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文學巨匠大江健三郎(1935-2023)於3月3日逝世,端傳媒文化組曾邀請旅日學者、翻譯家田原撰文講述大江健三郎的文學世界對我們時代的影響;也請香港影評人朗天剖析大江文學與電影之關係;今有台灣作家高翊峰深剖大江文學世界三味,及大江對他作為一名台灣作家在寫作中的啟迪。
高翊峰,台灣小說家,法律系畢業。 曾從事調酒師、舞者、編劇、電視及電台主持人、《GQ》等時尚雜誌中文版總編或總監、大學客座副教授。著有長篇小說《幻艙》、《泡沫戰爭》、《2069》等多種。曾任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駐館作家。
在閱讀諸多大江小說時,我特別感受到作為臺灣人面對美中日臺四國地緣政治中——飼養的邊緣——這個為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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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大江健三郎於臺灣東販出版的〈死者的傲氣〉與〈飼養〉,是我人生最初研讀的短篇小說。
記憶所及,一九九八那年,我在部隊裡剛完成第一個短篇發表,並不知小說為何。耽溺著寫的困頓與焦慮,購入《卡夫卡短篇傑作選》、《蛻變》,以及卡繆《異鄉人》和薩特《嘔吐》等。法律系畢業的我,面對虛構意識,青澀懵懂也無知,單純只因篇幅較短,便先選擇閱讀大江先生。
讀過那兩個大江先生早年的短篇後,我無比訝異也驚喜於——寫小說,可以讓屍體開口說話。浸泡於福馬林液的死者,也可擁有與活者辯證戰爭與生命的尊嚴。如此風賜的自由感,在過去研讀的律典條文中,我未曾觸及。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啟蒙我的虛構意識;我具有小說意圖的敘事,也由此拔足奔馳,開啟了第一個十年的短篇練習。
其後,繼續陷溺於《性的人間》,直到閱讀了李永熾先生翻譯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與《個人的體驗》,進一步知悉大江光,知悉這位誕生後因腦部瘤病、術後成為缺陷者的兒子,以及大江先生在長子光誕生後——得先是父親,才能成為小說家——的內化磚石,我意識到,這些連結直抵我的原生家庭。像似不可言說的神秘,大江健三郎開始迴走於我的未來時光,並深深拉扯小說家與其小說之間的臍帶。
直接烙印指紋於我寫者之身的日本小說家,只有大江健三郎——特別是小說家一生懸命的續寫意志,以及藉由寫作小説直視世界現實意義的姿態。
在緩慢散讀日本文學的日子,輕觸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太宰治、三島由紀夫、遠藤周作、村上春樹等,我都看見海洋的粼粼波光。而依病的天賦鬼才芥川龍之介,更是推逼我反復再探短篇小說的現代性。然而,直接烙印指紋於我寫者之身的日本小說家,只有大江健三郎——特別是小說家一生懸命的續寫意志,以及藉由寫作小説直視世界現實意義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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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日本戰後代表作家,戰爭一直沒有遠離那座四國森林裡的谷間之村。大江先生反復重涉的小說境外,除了戰後的日本國族處境,還有由核(Nuclear)轉化生成的武器與能源爭議。大江健三郎此生是與核武對立的。即使身處核能時代,他也具有抗拒時代的反核立場。日前,在研讀核能與電廠相關資料時,在一部討論日本三一一福島核災事件的回顧新聞與紀錄片中,看見邁入老年的大江健三郎,依舊站立運動遊行的講臺上,凜然批判這隻能源巨獸。他已然頹駝的身影,令我想起一九九四年由公共媒體日本放送協會NHK製播的紀錄片《父子共鳴》(響きあう父と子)。那年大江先生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作曲家大江光,活入三十一歲。兩人,分別行走於文學和音樂之路,彼此卻有高於信仰感召的依存感。
這部紀錄片中,能看見兩人與家人的靜靜的生活。有一段令我動容——父與子,走入建築師丹下健三設計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大江先生總是攙扶著光行走。當大江光感受到戰爭核爆的恐怖而卻步時,大江先生則在側旁鼓舞,牽引光,繼續往前,面對與正視廣島原爆當下無可承受的生命悲歌。父親總是期待自己能走在兒子身後一步的位置吧。這一步之遙,恰巧是兩個獨立而完整的世界距離。於是,當大江光進入演奏廳、走上舞台接受聆聽者掌聲,父親大江先生總在光身後一步之距,靜靜提著紙袋陪行,靜靜凝視打領帶穿西裝的殘疾兒子,一同聆聽光的語言。
父親總是期待自己能走在兒子身後一步的位置吧。這一步之遙,恰巧是兩個獨立而完整的世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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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先生曾經在隨筆談及大江光的音樂,整體的核心是以「悲」向外流溢。如此窺視「光之悲」,引動我在過去的日常手雜本,紀錄一個自問:
透過大江光,大江健三郎持續在尋找什麼?
一位獲有桂冠的父親,想向生而缺殘的兒子,探求什麼?私以為,這項答覆,乾淨明確地落入由妻子大江由佳理繪製插畫出版的大江隨筆集《康復的家庭》與《寬鬆的紐帶》。大江健三郎書寫早年山村歲月與原生家人們的文集《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也觸及大江光因不可康復的腦疾而成為「完整兒子」的座標。收錄於《康復的家庭》中的一則隨筆〈聲音的表情〉,文內足以發現大江光反饋給大江健三郎的殘疾者的尊嚴。
接續,我想試著論及「尊嚴」——dignité,有譯文另譯為「威嚴」。但我以為「尊嚴」更貼近大江先生,所以改動。尊嚴,這一詞彙,落根於大江健三郎的意念深井,也涉及了小說家此生重要內核的複寫。特別是在《世界》雜誌連載的《廣島札記》(1964)與《沖繩札記》(1969),這兩本觸及「曖昧的日本」的長篇隨筆。
《廣島札記》連載前一年,腦部瘤變的兒子光誕生,術後可能成為植物人,也可能只擁有短暫生命。在這層憂慮中,初為父親的大江健三郎將兒子寫於水燈籠,流放於廣島原爆點旁的元安川,宛若預知死亡的祭魂。如生似死的思泉,大江健三郎另於〈廣島的人類尊嚴〉寫到一位經歷戰爭的日本孤老,以切腹方式反對復核。獲救之後,這位孤老羞愧表達:如此活著,真的是丟臉了。同文中,大江先生提及少時在四國山村,看過一部電影。故事中,一名被俘虜的士兵怕被拷問而向敵人供出軍情,直接選擇了自殺。少年大江為這士兵的決定動容,但又因父親當時的說法——就算士兵洩密了,最終也是會被處死——懷有如魘的心病。
死之尊嚴——這是大江先生給予我這一生的小說課題。
這世界上,真有值得以生命捍衛的大事?
這句自少年時期便深植大江健三郎底層意識之問,涉及尊嚴的思辨,涉及最根本的嚴肅哲學議論:自身之死與他人的死,是否真有尊嚴差異?如此問答即是恆存的悖論。之於我,活下來的廣島孤老因反核反戰失敗的羞愧之心,是大江先生念及的生之尊嚴。在不願忘卻的亡靈者面前,我開始探究死,與家人論及我未來的安樂死選擇,以及法理未竟的缺憾。死之尊嚴——這是大江先生給予我這一生的小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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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一九六三年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會議之後,大江健三郎多次往返廣島,觸及原爆後遺留的孤老。輻射在未見處游離,恆者時間線型續走,抵達一九六九年。大江光已熬渡玻璃保溫箱,未死,延續童子之命,雖語言匱乏,也成長為六歲孩童。面對光之生,大江健三郎前往難能面對的沖繩回歸議題,正視二戰末期在渡嘉敷島上由軍方造成日本沖繩平民集體自殺的死。隨後完成的《沖繩札記》,不在「本土」凝視廣島之悲,反是在「日本屬於沖繩」這去中心化的邊緣視角,大江健三郎反省了——「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成為不是這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大江先生記憶中的山村少年,在足歲被徵召從軍之前,天皇就先玉音投降,結束了二次大戰。自己是勇敢選擇自殺的受俘士兵,抑或酷刑下洩密後依舊被處死的士兵?戰後,山村少年沒有參戰,沒有面臨士兵犧牲前的自決選擇,但大江健三郎書寫一輩子,以回應那位活存於四國森林的日本少年。回應返復的,不單只有少年。在《個人的體驗》之後,大江光這位畸零之子成為大江健三郎丈量世界的座標。畸者如光,世界皆有。親生長子成為大江視野裡的邊緣,他也將自己放置光的邊緣,重新審視日本中心,發現了曖昧的日本的異者我。
大江健三郎私語的日本精神,不是日人和魂,而是從世界生死,回看日本自身死生。如此涉及日人和魂的小說刺探,近於信仰精神,也能在長篇《空翻》中透過宗教的意圖,連接核武可能招致的末日圖景,看見大江健三郎作為一位人道主義的行動家,直面日本而給予自身的反省。如此一生反省「日本人為何」的小說家是罕見的珍珠。閱讀大江先生的文與人,我時常提醒自己,在還能持續書寫此生的同時,反省的單位,也是一生。
畸者如光,世界皆有。親生長子成為大江視野裡的邊緣,他也將自己放置光的邊緣,重新審視日本中心,發現了曖昧的日本的異者我。
大江健三郎曾深深觸動我去思索,臺灣人為何?在他的小說裡,我讀到山村、少年、殺狗、反抗象徵集權的成人世界制度⋯⋯自我析論,大江小說影響我的《泡沫戰爭》,應遠大於威廉.高汀的《蒼蠅王》。另語,大江早年深思——日本青年反對美日安保鬥爭運動與反對產官學全共鬥的政治姿態,是同時對天皇舊制與軍權強國投出的反省直球。在閱讀諸多大江小說時,我特別感受到作為臺灣人面對美中日臺四國地緣政治中——飼養的邊緣——這個為難的處境。過去,除了性的慾望、愛的歧路、嚴肅以對的死,我選擇持續以小說寓言對峙現實的政治。我們的島,是無法輕放政治的島。我們的國,是身分未明的島。所以鬼島,所以島國,是未竟國之島國,是被世界擱置於境外的孤島之國。如此曖昧的,也同屬於島國日本。這亦是《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象徵基層庶民運動的挫敗與傷,從四國森林傳遞予我的小說訊息。
內省反觀,我也願作為一位以寫審思政治的流放者,落立局外人的視角,以小說敘事批判。回顧過去的寫與讀,我也內向詰問:
透過大江健三郎的不同文體敘事,我持續在尋找什麼?
此時此刻,重要的是藉由文學論述刺探寫就小說的形式可能,以及評述小說理論的抒情再寫。這兩者,應是迥然有異的文字嘗試。此外,因閱讀大江先生的隨筆,觸及巴赫金與愛德華.薩伊德等評論家的著作。我資質駑鈍,經常未能盡讀理論,生成屬於私我自語的論述。然而大江先生誠摯且深刻的知性絮語,確實為我論寫小說與文體讀述,推開叩問之窗。特別是思索——「曖昧,以及後生的晦澀與艱深,之於小說的時代意義。」獨處之刻,我迄今篤信,企圖純粹的小說必然生有不易解讀之體。這個溶於我身的執念,最初也源自於大江健三郎。
大江光存在而生的個體群體、常人與畸者的共體處境、日本軍國意識的戰後道德罪罰問題,以及龐雜讀取他文本織入敘事的方法脈絡,讓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樹,藏存晦澀與艱深的輸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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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頭論及,在日本文類廣義的私小說領域——不論是最初由文學評論家坪內逍遙於《小說神隨》(1885)提出的私小說(I Novel),或者小林秀雄拿捏定義的《私小說論》(1935)——在戰後日本小說家中,少有人能與大江先生比肩。若再由此滲入,大江光存在而生的個體群體、常人與畸者的共體處境、日本軍國意識的戰後道德罪罰問題,以及龐雜讀取他文本織入敘事的方法脈絡,讓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樹,藏存晦澀與艱深的輸液系統。我以此深信,大江健三郎是以非典的私體小說,或該描述為,僭越常典與挪借他典而為新典的私驗小說,挪借自身經驗而成就小說風格的翹楚。
早年讀寫,時常感知大江式私小說中作者與文之間的強烈互涉。每回多跨一步鑽研,便會觸及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論述:「人類是一種將自己置於自身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這個編織互涉,在我的小說寫作時光,綿延很長一段動能,推著我臆想一個詞彙:作者人本。接下來,我試著藉由大江先生的短篇集,觸及前述的私、體、驗,靠近異於小說文本的作者。
1980年到1984年間,之於我,大江健三郎有一段宛如奇妙工作的短篇時期。這期間,出版的《聽「雨樹」的女人們》(1982),由五個短篇合集。其中以音樂家T先生(現實指涉日本作曲家武滿徹)的創作樂曲《雨樹》,「藉由聆聽而寫成」教授我的雨樹小說。各篇中多次提及英國詩人小說家麥爾康.勞理(Malcolm Lowry)於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小說《在火山的山腳下》(Under the Volcano),引文呼應小說主述者教授我創作雨樹故事的隱喻。其中的〈頭腦好的雨樹〉、〈聽雨樹的女人們〉、〈倒立的雨樹〉,以揭露前篇的文本後設形式,展開故事也呼應樂曲《雨樹》,完成只存於虛構界內的系列小說。這是從重奏形式的音樂結構,「一部一部」叩問虛構的如何存在的解構。另一短篇集《覺醒吧,新人啊!》(1983),故事主述者我,則在七個連貫短篇中,不斷經驗著英國浪漫詩人畫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詩歌圖像閱讀同時,與腦部殘疾的兒子義么,虛構著日常的正常進行。這些閱讀,像似是在一個有雨有光的清晨,以為新生甦醒了,一闔眼又掉入雨樹的樹洞。關於此,大江先生在長訪談《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遠流版)裡有堅實與深刻的暮晨鐘聲。
八〇年代前期,大江先生這些篇幅較短的小說集,並不強調傳統自然寫實主義的故事完整性,敘事經常立地啟動,也戞然止步。但全本合集,藏著另一種完整的全景意圖——我早期練寫習作時,便是由大江先生這個意念,衍生出「以共鳴餘波續行故事」的想法。這也是我過往多部短篇集的出版基點。
我以此深信,大江健三郎是以非典的私體小說,或該描述為,僭越常典與挪借他典而為新典的私驗小說,挪借自身經驗而成就小說風格的翹楚。
我曾自問,為何沒有仿效大江先生成為父親之後開啟的小說寫作方法?
我無法回覆自己。真實漫長,有如泥沼。在寫作小說頭幾年,我明確認知到:我是一個家的逃離者。逃離了原生家庭之後,又組織了一個不確定一生能否逃離的「私の家」。隨著年歲漸長,才能發現,我的逃離只是一生時光的背向逆跳。當逃離如瘡痍的雨傘,當記憶開始自動書寫構築未來,或許能獲有如大江先生的勇氣,轉身面對我已無處逆跳的私語小說。
這次以文試論、也是悼念我景仰的大江健三郎,重拾了散落於家中書架各處的大江之書。繁體與簡體,小說、隨筆、訪談、對話、採訪,以及書寫大江先生的文論,已收藏了三十餘本書冊。其中不乏重覆之書,但因譯者不同,便重覆購買。比如,由林水福先生翻譯的〈死者的招待〉與〈飼育〉。重讀與對比之後,發現不同譯者的轉譯詮釋,仍帶給我微妙與撼動的小說新義。這數日以來,我一邊聆聽作曲家大江光的樂曲《Music of Hikari Oe 1~2》,靜靜悼念私語的哀傷,慢慢將書冊翻讀,對「作者」(Author)一詞然生另一種想像。
私,以為作者已死,但大江先生做為私的作者,在私小說裡留體藏驗。私,是引用了與大江健三郎這個人有關的所有「意義之網」,轉出己身的一切,內化為小說符號。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真實的作者。他以一生的寫,交織現實與虛構,並以所知所指的人,介入小說,創造角色而令其存活於鏡面外的真實世界。如,大江健三郎的內兄與摯友導演伊丹十三,便以吾良之身,活於小說。常讀大江健三郎小說的讀者,必然不陌生他的長子大江光、妻子大江由佳里、法國文學評論家渡邊一夫、作曲音樂家武滿徹等人,經常在敘事陌生化的過程,與各種異化而成大江健三郎扮演者,顛倒固定於大江式私小說——如此私體私驗將戲仿的心境描繪自然淌流而成的小說。
為此小說「作者」,我尋出牛津大學出版的《文學評論術語》,閱讀〈作者〉篇章,重新測量大江先生與「作者」的可能詮釋。我的語文能力不足,但謄寫譯文,也試著表述:
author源自中世紀的auctor。這詞源自四個詞語,如下:
- agere:行動或呈現——以此詞語意義對應,小說。
- auieo:捆扎——用以思索,曖昧的日本。
- augere:生長——大於大江先生此生時間長度的,大江光。
以上三個詞語,是拉丁語中的動詞。而最後一個詞語,是來自希臘語中的名詞:
4. autentim:權威——透過確立的語言重返小說,再製,私。
私,以為作者已死,但大江先生做為私的作者,在私小說裡留體藏驗。私,是引用了與大江健三郎這個人有關的所有「意義之網」,轉出己身的一切,內化為小說符號。這是研讀大江健三郎私小說中文本互涉時,深植我心底的羅蘭.巴特「文本就是引用的編織」的理論實踐。此外,在大江式私小說世界,書寫小說與文學理論並行。愛德華.薩伊德因共鳴而寫的「晚期風格」,大江健三郎實踐在長江古義人系列的晚期長篇。在聯經出版的《讀書人:讀書講義》中收錄的「〈論晚期風格〉之思想——全面閱讀薩伊德」,可以閱讀大江健三郎的回復與致意。這是「寫的互涉」,另也可以進一步從《小說的方法》(1978)與《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1998)這兩本出版時隔二十年的文論,看見作為文述評論家的大江健三郎,以及他鳥瞰自己小說的銳利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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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心欽羨大江先生的讀寫生活——即便那是困難無比的鑿井工作,也是恆持作業五十年以上的日與夜。直到寫的今日,我依舊對大江健三郎離世的消息沒有真切的現實感。或許,是再次不願接受吧。作者,若必然已逝,那麼最初的〈死者的傲氣〉與〈飼養〉一書,確實成為我的遺物。一份遺留給我此生最初的、具有小說重質的禮物。我藏於心的某處,不時重讀,在生命不同階段,將不同感悟,複寫於自身的小說。或許也念想,或有一日,也能將少許點滴意義,留給擁有此書、同樣讀寫一生的寫者——這樣的作者,必然於親膚上撒落全身無數細緻的胎印珍珠吧。
然而,行走於寫的歧路,寫者常遺失鑰匙,迷途於迷宮。我亦是這樣一位作者。每當是否繼續以寫渡河的質疑降落,抑或陷溺墨西哥小說家胡安・魯佛(Juan Rulfo)的廢而不寫之謎。迷路的我,常會任意抽出大江健三郎的某本書。在昏暗的書房燈落處,在翻譯腔的私小說敘事裡,緩緩提醒我自己,靜讀與書寫此生的初衷。
大江健三郎是這個時代小說家良知的作家導師。為此,我是一位幸運的讀者。一直記得,大江健三郎在接受《巴黎評論》長訪談時,曾提及:「我並沒有想要為大量讀者寫作,但是我想和人們接觸。」在新冠肺炎三年蝸居過去、接續迎來後臉書與ChatGPT的時代,這段話,是大江先生逝世之後,我可以通知自己收納餘生的一句。
寫於臺灣,臺北盆地南方的鄰山公寓
2023.03.23
現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曖昧的大江的我 ——紀念我景仰的小說家大江健三郎》
很好。
兩岸三地三篇悼文各有千秋,合起來讀也很完整。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