谨遵医嘱。

打开男同志交友程式 Grindr，会员的自我介绍版面有一栏叫做“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有人会放上雪糕、雪花等图案，也有人会写上 CF、ICE 等字眼。外人看来是暗号，内行人会知道以上都是代表 Chemfun（CF）。

Chemfun 可以按字面解读，就是用药（Chemicals）获得乐趣（Fun），当中最重要的乐趣莫过于性爱。用药助性，属于全球现象，使用者不分性向，有孪有直。然而，在男同志社群之中却逐渐发展出专有名词，欧美国家及学术界称为 Chemsex，台湾称为 HI-FUN、烟嗨，香港则演变出 Chemfun 一词，中文可译作“药爱”。

为什么 Chemfun 跨越了文化和地理差异，在全球男同志社群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次文化？“Chemfun is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Chemfun为男同志提供了一个多功能的私密空间。”刘凯亮（Sky）说。他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 Chemfun超过十年。

为何 Chem？如何 Fun？为什么男同志需要这种空间？同志、成瘾、HIV、精神病的四重污名背后，隐藏着什么伤口？ “企硬”的公共卫生政策缘何“衰硬”？前线的学者及辅导工作者，尝试凭一己之力走出一条新路，有可能吗？

三日两夜，Chemfun + Staycation

酒店位于闹市，记者与刘凯亮在大堂等候。未几，一名男士从电梯步出，全身黑衫黑裤，戴墨灰色口罩，向我们走来。“你好，我是阿丰。”他像日本人一样欠身打招呼，然后像酒店经理一样，引领我们乘电梯上客房。

房间大约300呎，一边设有两张双人床，另一边是长桌，尽头的案上是折叠式电脑架，放着一部 Macbook，底下有一份还未食完的外卖。“我今天中午才从另一间酒店check out，时间比较赶急。”阿丰有点紧张，“因为想执拾整齐，方便你们拍摄。”

阿丰是 Chemfun group 的搞手，又称为 host，在疫情爆发后才入行。Chemfun 可以私约，有些人会约在自己的家，也有人约在酒店，通常是一对一，或者几人行。由搞手筹备的 group 会收取“入场费”，但是也由搞手负起邀请成员的重任，以及供应所有药物、零食、饮品、清洁及梳洗用品等等。参加者付费等于分担成本，现身即可，玩完就走，毫无后顾之忧。

开 group 通常横跨星期五六日，每一节大约六小时，每节收费500港元起跳，逗留时间愈长，收费愈高。由于成员都是流水式参与，几天下来至少会有廿几人，在 group 内往往能够遇上新鲜的对手，有些人甚至会留足三日两夜，“我们称之为 CFcation（Chemfun + staycation）。”阿丰笑说。

的确，观乎阿丰的准备，一切像极渡假活动。地毯躺着两大个空空如也的超市购物袋，枱面放满曲奇、朱古力、果仁、能量啫喱包，小雪柜摆满能量汽水、果汁、茶。“曲奇有燕麦，饮品有凉茶，我每一次都会预备生果，希望大家做些不健康的事情之余，也能吃得健康一点。”阿丰自嘲。

Chemfun 在十多年前已经在本港同志圈出现，但是疫情之时发展得异常蓬勃。由于被逼留在香港困兽斗，大家需要一个玩乐的地方，加上人人都在家工作，容易约人成局。“试过多人到要打通几间房，逼到好似行花市。”阿丰感喟：“今日你见到的规模，应该只得当时的十分一。”可惜，记者无缘见识那种墟冚，“但你应该是全港首个女子，记录 CF group 的预备过程。”刘凯亮笑说。

阿丰先从洗手间开始点起线香，在洗手盘旁边摆放从各大酒店收集的即弃牙刷、剃刀、护肤品、发型用品，还有最重要的漱口水。“我们的嘴巴要见人嘛。”他非常重视卫生，浴室和洗手盘都摆了一支与气氛格格不入的滴露牌，因为只有少数牌子能够杀灭99.9%的金黄葡萄球菌。

此菌主要透过直接接触伤口、分泌物和受污染表面而传播，感染后会引致皮肤长出脓疱、脓疮等，严重者可引致败血病、肺炎或坏死性筋膜炎。为了鼓励参加者多洗澡，他也自备多条从各大酒店收集而来的毛巾，架设了毛巾架，方便晾干及共用。

摆放一袋袋物资之后，房内原本可容两个人擦肩而过的通道顿时变得狭窄。阿丰取出几个分门别类的小袋，一个装满电线、电池、衣夹、索带、胶纸、螺丝批等工具，另一个是急救及药物包，有一个是 Chemfun 用的物资袋。要数最有趣的是一个玩具袋，放满不同情趣玩具，大家可以像购物般挑选喜欢的玩具。

“每一个 touch point，我都想带起更多互动，或者引起大家的情欲。”阿丰说，“制造气氛，最重要是灯光。”

然后，他如变魔术般，为房间每一个角落换上另一种氛围。床头放一盏黄光灯，洗手盘旁边夹一盏小红灯，冰壶底下放一个七彩感应灯，放润滑剂的唧唧壶底早已捆绑住另一盏长开的红色灯，就算全房漆黑都一定找得到所需物资。

最后，他抽出一卷红色 LED 灯带，围在床边。一关灯，房内顿时有一股情欲在流动。
“这支是 Disco 灯，饮 G 水才会开。”G 水是迷奸水的简称，摄取后会在体内由 GBL 转化成 GHB。（注：GBL即 γ-丁内酯；GHB即 γ-羟丁酸，在香港属受管制的药物。）G 水比起其他药物较为危险，需要注意摄取份量和间隔时间。阿丰每一次都会亲自安排份量，为了记录摄取间隔，他会安排一个“G 水时间”，打开 Disco 灯，众人集体饮 G，搞气氛之余，也是为了大伙儿安全。

明明 Chemfun 本身就是一种高危活动，但是在许多细节又要注意卫生和安全。“既然大家有这个瘾，那也没办法，唯有玩得 smart 一点，用药始终不可乱来。”阿丰说：“你见我都想尽量 manage，始终我都收人钱。”

除了周末，阿丰有时在平日也会开 Group。长期通宵达旦，日夜癫倒，他近来也萌生退意。“我不肯定是否要搣甩 CF，但是至少我想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模式。”做搞手的收入只够阿丰食饭交租交电话费，维持基本生活。他现时长住酒店，家当随身，久不久才回到妈妈的住所更换衣物。他认为做搞手没有出路，一不小心被人捉到更会失去一切。“我看不见将来，希望找机会离开。”

同志亦凡人，“这一次﹐我想放纵自己”

“我第一次玩 Chemfun 是2014年。”当时阿丰26岁，已经晋升至公司高层，年薪大约80万港元，说高不高，足够他过中产生活，在港岛租住千呎住所，买名牌靓衫。他从事的行业需要面对客人，充满死线，工作时经常要处理突发事故。当时他要独自揹起一个大客户，但是公司缺乏支援，令他压力很大。

为了抽离工作，阿丰试过整甜品、焗蛋糕、造Pizza、搓手工意粉，在节日招呼60个朋友和他们的朋友于家中开派对——但是脑袋比起人群更喧闹，上一秒吸收完酒精，下一秒又继续劳碌工作。

“去到一个位，我觉得唔得喇（不行了）。”阿丰下意识打开 Grindr，他记得曾有人邀请他玩 CF。十几岁的他也试过揈头索 K（吸食摇头丸、氯胺酮），只是为了跳舞好玩，未有后续。“这一次，我想放纵自己。”那夜，他的确放低了日间的烦恼，完全专注于性爱。他发现了 Chemfun 的“多姿多彩”，自此踏入大观园，但是玩得并不频密，一两个月才一次。

那一年，阿丰决定祼辞，与几位伙伴创办自己的公司。在此之前，他决定先为自己圆梦，去美国读音乐。踏入校园，见到校徽，他已经好兴奋，“我终于可以介绍自己做 musician。”阿丰第一次接触音乐是在十岁，学过几个月钢琴，其后自学，一首歌听一次就懂得弹，弹琴一直是他的副业，不时会到酒吧演出。

当地朋友带他游走于荷里活派对，席间有一个上年纪的音乐人对他说：“我从未见过一个音乐人会著 Comme des Garçons 的恤衫。”

这句话，在他的脑海萦绕不散。

阿丰知道要做全职音乐人是非常困难，但也不是做不到，只是他觉得自己挨不过艰苦期。“我不是要大富大贵，只是不想担心下一餐饭，想去旅行就去到旅行，过上好一点的生活。”阿丰自言出身基层，中三毕业就投身社会工作，靠教琴和演出维持生活，15岁已搬出来自住。穿梭不同酒吧演出，他不时会兼职幕后工作，后来获赏识入行，拼搏不到十年就爬上高位。

祼辞之后，他本已铺路创业，回港后却接到更多演出，有机会与未成名的音乐人一起作曲编曲。“难得发掘到自己的 talent，我觉得应该要继续。”问题是，每逢演出，彩排往往从深夜开始，通宵之后上班，他开始力不从心。

那一刻，他站在了分岔路口。

“做音乐是否一定会潦倒？”阿丰问过自己很多次。读音乐的时候，他第一次深入了解 Jazz，大师 Bill Evans 是他在音乐路上的二次启蒙老师。大师在29岁开始吸食海洛英及可卡因，于51岁辞世。好友 Gene Lees 曾形容，Bill Evans 于毒海挣扎是“史上最漫长的自杀”。

最后，阿丰决定将重心放在创业。公司在第一年内已取得行内的重要奖项，在三年间发展成20个全职员工的规模，做过要做的访问，上过要上的杂志。“可想而知，我对自己的鞭策是非常夸张。”

就在那时，他重拾 Chemfun 的习惯。

“同一原因，就是逃避工作压力。”每逢死线之前，每逢重要汇报之前，阿丰就会在前一晚去 Chemfun。由朝玩到晚，由晚玩到朝，直踩上班，由一个月一两次，去到一星期一两次，后期甚至不理会是周末还是平日，照玩可也。因为自己做老板，他迟到；因为自己是老板，他在公司发脾气，掟烂无数个键盘。“其实哪有一间公司可以这样？”

压力、用药、成瘾、情绪失控、影响人际关系、工作表现更差、压力更大——跌入恶性循环之后，他由迟到变“冇到”，见客失场，人事关系破裂，最后只能离开自己有份创办的公司。

2017年开始，大屋搬细屋，细屋搬细房。深陷 CF 泥沼，阿丰找到工作也没法好好上班，被炒后只能做散工。“我连迷你仓的租都交不起，只能丢弃一切。”当中有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乐谱和书本，陪伴他无数个夜晚的焗炉，演出用的乐器，去旅行买的纪念品，还有小时候储起的 CD……

丢掉过去，失去将来，就连当下也变成空白，“我已经忘记了那段日子自己做过什么。”

父亲离世，揭开童年创伤

直到两年后，阿丰在深夜收到姑姐来电。

“你阿爸唔得喇。”

三星期前，父亲的肺癌复发，病情突然急转直下。收到电话那一刻，阿丰身处一个Chemfun group，他在脑海的迷雾之中，勉强找到紧急出口灯，将自己送到去北区医院。

走到床前，阿丰说不出话来。父母离婚那一年，他才12岁。20年来，他与父亲见面的次数，五只手指数得完。当时，妈妈为了争取抚养权，要求阿丰上庭“指证”父亲对同母异父的姐姐图谋不轨。

很多年之后，他才逐渐明白，父亲当年因为不懂处理暴躁脾气，导致各种家庭及暴力问题，但是他并非一个坏人。那时，两父子的关系已经生疏得叫他无从入手。

又过了很多年之后，两父子再见已是最后一面。

阿丰想说话，一开口却只能哭。

“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今天忆述，阿丰一开口同样泣不成声，“他说，如果他还有福气的话，他想跟我食餐饭。”

那一年是2019年，疫情尚未爆发，阿丰仍能安排父亲后事，但是需要其他亲戚帮忙支付费用。入葬当天，阿丰致电其中一份散工的老板，希望可以先出一半粮，支付中午那顿解秽酒，那是他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事。

之后的日子，一入夜，阿丰独自在家，突然就会停不了地哭。想起妈妈偷偷带着自己和姐姐由市区搬到新界，想起爸爸发了疯似的跟踪他到学校，想起自己在学校见到爸爸追赶就嗌救命——他想起种种过往，他问自己，“咁大个仔，为何帮不了家中的忙？”

然而，自从父母离异之后，阿丰也从未有人帮过他的忙。

升小六，突变单亲家庭，转去一间村校，家中经济拮据，加上妈妈偏心姐姐，阿丰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争取更好的生活，想要什么都只能靠自己努力。12岁，他已经靠着为教会其他小朋友教琴，赚了一部游戏机，赚了一部电子琴，还赚了一部 MD机。“我还记得，妈妈趁我外出，将 MD 机拿去电器舖换做雪柜。”说起往事，阿丰仍然有气。

中三毕业，阿丰靠教琴和演出，赚到人生第一个一万元，二话不说搬走，付出2000港元月租住村屋。自此，他只会在大时大节才与家人见面。

这一切，阿丰都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沉淀良久才逐点逐点明白。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

2020年开始做搞手，见尽人生百态，阿丰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原来众人都在努力投射一个形象，做一个“正常男人”、“成功人士”，但是暗地里各人有各人的古怪，各人有各人的不开心，大家同病相怜，好像唯有在 Chemfun 的时候才有机会抒发一下，暂时做一个所谓真正的自己。“不知道为何，我以前过的生活，看不见这些面向。”阿丰笑言自己像兼职社工，客人会约他食饭，有时干脆走上酒店房倾偈，大家把他当成了树洞。

“Chemfun is more than sex, more than drugs。”刘凯亮解释，Chemfun 是一个多功能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亲密感、归属感、认同感，甚至发展出友谊以及爱情。

刘凯亮是本港首名以社会学角度探讨 Chemfun 的学者，曾经实地考察，深入访问30名参加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企业家、银行家、医生、护士、律师、老师、社工……我在 group 内见过许多人会设定闹钟上班。”

Chemfun 的首要卖点一定是性爱，圈内衍生出另一对比“Normal Fun”。Chemfun 有药物加持，自然刺激兴奋又好玩，两者分别有如黑白片与 4K 高清片。刘凯亮表示，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性而接触 CF，但是留低的原因就复杂得多。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是因为同志十分需要空间。”刘凯亮续说：“假如你是一个直人，恭喜你——你的家庭是直，学校是直，工作环境也是直，电视电影音乐全部都是直，你会被直的空间包围。”刘凯亮见过有人因为社会地位或工作关系而要保持深柜，只能在 Chemfun 空间做自己。

不同年代有不同空间，男同志在早期有渔塘（公厕），然后有 Disco、Rave Party、桑拿、NGO，还有网络。Chemfun 算是 Rave Party 的延伸，存在多年。刘凯亮表示，不同空间是可以重叠，桑拿和酒吧是一个比较商业的空间，但是 Chemfun 可以私约，每一个同志都可以随时随地建构专属的空间。

即使 group 是由搞手营运，这个空间亦非金钱至上。Group 的参加者由搞手决定，除了金钱和样貌之外，参加者的表现也是考虑因素，例如是否懂得基本社交礼仪，用药后会否过度反应等。“我会用赌枱形容 group ，因为每个人都手执不同资本入场。”刘凯亮知道有人因为自己“年老色衰”，即使有钱在豪宅开私人派对，他们都情愿参加 group，只为了遇上真心与自己开战的对手，而非为了自己的大宅和免费药物。

虽说性爱是首要卖点，但是刘凯亮也见识过“冇嘢搞”的情况。“大家上去 chill（用药）一下，打机倾偈，你笑下我，我笑下你，成个场啲人都唔系搞嘢（场内的人都不是在做爱）。”他见过一个社工与一个老师，3P 之后坐在一旁聊天，社工说起想找学生探访露宿者，老师正想带学生做义工，二人一拍即合，约在圣诞为露宿者送暖。

Chemfun 提供社群连系，对于男同志相当重要。刘凯亮认识一对在 CF 结缘的情侣，关系已经维持十多年。他指出，男同志较难建立亲密关系，因为社会缺乏土壤，阿丰也表示同意。“好多人在读书时都曾经被人欺凌。”阿丰说，“踏入青春期，别人讲沟女，我们只能暗地里钟意男人。长大后，别人讲结婚生仔，我们才讲如何沟仔——我们永远都是小众。”

由于担心身份曝光，有些同志缺乏可交心的朋友，成长期也没有机会学习建立亲密关系。踏入社会之后，部分人倾向选择即食的性爱，男同志社群很多时是先做“波友”（性伴）才做朋友。交友程式盛行，某程度加剧圈内的“阶级”观念，筛选对象讲究外在条件。身高体重、身形外貌，然后是学历工作、金钱地位、见识品味，每一项都能放上天秤。同样观念亦延伸至 Chemfun，圈内人看不起用药的人，用药的人看不起用针筒的人，未跳掣（情绪失控）的人嫌弃已跳掣的人。

“用药会引发情绪，有些人的表现难免比较吓人，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包容，你也难保自己有一日变成同一模样。”做搞手这几年，阿丰开始反思为何如此多人拥有 CF 的共同习惯。同志亦凡人，假如能够看透用药的污名，会否看得见更多？“可能因为大家承受了很多无形压力，各有心理或精神健康的需要，我们有无方法争取到社会资源，改善这个情况？”

缓害：理解 CF 社群的情感需要

政府目前通常从保安和公共卫生层面处理 Chemfun 的问题，交由保安局禁毒处及卫生署负责。禁毒处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卫生署对爱滋病则强调定期测试。刘凯亮指出，以上政策有一个明显漏洞，就是缺乏同志观点。

根据“小众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流行精神病学家及性倾向法律专家 Ilan H. Meyer 发现，性／别小众因为长期承受独有压力，患上精神疾病的机会较异性恋高2.5倍。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于2018年发表的《LGBT 社群心理健康研究报告》亦指出，“每三个 LGBT+ 受访者就有接近一人出现中度或严重程度的抑郁症状，较香港公众人士报告的百分比多出一倍以上。”

一般人未必察觉到自己出现情绪或精神健康问题，男同志亦一样。正如阿丰当年很可能是因工作出现焦虑，也很可能因父亲离世而抑郁，其实一直未有断症。

做人都是舍难取易，尝试 Chemfun 只是手指头与电话屏幕的距离。《多巴胺国度》一书指出，性爱会刺激多巴胺分泌多100%，而吸食安非他命则会多1000％。用药看似可以快速改善情绪，但是愈快乐就会愈堕落。大脑处理快乐和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运作机制多巴胺就像一块翘翘板，一旦大脑因外物刺激向快乐一端倾斜，多巴胺就会按斜度派出足够数量的“小精灵”，坐在痛苦一端，令翘翘板回复平衡。

然而，多巴胺翘翘板有耐受性，同样的刺激不会再次带来同样的快乐，持续时间亦会变短，但是向痛苦端反弹的时间却会变长，大脑会被驱使去寻求更大的快乐或刺激。换言之，除了 Chemfun 之外，当事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但是从中得到的快乐不断减少，痛苦却不断增加。

许多人因此用药更多更密，一步一步泥足深陷。“Chemfun 社群其实不太了解用药的后遗症，对于一个吸毒多时的人，一下子戒绝其实是不可能。”CT 说。

CT 于2015年开始在关注爱滋病的机构做测试辅导的义工，后来加入另一机构担任爱滋病预防教育的项目经理。三年前，他创办 NJAC（Not Just A Condom）工作室，专门支援 Chemfun 个案，已经接触超过300位曾用药的男同志。“吸一啖冰（冰毒），5分钟就可以放松下来。假如我为他们做身心灵治疗，可能要六至八堂才去得到同样状态。”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辖下的 Project HERO，曾邀请20位服务使用者参与研究，了解他们对 Chemfun 的取态，高达15位认为自己只需要减少使用，并学习管理相关风险。而禁毒处采取零容忍政策，CT 与刘凯亮均表示未能对应社群需要。

“一刀切，一言堂，这才是问题。”刘凯亮近年推动“缓害”（Harm Reduction）概念，他认为有关政策需要细分多种层次，“其实政府推广使用安全套减低性病传染，都是缓害手段。”他直言，政府会为烟民提供尼古丁贴戒烟，也会为吸毒人士提供美沙酮戒海洛英，为什么未能应用同样概念处理 Chemfun？

刘凯亮鼓励 Chemfun 社群培养写 CF 日记的习惯，尝试问自己六个简单问题：包括：日期、时间、最开心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药物用量及时间，以及 CF 期间的所有正负面情绪。参加者可从中整理自己的 CF 模式，了解用药规律，甚至可以进一步交给信任的专家评估，协助分析问题所在。

“缓害”是接受社群有用药需要，接受不安全性行为在社群中是不可避免，然后在此前提下提供适当支援。以爱滋病为例，CT 认为只是推动定期检测，改善不了爱滋病传播的情况。他知道性文化爱好者聚集于 X（前称twitter），于是集中火力做网上外展，顺道收集社群的性喜好数据。其中六成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曾参与 Chemfun，更有高达九成半表示在过去12个月曾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早于2015年将 PrEP（Pre-Exposure Prophylaxis，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列为全球爱滋病防治的重要措施，但是香港至今仍未跟随，政府亦未有提供官方购买渠道。CT 认为，当局比较在意派了几多个 HIV 测试包，收回几多个有效数据，亦未支援社群在检测后呈阳性所引起的情绪反应。

至于禁毒处强调“不可一不可再”，只支援戒毒工作，但是对于仍有用药习惯人士的需要，似乎视而不见。CT 曾经申请其他资助，自行开设支援服务，定期在 Line group 发出用药提示，教导社群护理身体，减低冰毒对皮肤的伤害；他也曾在 X 用聊天室举办讲座，教导如何照顾出现药后反应的朋友。

然而，要对症下药，归根究底还是要理解男同志投入 Chemfun 的动机，才能为社群带来实质帮助。“老土讲一句，我们接受的教育，甚少教导我们爱自己。”CT 解释，Chemfun 往往牵涉不安全性行为，而不安全性行为是有其象征意义。

解读自己，远离 Chemfun 的第一步

“失恋之后，我跌入了自我毁灭状态，觉得所有事情都应该结束，chem、bareback（无套性交），什么我都没所谓，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有。”Noah 说。

他与前男友在2014年认识，Noah 当时已经创办自己的公司，对方与他一起打拼，后来出产香港制造的电脑，在电竞界深受欢迎，公司发展成50人的规模，半年纯利已过百万元。

在最风光的时候，Noah 于2018年去葡萄牙旅行时向前男友订婚，对方却当面将一卡钻石戒指掷入里斯本的大海，理由是“未玩够”。与此同时，Noah 的生意遭受重挫，他遇上骗案，一度闹上新闻，官司缠身。

失恋及生意失败的双重打击下，他开始 Chemfun。“我本来坚决不试，但是用了第一次之后，我好似摆低了一些东西，止到痛。”但他其实从未放下。二人分手之后仍然在公司日对夜对，共养的两只猫咪却要分居，“对我而言不止是分手，而是像离婚。”回到家中，Noah 独自面对一个政治立场迥异的母亲，以及一个脾气暴躁的妹妹，失去了唯一的倾诉对象，只能自说自话。

“廿几岁的我是一个面目可憎的老板，金正恩的口面，人人觉得我机关算尽，根本不会有朋友。”Noah 自嘲。

几年之间，Noah 已经进展到每星期至少一次 Chemfun。直到2022年，他感染 Covid-19，并发现同时染上金黄葡萄球菌以及 HIV。噩耗还未完结，Noah 在过去几年重整事业旗鼓，重拾正轨之时却又再被骗，公司面临倒闭，前男友却私下转走自己的资金，开走他送的宝马，留下他独自苦撑。

没多久，Noah 在工作时突然爆肺，被送入深切治疗部。他在医院躺了90日，花了两星期重新学习走路，右手因为长期注射抗生素，至今仍然作痛，未能使用滑鼠。治疗期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签署文件和支票，变卖公司资产，维持家庭支出。

那段日子，唯一一个探望他的朋友是 CT。CT 在2021年去 Chemfun group “执仔”的时候遇上 Noah，从此结缘。（注：“执仔”，即实地或在网上接触有需要援助的群体。）

出院之后，大量烦恼尚未解决，Noah 继续 Chemfun，但是他决定向妈妈出柜。一向传统的客家妈妈，这一次竟然意外地开通，还安慰儿子说：“那个衰佬这样害你，你都挨得住，之后也会过到的。”更出人意表的是，妈妈还陪他去特别内科覆诊，第一次见识到原来香港还有许多其他 HIV 感染者。感染后不是世界末日，现时已经有药物控制 HIV，只要测不到体内病毒量，已经等于传不到（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

今日回想，Noah 认为出柜令他重获新生。“我不用再左瞒右瞒，我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做回自己。”在 CT 辅导之下，他开始了解童年、家庭、社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

8岁丧父，一家靠综援生活，Noah 13岁已经去黄金商场砌电脑赚外快，读大专时兼职三份工。挨坏身体也只能靠自己，还要照顾母亲和妹妹，以致一头栽入工作，从无机会建立社交圈子。失败的恋情，源于他用错误的方式表达爱意，拍拖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公司，看电影是买 DVD 返公司，生日蛋糕又是买返公司。当日求婚，Noah 28岁，对方才23岁，而且对方的父母并不接受同性恋，当年前男友表示未玩够，更可能是一个不知如何面对他的借口。

一个结一个结解开，CT 在去年采用“播歌疗法”，在一首又一首惨情歌轰炸之下，Noah 在失恋四年之后首次大哭一场。今年，他终于的起心肝（下定决心），丢掉前男友的旧物。

本已散落一地的人生，Noah 在今年逐片逐片拾起来。年初，他在住所楼下免费拾回一部爆玻璃的 iMac，作为基督徒，他认为是上帝安排他重新出发。几个月下来，他已经重新建立昔日电脑生意王国的雏形。这段日子，他一直有接 freelance 工作，而且大幅减少用药。“首先是要疏离 CF 圈子，其次是不容许自己购买，也不再去 group，朋友私约才会玩。”玩的时候，用药份量大减至以往的十分之一，一啖起，两啖止，只为提神。

“我们都值得”

最近几个月，Noah 在 Grindr 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是运动健将，带他去玩沙滩排球。“他令我感受到，原来做运动分泌的多巴胺，足以解决药物成瘾。”回复正常社交，又打排球又打篮球，收获一班“直不甩”的波友，Noah 笑言自己一次过补回青春期所失落的生活。

采访这天，CT 第二次带他做五感治疗。所谓治疗，其实只是散步和拉筋，主要还是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以及有一个朋友陪伴说话。CT 表示，用药多年的人与身体的连结变得薄弱，户外活动有助他们启动各种感官，感受身体与周围的连结。

“改化名的话，我想叫 Noah。”Noah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挪亚方舟活下来的人一样。”他承诺，将来东山再起一定会向 CT 报恩，资助他做 Chemfun 的支援工作。CT 听罢，感触甚深，“因为平日在前线见到的，更多是冧咗（倒下）的个案。”

过去十年辅导超过1000位男同志，CT 表示愿意求助的人士已经是社群中较易接触的个案，更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求助，或者对支援机构欠缺信心，担心求助后会被捕。期间，有人可能因藏毒或贩毒被捕，也有人受困于毒品后遗，出现思觉失调、幻觉、幻听等情况，因为又未有求医，最后被送入精神病院。

记者想起仍在挣扎的阿丰，我们见面之后这段日子，他仍在做搞手，载浮载沉。他说，接受访问是希望自己和社群从地下走出来。他想学习音乐治疗，运用天赋，趁自己尚有能力，为社群做多一点。

那一天，阿丰说：“既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仍然生存下来，我不想放弃自己。”

“你有什么想对 CF 的社群讲吗？”

“有没有不太老土的字眼？”阿丰苦思一会，还是直接说：“就算人生有起有跌，但是我们都值得继续加油，继续生活。”

“假如爸爸听得见的话，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希望自己没有失礼他。”阿丰哽咽。

（为保护受访者，阿丰、Noah 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