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活得像隔世的鬼魂」——數位圈禁下的新疆，被數字化的維吾爾族

【編者按】隨著新疆再教育營的警察檔案與內部文件的流出，以及新疆流亡者給出的證詞，世人得以稍稍掌握中共當局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控制與人權侵害的事實，相關出版也陸續翻譯上市，提供讀者深入瞭解的機會。

自去年年底起，就有米日古麗．圖爾蓀, 安德莉亞．C．霍夫曼 （Mihrigul Tursun, Andrea C. Hoffmann）《有去無回的地方：一個維吾爾女孩在新疆「再教育營」的真實經歷》、日本學者雄倉潤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以及人類學家戴倫・拜勒（Darren Byler）的《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及《黑甲山的微光：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新疆，從科技監控、流放青年與釘子戶一窺維吾爾族的苦難與其反抗》等出版品，在台問世。

其中，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國際研究助理教授戴倫．拜勒就有兩本著作在今年夏天出版。拜勒是國際知名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研究者，作為新疆再教育系統與監控治理的證人，他也積極出面為維吾爾人權倡議。

趁著他6月訪台參與學術活動的機會，端傳媒對他進行專訪。訪談中，除了談論他的田野成果，也呈現他對科技監控的研究見解，與個人實踐。訪台受訪或出席新書活動過程中，他數次強調：發生在維吾爾族身上的，也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透過書寫與此行公開分享，他希望台灣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讀者察覺自身潛在的「共謀性」，也希望大家能體認到，自身相對於維吾爾人的有利地位，並因此產生一份責任感：「與維吾爾人站在一起。」

2015年初的某個冬日，正在新疆做田野研究的人類學博士生戴倫・拜勒（Darren Byler），受一名年輕廣告製片之邀，造訪他那位在南疆維吾爾村落的家。儘管行前拜勒多次警告這位名叫馬赫穆德的青年，事情恐怕不會如他所願那般順利，馬赫穆德卻不覺得會有什麼問題，只顧著說服拜勒留宿一夜。

這個村子頗為偏遠，距離最近的一個縣城，要途經68公里的顛簸道路，如果要到有接受外國人入住旅館的城鎮，得耗上三小時車程；馬赫穆德家沒有私家車，要真有個什麼萬一，拜勒顯然難以隨意脫身。

就在享用完馬赫穆德家特地準備的一隻雞後，他的父親接到電話，說警察要來造訪。接著，兩個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與六名帶著棍棒擔任維安志願者的在地農戶，衝進屋子裡。這家人在與來者握手，行禮招呼後，便不斷向警察解釋拜勒的身份與來意。

維安志願者說，他們只是想來瞧瞧「外國人」長什麼樣子而已，警察就比較嚴肅，直接訊問拜勒有沒有手機，有的話，讓他們檢查一下。「也許因為我的手機是全英文設定，他找不太到我的照片放在哪裡，」拜勒在《黑甲山的微光》（Terror Ccapitalism）中寫道：「他看了看我的聯絡人，點開了幾個小程式，經過一兩分鐘後，他交還我的手機。眾人魚貫而出。」

馬赫穆勒的額頭上留下一滴冷汗，他的朋友們在炕上一語不發。不久，警察又來了，他們帶著相機對著拜勒的護照拍了又拍，稱會聯絡縣級維安人員，確認需不需要將他們都帶回警局。

等待的時間如坐針氈，鄰居紛紛提出應對方法，直到馬赫穆勒接到警方電話，說拜勒的文件沒什麼問題，而且縣裡警察首長也就他在維吾爾村莊過夜一案做了審批，表示同意。大夥兒這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並討論起方才的一切。

他們認為，警察看到拜勒時頗為緊張，「他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遇到外國人只會說yes或no。在某方面，他們想要給你一種我們的社會很祥和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會懷疑你是個『恐怖分子』。」

鄰居們說，這些日子以來，維吾爾男人就算是犯了點雞毛蒜皮的事也可以被抓，「叫你笑你不笑，叫你跳（舞）你不跳，他們就會說你是『宗教極端主義分子』。」

雖然歷經此意外插曲，但馬赫穆德對於能讓拜勒看到2014年「人民反恐戰爭」展開後維吾爾族人普遍的真實狀態，感到值得。他說，「他們一天到晚跑來，幾乎每晚都會來檢查我們。」

「只要無法被追蹤，就是可疑的」

「中共的邏輯是，只要無法被追蹤，就是可疑的。」

2018年從華盛頓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拜勒，將自己自2011年至2018年間多次進出新疆，持續進行約24個月的民族誌調查，以「恐怖資本主義」為理論框架，寫成《黑甲山的微光》。書中除了他的訪調內容，還包含對他從中國科技工作者處取得的政府文件，核對中國警方的內部報告，所做出的檢視與梳理。

另外，以這個民族誌研究為起頭，他又再花上幾年在新疆境外蒐集再教育營逃離者的證詞，透過非虛構寫作形式呈現「新疆再教育營」內外的科技監控狀態，而後以《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之名出版。拜勒在這兩本書中，深入探討新疆自治區裡「數位圈禁」（digital enclosure）的景況，以及新疆落入此等境地的背景。

儘管外來勢力對新疆的「內部殖民」可從清代開始算起，但拜勒在研究中，則更為著墨2014年「人民反恐戰爭」後，維吾爾族的處境。

所謂「人民反恐戰爭」，緣於2013年、2014年，維吾爾族在中國西南發動的恐怖攻擊，被當局視為「中國九一一事件」，因而援引美國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中大規模情資蒐集的「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技術與軍事手段——像是為了對付維吾爾、哈薩克與回族這幾個「恐怖主義的淵藪」，藉由手機偵測來蒐集情資與嫌疑判斷。

公安系統最初的作法，是檢查當地人的手機內容，除了照片與微信帳號外，還會翻找有沒有使用非法的應用程式，若被發現使用WhatsApp與不透過網路來傳輸檔案的Zapya等應用程式的人，都會被視為「有問題」。

「中共的邏輯是，只要無法被追蹤，就是可疑的。」拜勒在專訪中向我們解釋：換句話說，正是這個人對政府並沒有表現出忠誠，才會有這些避開審查系統的行為，「新疆也是世界上唯一被要求必須隨身攜帶智慧型手機的地方。」

事實上，新疆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最慢的地區之一，直到2005年才有行動通訊，而固網電話甚至更晚才鋪設。至2011年新鋪設的3G通訊網路，讓整個地區數百萬維吾爾村民都能上線上網。低廉的電資費與便宜的手機，讓沒受過什麼教育的農民，都可以輕易上手，特別是中國境內通用的微信語音訊息服務，讓缺乏維吾爾文鍵盤及打字訓練的使用者，都能輕鬆使用。

更不要說，剛開始中共還無法掌握維吾爾語，維吾爾族人使用微信的語音備忘錄，以維吾爾語聊天時，多少可以避開中國政府的審查，因此沒有產生戒心，甚至依賴。至少2015這一年，還是如此。

「包含我在內，我想，凡人剛開始學習科技，都不會考慮到隱私。」拜勒表示，人們想像不到自己處在一個沒有隱私的狀態，但中國的電信業者其實掌控了手機使用者的通訊內容，而且當局也在精進科技監控的能力。

不只維吾爾族，作為一個外國人，拜勒在新疆做田野期間，經過每個檢查哨，也都會被查驗證件、手機。最初，當地公安只是要求他將手機解鎖，確認照片與微信內容。

而在拜勒拜訪馬赫穆德家鄉的這一年，警政人員還不知道如何檢查WhatsApp跟臉書應用程式，也沒注意到手機上裝有虛擬私人網路（VPN），往往在忙活幾分鐘後，就會交還手機，讓拜勒離開。但接下來幾年，不論是當地人的感受，或是拜勒本人的經歷，都顯示中國政府以數位科技控制新疆的力道越來越強。而「再教育營」的建置，更證明控管技術的深化。

一名逃離中國的維吾爾青年向拜勒描述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我的許多鄰居都被拘禁，理由是用手機收聽伊斯蘭訊息，或者分享一些被掃描器認定為『分裂主義』的報導。大部分被拘禁的年輕人，都是因為透過手機參加宗教集會、祈禱、收聽訊息而遭殃。」青年的母親於是下了這個評論：「這是一場電話災難（telephone balasi）。」

「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監控系統就從幻影般的警察線人，進化成鎖定你身邊家人的智慧型手機掃描技術，再進化成『再教育營』與人臉辨識器。」拜勒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如此寫道。

拜勒在書中提到一名叫阿林姆的經歷，就是活生生的案例。這位二十幾歲的維吾爾族男性留學歸國，飛機才落地，他就被人從飛機上拉下逮捕——只因為他去了趟海外，而名列「不放心」人員的可疑名單。而後，簡稱「協警」（或「輔警」)的「公安警務輔助人員」與醫療人員對他實施涉及DNA、血型、指紋、人臉及虹膜等「全民體檢」，等到這些生物辨識數據建置入檔，阿林姆才可以走人。

像阿林姆這樣的維吾爾族，若是去公共場所，都得在入口檢查處通過卡式身分證的掃瞄，再站到一架搭載人臉辨識軟體的安防攝影機前，驗證身分。他回國幾週後，跟朋友相約大賣場共進午餐前，自然得先通過這些關卡，才能走進賣場。但就在他走過層層關卡後，一個警示聲響，雖然警衛在第一時間沒有反應，便民警務站的駐警（協警）隨後卻走了過來，逮捕阿林姆，而後轉送到收容所。

在新疆，所謂便民警務站總數約有七千七百座，在維吾爾自治區以每兩、三百公尺一個的密度設置，這是一個快速反應警務站的組織。至於遍布在中國西北的收容所，則多達數百間。

拜勒解釋，自2017年以來，有上百萬突厥裔穆斯林進入收容所，他們的下一站要不就是進監獄服刑，要不就是拘留在持續擴大的再教育營網絡。但因為親戚幫助，阿林姆在收容所僅僅待了兩週就被放出來，且自他在賣場被逮捕，才發現自己已被「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列入黑名單。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是一種監控系統和警務應用程式，藉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數以萬計個檢查哨，進行資料蒐集的區域數據系統，若維吾爾族或被標示為可疑者，在銀行、醫院、公園等公共場所，或是在他所住社區監控的網格系統中，試圖穿越檢查哨，都可能觸發異常行為的「微線索」，被機器預判他為潛在的恐怖份子，是「預備犯」。

維安系統之外，維吾爾身份不被存在

「維吾爾族活著是活著，但他們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拜勒曾任教的華盛頓大學，就有學生踩到類似的誤區。該所大學地理系一年級學生周月明在2017年返鄉遭到偵訊，理由是她使用VPN登入華盛頓大學的Gmail，並宣稱這是「宗教極端主義跡象」，必須送到再教育營。因為拜勒與周月明母親的營救，她被關上幾個月就遭到保釋。

然而在2019年之際，戴著耳機聽著音樂的周月明，在市場的十字路口被人拍了肩膀，這個人穿著黑色的協警制服，示意她進入旁邊的便民警務站，因為她跨出了社區管控的警政網格，所以觸發警訊。像她這樣曾被關進再教育營的人，如果要前往其他地區，得向居民委員會和公安申請許可。而她在螢幕上被黃色方格框住，即是她在這個數位圍場中，被視為預備犯。

周月明的經歷與見證，便是《新疆再教育營》一書的起頭。對拜勒而言，這位父親與男朋友皆為漢族的穆斯林女孩，證詞很值得參考：「跟其他被關在再教育營的維吾爾或哈薩克族相比，她的漢語能力極佳，完全可以了解內部的告示、標語和各種指令，可以清楚描述出來。」

他說，這個女孩與母親在美國生活讀書，僅是帶著裝有VPN的手機回到新疆，就被送到再教育營，「這很不可思議，也很戲劇。但你我都可能遭遇。」

大多數人提到再教育營，都會想到納粹集中營，但拜勒則認為蘇聯古拉格勞動營比較能夠與之類比，只是比起「古拉格」這個與蘇聯有著強烈連結的名稱，他更傾向「流放地」這個名稱。

從歷史可知，新疆自清代以來即是「流放地」，遭到「內部殖民」，至中共建政、新疆被佔領後，更是流放與監禁之地。而新疆再教育營的建設與數位監控體系的打造，使得這個流放地帶有「高科技」的性質，意味其中的勞動工廠或是拘禁營，在某種程度也會做到自動化；而設計或執行此一系統的非穆斯林人士，其觀點就成為無可質疑的真理。

「流放地這個詞，會讓人想到卡夫卡的作品。」拜勒忍不住補充，這個故事和科技與權力關係有關。

卡夫卡的《流放地》是透過一個殺人機器的處決而展開的故事，暗喻著人成為機器的一份子而不自知，恰是被高科技監控所宰製的新疆的隱喻。但拜勒所指的「流放」，則從新疆作為囚徒流放之地的實質意義談起。他說，直至今日，此地依然是囚犯的牢籠，仍然是殖民地，而工具就是科技。

拜勒認為監控科技的發展，在被監視者身上轉化成強大的自我糾察。他在書中透過一位維吾爾商人的觀點，犀利呈現科技對維吾爾族的傷害，他說：這個系統已經將維吾爾社區掏空，社區如今已是檢查哨、監視鏡頭、還有手機應用程式背後的空洞虛無。

在「再教育的維安系統」中，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都會留下紀錄，也受到管控，其中，只有一種被國家當局和協警認同的生活，就是「電腦看得到的生活」，而政府官員、公僕、協警這些監視系統的建立者、或執行者，根本不認為維吾爾族真正擁有存在於系統之外的獨立身分。

這個維吾爾族商人認為，他們的生命只存在於數據的價值上，他們不過是螢幕上的程式碼，或是營區裡的數字而已，他們因而調整自己的行為、思想，來適應系統。這名商人對拜勒說，維吾爾族活著是活著，「但他們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向美國取經的「人民反恐戰爭」

「這些技術都來自美國，即使不是由美國直接供應技術，但源頭還是這個國家。」

作為美國人，拜勒對於中國政府從反恐戰爭到科技發展路徑，向美國學習監控與鎮壓方式的事實，既無閃躲也不避諱。在著作中，他以一整個章節描述「新疆的背後，站著西雅圖」，亦即中國科技監控技術產業發展的背後，是美國矽谷的技術和人才的支持。

但他也同時向我們解釋，中共在新疆採用的「反叛亂理論」，是由駐伊拉克聯軍最高指揮官裴卓斯（David Petraeus）以軍事科學的標準，發展出來的。

「所謂反叛亂理論，不是應用在軍事對軍事間的攻防，而是透過軍事占領一個社會後，控制這個社會，並對其進行詳細計畫。因此，占領者要盡可能地知道在戰區裡人民所有的一切。」拜勒表示，美軍在伊拉克發展出來的被拘留者的分類方法，並不意味這些被拘留者是真正的罪犯，僅是認為他們「有可能是」罪犯而已。這是一種將人們與社會隔絕的預防性治安。

這套方法也透過科技與策略，應用在美國社會，特別是高犯罪率地區，來劃出某些潛在罪犯。拜勒指出，這不表示這些人會被逮捕，但他們會被評估。或是治安機關再逮捕人或制止人們行動時，會使用某些科技技術，去調閱這些人的數位足跡，檢視這個人過去的作為。

拜勒指出，在美國，提供這種技術方法的企業，就是帕爾泰爾（Palantir Technologies）。帕爾泰爾的總部位在美國丹佛，因提供大數據幫助美軍成功定位，並擊斃蓋達組織（Al-Qaeda）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成名。其共同創建者彼得・提爾（Peter Their）既是PayPal的共同創建者，也是Meta董事會成員，「這種人就是當前美國政府的「大人物」（big figure）。」他說，提爾與政府連結甚深，互動頻繁。

在新疆，中國政府不僅炮製美國反叛亂理論的應用方式，也學習科技應用的方法。像是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帕爾泰爾的「藍燈數據」即是如此。他們的目標和帕爾泰爾一致，都是蒐集民眾在社群網站上的資料，再為每個人建立數據資料庫，除了方便搜尋，也可以透過手機即時定位該人目前所在，或是他曾經去往哪裡。如今，已直接為警務系統所用。

「這些技術都來自美國，即使不是由美國直接供應技術，但源頭還是這個國家。」拜勒舉例，甲骨文（Oracle）是美國公司，提供免費軟體供自由使用，而藍燈數據便是使用甲骨文軟體來打造他們的數據庫，「甲骨文會說這不是它們的錯，這軟體就是被這些企業使用了。但甲骨文也許可以想想，是否不應該製造這樣的工具來被使用？」

人臉辨識系統亦然，他說，這套系統源自於美國微軟、華盛頓大學及其他地方的技術，後來為曠視科技（MEGVII）所用。曠視科技曾以西雅圖為公司部分基礎，他們的資助者就是微軟副總裁李開復，一個台灣裔美國人，而他旗下的工程師建造了人臉辨識系統。

微軟除了與美國各州簽訂合約，也跟中國的警政系統合作，在機場這類公共場所建造了公安系統，而新疆則是全面鋪設了這種監控系統。

「當你提出質疑，他們也只回應自己做的事跟其他公司沒有差別，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拜勒轉述他們的意見：我們只是支持政府、我們只是在發展技術、我們只是科學家，「但他們確實創造了一個被用來判斷是否為恐怖份子的工具，這工具還用來控制民眾跟他們的行動，而他們所處的工作場域盡是這些設備啊。」

拜勒試圖指出這些企業與在底下工作的人應該負起的責任——因為他們設計、打造這個系統，並且維持了這個系統的運作。

而這些發展出聲紋辨識、人臉辨識系統者，多半是新創公司，屬私人企業，工程師與科學家是在歐美受到訓練，雖自立於政府之外，卻也能填補政府所缺的技術能力。因此，各州、各個國家都有和民間企業合作的趨勢。

「這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s，PPPS）的關係在美國很常見，」拜勒表示，例如在戰區，美國政府就會僱用國防承包商或民間軍事公司來幫他們打仗。對政府而言，其優點除了能降低成本外，也能借用這些公司反應敏捷、發展快速的優勢，因為他們不像政府機構扛有官僚的包袱。

在新疆，中國政府也是採用一樣的模式。中國政府透過中國電子科技集團聯合其他企業研發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成立於1980年的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是國有企業，也是民間軍事公司，旗下有海康威視（Hikvision、這家世上最大的影像監視器廠商，因此得以整合各家企業，並在數位監控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從企業的角度看，與政府合作是有利可圖的。」拜勒解釋，因為企業若能和政府合作，就可以拿到國家權力才能取得數據，還能得到國家資金的挹注，轉成為企業拓展產品市佔率的途徑；海康威視不只投入國家安全工作，還發展手機的臉部解鎖系統、以及可由人臉辨識能否在ATM取款的功能。

和政府合作還有其他好處，像是不會遭到封殺，或是得到更多延伸利益。在中國，得利於體系而稱霸的公司，被稱為國家冠軍企業（national champions），也是受中國政府支持以和美國企業競爭的公司。海康威視就是冠軍企業，曠視科技、商湯科技亦然。

拜勒表示，這些公司被視為中國科技的未來，也許在2030年就能與美國科技企業競爭，甚至壓制美國矽谷的可能。此外，中國政府將新疆的軍事空間提供給這些企業，由它們來驗證研發工具的效能，甚至開發出其他的產品或系統，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之一。

「這個控制體系使用的科技，催生出一個有利可圖的產業，與國家密切合作，讓壓迫少數族群成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好生意。」拜勒在《新疆再教育營》中寫道：「二十世紀鋪天蓋地的極權體系雖然也會針對少數民族，但數位監控時代出現規模如此巨大的體系，中國可說是首開先例，為殖民主義與拘留營體系寫下歷史新頁。」

儘管拜勒研究的區域是新疆，但他也指出中國政府以科技控制社會生活，並非僅限於新疆與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像是2020年，當局使用類似的工具，在中國境內實施全面、嚴峻、網格狀的執法與社區監控，試圖追蹤遏止COVID-19疫情，但最後卻也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此外，香港警方也向新疆取經，多名新疆公安與武警重要幹部被派往香港，協助執行他們在新疆慣用的反叛亂和預防性執法——2020年香港執行國安法前，中國官方媒體已經在香港民主運動者身上冠以「恐怖分子」的標籤。

同時，這套科技控管技術也擴散到東南亞，包含有眾多移工族群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都以此控管境內的移工或無國籍者，試圖掌握他們的所在與去向。拜勒正在做的研究，就是當代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的藍圖，從中國傳播到馬來西亞，藉著數位基礎設施的打造，影響了技術工人、曾遭拘留者，以及無國籍的穆斯林群體。

拜勒舉例，光在吉隆坡就有超過兩萬名無國籍者，他們避免前往各種公開場合，以免遭到監控，而後落入被拘捕、遣返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人被這個國家排除在公共場域、或任何城市的主要地區，也算是種族隔離；身體上的種族隔離，也是一種數位種族隔離。」

「兩面人」

「這些人加入體制常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但卻落入將自己的鄰居、親人或其他人當作目標的困境。」

顯然，科技監控技術成為當代新型的種族隔離制度，或是一種排除的方法。

拜勒表示，在大規模拘捕前，哈薩克和回族都視維吾爾族為大麻煩，他們盡力成為少數民族的模範，也是個好穆斯林，如果當局到處抓人，都是因為維吾爾族的作為所致，「但他們現在明白，光是身為一個穆斯林，就足以成為拘捕的理由，所以，能夠擺脫這個威脅的方式，只有加入他們，成為協警。」

據統計，約莫有六萬到七萬哈薩克、回族或維吾爾人成為協警，甚至擔任幹部。

在新疆，絕大多數監控、檢查與看管工作都由不具正式警察身份的九萬名「協警」來執行。要擔任協警的工作，只需接受兩週的訓練，而他們必須注視著監視器與網格、站在檢查哨掃描維吾爾族的手機、證件，每週也要寫報告。這些協警雖是壓迫體制的一員，卻也是最底層的協力者。

然而，拜勒在自己的研究書寫中，既不讓漢人與少數族群對立，也沒有塑造協警與被拘留者的二元性。他透過被拘留者的視角，呈現協警在規定之外的人性面，同時也訪問了逃離協警與再教育營工作位置的哈薩克與回族人，展現他們飽受痛苦的內裡。這些被迫進入體制的參與者，表面上是加害者，其實也是受害者。

例如，哈薩克青年巴依木拉依（Baimurat）因為擁有大學學歷，被當局認定「非常夠格」擔任協警。對當時謀職困難的巴依木拉依而言，這是無法拒絕的選擇，他不但能養家活口，也可以保護家人逃過再教育營體系。儘管他在名義上是約聘工，但入職後才發現，自己不能隨意辭職；在看著自己的同事也因細故被拘捕入營，他這才明白，任何一個哈薩克或維吾爾人都無法倖免，監控體系下無人可保安全無虞。壓力隨著時間累積，他感到難以消受，夜不成眠，時常哭泣。

另外有一名再教育營的回族教師則痛苦到產生自殺的念頭。對她和巴依木拉依而言，最讓他們揪心的營區時刻，就是體認到自己成為共犯，被迫背棄自身尊嚴，被迫證明自己不是「兩面人」的時刻。

「這些人加入體制常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但卻落入將自己的鄰居、親人或其他人當作目標的困境。」拜勒認為這對任何一個人都是「去人性化」的折磨，但若他們躊躇不決有所偏移，就會被當局標籤為「兩面人」，因此，有時候他們必須表現出比漢人警察還殘酷暴力，以示忠誠。

在這種撕裂之後，族群之間還有和解的可能嗎？拜勒悲觀地認為，幾乎是不可能了，「除非流亡。」

綜合拜勒的田野訪談，他發現非維吾爾族的穆斯林常常既是「被害者」，也是最底層的「加害者」，這些人在再教育營中擔任警衛或是老師，但若流亡後，社群裡的人還是願意認可他們，同意他們回到社群裡面，因為明白這些人身不由己，為情勢所迫，才會成為體制的一員。如果這些在再教育營中工作的哈薩克人肯訴說，人們基本上也是願意接受他們、原諒他們。「所以，在流亡社群裡，我可以看到某種程度的真相與和解的發生。」

拜勒所見證到的另一個族群修復時刻，則是烏魯木齊大火後，發生的「白紙革命」。

在COVID-19的封控中，遭到人身自由限制的維吾爾族無法替自己爭取權益，卻是漢人以代理人的方式，挺身抗議。然而，各地群起抗議的漢人群體樣態多元，有人視自己為國家代理人，有人認為是被政府保護的，有人則視自己為對抗穆斯林的一份子，因此，在拜勒看來，白紙運動，很難稱為真正的「族群團結」與和解。

「不過，在新疆，因為監控與壓迫，有時確實達到了少數族群的團結和解。」拜勒指出，包含類似漢人中的同志，都與維吾爾族站在一起，「我想，那是因為同樣作為被主流壓迫的少數族群，他們對維吾爾族的遭遇能感同身受。」

記者與人類學家

「當我進行訪談時，對方得以宣洩情緒，或被自己說的故事打動時，我就覺得這一切有了意義。」

在《黑甲山的微光》中，拜勒對於自己身為「投身殖民鬥爭主題的男性研究者」的身分很有自覺，在論述中不忘展現，在此殖民主義下的男性互動與性別關係。

然而，談及性別問題時，拜勒卻提醒我們：一個男人在再教育營中看到一位年長的婦女被剪髮剃頭時，往往會很不忍心且心痛，這或許和性別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文化中對於長者的尊敬，「對他們來說，頭髮是他們的尊嚴，是這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部分，因此，若女性遭到削髮卻不給圍巾任其禿頭，會讓人感到難受。」

這位1982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人類學家對於自己的身分很有意識，訪談之初，聊到自己之所以能夠在新疆順利申請到學習維吾爾語課程的機會，都是因為自己是個白人，而且還是個「享有各種特權」的美國人，既然學校有英語訓練的機會，也能提升該校價值，自然歡迎他這位「英語母語者」。而當地不論維吾爾族或漢族都將他視為「中立第三者」，對他暢所欲言，毫無顧忌——而且是使用他們舒服自在的語言。

在人類學之前，拜勒的職向是記者。他所成長的白人小鎮令他感到無聊至極，想要探索世界，而將新聞攝影作為大學主修，大二那年，他藉著在人權組織實習的機會，搭火車遊遍中國，新疆是其中一站，卻也深印在自己的心中。畢業後厭倦記者生活的他，為了學漢語和維吾爾語重返校園，踏進人類學領域，並重返新疆，但眼前的一切，讓他深深意識到，完完全全別於自己的成長經驗。

訪談中，他不斷比較記者與人類學家的異同。他說，人類學家就算有自己的觀點，在田野中，也都只能「聆聽」，幾乎不發表意見，才能同理當地人的感受。而這些田野材料，雖是為他研究書寫所用，面對的是學術社群，但深受「應用人類學」吸引的他，更傾向將研究跟理論應用在解決實際問題之上；不論是嘗試向公眾講述議題，或是盡力對於研究社群負起責任，都是他的實踐之道。因此，過程中，他必須不斷自問：是否釐清這個社群真正的需要？我擔負的角色與他們的關係是什麼？我又該如何支持他們？

因此，在研究之外，拜勒以顧問身份，與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西蒙弗雷澤大學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合作，啟動「新疆檔案」的專案計畫，除了蒐集並翻譯警察內部報告與其他文件外，也蒐集個人證詞與檔案。他甚至在加拿大議會上就外交政策提供專家證人證詞，並透過專欄書寫與警務政策文件的撰寫，為學術與維吾爾族盡一份力。

「我猜想，有些記者也會想做這樣的倡議，但人類學更關注權力結構的問題，像是社會如何運作、在全球或國家政治經濟體系的位置，而這會影響你的提問或題目。」拜勒表示，有些記者也對這樣的題目有興趣，或至少在某些時候會有興趣，但他認為，記者們更感興趣的，是這題目是否有價值，或人們是否在乎？「儘管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讀，但卻也不太在乎有多少人閱讀我的東西，我更在意的是，那些經過我再現的人們，希望自己如何被呈現？」

然而他研究的是新疆，某種程度上，新疆所發生的事像是世界歷史事件，是某個族群遭受國家暴力的巨大悲劇，而這正是許多人關心所在。因此，他一邊投入人權侵害與國家暴力的研究書寫，也積極說服大眾這個地區確實發生的事。

「當我進行訪談時，對方得以宣洩情緒、放聲大哭，或被自己說的故事打動時，我會覺得這一切就有了意義。」拜勒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將這些故事轉向閱聽眾，並嘗試讓讀者意識到這是一個「人的故事」，而不只是發生在某地的某事而已，「我希望讀者辨識故事裡的那活生生的人，而且能夠感同身受，認知到那也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拜勒希望這些受訪者能講述故事，但又期待他們不只是講述自己的故事，還可以勾勒出整個系統。他認為自己在做一種轉譯的工作，這是當然，畢竟，受訪者說的不是維吾爾語就是哈薩克語，本來就必須透過他的翻譯。

同時，他說自己的書寫，也像在做一種編輯的工作，將大量的訪談、田野與檔案資料去蕪存菁，剪裁合宜，編整成書。他嘗試以小說的筆法讓真實人物立體且凸顯，「我希望讀者將他們看作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族群或社會位置的代表。」

(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梁瑜、春山出版社編輯莊舒晴亦偕力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