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关键时刻，自己留下讓别人走，还是别人留下自己走？｜电影白日青春

计程车司机，于香港俗称“的士狗”，背后骂其态度差，拣客拒载，贪小便宜。南亚裔人士，则打从香港开埠初年已被蔑称“阿差”，英殖时期警队多聘用“阿差”，同样恶名远播，而警察即“差佬”这个说法甚至延续到今日香港。由香港新世代导演刘国瑞执导的剧情长片《白日青春》，便讲述了一场围绕“的士狗”与“死差仔”一老一小的香港亡命之旅。电影不单为黄秋生在2022年带来首个金马影帝奖座，也是他继 2019 年《沦落人》后，再度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香港一直以来都有歧视

“香港有歧视，一直以来都是，这跟历史很有关系。但那种歧视不是源自香港，是从以前中国大陆的历史开始。”

“你眼中香港人就是这样吗？”未入正题，黄秋生已劈头反问。在《白日青春》里，由他饰演的“的士狗”陈白日，为口奔驰，行事粗鲁野蛮，一边常被客人贱视，被交通警察针对，于是另一边他亦特别歧视比起自己更边缘、更常被社会针对的少数族裔，体现了层压式的社会生物链，是最典型的“仆街”香港人。黄秋生缓缓道：“可能你接触的香港人是这样，但当然不会全部都是。虽然歧视人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底蕴。”

陈白日于一场马路碰撞跟“差仔”哈山／莫青春的父亲阿默结怨，当他仇视异己，还一口咬定对方是非法居留，蚕食社会资源之际，儿子在旁忍不住嘲笑，其实他自己最初就是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生活。喜欢歧视人的心态，与他自己、甚至这个城市的某些身世有关。

黄秋生说得更妙：“香港有歧视，一直以来都是，这跟历史很有关系。但那种歧视不是源自香港，是从以前中国大陆的历史开始，歧视外族，歧视少数，什么都歧视，中国人本身就是很歧视人的民族。从以前那些‘鬼佬’、‘蕃人’、‘红毛’、‘阿差’等等的称呼，顺口到今日所有人都习惯了歧视，连小孩子都懂歧视。”

本为混血出身，算是半个“鬼佬”的黄秋生打趣道：“但叫人‘死鬼佬！差仔！’的这种歧视，不完全是恶意的。当然，电影里的角色，他是有恶意的。刘国瑞导演本身的剧本，就是这样处理陈白日的角色和故事架构，但是否代表香港人普遍都是这样呢，我就不是很认同。”

对城市童话的另一种见解

“由 100 分到 0 分的导演都有，连镜头都不懂，自以为是的导演，我有遇过，站在车前叫我开车撞死自己的导演，我又有见过。衰人又有，白痴又有，人格缺陷又有，这么多年来我什么人都见过。”

“的士狗”陈白日和儿子陈康，“死差仔”哈山与父亲阿默，《白日青春》的故事就由这两段父子情交错，最后就在一条凌晨时分驶往码头的高速公路上互相重叠。阿默客死他乡，哈山母亲被遣返回国，陈白日决心协助萍水相逢的哈山偷渡到加拿大，希望对方能在新世界重头开始。已定居香港的导演暨编剧刘国瑞来自马来西亚，电影里里外外都有一种异乡人的视点，也大抵是香港的离散时代的某种侧写。

刘国瑞所写的香港市井小事，居然连“的士狗”那么臭名昭著都会良心发现，想做好人好事去赎罪，或者是异乡镜头下有种柔和的过滤效果，但感人不感人各有所好，黄秋生这个“的士判官”则拨冷水：“偷渡都算移民吗？这个人（陈白日）很有趣呀，他就是一个完全不用脑的中年人，其实他是‘老点’个𡃁仔偷渡（哄骗那个年轻人偷渡）。你觉得可行吗？当是一个童话就系啰。”

“我是否跟故事一样悲观？梗系（当然）不是啦，点会（怎会）跟他一样，故事结尾他不就选择了自己留低（留下）吗？他叫个𡃁仔走佬（他叫年轻人跑路），自己返屋企（回家）呀。𡃁仔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但他自己就回去现实世界。”黄秋生继续解释：“另一方面他又很戆居（傻），竟然卖了自己的车，将一笔钱送了给𡃁仔去创造这个不可能的童话，但他自己就返屋企，回去现实世界。其实他在现实世界才需要这一笔钱，因为𡃁仔出了公海其实一定会死。”

黄秋生坦言不认同陈白日真有洗心革面，甚至觉得对方愚昧自私，既不是好人，也没做过一件好事。当然，电影有它想表达的善良讯息，但黄秋生相信自己是要演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年废物。“解释剧本的责任，在导演身上，不在我。作为演员，就是做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有没有跟导演反映过这些看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想讲的故事，至于剧本处理是否 make sense，他（刘国瑞）有他的童话世界，我有我自己的理解，而我的解读并不是最重要。”他接著说：“他是设计师，故事由他讲，我是油漆工人，替人完成故事。当然，写剧本的时候，文字是有文字的顺序，却不是一个现场画面的质感，我都要问清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才帮他做到出来。”

黄秋生与刘国瑞这个老戏骨与新导演的组合，可能是近年香港众多“首部剧情片”和创投计划里（《白日青春》于去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得奖）最有趣的一个组合。毕竟，刘国瑞予人感觉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型”导演，“他呀，样子看来斯斯文文呀，但到正式拍一部戏，梗系有少少乒铃嘭唥（当日会有少少状况）。随便啦，预了会有，这些问题其实不大，如果你问我合作过的本地导演，那他已经好过很多人。”说著，黄秋生忽然反问：“但要跟什么导演比较呢？跟 90 年代商业电影比较？还是用杜琪峰这些大师级导演去比较？由 100 分到 0 分的导演都有，连镜头都不懂，自以为是的导演，我有遇过，站在车前叫我开车撞死自己的导演，我又有见过。衰人（坏人）又有，白痴又有，人格缺陷又有，这么多年来我什么人都见过。”

“可能旧那批导演（老的那批导演）已经不敢找我吧。”

“我只可以说，这个导演，他真是一个合格的导演。一个导演你起码就是做好你的工作，知道你自己拍什么，你有故事、有说要跟人说，起码要沟通得到，带领到一个团队。”他难得收起气焰，淡然答道。

这一次，黄秋生直言并非一直不问片酬，为了扶持后辈而接戏——前几年主演《沦落人》，他曾表示没有收取片酬。“我是无嘢（没事）好做，无嘢捞了（没工作赚钱了）。”碍于拍摄成本所限，《白日青春》只开了十几组戏，不到两个礼拜就拍完。“以前都已经有很多七日、或者十几日拍完的电影，我反而不知道他们拍得那么垃圾，那些钱花在哪里，点解（为什么）会用了那么多钱？啊，点解想跟年轻导演合作？”黄秋生说罢一笑：“哈，唔知㖞，可能旧那批导演（老的那批导演）已经不敢找我吧。”

“我都无走过，怎样继续回来香港呢？”

“李小龙是一个传说，成龙还不是一个传说，但黄秋生已经是一个传说。在我身上还有很多传说呀，例如呢，有人说我是黑社会大佬。”

从 2019 年的《沦落人》到今日的《白日青春》，疫情前后，黄秋生两度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在这段时间，香港社会气氛剧变，移民潮下人心散涣，但过去一两年，香港电影却再次蓬勃起来，甚至成为海外与本地香港观众的某种凝聚力。

“这又关乎到自己对香港的看法，对这个城市的见解。但就算有再多情感投射都好，当你发现是难吃的食物，始终都无人帮衬。唔好食，就唔会再食，唔好睇的电影，就唔会再睇，觉得唔值得睇（难吃，就不会再吃，难看的电影，就不会再看，觉得不值得看）。”但经过了这几年，或者会有改变？黄秋生闻言摇手：“不会的，香港人先无咁大方（香港人才没有那么大方），无论什么立场，他们都无咁大方（都没有那么大方）。”

他接著说：“我不是一个研究电影政治或者社会学的人，我知道有好多学者会将电影放进社会架构去分析。但作为一名演员，一名艺术从业员，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某些事情发生，有人的地方，有人继续待下去，某些事情就会发生。有泥土，有种子，无论结果如何，那个地方都总会有事情生长出来。”

事实上，除了电影《白日青春》，黄秋生去年还在香港主演舞台剧《Art 呃》。似乎他的演艺重心又再次回到香港，他闻言却说：

“我都无走过，怎样继续回来香港呢？”显然，黄秋生对于提问字眼非常在意。

在过去一段日子，尤其政治气候不明朗，黄秋生曾经离港到台湾拍摄综艺节目。传闻甚嚣尘上，提到他有意移居台湾发展，甚至已经入籍台湾。

“真是很神奇，其实我几时有走过呢？现在不会，前几年都没有，我不嬲（一直）都在香港。还听过一些更好笑的说法。‘喂，返嚟做咩呀你（你回来做什么呀）？’‘你仲够胆死返嚟（你还有胆子死回来）？’即是我由香港‘返嚟’（回来）香港，那什么是‘返嚟’呢？就好似返屋企（回家）啰。返边度屋企（回哪里的家）？呢度啰（这里啰）。”

“其实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雕塑我的形象，无论这边或者那边都是一样。（那边？）我意思是指台湾，通通都不是真相。”

“是在台湾拍过一些节目啦，但那段时间很短而已，一个月左右，就是接个 Job 没什么特别感受。其实我都返过中国大陆，住过北京。以前一去四、五个月，待在中国大陆的时间还多过台湾，为何那时无人觉得我移居北京呢？”黄秋生反问。实情是因为多了香港人移民台湾，或者将资产、工作重心转往台湾。“系啰（就是啊），所以就觉得我应该都会这样。其实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雕塑我的形象，无论这边或者那边都是一样。（那边？）我意思是指台湾。通通都不是真相，不是大家都这样想，那就是真相。”

黄秋生答得婉转：“李小龙是一个传说，成龙还不是一个传说，但黄秋生已经是一个传说。在我身上还有很多传说呀，例如呢，有人说我是黑社会大佬。”

“我由第一次跟无线去台湾拍剧，已经是一九八几年的事情。往后一直都有去台湾工作，拍过台湾电影，就是没拍过台剧而已。去过这么多年，现在人人都当我第一次去。”他形容，以前人在台湾就是工作，今日被发现人在台湾，但就好像变成不纯粹是为了工作。

然而，问及有没有台湾片商、合作邀请，特别是这两年都有香港艺人远走台湾，他却说得平淡：“无㖞，到现在都无，连综艺节目都无。有谁人真的发展到吗？为何我看不见有人拍嘢（拍东西）呢？没有人在那边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㖞。国语说得好吗？更不要说闽南话，国语都讲不好，语言都成问题，所以唔系咁容易（不是那么容易），要在香港成名都唔（不）容易，去到哪里都无一件事是容易的。”

“再者，点解（为何）他们一定要找我呢？因为我刚刚赢了金马奖？不会。”黄秋生如是说。

让别人走，自己回家 vs 自己走，别人留下

“柴玲就是这样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生，你们不要走，你们要继续抗争。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很震惊，它推翻了我对电影的感觉，甚至质疑人生。”

访问最初，便讨论过何谓典型香港人，也就是“的士狗”陈白日身上那种自私冷漠的心态。但这几年的离散潮，却为香港营造了另一种守望相助的情感，像《白日青春》里边缘人与异乡人的患难相交。

“系咪㗎（是不是真的啊）？”黄秋生笑道：“要真的找些移民去了第二度（另一个地方）的人做个研究调查才知，我有些怀疑。如果真是要分析《白日青春》，我觉得他（陈白日）本身就只是找个𡃁仔救赎自己。当然，他不是刻意有计算，他是下意识这样做，觉得帮了别人，便救赎了自己。但可能从头到尾都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忽然道：“最正确就是这个人选择留低（留下），自己返屋企（回家）啰。在最后关头，你走啦，你们走啦⋯⋯你们这些游行示威的人，而我就返屋企了。”

不少影评人都讨论过《白日青春》的结局处理，甚有许鞍华新浪潮电影《投奔怒海》的味道，但在黄秋生脑海里，浮现著另一部电影的画面。

“带你出去，叫你向前冲，但我后生，我还要留住生命，所以你们慢慢坐啦，就像柴玲。你有没有看过那部叫《天安门》的纪录片呀？”

“柴玲就是这样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生，你们不要走，你们要继续抗争。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很震惊，它推翻了我对电影的感觉，甚至质疑人生。”片长三小时的《天安门》由美国纪录片导演Carma Hinton及其丈夫Richard Gordon拍摄，采访了八九学运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刘晓波在内的重要参与者。唯独柴玲拒绝受访，片中只剪辑了若干录像片段，也成为历史争议所在。

“我希望没记错，如果现在你还找得到这部纪录片的话。”似乎已经离题太远，访问就此打住。

《天安门》曾在香港少量放映，而且1997年前后还推出过VCD版本，二手市场尚可寻获。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