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得像隔世的鬼魂”——数位圈禁下的新疆，被数字化的维吾尔族

【编者按】随著新疆再教育营的警察档案与内部文件的流出，以及新疆流亡者给出的证词，世人得以稍稍掌握中共当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控制与人权侵害的事实，相关出版也陆续翻译上市，提供读者深入了解的机会。

自去年年底起，就有米日古丽．图尔荪, 安德莉亚．C．霍夫曼 （Mihrigul Tursun, Andrea C. Hoffmann）《有去无回的地方：一个维吾尔女孩在新疆“再教育营”的真实经历》、日本学者雄仓润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以及人类学家戴伦・拜勒（Darren Byler）的《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及《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等出版品，在台问世。

其中，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国际研究助理教授戴伦．拜勒就有两本著作在今年夏天出版。拜勒是国际知名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国监控体系研究者，作为新疆再教育系统与监控治理的证人，他也积极出面为维吾尔人权倡议。

趁著他6月访台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端传媒对他进行专访。访谈中，除了谈论他的田野成果，也呈现他对科技监控的研究见解，与个人实践。访台受访或出席新书活动过程中，他数次强调：发生在维吾尔族身上的，也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

透过书写与此行公开分享，他希望台湾与其他海外华人社群读者察觉自身潜在的“共谋性”，也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自身相对于维吾尔人的有利地位，并因此产生一份责任感：“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

2015年初的某个冬日，正在新疆做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博士生戴伦・拜勒（Darren Byler），受一名年轻广告制片之邀，造访他那位在南疆维吾尔村落的家。尽管行前拜勒多次警告这位名叫马赫穆德的青年，事情恐怕不会如他所愿那般顺利，马赫穆德却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只顾著说服拜勒留宿一夜。

这个村子颇为偏远，距离最近的一个县城，要途经68公里的颠簸道路，如果要到有接受外国人入住旅馆的城镇，得耗上三小时车程；马赫穆德家没有私家车，要真有个什么万一，拜勒显然难以随意脱身。

就在享用完马赫穆德家特地准备的一只鸡后，他的父亲接到电话，说警察要来造访。接著，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与六名带著棍棒担任维安志愿者的在地农户，冲进屋子里。这家人在与来者握手，行礼招呼后，便不断向警察解释拜勒的身份与来意。

维安志愿者说，他们只是想来瞧瞧“外国人”长什么样子而已，警察就比较严肃，直接讯问拜勒有没有手机，有的话，让他们检查一下。“也许因为我的手机是全英文设定，他找不太到我的照片放在哪里，”拜勒在《黑甲山的微光》（Terror Ccapitalism）中写道：“他看了看我的联络人，点开了几个小程式，经过一两分钟后，他交还我的手机。众人鱼贯而出。”

马赫穆勒的额头上留下一滴冷汗，他的朋友们在炕上一语不发。不久，警察又来了，他们带著相机对著拜勒的护照拍了又拍，称会联络县级维安人员，确认需不需要将他们都带回警局。

等待的时间如坐针毡，邻居纷纷提出应对方法，直到马赫穆勒接到警方电话，说拜勒的文件没什么问题，而且县里警察首长也就他在维吾尔村庄过夜一案做了审批，表示同意。大伙儿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并讨论起方才的一切。

他们认为，警察看到拜勒时颇为紧张，“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遇到外国人只会说yes或no。在某方面，他们想要给你一种我们的社会很祥和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怀疑你是个‘恐怖分子’。”

邻居们说，这些日子以来，维吾尔男人就算是犯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也可以被抓，“叫你笑你不笑，叫你跳（舞）你不跳，他们就会说你是‘宗教极端主义分子’。”

虽然历经此意外插曲，但马赫穆德对于能让拜勒看到2014年“人民反恐战争”展开后维吾尔族人普遍的真实状态，感到值得。他说，“他们一天到晚跑来，几乎每晚都会来检查我们。”

“只要无法被追踪，就是可疑的”

“中共的逻辑是，只要无法被追踪，就是可疑的。”

2018年从华盛顿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拜勒，将自己自2011年至2018年间多次进出新疆，持续进行约24个月的民族志调查，以“恐怖资本主义”为理论框架，写成《黑甲山的微光》。书中除了他的访调内容，还包含对他从中国科技工作者处取得的政府文件，核对中国警方的内部报告，所做出的检视与梳理。

另外，以这个民族志研究为起头，他又再花上几年在新疆境外搜集再教育营逃离者的证词，透过非虚构写作形式呈现“新疆再教育营”内外的科技监控状态，而后以《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之名出版。拜勒在这两本书中，深入探讨新疆自治区里“数位圈禁”（digital enclosure）的景况，以及新疆落入此等境地的背景。

尽管外来势力对新疆的“内部殖民”可从清代开始算起，但拜勒在研究中，则更为著墨2014年“人民反恐战争”后，维吾尔族的处境。

所谓“人民反恐战争”，缘于2013年、2014年，维吾尔族在中国西南发动的恐怖攻击，被当局视为“中国九一一事件”，因而援引美国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大规模情资搜集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技术与军事手段——像是为了对付维吾尔、哈萨克与回族这几个“恐怖主义的渊薮”，借由手机侦测来搜集情资与嫌疑判断。

公安系统最初的作法，是检查当地人的手机内容，除了照片与微信帐号外，还会翻找有没有使用非法的应用程式，若被发现使用WhatsApp与不透过网路来传输档案的Zapya等应用程式的人，都会被视为“有问题”。

“中共的逻辑是，只要无法被追踪，就是可疑的。”拜勒在专访中向我们解释：换句话说，正是这个人对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忠诚，才会有这些避开审查系统的行为，“新疆也是世界上唯一被要求必须随身携带智慧型手机的地方。”

事实上，新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慢的地区之一，直到2005年才有行动通讯，而固网电话甚至更晚才铺设。至2011年新铺设的3G通讯网路，让整个地区数百万维吾尔村民都能上线上网。低廉的电资费与便宜的手机，让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都可以轻易上手，特别是中国境内通用的微信语音讯息服务，让缺乏维吾尔文键盘及打字训练的使用者，都能轻松使用。

更不要说，刚开始中共还无法掌握维吾尔语，维吾尔族人使用微信的语音备忘录，以维吾尔语聊天时，多少可以避开中国政府的审查，因此没有产生戒心，甚至依赖。至少2015这一年，还是如此。

“包含我在内，我想，凡人刚开始学习科技，都不会考虑到隐私。”拜勒表示，人们想像不到自己处在一个没有隐私的状态，但中国的电信业者其实掌控了手机使用者的通讯内容，而且当局也在精进科技监控的能力。

不只维吾尔族，作为一个外国人，拜勒在新疆做田野期间，经过每个检查哨，也都会被查验证件、手机。最初，当地公安只是要求他将手机解锁，确认照片与微信内容。

而在拜勒拜访马赫穆德家乡的这一年，警政人员还不知道如何检查WhatsApp跟脸书应用程式，也没注意到手机上装有虚拟私人网路（VPN），往往在忙活几分钟后，就会交还手机，让拜勒离开。但接下来几年，不论是当地人的感受，或是拜勒本人的经历，都显示中国政府以数位科技控制新疆的力道越来越强。而“再教育营”的建置，更证明控管技术的深化。

一名逃离中国的维吾尔青年向拜勒描述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我的许多邻居都被拘禁，理由是用手机收听伊斯兰讯息，或者分享一些被扫描器认定为‘分裂主义’的报导。大部分被拘禁的年轻人，都是因为透过手机参加宗教集会、祈祷、收听讯息而遭殃。”青年的母亲于是下了这个评论：“这是一场电话灾难（telephone balasi）。”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监控系统就从幻影般的警察线人，进化成锁定你身边家人的智慧型手机扫描技术，再进化成‘再教育营’与人脸辨识器。”拜勒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如此写道。

拜勒在书中提到一名叫阿林姆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案例。这位二十几岁的维吾尔族男性留学归国，飞机才落地，他就被人从飞机上拉下逮捕——只因为他去了趟海外，而名列“不放心”人员的可疑名单。而后，简称“协警”（或“辅警”)的“公安警务辅助人员”与医疗人员对他实施涉及DNA、血型、指纹、人脸及虹膜等“全民体检”，等到这些生物辨识数据建置入档，阿林姆才可以走人。

像阿林姆这样的维吾尔族，若是去公共场所，都得在入口检查处通过卡式身分证的扫瞄，再站到一架搭载人脸辨识软体的安防摄影机前，验证身分。他回国几周后，跟朋友相约大卖场共进午餐前，自然得先通过这些关卡，才能走进卖场。但就在他走过层层关卡后，一个警示声响，虽然警卫在第一时间没有反应，便民警务站的驻警（协警）随后却走了过来，逮捕阿林姆，而后转送到收容所。

在新疆，所谓便民警务站总数约有七千七百座，在维吾尔自治区以每两、三百公尺一个的密度设置，这是一个快速反应警务站的组织。至于遍布在中国西北的收容所，则多达数百间。

拜勒解释，自2017年以来，有上百万突厥裔穆斯林进入收容所，他们的下一站要不就是进监狱服刑，要不就是拘留在持续扩大的再教育营网络。但因为亲戚帮助，阿林姆在收容所仅仅待了两周就被放出来，且自他在卖场被逮捕，才发现自己已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列入黑名单。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是一种监控系统和警务应用程式，藉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数以万计个检查哨，进行资料搜集的区域数据系统，若维吾尔族或被标示为可疑者，在银行、医院、公园等公共场所，或是在他所住社区监控的网格系统中，试图穿越检查哨，都可能触发异常行为的“微线索”，被机器预判他为潜在的恐怖份子，是“预备犯”。

维安系统之外，维吾尔身份不被存在

“维吾尔族活著是活著，但他们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拜勒曾任教的华盛顿大学，就有学生踩到类似的误区。该所大学地理系一年级学生周月明在2017年返乡遭到侦讯，理由是她使用VPN登入华盛顿大学的Gmail，并宣称这是“宗教极端主义迹象”，必须送到再教育营。因为拜勒与周月明母亲的营救，她被关上几个月就遭到保释。

然而在2019年之际，戴著耳机听著音乐的周月明，在市场的十字路口被人拍了肩膀，这个人穿著黑色的协警制服，示意她进入旁边的便民警务站，因为她跨出了社区管控的警政网格，所以触发警讯。像她这样曾被关进再教育营的人，如果要前往其他地区，得向居民委员会和公安申请许可。而她在萤幕上被黄色方格框住，即是她在这个数位围场中，被视为预备犯。

周月明的经历与见证，便是《新疆再教育营》一书的起头。对拜勒而言，这位父亲与男朋友皆为汉族的穆斯林女孩，证词很值得参考：“跟其他被关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或哈萨克族相比，她的汉语能力极佳，完全可以了解内部的告示、标语和各种指令，可以清楚描述出来。”

他说，这个女孩与母亲在美国生活读书，仅是带著装有VPN的手机回到新疆，就被送到再教育营，“这很不可思议，也很戏剧。但你我都可能遭遇。”

大多数人提到再教育营，都会想到纳粹集中营，但拜勒则认为苏联古拉格劳动营比较能够与之类比，只是比起“古拉格”这个与苏联有著强烈连结的名称，他更倾向“流放地”这个名称。

从历史可知，新疆自清代以来即是“流放地”，遭到“内部殖民”，至中共建政、新疆被占领后，更是流放与监禁之地。而新疆再教育营的建设与数位监控体系的打造，使得这个流放地带有“高科技”的性质，意味其中的劳动工厂或是拘禁营，在某种程度也会做到自动化；而设计或执行此一系统的非穆斯林人士，其观点就成为无可质疑的真理。

“流放地这个词，会让人想到卡夫卡的作品。”拜勒忍不住补充，这个故事和科技与权力关系有关。

卡夫卡的《流放地》是透过一个杀人机器的处决而展开的故事，暗喻著人成为机器的一份子而不自知，恰是被高科技监控所宰制的新疆的隐喻。但拜勒所指的“流放”，则从新疆作为囚徒流放之地的实质意义谈起。他说，直至今日，此地依然是囚犯的牢笼，仍然是殖民地，而工具就是科技。

拜勒认为监控科技的发展，在被监视者身上转化成强大的自我纠察。他在书中透过一位维吾尔商人的观点，犀利呈现科技对维吾尔族的伤害，他说：这个系统已经将维吾尔社区掏空，社区如今已是检查哨、监视镜头、还有手机应用程式背后的空洞虚无。

在“再教育的维安系统”中，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留下纪录，也受到管控，其中，只有一种被国家当局和协警认同的生活，就是“电脑看得到的生活”，而政府官员、公仆、协警这些监视系统的建立者、或执行者，根本不认为维吾尔族真正拥有存在于系统之外的独立身分。

这个维吾尔族商人认为，他们的生命只存在于数据的价值上，他们不过是萤幕上的程式码，或是营区里的数字而已，他们因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思想，来适应系统。这名商人对拜勒说，维吾尔族活著是活著，“但他们活著像隔世的鬼魂。”

向美国取经的“人民反恐战争”

“这些技术都来自美国，即使不是由美国直接供应技术，但源头还是这个国家。”

作为美国人，拜勒对于中国政府从反恐战争到科技发展路径，向美国学习监控与镇压方式的事实，既无闪躲也不避讳。在著作中，他以一整个章节描述“新疆的背后，站著西雅图”，亦即中国科技监控技术产业发展的背后，是美国矽谷的技术和人才的支持。

但他也同时向我们解释，中共在新疆采用的“反叛乱理论”，是由驻伊拉克联军最高指挥官裴卓斯（David Petraeus）以军事科学的标准，发展出来的。

“所谓反叛乱理论，不是应用在军事对军事间的攻防，而是透过军事占领一个社会后，控制这个社会，并对其进行详细计划。因此，占领者要尽可能地知道在战区里人民所有的一切。”拜勒表示，美军在伊拉克发展出来的被拘留者的分类方法，并不意味这些被拘留者是真正的罪犯，仅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是”罪犯而已。这是一种将人们与社会隔绝的预防性治安。

这套方法也透过科技与策略，应用在美国社会，特别是高犯罪率地区，来划出某些潜在罪犯。拜勒指出，这不表示这些人会被逮捕，但他们会被评估。或是治安机关再逮捕人或制止人们行动时，会使用某些科技技术，去调阅这些人的数位足迹，检视这个人过去的作为。

拜勒指出，在美国，提供这种技术方法的企业，就是帕尔泰尔（Palantir Technologies）。帕尔泰尔的总部位在美国丹佛，因提供大数据帮助美军成功定位，并击毙盖达组织（Al-Qaeda）首脑宾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成名。其共同创建者彼得・提尔（Peter Their）既是PayPal的共同创建者，也是Meta董事会成员，“这种人就是当前美国政府的“大人物”（big figure）。”他说，提尔与政府连结甚深，互动频繁。

在新疆，中国政府不仅炮制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应用方式，也学习科技应用的方法。像是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帕尔泰尔的“蓝灯数据”即是如此。他们的目标和帕尔泰尔一致，都是搜集民众在社群网站上的资料，再为每个人建立数据资料库，除了方便搜寻，也可以透过手机即时定位该人目前所在，或是他曾经去往哪里。如今，已直接为警务系统所用。

“这些技术都来自美国，即使不是由美国直接供应技术，但源头还是这个国家。”拜勒举例，甲骨文（Oracle）是美国公司，提供免费软体供自由使用，而蓝灯数据便是使用甲骨文软体来打造他们的数据库，“甲骨文会说这不是它们的错，这软体就是被这些企业使用了。但甲骨文也许可以想想，是否不应该制造这样的工具来被使用？”

人脸辨识系统亦然，他说，这套系统源自于美国微软、华盛顿大学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后来为旷视科技（MEGVII）所用。旷视科技曾以西雅图为公司部分基础，他们的资助者就是微软副总裁李开复，一个台湾裔美国人，而他旗下的工程师建造了人脸辨识系统。

微软除了与美国各州签订合约，也跟中国的警政系统合作，在机场这类公共场所建造了公安系统，而新疆则是全面铺设了这种监控系统。

“当你提出质疑，他们也只回应自己做的事跟其他公司没有差别，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拜勒转述他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支持政府、我们只是在发展技术、我们只是科学家，“但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被用来判断是否为恐怖份子的工具，这工具还用来控制民众跟他们的行动，而他们所处的工作场域尽是这些设备啊。”

拜勒试图指出这些企业与在底下工作的人应该负起的责任——因为他们设计、打造这个系统，并且维持了这个系统的运作。

而这些发展出声纹辨识、人脸辨识系统者，多半是新创公司，属私人企业，工程师与科学家是在欧美受到训练，虽自立于政府之外，却也能填补政府所缺的技术能力。因此，各州、各个国家都有和民间企业合作的趋势。

“这种民间参与公共建设（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s，PPPS）的关系在美国很常见，”拜勒表示，例如在战区，美国政府就会雇用国防承包商或民间军事公司来帮他们打仗。对政府而言，其优点除了能降低成本外，也能借用这些公司反应敏捷、发展快速的优势，因为他们不像政府机构扛有官僚的包袱。

在新疆，中国政府也是采用一样的模式。中国政府透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合其他企业研发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国有企业，也是民间军事公司，旗下有海康威视（Hikvision、这家世上最大的影像监视器厂商，因此得以整合各家企业，并在数位监控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从企业的角度看，与政府合作是有利可图的。”拜勒解释，因为企业若能和政府合作，就可以拿到国家权力才能取得数据，还能得到国家资金的挹注，转成为企业拓展产品市占率的途径；海康威视不只投入国家安全工作，还发展手机的脸部解锁系统、以及可由人脸辨识能否在ATM取款的功能。

和政府合作还有其他好处，像是不会遭到封杀，或是得到更多延伸利益。在中国，得利于体系而称霸的公司，被称为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也是受中国政府支持以和美国企业竞争的公司。海康威视就是冠军企业，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亦然。

拜勒表示，这些公司被视为中国科技的未来，也许在2030年就能与美国科技企业竞争，甚至压制美国矽谷的可能。此外，中国政府将新疆的军事空间提供给这些企业，由它们来验证研发工具的效能，甚至开发出其他的产品或系统，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之一。

“这个控制体系使用的科技，催生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与国家密切合作，让压迫少数族群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好生意。”拜勒在《新疆再教育营》中写道：“二十世纪铺天盖地的极权体系虽然也会针对少数民族，但数位监控时代出现规模如此巨大的体系，中国可说是首开先例，为殖民主义与拘留营体系写下历史新页。”

尽管拜勒研究的区域是新疆，但他也指出中国政府以科技控制社会生活，并非仅限于新疆与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像是2020年，当局使用类似的工具，在中国境内实施全面、严峻、网格状的执法与社区监控，试图追踪遏止COVID-19疫情，但最后却也成为政治控制的工具。此外，香港警方也向新疆取经，多名新疆公安与武警重要干部被派往香港，协助执行他们在新疆惯用的反叛乱和预防性执法——2020年香港执行国安法前，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在香港民主运动者身上冠以“恐怖分子”的标签。

同时，这套科技控管技术也扩散到东南亚，包含有众多移工族群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都以此控管境内的移工或无国籍者，试图掌握他们的所在与去向。拜勒正在做的研究，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如何透过一带一路的蓝图，从中国传播到马来西亚，藉著数位基础设施的打造，影响了技术工人、曾遭拘留者，以及无国籍的穆斯林群体。

拜勒举例，光在吉隆坡就有超过两万名无国籍者，他们避免前往各种公开场合，以免遭到监控，而后落入被拘捕、遣返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被这个国家排除在公共场域、或任何城市的主要地区，也算是种族隔离；身体上的种族隔离，也是一种数位种族隔离。”

“两面人”

“这些人加入体制常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但却落入将自己的邻居、亲人或其他人当作目标的困境。”

显然，科技监控技术成为当代新型的种族隔离制度，或是一种排除的方法。

拜勒表示，在大规模拘捕前，哈萨克和回族都视维吾尔族为大麻烦，他们尽力成为少数民族的模范，也是个好穆斯林，如果当局到处抓人，都是因为维吾尔族的作为所致，“但他们现在明白，光是身为一个穆斯林，就足以成为拘捕的理由，所以，能够摆脱这个威胁的方式，只有加入他们，成为协警。”

据统计，约莫有六万到七万哈萨克、回族或维吾尔人成为协警，甚至担任干部。

在新疆，绝大多数监控、检查与看管工作都由不具正式警察身份的九万名“协警”来执行。要担任协警的工作，只需接受两周的训练，而他们必须注视著监视器与网格、站在检查哨扫描维吾尔族的手机、证件，每周也要写报告。这些协警虽是压迫体制的一员，却也是最底层的协力者。

然而，拜勒在自己的研究书写中，既不让汉人与少数族群对立，也没有塑造协警与被拘留者的二元性。他透过被拘留者的视角，呈现协警在规定之外的人性面，同时也访问了逃离协警与再教育营工作位置的哈萨克与回族人，展现他们饱受痛苦的内里。这些被迫进入体制的参与者，表面上是加害者，其实也是受害者。

例如，哈萨克青年巴依木拉依（Baimurat）因为拥有大学学历，被当局认定“非常够格”担任协警。对当时谋职困难的巴依木拉依而言，这是无法拒绝的选择，他不但能养家活口，也可以保护家人逃过再教育营体系。尽管他在名义上是约聘工，但入职后才发现，自己不能随意辞职；在看著自己的同事也因细故被拘捕入营，他这才明白，任何一个哈萨克或维吾尔人都无法幸免，监控体系下无人可保安全无虞。压力随著时间累积，他感到难以消受，夜不成眠，时常哭泣。

另外有一名再教育营的回族教师则痛苦到产生自杀的念头。对她和巴依木拉依而言，最让他们揪心的营区时刻，就是体认到自己成为共犯，被迫背弃自身尊严，被迫证明自己不是“两面人”的时刻。

“这些人加入体制常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但却落入将自己的邻居、亲人或其他人当作目标的困境。”拜勒认为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去人性化”的折磨，但若他们踌躇不决有所偏移，就会被当局标签为“两面人”，因此，有时候他们必须表现出比汉人警察还残酷暴力，以示忠诚。

在这种撕裂之后，族群之间还有和解的可能吗？拜勒悲观地认为，几乎是不可能了，“除非流亡。”

综合拜勒的田野访谈，他发现非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常常既是“被害者”，也是最底层的“加害者”，这些人在再教育营中担任警卫或是老师，但若流亡后，社群里的人还是愿意认可他们，同意他们回到社群里面，因为明白这些人身不由己，为情势所迫，才会成为体制的一员。如果这些在再教育营中工作的哈萨克人肯诉说，人们基本上也是愿意接受他们、原谅他们。“所以，在流亡社群里，我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真相与和解的发生。”

拜勒所见证到的另一个族群修复时刻，则是乌鲁木齐大火后，发生的“白纸革命”。

在COVID-19的封控中，遭到人身自由限制的维吾尔族无法替自己争取权益，却是汉人以代理人的方式，挺身抗议。然而，各地群起抗议的汉人群体样态多元，有人视自己为国家代理人，有人认为是被政府保护的，有人则视自己为对抗穆斯林的一份子，因此，在拜勒看来，白纸运动，很难称为真正的“族群团结”与和解。

“不过，在新疆，因为监控与压迫，有时确实达到了少数族群的团结和解。”拜勒指出，包含类似汉人中的同志，都与维吾尔族站在一起，“我想，那是因为同样作为被主流压迫的少数族群，他们对维吾尔族的遭遇能感同身受。”

记者与人类学家

“当我进行访谈时，对方得以宣泄情绪，或被自己说的故事打动时，我就觉得这一切有了意义。”

在《黑甲山的微光》中，拜勒对于自己身为“投身殖民斗争主题的男性研究者”的身分很有自觉，在论述中不忘展现，在此殖民主义下的男性互动与性别关系。

然而，谈及性别问题时，拜勒却提醒我们：一个男人在再教育营中看到一位年长的妇女被剪发剃头时，往往会很不忍心且心痛，这或许和性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文化中对于长者的尊敬，“对他们来说，头发是他们的尊严，是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部分，因此，若女性遭到削发却不给围巾任其秃头，会让人感到难受。”

这位1982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身分很有意识，访谈之初，聊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新疆顺利申请到学习维吾尔语课程的机会，都是因为自己是个白人，而且还是个“享有各种特权”的美国人，既然学校有英语训练的机会，也能提升该校价值，自然欢迎他这位“英语母语者”。而当地不论维吾尔族或汉族都将他视为“中立第三者”，对他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而且是使用他们舒服自在的语言。

在人类学之前，拜勒的职向是记者。他所成长的白人小镇令他感到无聊至极，想要探索世界，而将新闻摄影作为大学主修，大二那年，他藉著在人权组织实习的机会，搭火车游遍中国，新疆是其中一站，却也深印在自己的心中。毕业后厌倦记者生活的他，为了学汉语和维吾尔语重返校园，踏进人类学领域，并重返新疆，但眼前的一切，让他深深意识到，完完全全别于自己的成长经验。

访谈中，他不断比较记者与人类学家的异同。他说，人类学家就算有自己的观点，在田野中，也都只能“聆听”，几乎不发表意见，才能同理当地人的感受。而这些田野材料，虽是为他研究书写所用，面对的是学术社群，但深受“应用人类学”吸引的他，更倾向将研究跟理论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之上；不论是尝试向公众讲述议题，或是尽力对于研究社群负起责任，都是他的实践之道。因此，过程中，他必须不断自问：是否厘清这个社群真正的需要？我担负的角色与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又该如何支持他们？

因此，在研究之外，拜勒以顾问身份，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蒙弗雷泽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启动“新疆档案”的专案计划，除了搜集并翻译警察内部报告与其他文件外，也搜集个人证词与档案。他甚至在加拿大议会上就外交政策提供专家证人证词，并透过专栏书写与警务政策文件的撰写，为学术与维吾尔族尽一份力。

“我猜想，有些记者也会想做这样的倡议，但人类学更关注权力结构的问题，像是社会如何运作、在全球或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位置，而这会影响你的提问或题目。”拜勒表示，有些记者也对这样的题目有兴趣，或至少在某些时候会有兴趣，但他认为，记者们更感兴趣的，是这题目是否有价值，或人们是否在乎？“尽管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但却也不太在乎有多少人阅读我的东西，我更在意的是，那些经过我再现的人们，希望自己如何被呈现？”

然而他研究的是新疆，某种程度上，新疆所发生的事像是世界历史事件，是某个族群遭受国家暴力的巨大悲剧，而这正是许多人关心所在。因此，他一边投入人权侵害与国家暴力的研究书写，也积极说服大众这个地区确实发生的事。

“当我进行访谈时，对方得以宣泄情绪、放声大哭，或被自己说的故事打动时，我会觉得这一切就有了意义。”拜勒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将这些故事转向阅听众，并尝试让读者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的故事”，而不只是发生在某地的某事而已，“我希望读者辨识故事里的那活生生的人，而且能够感同身受，认知到那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拜勒希望这些受访者能讲述故事，但又期待他们不只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还可以勾勒出整个系统。他认为自己在做一种转译的工作，这是当然，毕竟，受访者说的不是维吾尔语就是哈萨克语，本来就必须透过他的翻译。

同时，他说自己的书写，也像在做一种编辑的工作，将大量的访谈、田野与档案资料去芜存菁，剪裁合宜，编整成书。他尝试以小说的笔法让真实人物立体且凸显，“我希望读者将他们看作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或社会位置的代表。”

(康乃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梁瑜、春山出版社编辑庄舒晴亦偕力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