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秋生：最後關頭，自己留下讓別人走，還是別人留下自己走？｜電影白日青春

計程車司機，於香港俗稱「的士狗」，背後罵其態度差，揀客拒載，貪小便宜。南亞裔人士，則打從香港開埠初年已被蔑稱「阿差」，英殖時期警隊多聘用「阿差」，同樣惡名遠播，而警察即「差佬」這個說法甚至延續到今日香港。由香港新世代導演劉國瑞執導的劇情長片《白日青春》，便講述了一場圍繞「的士狗」與「死差仔」一老一小的香港亡命之旅。電影不單為黃秋生在2022年帶來首個金馬影帝獎座，也是他繼 2019 年《淪落人》後，再度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香港一直以來都有歧視

「香港有歧視，一直以來都是，這跟歷史很有關係。但那種歧視不是源自香港，是從以前中國大陸的歷史開始。」

「你眼中香港人就是這樣嗎？」未入正題，黃秋生已劈頭反問。在《白日青春》裡，由他飾演的「的士狗」陳白日，為口奔馳，行事粗魯野蠻，一邊常被客人賤視，被交通警察針對，於是另一邊他亦特別歧視比起自己更邊緣、更常被社會針對的少數族裔，體現了層壓式的社會生物鏈，是最典型的「仆街」香港人。黃秋生緩緩道：「可能你接觸的香港人是這樣，但當然不會全部都是。雖然歧視人已經是我們的一種文化底蘊。」

陳白日於一場馬路碰撞跟「差仔」哈山／莫青春的父親阿默結怨，當他仇視異己，還一口咬定對方是非法居留，蠶食社會資源之際，兒子在旁忍不住嘲笑，其實他自己最初就是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生活。喜歡歧視人的心態，與他自己、甚至這個城市的某些身世有關。

黃秋生說得更妙：「香港有歧視，一直以來都是，這跟歷史很有關係。但那種歧視不是源自香港，是從以前中國大陸的歷史開始，歧視外族，歧視少數，什麼都歧視，中國人本身就是很歧視人的民族。從以前那些『鬼佬』、『蕃人』、『紅毛』、『阿差』等等的稱呼，順口到今日所有人都習慣了歧視，連小孩子都懂歧視。」

本為混血出身，算是半個「鬼佬」的黃秋生打趣道：「但叫人『死鬼佬！差仔！』的這種歧視，不完全是惡意的。當然，電影裡的角色，他是有惡意的。劉國瑞導演本身的劇本，就是這樣處理陳白日的角色和故事架構，但是否代表香港人普遍都是這樣呢，我就不是很認同。」

對城市童話的另一種見解

「由 100 分到 0 分的導演都有，連鏡頭都不懂，自以為是的導演，我有遇過，站在車前叫我開車撞死自己的導演，我又有見過。衰人又有，白痴又有，人格缺陷又有，這麼多年來我什麼人都見過。」

「的士狗」陳白日和兒子陳康，「死差仔」哈山與父親阿默，《白日青春》的故事就由這兩段父子情交錯，最後就在一條凌晨時分駛往碼頭的高速公路上互相重疊。阿默客死他鄉，哈山母親被遣返回國，陳白日決心協助萍水相逢的哈山偷渡到加拿大，希望對方能在新世界重頭開始。已定居香港的導演暨編劇劉國瑞來自馬來西亞，電影裡裡外外都有一種異鄉人的視點，也大抵是香港的離散時代的某種側寫。

劉國瑞所寫的香港市井小事，居然連「的士狗」那麼臭名昭著都會良心發現，想做好人好事去贖罪，或者是異鄉鏡頭下有種柔和的過濾效果，但感人不感人各有所好，黃秋生這個「的士判官」則撥冷水：「偷渡都算移民嗎？這個人（陳白日）很有趣呀，他就是一個完全不用腦的中年人，其實他是『老點』個𡃁仔偷渡（哄騙那個年輕人偷渡）。你覺得可行嗎？當是一個童話就係囉。」

「我是否跟故事一樣悲觀？梗係（當然）不是啦，點會（怎會）跟他一樣，故事結尾他不就選擇了自己留低（留下）嗎？他叫個𡃁仔走佬（他叫年輕人跑路），自己返屋企（回家）呀。𡃁仔就是一個童話故事，但他自己就回去現實世界。」黃秋生繼續解釋：「另一方面他又很戇居（傻），竟然賣了自己的車，將一筆錢送了給𡃁仔去創造這個不可能的童話，但他自己就返屋企，回去現實世界。其實他在現實世界才需要這一筆錢，因為𡃁仔出了公海其實一定會死。」

黃秋生坦言不認同陳白日真有洗心革面，甚至覺得對方愚昧自私，既不是好人，也沒做過一件好事。當然，電影有它想表達的善良訊息，但黃秋生相信自己是要演一個自以為是的中年廢物。「解釋劇本的責任，在導演身上，不在我。作為演員，就是做好屬於自己的角色。（有沒有跟導演反映過這些看法？）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想講的故事，至於劇本處理是否 make sense，他（劉國瑞）有他的童話世界，我有我自己的理解，而我的解讀並不是最重要。」他接著說：「他是設計師，故事由他講，我是油漆工人，替人完成故事。當然，寫劇本的時候，文字是有文字的順序，卻不是一個現場畫面的質感，我都要問清楚他到底想表達什麼，才幫他做到出來。」

黃秋生與劉國瑞這個老戲骨與新導演的組合，可能是近年香港眾多「首部劇情片」和創投計劃裡（《白日青春》於去年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得獎）最有趣的一個組合。畢竟，劉國瑞予人感覺是個溫文爾雅的「書生型」導演，「他呀，樣子看來斯斯文文呀，但到正式拍一部戲，梗係有少少乒鈴嘭唥（當日會有少少狀況）。隨便啦，預了會有，這些問題其實不大，如果你問我合作過的本地導演，那他已經好過很多人。」說著，黃秋生忽然反問：「但要跟什麼導演比較呢？跟 90 年代商業電影比較？還是用杜琪峯這些大師級導演去比較？由 100 分到 0 分的導演都有，連鏡頭都不懂，自以為是的導演，我有遇過，站在車前叫我開車撞死自己的導演，我又有見過。衰人（壞人）又有，白痴又有，人格缺陷又有，這麼多年來我什麼人都見過。」

「可能舊那批導演（老的那批導演）已經不敢找我吧。」

「我只可以說，這個導演，他真是一個合格的導演。一個導演你起碼就是做好你的工作，知道你自己拍什麼，你有故事、有說要跟人說，起碼要溝通得到，帶領到一個團隊。」他難得收起氣焰，淡然答道。

這一次，黃秋生直言並非一直不問片酬，為了扶持後輩而接戲——前幾年主演《淪落人》，他曾表示沒有收取片酬。「我是無嘢（沒事）好做，無嘢撈了（沒工作賺錢了）。」礙於拍攝成本所限，《白日青春》只開了十幾組戲，不到兩個禮拜就拍完。「以前都已經有很多七日、或者十幾日拍完的電影，我反而不知道他們拍得那麼垃圾，那些錢花在哪裡，點解（為什麼）會用了那麼多錢？啊，點解想跟年輕導演合作？」黃秋生說罷一笑：「哈，唔知喎，可能舊那批導演（老的那批導演）已經不敢找我吧。」

「我都無走過，怎樣繼續回來香港呢？」

「李小龍是一個傳說，成龍還不是一個傳說，但黃秋生已經是一個傳說。在我身上還有很多傳說呀，例如呢，有人說我是黑社會大佬。」

從 2019 年的《淪落人》到今日的《白日青春》，疫情前後，黃秋生兩度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在這段時間，香港社會氣氛劇變，移民潮下人心散渙，但過去一兩年，香港電影卻再次蓬勃起來，甚至成為海外與本地香港觀眾的某種凝聚力。

「這又關乎到自己對香港的看法，對這個城市的見解。但就算有再多情感投射都好，當你發現是難吃的食物，始終都無人幫襯。唔好食，就唔會再食，唔好睇的電影，就唔會再睇，覺得唔值得睇（難吃，就不會再吃，難看的電影，就不會再看，覺得不值得看）。」但經過了這幾年，或者會有改變？黃秋生聞言搖手：「不會的，香港人先無咁大方（香港人才沒有那麼大方），無論什麼立場，他們都無咁大方（都沒有那麼大方）。」

他接著說：「我不是一個研究電影政治或者社會學的人，我知道有好多學者會將電影放進社會架構去分析。但作為一名演員，一名藝術從業員，我覺得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某些事情發生，有人的地方，有人繼續待下去，某些事情就會發生。有泥土，有種子，無論結果如何，那個地方都總會有事情生長出來。」

事實上，除了電影《白日青春》，黃秋生去年還在香港主演舞台劇《Art 呃》。似乎他的演藝重心又再次回到香港，他聞言卻說：

「我都無走過，怎樣繼續回來香港呢？」顯然，黃秋生對於提問字眼非常在意。

在過去一段日子，尤其政治氣候不明朗，黃秋生曾經離港到台灣拍攝綜藝節目。傳聞甚囂塵上，提到他有意移居台灣發展，甚至已經入籍台灣。

「真是很神奇，其實我幾時有走過呢？現在不會，前幾年都沒有，我不嬲（一直）都在香港。還聽過一些更好笑的說法。『喂，返嚟做咩呀你（你回來做什麼呀）？』『你仲夠膽死返嚟（你還有膽子死回來）？』即是我由香港『返嚟』（回來）香港，那什麼是『返嚟』呢？就好似返屋企（回家）囉。返邊度屋企（回哪裡的家）？呢度囉（這裡囉）。」

「其實都是大家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雕塑我的形象，無論這邊或者那邊都是一樣。（那邊？）我意思是指台灣，通通都不是真相。」

「是在台灣拍過一些節目啦，但那段時間很短而已，一個月左右，就是接個 Job 沒什麼特別感受。其實我都返過中國大陸，住過北京。以前一去四、五個月，待在中國大陸的時間還多過台灣，為何那時無人覺得我移居北京呢？」黃秋生反問。實情是因為多了香港人移民台灣，或者將資產、工作重心轉往台灣。「係囉（就是啊），所以就覺得我應該都會這樣。其實都是大家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雕塑我的形象，無論這邊或者那邊都是一樣。（那邊？）我意思是指台灣。通通都不是真相，不是大家都這樣想，那就是真相。」

黃秋生答得婉轉：「李小龍是一個傳說，成龍還不是一個傳說，但黃秋生已經是一個傳說。在我身上還有很多傳說呀，例如呢，有人說我是黑社會大佬。」

「我由第一次跟無線去台灣拍劇，已經是一九八幾年的事情。往後一直都有去台灣工作，拍過台灣電影，就是沒拍過台劇而已。去過這麼多年，現在人人都當我第一次去。」他形容，以前人在台灣就是工作，今日被發現人在台灣，但就好像變成不純粹是為了工作。

然而，問及有沒有台灣片商、合作邀請，特別是這兩年都有香港藝人遠走台灣，他卻說得平淡：「無喎，到現在都無，連綜藝節目都無。有誰人真的發展到嗎？為何我看不見有人拍嘢（拍東西）呢？沒有人在那邊拍電影，或者拍電視劇喎。國語說得好嗎？更不要說閩南話，國語都講不好，語言都成問題，所以唔係咁容易（不是那麼容易），要在香港成名都唔（不）容易，去到哪裡都無一件事是容易的。」

「再者，點解（為何）他們一定要找我呢？因為我剛剛贏了金馬獎？不會。」黃秋生如是說。

讓別人走，自己回家 vs 自己走，別人留下

「柴玲就是這樣說，不好意思，對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生，你們不要走，你們要繼續抗爭。當時看到這一幕我很震驚，它推翻了我對電影的感覺，甚至質疑人生。」

訪問最初，便討論過何謂典型香港人，也就是「的士狗」陳白日身上那種自私冷漠的心態。但這幾年的離散潮，卻為香港營造了另一種守望相助的情感，像《白日青春》裡邊緣人與異鄉人的患難相交。

「係咪㗎（是不是真的啊）？」黃秋生笑道：「要真的找些移民去了第二度（另一個地方）的人做個研究調查才知，我有些懷疑。如果真是要分析《白日青春》，我覺得他（陳白日）本身就只是找個𡃁仔救贖自己。當然，他不是刻意有計算，他是下意識這樣做，覺得幫了別人，便救贖了自己。但可能從頭到尾都沒做過一件正確的事情。」他忽然道：「最正確就是這個人選擇留低（留下），自己返屋企（回家）囉。在最後關頭，你走啦，你們走啦⋯⋯你們這些遊行示威的人，而我就返屋企了。」

不少影評人都討論過《白日青春》的結局處理，甚有許鞍華新浪潮電影《投奔怒海》的味道，但在黃秋生腦海裡，浮現著另一部電影的畫面。

「帶你出去，叫你向前衝，但我後生，我還要留住生命，所以你們慢慢坐啦，就像柴玲。你有沒有看過那部叫《天安門》的紀錄片呀？」

「柴玲就是這樣說，不好意思，對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生，你們不要走，你們要繼續抗爭。當時看到這一幕我很震驚，它推翻了我對電影的感覺，甚至質疑人生。」片長三小時的《天安門》由美國紀錄片導演Carma Hinton及其丈夫Richard Gordon拍攝，採訪了八九學運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和劉曉波在內的重要參與者。唯獨柴玲拒絕受訪，片中只剪輯了若干錄像片段，也成為歷史爭議所在。

「我希望沒記錯，如果現在你還找得到這部紀錄片的話。」似乎已經離題太遠，訪問就此打住。

《天安門》曾在香港少量放映，而且1997年前後還推出過VCD版本，二手市場尚可尋獲。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