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曾於2020、2021年出版關涉反修例事件的兒童繪本《羊村守衛者》，工會五名成員因此被捕，後被裁定罪成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判監19個月；並於今年10月10日刑滿出獄⋯⋯
十六年來一直在香港報紙連載政治漫畫的黃照達很記得，去年7月，得知《羊村守衛者》五名相關人員被捕的那刻，宛如有顆巨大的震撼彈擲到自己身上一樣：「圖像可以有很多隱喻。那一刻感覺到，我不能再無視現狀了。」
而另一位約十年資歷的政治漫畫家阿塗，則在此前一個月，2021年6月《蘋果日報》宣佈結業時，感到自己患上了抑鬱症，他甚至難以執筆繪畫，「當時我覺得，每篇漫畫都在鋪一條路給我進去監獄般。」他曾在2019年畫過一幅作品《煲底之約》，網絡獲得9000個讚好和2000次分享，當時他寫，這是自己多年來第一次一邊畫畫一邊哭。
「但到了今天的境況」，阿塗對記者說，「如果留在香港，我會活在恐懼中，不能繼續創作，那創作的意義，是不是已經不同了？」
關於政治漫畫的新聞，只在今年10月已有兩宗，都與在港從事政治漫畫已四十餘年的畫家尊子相關。約兩個星期前，10月11日，報稱香港警方致函《明報》，指其上的「尊子漫畫」內容誤導讀者，有損警隊形象；10月22日，又有報導指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網誌撰文批評《明報》前一日刊發的尊子「搶人材」題材漫畫：「荒謬且嚴重偏離事實，這種自以為幽默的表述只會損害香港形象。」
政治漫畫在香港興於戰後，經數十年發展；至近十年來，歷經2012、2014、2016等連串社會運動，香港人進入關注社會情緒高點，乃至多位受訪政治漫畫家都認為2019年實為香港政治漫畫盛世之盛世。據黃照達研究，反修例運動爆發期間（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漫畫家數月間創作的政治漫畫甚至高達6000多幅。
至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創作氣氛急轉直下，政治漫畫家有人離港，有人封筆，政治相關題材畫作大幅減少，僅零星可尋。隨後，多家媒體於2021年停業，傳統政治漫畫連載園地隨之消失；羊村案的裁決則進一步打擊部分創作者對於言論自由的信心。
繼續於《明報》刊出作品的「老行尊」尊子至今未傳出離港消息，而相較年輕的黃照達和阿塗，則因個人風險分別於去年尾離港，抵英至今逾九個月。二人依然在英國堅持創作關於香港的作品。政治漫畫歷來是社會威權抑或自由狀態的寒暑表，而究竟香港本土還有對這一諷刺時弊文藝形式的多大包容空間？離鄉遙距創作，又可算香港政治漫畫的新出路嗎？
「那個階段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對一個爛攤子，你每天要自我審查⋯⋯」——黃照達
政治漫畫，曾在香港報紙頭版
歷史來看，香港政治漫畫之興盛始於戰後，原因與大量文化人自國內走難來港有關。彼時香港在世界冷戰格局下，於華文地區中坐擁獨特地位，較國內或台灣而言都更為開放。報章與政論雜誌興起，為不少漫畫家提供了專欄位置。
50年代的《星島》、《新晚報》；60年代《快報》；70年代《爭鳴》；至80年代《百姓》半月刊等等，都設有漫畫專欄，專觸及政治時事。而政治漫畫地位於傳媒來講亦十分重要，一位從事此領域逾四十年的漫畫家匿名受訪時稱：「例如文革時期，嚴以敬（阿虫）在《快報》畫政治漫畫，都是放在頭版。」彼時創作氣氛開放而活躍，算是香港政治漫畫之自由土壤的奠定時期。
進入1980年代，漫畫家們一邊看歐陸漫畫成長，一邊受華南漫畫的簡筆影響，人物的造型較簡略樸實。面對中英談判，香港社會討論本港前途問題於知識界及坊間均非常熾熱，當時全港有十多家報章雜誌，行內政治漫畫家約30人，不過據受訪者回憶，即便1980年代堪稱香港政治漫畫的小陽春，也絕不及2010至2020年這十年——尤其是2019年眾人所見證的創作大爆發。
2006年開始在報紙畫政治漫畫的黃照達也抱相同看法，「政治漫畫上，2019年反修例運動是放大版的『2014』，是全民參與，不論是數量或參與的人。第一，很多本身參與政治的漫畫家都畫；第二，社區出現了連儂牆，作品不只在網上見到，走出街都會看到，當中有很大的協同效應。圖像亦變得入屋、很生活化，以往只有『V煞』等符號，現在有『連豬』、『pepe』等，本來沒意義的事物都被賦予了意義。」
黃照達：「如果有一日，每畫一幅就成了證據⋯⋯」
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卻是骨牌式的傾瀉。
開初國安法成立時，黃照達創作都沒有太大的避忌：「我們一直都在紅線下創作，那時一開始以為可以找到紅線，現在回想，多天真！」黃照達歎一口氣。踏入2021年，當面迎來是香港民主派初選案大拘捕，「你感覺到，這條紅線是掌握不到的。」他心裡納悶，但行動上仍是處變不驚，「那時開始擔心，但覺得自己應付得到，我是在報紙畫的，編輯應該會把關和提點吧。」
「每當你想好一條橋（一個創意），你第一時間不是想這條橋好不好，而是，你會不會被人捉到『痛腳』？會不會犯國安法？會不會令人對政府憎恨？」
2021年6月，刊有多個漫畫專欄的《蘋果日報》結業，黃照達為降低風險，亦於同月28日暫停更新自己開設十年的Facebook專頁。7月發生羊村案，令黃照達不得不正視眼前風險，「當時有很大震撼，因為直接在指控圖像，而且picture book（繪本）是關於隱喻，那一刻驀然驚醒，原來圖像也會『出事』。」
黃照達當時仍是香港華文報章碩果僅存、天天在報紙連載的政治漫畫家，精神壓力巨大得非常人所理解。他坦然，每天落筆，步步為營，不碰政治，只畫民生，望著自己心裡訂下的紅線，通通是不能觸碰的議題，即使畫好一張，也要撕掉送到垃圾筒。
「每當你想好一條橋（一個創意），你第一時間不是想這條橋好不好，而是，你會不會被人捉到『痛腳』？會不會犯國安法？會不會令人對政府憎恨？創作，已經不是當初那件事。」他那時覺得，就好像為警察和政權提供被控告的證據：「so far沒有人被拘捕，但如果有一日，每畫一幅就成了證據，最大的恐懼是，你不知眼前會有什麼事發生。」
9月後，不論他怎樣努力避免，最終還是踩中了紅線。警方發信投訴指黃照達於《明報》連載的「嘰嘰格格」抹黑詆譭少年警訊，還將投訴信抄送給當時他任教的浸大校長。收到警察發信投訴，他公開道歉並主動跟《明報》提出暫停運作14年的專欄，當下他告訴編輯，「不行了，我要退隱江湖。」
這決定是出於恐懼？還是氣球已經擠到最滿快要戳破？「那個階段真的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對一個爛攤子，然後你每天要自我審查，這與我2006年開始創作享受很自由的狀態是兩碼子的事。」
「那一刻驀然驚醒，原來圖像也會『出事』。」
黃照達是2007年開始在《明報》時代版及《星期日生活》連載漫畫的。他的欄目「嘰嘰格格」是六格漫畫，像連環圖般，以線性說故事。他形容，一直以比較隱晦冷靜的方式畫政治漫畫，希望引發讀者思考，「自己本身讀fine art，不想畫得太白，算是和其他漫畫家不同，大家覺得幾有新鮮感。」
他的漫畫較少情緒，盡量有距離，也避免去畫政治人物肖像，最多是取其表徵表達內容：「不想特別醜化一個政客，客觀點看，他們不過是角色扮演。」但去到近三年，隨著政治環境的加劇變化，他自己也是人心肉造，有不少怒火中燒、同喜同悲的時刻：「近年終於覺得，他們不是角色扮演，他們真是『衰人』（壞人）來的！」
2018年，黃照達受訪時曾經說過，「社會究竟有多容納到政治漫畫，是民主社會的指標。」如美國就有《紐約客》、《Politico》長期連載政治漫畫，甚至將總統等等政治人物畫得繪形繪色；法國則有最為人熟知的《查理周刊》，是國際政治漫畫的標誌之一；大陸明顯較少政治漫畫，在畫的人如巴丟草等也都身在海外；回頭看香港，國安法通過前，政治漫畫如斯百花齊放，曾經是此地狀態大變前吐出的最後一口氣。
「過去2006年至2021年，（報紙）編輯真的一篇都未試過『打回頭』，或提醒我怎樣小心點畫，我很感恩親身經歷過香港擁有言論自由的日子，我是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過去，黃照達曾經替2014年佔中運動設計logo，畫過被中共視為禁忌的小熊維尼，也試過在2017年回歸20週年時，畫過一幅插畫：香港的洋紫荊旗被中國國旗取代，而上面站著一班就職官員，旗桿下站著一個人用微小力量力挽狂瀾⋯⋯此漫畫意象突出易明，令讀者投入理解新聞，但事後他並沒有遭到任何秋後算帳，親嘗創作自由的可貴。
四年爾爾，現實中香港社會容納不同政見的幽默感與器量欠缺，黃照達無法再暢所欲言：「《蘋果日報》結業後，你見到政府刻意消滅圖像，像街上連儂牆的清洗，他們在清洗記憶，不只是圖像，而是讓所有相關的符號甚至顏色消失。」但是無論如何，他仍是很感激親身經歷及試驗過言論自由的美好，「過去2006年至2021年，（報紙）編輯真的一篇都未試過『打回頭』，或提醒我怎樣小心點畫，我很感恩親身經歷過香港擁有言論自由的日子，我是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基於後來事態的發展，黃照達索性離開了香港，移民英國。宣布決定時，他在社交網絡寫道：「離開可以有很多種，有些人可以隨時回來，有些卻可能永不能再踏足自己的家園，最可怕是我不知道自己屬於那一種。」這也彷彿呼應著他於2019年6月30日在《星期日生活》刊出的一幅作品——遊行隊伍裡擠得水泄不通，一張張目光一致的臉，題目是「如果我仍能和你一起走下去」。漫畫從理性變得感性，身在異地，命途多舛的香港依舊叫他念茲在茲，像壓在心坎的巨石。
阿塗：「每畫一篇漫畫，都像鋪一條路給我進去監獄般。」
「自我審查一旦開始了就不會停。」
去年夏天，政治漫畫家阿塗重覆發著同一個噩夢——一個人被關在牢獄裡，炎天暑月，沒有風扇，斷水斷糧，叫天不聞。驀然驚醒，他一額都是汗，才發覺不過是場夢，然而，在如斯巨大的精神壓力下，他已經無法如常執筆繪畫。
阿塗原名吳甲川，2011年因創作「高登神獸卡」而廣為人知，其後開始投身繪畫政治漫畫，曾在《Yahoo》及《明周》繪畫專欄。他形容，過去十年，政治漫畫建構了他對世界的看法：「如果現在放棄畫，就好像某部分的自己分割出去，我接受不到，我想畫，我習慣透過創作去抒發自己。」
但是同時，自從《蘋果日報》結業，尤其是看到前主筆、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盧峯）在機場被捕，他心裡的恐懼不斷滋長。首先是將自己一些較為敏感的網上漫畫創作（例如「登山讀書會」）都停工，然後，剩餘的創作則有極多的自我審查，「自我審查一旦開始了就不會停。」
例如北京冬奧舉行時，以往他會畫幾幅漫畫有關新疆集中營來諷刺中國的人權狀況，但當時他覺得，不如盡量集中談香港，不要觸碰大陸的議題：「以前創作，當然想多些人欣賞到你的作品，但現在你會好驚，寧願少點人看，太多人看會不會觸動國安的神經呢？這種時空的創作心理很矛盾很扭曲。」
2020年國安法甫通過，阿塗繼續用漫畫諷刺時政，直至《蘋果日報》倒下，他開始發現，「不是人人都做到劉曉波或李旺陽那樣有堅忍和勇敢的信念」。他覺得，對他來說眼前只有三個選擇，要不，做個順民封筆，要不，繼續畫直至坐監，「我當時有種強烈的感受是，我每畫一篇漫畫，都是在鋪一條路給我進去監獄般。我開始去思考，如果我留在香港，我活在恐懼中，但不能繼續創作，是否失去了意義？」最後，他選了第三條路，去年下旬，離開香港移居英國，重新調整情緒後，繼續畫政治漫畫。
「以前創作，當然想多些人欣賞到你的作品，但現在你會好驚，寧願少點人看，太多人看會不會觸動國安的神經呢？這種時空的創作心理很矛盾很扭曲。」
他記得，由買機票到走，匆忙得只有兩星期，甚至和母親交代，他都不敢直說移民，「走之前幾天才回家吃飯，我跟她說，我去英國工作，她望一望我拋下一句『明白的了，帶多件衣服。』」阿塗一邊回憶一邊掩面。
在留港的最後日子，他整個人開始變得神經衰弱，誠惶誠恐。他最深刻的是，上飛機前一天，在家收拾行李，突然有人聲在門口擾攘，隨後有人按門鈴。那陣子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讓他情緒崩潰，當刻他想，「是不是有人上來拘捕我了？」他嚇得從椅子上彈起，不敢應門。誰知門鈴來回按了兩三次，他大驚，立即跑到電腦前，將所有有風險的東西都刪除了，以防真的是國安破門而入。「我嚇到連電腦裡所有AV影片也立即刪掉，我不想讓人審視我的電腦。」後來，他的太太回家時發現，有人在鐵閘（鐵門）前放了人口普查的單張（宣傳單）。如此巨大的恐懼和擔憂，是阿塗從來未曾想像過、從前也無需苦思的。
政治漫畫家如何「Be water」？
不論量和質，2021年的香港政治漫畫界看起來都是一蹶不振。
不少政治漫畫家都提及，失去相對敢言的媒體報章，如《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令他們沒有平台發表。不過黃照達認為，影響不在於有沒有平台刊出，而是國安法下，大家害怕坐牢所以只能寒襟若蟬的情況。
他一直覺得，香港政治漫畫家一直有「be water」的特質。行內全職只畫政治漫畫的人從來不是很多。2014年，對很多人來說，雨傘運動是一場政治覺醒，大量本業是畫生活、做設計的人，站出來用漫畫或插畫表達對政治的看法。社會運動後，他們就會回到本來的崗位重操故業，靜待下次「六神合體」的時機。到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師兄弟」真的歸位了：「是一個—個generation接著來的，宣傳和動員，線上和線下，都是同步進行，圖像（漫畫）實在是很重要的工具。」
不過他也留意到，和傳統不同，不論是當時或現在，這些人都不會定義自己做政治漫畫家，「始終全職政治漫畫家是有門檻的，需要定期發表，而在互聯網世代大家的發表都是較隨心。」現在留港的政治漫畫家，明顯都是更加懂得走位（靈活應對），「有風險便暫時不畫，或者畫一些相對民生、軟性的題材，例如珍寶海鮮坊沉沒等等。大家會繼續畫，只是沒有過去2019年這麼熱烈。」
「大家知道心裡面並沒有放下。這和2016、2017年對政治灰心冷感的時代不同，當時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現在，即使大家暫時放下了，你仍然感覺到有人和你同行。」
阿塗也表示同意：「即使現在傾瀉下來，而大家知道，心裡面並沒有放下。這和2016、2017年對政治灰心冷感的時代不同，當時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現在，即使大家暫時放下了，你仍然感覺到有人和你同行。」
有些漫畫家認為，讀者轉向民生和娛樂議題，因為對政治厭倦，對現狀無力，不想被大量負面新聞充斥至泛濫，如果他們堅持畫這些題材，所承受的風險和代價偏偏又這麼龐大。理性分析下，這也是現在政治漫畫消失的原因，但阿塗認為一體兩面：「即使是『娛樂至死』，純粹說說風花雪月，但是它某程度都是在反映香港的狀況，只要創作是真誠，只要有種渠道讓人自由表達，即使可能削去某些稜角，也是必須接受的現實。」是「娛樂至死」，還是靜待時機？「有些事是入了腦，不會被磨滅，還在的。」黃照達突然感性道。
在異鄉繼續畫香港
離開熱愛的東西本來就很難，黃照達並沒有真的退隱江湖。
他定居英國後，依然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繪畫「Little Pink Man」、「香港書」等等欄目，比起往昔在港硬橋硬馬、冷嘲熱諷的政治漫畫，他覺得自己轉向一種較soft、療癒的風格：「有點像以前《花生漫畫》那樣，想少點諷刺，尤其是香港人經歷這麼多離散後，香港人就像受了很多傷害。」
作為創作者，黃照達來英國愈久，愈感受那種半天吊的體會，「我和香港斷裂了，但現在未有一個文化脈落，所以創作上處於一種很模糊的狀態。」在他的欄目「香港書」其中一篇「Cookbook」，不難發現很多以食物借喻鄉愁的創作，讓人淚眼盈眶，他畫了一盒蛋撻，寫一句：「拿上機吃吧，不要讓眼淚掉進蛋黃裡！」
「所謂的地氣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會的壓力，或承受壓力時的焦慮。可以觸摸到事件，但缺少了當地生活的質感，畫不到很深入情緒的創作。」
阿塗則一貫敢言，即使身在海外，也緊貼著香港的時事，例如「羊村案」、「新加坡搶掉香港的地位」等等網絡熱話，但是如何實踐離岸創作，他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有一次，阿塗畫了一幅漫畫有關「與病毒共存」，他遞給太太看，太太的反應是：「為甚麼人們沒有戴口罩？」那一句宛如當頭棒喝，「因為我身在英國，日常生活都不用戴口罩嘛，內化了這些微小的差別。」
他經常也會擔心，久而久之會難以接香港的地氣，「所謂的地氣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會的壓力，或承受壓力時的焦慮。可以觸摸到事件，但缺少了當地生活的質感，畫不到很深入情緒的創作。」他頓了一頓，陷入了一陣沉思。所以離岸是出於無可奈何、而不是那麼隨心所欲的決定？「沒辦法，堅持不到留下來畫，現在，需要時日走下去看看實驗如何，盡做吧。」
阿強：留下來的年輕人
有處於風眼的人離開，亦有年輕一輩的創作人留下來。24歲的阿強是2019年才投身繪畫政治插畫的一群。她本來從事教育，2019年開設了社交媒體帳號，放一些親自設計的文宣，和讀者分享，至今IG有超過一萬人訂閱。2020年，當疫情開始、社會運動中止後，她就轉投入實體世界的創作，例如擺展覽、出版繪本；亦開始自資畫一份社區報紙《強報》，每月一份，大約印二百多份，放在獨立書店寄賣。
她以繪畫「阿強」這個卡通角色為表達故事的主軸，第一年她的插畫直接觸及2019年的社會運動，但隨著社會形勢改變，帳號上的插畫題材已經變得隱晦而且符號化，如畫一些劇照、黃店情況、牆內資訊，可見風格的轉變。
香港人彈出彈入的精神很厲害，「大家變得很聰明和彈性，去意會創作者的畫作，更顯大家的默契。」
問她怎樣看近年言論自由的限制，她表示人心惶惶是一定的，但是她認為，如果在太平盛世創作，作品反而不會這麼被重視，而且她相信，香港人彈出彈入的精神很厲害，「大家變得很聰明和彈性，去意會創作者的畫作，更顯大家的默契。」她試過畫一份《強報》，畫作表達「保持耐性」，「讀者已經自己聯想到我想表達的東西，用一些暗示和符號。」
像之前黃照達所說，阿強也是那種懂得走位的漫畫家，與前兩年比較，她現在也會畫多一些畫社區保育類型的工作，或是接案子、幫商業客戶畫畫來維生，「畫得太多政治題材，很消耗自己，有時站後一點，關心多些本地文化，保育本地文化，令大家有種身份認同。」
近年少了報紙和媒體，大家都選擇噤聲，路不轉人轉，屬於新一代的阿強便自行尋找可以發揮的身位；例如，她設計了十數款五彩斑斕的信紙，是一張張單行紙上繪有可愛的公仔、鼓勵字句、甚至附有一些小遊戲，讓人們自行下載並寫信到獄中，希望收信人看到色彩繽紛，時間會好過一點；又或者，在一些合作開的cafe策劃與坐監物資和述語有關的展覽，想大家對監獄加深認識。
繼續畫，想大家（讀者）保持熱度，但自己會恐懼因此逾越紅線嗎？「我畫的畫，都是來自懲教處網頁有的官方資料，我又不是出名的人，只是做好自己。」她自嘲，自己的影響力也遠遠不及上一代的政治漫畫家，暫時低調、走地下化或許都是他們這班留下來的人的出路。阿強直率地說，有事發生時大家都恐懼，但過一陣子好像回復風平浪靜，「伸隻腳出來試試水溫吧。」
卑微者的反抗：這是既不需要、又最需要政治漫畫的年代？
阿塗總是把這句掛在口邊：「這是一個最不需要、同時又最需要政治漫畫的年代。」
黃照達認為，若然處於一個開放的社會，用政治漫畫去諷刺或批評當權者，某程度上都可以改變到一些東西，「以前會有互動，市民有反應，政府可能都有反應，在民心、民意或政策上，可能帶來一些影響力。但是在威權社會，你畫，像想撼動一幅鐵牆，無法改變什麼，像石沉大海。」他記起，仍在港的最後日子，有時覺得再畫下去，很沒意思、很心灰意冷，「香港人受了很多傷害，再畫正面的政治好像無意思。」現在移英後，想慢慢放下一些精神壓力，然後畫多一些相對感性的作品。
阿塗的想法則不同，他最近在讀一本書名為《犬儒與玩笑》，裡面提到George Mike，一名納粹統治時期由德國流亡往英國的作家，他比較兩個社會時，有個深刻的體會，在民主社會，政治漫畫只是眾多批評方法的其中一種；但在極權國家，流傳政治笑話有可能是唯一扭曲、隱晦的政治表達，是一種卑微者的反抗，「我覺得香港也可能處於這個時代，需要笑話、嘲諷這些擦邊球的方式。可能最後整場民主運動都是徒勞，但在苦短而徒勞的人生，我希望透過作品留點安慰給別人。」
在香港報紙畫政治漫畫逾四十年的匿名漫畫家認為，任何極權國家例如北韓都需要政治漫畫，不需要拘泥於報紙上，發表意見才是最核心的事，「在壓迫之下，大家會想到新的形式畫，不一定要用油墨印在紙上，可以天馬行空，例如用航拍機在天空上畫畫也行。若有一天不能畫畫，這不等於出不到聲，用別的方式，你要發揮自由意志去表達意見。」
阿塗在香港時住在銅鑼灣，他很喜歡從家中的窗口觀鳥，想不到從鬧市裡的一扇窗，只要拿著望遠鏡便能看見紅嘴藍鵲，還有30多種雀鳥和候鳥，「那時很嚮往他們在天空飛，自由自在的感覺。」直到他也往外飛走了，他才發現，最記掛還是那一扇窗的和暖，孕育了自己希望傾盡一生的政治漫畫創作。
尊子不會怕的，但 明報撐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