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的困境與突破：記者不笑，獲獎者缺席，但叛逆與團結站在台上

連續四屆到金馬獎頒獎禮現場，很難說出影人或新聞中心的氣氛反映了什麼，因為那些暗潮洶湧通常看網路社群的討論最準確。整體來說，今年大家都公認是小年，既沒有石破天驚的大作，話題大片也欠奉。無論就一般觀眾而言還是評論界，討論程度都不比往年，可說今年相對較冷。

在現場的新聞中心，可能因為我坐的位置比較偏，沒有機會接觸到太多記者朋友，但仍然能透過現場的一些反應來觀察大家對這屆金馬獎的看法。不過也許是今屆星光與亮點不足，我附近的記者看來像是對金馬獎轉播興趣缺缺，更著重在敲打鍵盤上稿。無論是謝盈萱的開場秀或者某些得獎者打趣的橋段，幾乎全程沒人跟著笑。這或許說明了這一屆金馬獎在中國電影連年抵制之外的另一重困境：在劇集與電影競爭的年代，台灣電影關注度不如預期，金馬獎吸引人的程度遠不如全程更歡鬧的戲劇金鐘獎。

一位記者跟我小聲透露，金馬獎給頒獎人的稿普遍過於嚴肅，構想時可能有趣，但是讓人照著唸，往往效果不佳，很機械性，才會造成種種尷尬結果。還說那些獨自上台頒獎的影人，像是黃秋生，效果就好多了，因為他反而不用去跟其他影人配合尋求默契。

就連整個典禮的關注度也令記者們憂心，今年金馬獎已經避開台灣的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將典禮提前一週舉辦。以為萬無一失，沒想到NBA球星「魔獸」霍華德（Dwight Howard）稍早宣布加盟台灣T1職籃，還上演逆轉秀。《黑的教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朱軒洋，他在事後受訪承認自己心在T1，非常想去看球，還說自己為金馬獎的收視感到擔心。

紀錄片導演的多重叛逆

「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堅持拍下去，希望大家能誠實的面對世界、面對自己。」黃樹立

許多人說朱軒洋在台上領獎的態度很叛逆，但對我來說最叛逆的其實不是他，而是一個來自中國的25歲導演黃樹立。

他今年以《當我望向你的時候》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獎，他代表的意義頗為深刻，因為他是自2019年中國大陸抵制金馬獎起，首位上台親自領取獎項的中國籍影人。同時，這是一部LGBTQ題材的作品，他在片中向母親坦然出櫃，卻被母親稱為「怪物」，只是這部作品並不是要表現與母親的鬥爭。片中追尋自由的黃樹立得以正視身分與生命的美好與可貴，真正負傷的可能是必須為摯愛的兒子藏住秘密的母親，所以你也能感受到導演對母親的歉疚與濃濃真情。

黃樹立的叛逆是多重的，他首先違逆了他母親的期待，還拍攝了一部不被允許公開在中國放映的同性戀題材作品，並且投遞到金馬獎，甚至上台領取獎項。在台灣觀眾看來，這或許是很平凡的時刻，但如果知道他必須面臨的風險，相信會願意起身為他鼓掌。

他在台上能看得出一絲緊張，但言語卻是如此地懇切，他在結語說道：「這個世界上有太多恐懼了，但是我相信、相信我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東西，我相信愛能戰勝恐懼，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堅持拍下去，希望大家能誠實的面對世界、面對自己。」

在我看來，黃樹立的一番發言其實是極具標誌性的，像是對中國同行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喊話，其中的戰勝恐懼，讓人有著想像空間。更重要的，或許是「誠實」兩字，對比上週落幕的金雞獎，大獎給了主旋律的《長津湖》。而中國電影界在嚴格的清零政策與緊縮的審查制度管控之下，產業大傷元氣，復原未必可期。

像是《當我望向你的時候》這樣低成本的家庭作品，不懼集體意志的創作，其實更能彰顯這個時代中國獨立電影的精神。只可惜另外五部同樣可觀的中國電影或中國導演之作於今屆金馬獎沒有機會獲得大獎殊榮，它們是《塵默呼吸》、《話語》、《春分》、《大橋遺犬》、《有羽毛的東西》，這些片的共通性在於：都處於中國的主流論述之外。

缺席與到場

今年九月，香港影業協會發文指出金馬獎日趨政治化，還警告香港同業人員參與頒獎典禮前務必三思。然而今年依然有多位香港影人出席。

此外今年的另一個看點，還在於《智齒》所引起的風波。這部作品在去年年初於柏林影展首映，若比照過去慣例，它應該會報名去年金馬獎，但最後卻拖到今年才角逐金馬。它的出現讓人憂喜參半，喜的部分是，這樣一部技術等面向都達到最高品質的港片，絕對能提升金馬獎作品的可看性；憂的是，事前已知這部作品的入圍者很可能選擇不出席，因為主創鄭保瑞、林家棟等人不會願意為了這部片而失去在中國發展的機會，更不用說是女主角劉雅瑟本身就是中國演員。

結果事實證明，從金馬獎前一夜的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一直到典禮當下的改編劇本、美術設計、攝影獎，都一概由《智齒》聯合監製謝國豪上台代領。以至於他最後一次上台時，他與全場都忍不住爆出笑聲。或許站在典禮角度，這是一場災難，但如果知道背後的脈絡，其實不妨也可以把它當作時代現況的反映——一如導演黃樹立所說的，「這個世界上有太多恐懼了」。

不過在這一夜，依然有不少香港影人親自到訪，其中以《智齒》榮獲視覺效果獎的何文洛與刁璟瑋有上台領取榮耀；以《窄路微塵》獲得原創電影音樂的黃衍仁亦然。其他像是《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監製任硯聰和蔡廉明、《窄路微塵》導演林森和女主角袁澧林、《緣路山旮旯》導演黃浩然、《燈火闌珊》導演曾憲寧皆有出席。

回顧今年九月，香港影業協會發文指出金馬獎日趨政治化，還警告香港同業人員參與頒獎典禮前務必三思。然而今年依然有多位香港影人出席，或許這緣於上述入圍作品不是中港合拍片，包袱較小；但我想更重要的是，這些電影工作者依然願意堅持自己的理念，並未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最佳劇情長片：爆冷與隱喻

在頒獎典禮的尾聲，許鞍華在上台喊出了《一家子兒咕咕叫》的片名，新聞中心卻是一片靜寂。對比張艾嘉與黃秋生獲獎時，全場的騷動或者掌聲，大家可能更感錯愕。不僅媒體如此，許多影評人或一路關注金馬獎的影迷起先都認為《哈勇家》與《智齒》更具勝算，隨著《白日青春》連包最佳原著劇本、新導演、男主角大獎之後，許多人都認為《白日青春》掄元機會更大。沒人想到前面只得了一座新演員獎的《一家子兒咕咕叫》，能與「魔獸」霍華德一樣上演最後大逆襲。

其實對於熟知許鞍華評選風格的人來說，這可能是可以預料的結果。因為她過去兩次出任主席時也是讓《可可西里》與《八月》先拿一座獎（攝影與新演員），然後最後一刻再給他們大獎肯定。這次整體的得獎名單一樣相當「整齊」，除了得獎數領先的《智齒》與《白日青春》，有十部片獲得至少一座獎項，有三部片包兩獎，可見這屆評審團希望照顧到更多優秀的作品。雖然評審團不只有一人，是由17人組成，主席的意志是否能清楚決定結果不能確定，但這個巧合依然在會後引發記者們的熱議。

回顧前幾年針對「溫情主義」的討論，《一家子兒咕咕叫》的出現確實是一記當頭棒喝，台灣電影終於沒有讓陷入絕境的主角們忽然地獲得救贖。

但如果按照「邏輯」，一部片前面表現慘澹，最後卻拿下大獎，其實終究不太合理。在會後參與去《一家子兒咕咕叫》慶功宴訪問時，原本最被看好得獎、入圍最佳女配角的楊麗音向媒體賠不是，說她害大家輸錢；很多人的影帝首選游安順也笑說：「這代表影評人都不準。」

雖然這麼說，但能夠拿下大獎，氣氛依然再好不過。導演詹京霖坦率地說他原本也已經不抱任何期望，最後的結果也讓他大吃一驚。而他得獎時登台對著觀眾說道：「可不可以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信徒？我們一起走下去，我會帶你們看一點別的、有趣的、新鮮的。」

這次的《一家子兒咕咕叫》對我而言，倒是一個符合金馬獎審美的選擇（至少是2019年以前的金馬獎），它作者意識更強，更著重影像美學表達，藝術性更凸顯，與許鞍華過去肯定的《可可西里》與《八月》也比較雷同。但不只如此，該片以賽鴿作喻，看到了台灣過去三十年產業發展的變遷，也看到了台灣的歷史、土地的沿襲，處處都有極富深意的妙喻。

也誠如執行長聞天祥的轉述，評審團肯定了它不願讓故事落入氾濫的正能量，以不討好的方式敘述故事。回顧前幾年針對「溫情主義」的討論，《一家子兒咕咕叫》的出現確實是一記當頭棒喝，台灣電影終於沒有讓陷入絕境的主角們忽然地獲得救贖。雖然詹京霖本人不同意別人說他的作品是沒有希望的，對他而言，那只是價值觀的不同，對他來說，就算死絕了，也可能暗示的是一種重生。

如果就這個角度來看，《一家子兒咕咕叫》不也可以是一種針對台灣電影、乃至金馬獎本身的隱喻？

困境可以突破？

張艾嘉在台上一句「我很害怕電影被小螢幕取代，我希望電影永遠永遠地存在」，道出了無數電影人的心聲。

不過其它得獎作品也相當可觀，事前最被看好的《哈勇家》奪得了最佳導演，陳潔瑤成為金馬獎首位獲得該獎的台灣女性導演，同時也是首位原住民導演。該片審視了台灣部落的選舉弊病，是以最溫柔的方式去看待殘酷的現實。在Netflix掀起全球觀影熱潮的《咒》，也獲得最佳剪輯與音效獎。兩部片都是平易通俗的作品，能讓觀眾清楚理解劇情，這也說明評審團希望貼近大眾的考量。

張艾嘉睽違36年封后，她所演出的角色也深具象徵性。她在《燈火闌珊》當中繼承了丈夫的遺志，希望傳統霓虹燈招牌不會被LED燈取代。兩者顯然可以代換成很多事情，對電影人而言，或許就是電影院之於電視／電腦／智慧型手機。她在台上一句「我很害怕電影被小螢幕取代，我希望電影永遠永遠地存在」，道出了無數電影人的心聲。

小螢幕所指涉的是雙重的，包括大家透過小螢幕欣賞電影，讓電影的魅力遭到削弱，也是專為小螢幕製作的影集內容。台灣電影遇到的最大挑戰，也是全世界電影人正在面臨的共同考驗，就是電影已經不比影集吸引人。一般觀眾更寧願在家欣賞數十集的影集，也不願意進戲院欣賞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在台灣影集製作水準日漸提升的當下，電影該如何應對？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獲得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最令人意外，因為事前多數評論更看好曹雅雯為《流麻溝十五號》演唱的主題曲。不過顯然評審團也並沒有因為它是個比較單純的校園青春片而輕視這首周興哲演唱的〈想知道你在想什麼〉，雖然它獲獎後還是引起了台灣網路社群的一陣議論，認為該作比較口水，但執行長聞天祥在會後指出，這首歌曲與劇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歌詞代表了兩個主角當下的心情。此後網路社群的議論算是被這一解釋平息。

紀錄片工作者大家庭

那除了代表著一種紀錄片工作者大家庭的團結，也是台灣電影工作者突破所處困境的象徵性時刻。

雖然傳統上認為金馬獎的最大獎是最佳劇情片，但這幾年真正在美學意識表現上最整齊劃一，實際上也競逐最競爭的，還是最佳紀錄片。聞天祥在會後也親自證實了，說最佳紀錄片的討論時間是所有項目最長，也是唯一有評審堅持想翻案的，最後結果也是一票之差。《九槍》險勝了以中國塵肺病為題的《塵默呼吸》，兩部片都是傑作。

有趣的是，今次最佳劇情長片《一家子兒咕咕叫》與獲得最佳紀錄長片的《九槍》，議題天差地遠，但對筆者來說其實都是代表著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能量，而兩部片之中，導演都讓死者以另一個形態重生了。《九槍》當中，導演蔡崇隆選擇以越南移工阮國非之死為題。阮國非遭到警方射殺九槍致死，令人質疑警方的執法顯然過當。

導演在片中放入了完整的密錄器影像，讓觀眾看到整段過程，相當有震撼力。我在訪談中跟導演提到卡達世界盃也同樣存在移工大量死亡的狀況，他立刻提醒我，這肯定得寫進去，因為就他評估台灣十年下來死亡的移工肯定超過卡達。

雖然有很多話想要傾訴，但蔡崇隆在上台領獎時，將發言權交給與他同為本作製片的阮金紅與李佩禪，其中李佩禪在致詞說道：「福爾摩沙台灣，除了原住民族，所有人包括我，都是華人移民工祖先的後代。我們是從殖民地浴火重生的新興島國，不應該排斥任何抱著希望來到這裡生根或工作的外來族群。請記得我們是小國小民，也是好國好民。」

若在2019年之前，提到「島國」兩字，李佩禪大概就已經被說成是蔑視金馬獎的人、被說成無禮搗亂的台獨分子。但我發現今年在氣氛上最大的轉變是：壓根沒有人在乎，無人驚呼、事後無人討論。我想這似乎象徵了金馬獎更解放，台灣人在精神上也更自立、更自信了。

最後更動人的是，李佩禪在台上為另一部她製作、也入圍的《神人之家》宣傳，這在領獎場合總是不常見，因為這終究是屬於該部得獎作品的時刻。下一刻只見導演蔡崇隆搭起了《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的肩膀，而盧盈良同時也是《九槍》的攝影師，現場掌聲如雷。那除了代表著一種紀錄片工作者大家庭的團結，也是台灣電影工作者突破所處困境的象徵性時刻。

面對未來的困境，我們能在這一個時刻找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