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曾于2020、2021年出版关涉反修例事件的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工会五名成员因此被捕，后被裁定罪成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判监19个月；并于今年10月10日刑满出狱⋯⋯
十六年来一直在香港报纸连载政治漫画的黄照达很记得，去年7月，得知《羊村守卫者》五名相关人员被捕的那刻，宛如有颗巨大的震撼弹掷到自己身上一样：“图像可以有很多隐喻。那一刻感觉到，我不能再无视现状了。”
而另一位约十年资历的政治漫画家阿涂，则在此前一个月，2021年6月《苹果日报》宣布结业时，感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他甚至难以执笔绘画，“当时我觉得，每篇漫画都在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般。”他曾在2019年画过一幅作品《煲底之约》，网络获得9000个赞好和2000次分享，当时他写，这是自己多年来第一次一边画画一边哭。
“但到了今天的境况”，阿涂对记者说，“如果留在香港，我会活在恐惧中，不能继续创作，那创作的意义，是不是已经不同了？”
关于政治漫画的新闻，只在今年10月已有两宗，都与在港从事政治漫画已四十余年的画家尊子相关。约两个星期前，10月11日，报称香港警方致函《明报》，指其上的“尊子漫画”内容误导读者，有损警队形象；10月22日，又有报导指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网志撰文批评《明报》前一日刊发的尊子“抢人材”题材漫画：“荒谬且严重偏离事实，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表述只会损害香港形象。”
政治漫画在香港兴于战后，经数十年发展；至近十年来，历经2012、2014、2016等连串社会运动，香港人进入关注社会情绪高点，乃至多位受访政治漫画家都认为2019年实为香港政治漫画盛世之盛世。据黄照达研究，反修例运动爆发期间（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漫画家数月间创作的政治漫画甚至高达6000多幅。
至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创作气氛急转直下，政治漫画家有人离港，有人封笔，政治相关题材画作大幅减少，仅零星可寻。随后，多家媒体于2021年停业，传统政治漫画连载园地随之消失；羊村案的裁决则进一步打击部分创作者对于言论自由的信心。
继续于《明报》刊出作品的“老行尊”尊子至今未传出离港消息，而相较年轻的黄照达和阿涂，则因个人风险分别于去年尾离港，抵英至今逾九个月。二人依然在英国坚持创作关于香港的作品。政治漫画历来是社会威权抑或自由状态的寒暑表，而究竟香港本土还有对这一讽刺时弊文艺形式的多大包容空间？离乡遥距创作，又可算香港政治漫画的新出路吗？
“那个阶段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对一个烂摊子，你每天要自我审查⋯⋯”——黄照达
政治漫画，曾在香港报纸头版
历史来看，香港政治漫画之兴盛始于战后，原因与大量文化人自国内走难来港有关。彼时香港在世界冷战格局下，于华文地区中坐拥独特地位，较国内或台湾而言都更为开放。报章与政论杂志兴起，为不少漫画家提供了专栏位置。
50年代的《星岛》、《新晚报》；60年代《快报》；70年代《争鸣》；至80年代《百姓》半月刊等等，都设有漫画专栏，专触及政治时事。而政治漫画地位于传媒来讲亦十分重要，一位从事此领域逾四十年的漫画家匿名受访时称：“例如文革时期，严以敬（阿虫）在《快报》画政治漫画，都是放在头版。”彼时创作气氛开放而活跃，算是香港政治漫画之自由土壤的奠定时期。
进入1980年代，漫画家们一边看欧陆漫画成长，一边受华南漫画的简笔影响，人物的造型较简略朴实。面对中英谈判，香港社会讨论本港前途问题于知识界及坊间均非常炽热，当时全港有十多家报章杂志，行内政治漫画家约30人，不过据受访者回忆，即便1980年代堪称香港政治漫画的小阳春，也绝不及2010至2020年这十年——尤其是2019年众人所见证的创作大爆发。
2006年开始在报纸画政治漫画的黄照达也抱相同看法，“政治漫画上，2019年反修例运动是放大版的‘2014’，是全民参与，不论是数量或参与的人。第一，很多本身参与政治的漫画家都画；第二，社区出现了连侬墙，作品不只在网上见到，走出街都会看到，当中有很大的协同效应。图像亦变得入屋、很生活化，以往只有‘V煞’等符号，现在有‘连猪’、‘pepe’等，本来没意义的事物都被赋予了意义。”
黄照达：“如果有一日，每画一幅就成了证据⋯⋯”
2020年国安法通过后，却是骨牌式的倾泻。
开初国安法成立时，黄照达创作都没有太大的避忌：“我们一直都在红线下创作，那时一开始以为可以找到红线，现在回想，多天真！”黄照达叹一口气。踏入2021年，当面迎来是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大拘捕，“你感觉到，这条红线是掌握不到的。”他心里纳闷，但行动上仍是处变不惊，“那时开始担心，但觉得自己应付得到，我是在报纸画的，编辑应该会把关和提点吧。”
“每当你想好一条桥（一个创意），你第一时间不是想这条桥好不好，而是，你会不会被人捉到‘痛脚’？会不会犯国安法？会不会令人对政府憎恨？”
2021年6月，刊有多个漫画专栏的《苹果日报》结业，黄照达为降低风险，亦于同月28日暂停更新自己开设十年的Facebook专页。7月发生羊村案，令黄照达不得不正视眼前风险，“当时有很大震撼，因为直接在指控图像，而且picture book（绘本）是关于隐喻，那一刻蓦然惊醒，原来图像也会‘出事’。”
黄照达当时仍是香港华文报章硕果仅存、天天在报纸连载的政治漫画家，精神压力巨大得非常人所理解。他坦然，每天落笔，步步为营，不碰政治，只画民生，望著自己心里订下的红线，通通是不能触碰的议题，即使画好一张，也要撕掉送到垃圾筒。
“每当你想好一条桥（一个创意），你第一时间不是想这条桥好不好，而是，你会不会被人捉到‘痛脚’？会不会犯国安法？会不会令人对政府憎恨？创作，已经不是当初那件事。”他那时觉得，就好像为警察和政权提供被控告的证据：“so far没有人被拘捕，但如果有一日，每画一幅就成了证据，最大的恐惧是，你不知眼前会有什么事发生。”
9月后，不论他怎样努力避免，最终还是踩中了红线。警方发信投诉指黄照达于《明报》连载的“叽叽格格”抹黑诋毁少年警讯，还将投诉信抄送给当时他任教的浸大校长。收到警察发信投诉，他公开道歉并主动跟《明报》提出暂停运作14年的专栏，当下他告诉编辑，“不行了，我要退隐江湖。”
这决定是出于恐惧？还是气球已经挤到最满快要戳破？“那个阶段真的很心力交瘁，好像每天都要面对一个烂摊子，然后你每天要自我审查，这与我2006年开始创作享受很自由的状态是两码子的事。”
“那一刻蓦然惊醒，原来图像也会‘出事’。”
黄照达是2007年开始在《明报》时代版及《星期日生活》连载漫画的。他的栏目“叽叽格格”是六格漫画，像连环图般，以线性说故事。他形容，一直以比较隐晦冷静的方式画政治漫画，希望引发读者思考，“自己本身读fine art，不想画得太白，算是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大家觉得几有新鲜感。”
他的漫画较少情绪，尽量有距离，也避免去画政治人物肖像，最多是取其表征表达内容：“不想特别丑化一个政客，客观点看，他们不过是角色扮演。”但去到近三年，随著政治环境的加剧变化，他自己也是人心肉造，有不少怒火中烧、同喜同悲的时刻：“近年终于觉得，他们不是角色扮演，他们真是‘衰人’（坏人）来的！”
2018年，黄照达受访时曾经说过，“社会究竟有多容纳到政治漫画，是民主社会的指标。”如美国就有《纽约客》、《Politico》长期连载政治漫画，甚至将总统等等政治人物画得绘形绘色；法国则有最为人熟知的《查理周刊》，是国际政治漫画的标志之一；大陆明显较少政治漫画，在画的人如巴丢草等也都身在海外；回头看香港，国安法通过前，政治漫画如斯百花齐放，曾经是此地状态大变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气。
“过去2006年至2021年，（报纸）编辑真的一篇都未试过‘打回头’，或提醒我怎样小心点画，我很感恩亲身经历过香港拥有言论自由的日子，我是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过去，黄照达曾经替2014年占中运动设计logo，画过被中共视为禁忌的小熊维尼，也试过在2017年回归20周年时，画过一幅插画：香港的洋紫荆旗被中国国旗取代，而上面站著一班就职官员，旗杆下站著一个人用微小力量力挽狂澜⋯⋯此漫画意象突出易明，令读者投入理解新闻，但事后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秋后算帐，亲尝创作自由的可贵。
四年尔尔，现实中香港社会容纳不同政见的幽默感与器量欠缺，黄照达无法再畅所欲言：“《苹果日报》结业后，你见到政府刻意消灭图像，像街上连侬墙的清洗，他们在清洗记忆，不只是图像，而是让所有相关的符号甚至颜色消失。”但是无论如何，他仍是很感激亲身经历及试验过言论自由的美好，“过去2006年至2021年，（报纸）编辑真的一篇都未试过‘打回头’，或提醒我怎样小心点画，我很感恩亲身经历过香港拥有言论自由的日子，我是proud of自己所做的事。”
基于后来事态的发展，黄照达索性离开了香港，移民英国。宣布决定时，他在社交网络写道：“离开可以有很多种，有些人可以随时回来，有些却可能永不能再踏足自己的家园，最可怕是我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种。”这也仿佛呼应著他于2019年6月30日在《星期日生活》刊出的一幅作品——游行队伍里挤得水泄不通，一张张目光一致的脸，题目是“如果我仍能和你一起走下去”。漫画从理性变得感性，身在异地，命途多舛的香港依旧叫他念兹在兹，像压在心坎的巨石。
阿涂：“每画一篇漫画，都像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般。”
“自我审查一旦开始了就不会停。”
去年夏天，政治漫画家阿涂重复发著同一个噩梦——一个人被关在牢狱里，炎天暑月，没有风扇，断水断粮，叫天不闻。蓦然惊醒，他一额都是汗，才发觉不过是场梦，然而，在如斯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已经无法如常执笔绘画。
阿涂原名吴甲川，2011年因创作“高登神兽卡”而广为人知，其后开始投身绘画政治漫画，曾在《Yahoo》及《明周》绘画专栏。他形容，过去十年，政治漫画建构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如果现在放弃画，就好像某部分的自己分割出去，我接受不到，我想画，我习惯透过创作去抒发自己。”
但是同时，自从《苹果日报》结业，尤其是看到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笔名卢峰）在机场被捕，他心里的恐惧不断滋长。首先是将自己一些较为敏感的网上漫画创作（例如“登山读书会”）都停工，然后，剩余的创作则有极多的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一旦开始了就不会停。”
例如北京冬奥举行时，以往他会画几幅漫画有关新疆集中营来讽刺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当时他觉得，不如尽量集中谈香港，不要触碰大陆的议题：“以前创作，当然想多些人欣赏到你的作品，但现在你会好惊，宁愿少点人看，太多人看会不会触动国安的神经呢？这种时空的创作心理很矛盾很扭曲。”
2020年国安法甫通过，阿涂继续用漫画讽刺时政，直至《苹果日报》倒下，他开始发现，“不是人人都做到刘晓波或李旺阳那样有坚忍和勇敢的信念”。他觉得，对他来说眼前只有三个选择，要不，做个顺民封笔，要不，继续画直至坐监，“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受是，我每画一篇漫画，都是在铺一条路给我进去监狱般。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我留在香港，我活在恐惧中，但不能继续创作，是否失去了意义？”最后，他选了第三条路，去年下旬，离开香港移居英国，重新调整情绪后，继续画政治漫画。
“以前创作，当然想多些人欣赏到你的作品，但现在你会好惊，宁愿少点人看，太多人看会不会触动国安的神经呢？这种时空的创作心理很矛盾很扭曲。”
他记得，由买机票到走，匆忙得只有两星期，甚至和母亲交代，他都不敢直说移民，“走之前几天才回家吃饭，我跟她说，我去英国工作，她望一望我抛下一句‘明白的了，带多件衣服。’”阿涂一边回忆一边掩面。
在留港的最后日子，他整个人开始变得神经衰弱，诚惶诚恐。他最深刻的是，上飞机前一天，在家收拾行李，突然有人声在门口扰攘，随后有人按门铃。那阵子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情绪崩溃，当刻他想，“是不是有人上来拘捕我了？”他吓得从椅子上弹起，不敢应门。谁知门铃来回按了两三次，他大惊，立即跑到电脑前，将所有有风险的东西都删除了，以防真的是国安破门而入。“我吓到连电脑里所有AV影片也立即删掉，我不想让人审视我的电脑。”后来，他的太太回家时发现，有人在铁闸（铁门）前放了人口普查的单张（宣传单）。如此巨大的恐惧和担忧，是阿涂从来未曾想像过、从前也无需苦思的。
政治漫画家如何“Be water”？
不论量和质，2021年的香港政治漫画界看起来都是一蹶不振。
不少政治漫画家都提及，失去相对敢言的媒体报章，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令他们没有平台发表。不过黄照达认为，影响不在于有没有平台刊出，而是国安法下，大家害怕坐牢所以只能寒襟若蝉的情况。
他一直觉得，香港政治漫画家一直有“be water”的特质。行内全职只画政治漫画的人从来不是很多。2014年，对很多人来说，雨伞运动是一场政治觉醒，大量本业是画生活、做设计的人，站出来用漫画或插画表达对政治的看法。社会运动后，他们就会回到本来的岗位重操故业，静待下次“六神合体”的时机。到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师兄弟”真的归位了：“是一个—个generation接著来的，宣传和动员，线上和线下，都是同步进行，图像（漫画）实在是很重要的工具。”
不过他也留意到，和传统不同，不论是当时或现在，这些人都不会定义自己做政治漫画家，“始终全职政治漫画家是有门槛的，需要定期发表，而在互联网世代大家的发表都是较随心。”现在留港的政治漫画家，明显都是更加懂得走位（灵活应对），“有风险便暂时不画，或者画一些相对民生、软性的题材，例如珍宝海鲜坊沉没等等。大家会继续画，只是没有过去2019年这么热烈。”
“大家知道心里面并没有放下。这和2016、2017年对政治灰心冷感的时代不同，当时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现在，即使大家暂时放下了，你仍然感觉到有人和你同行。”
阿涂也表示同意：“即使现在倾泻下来，而大家知道，心里面并没有放下。这和2016、2017年对政治灰心冷感的时代不同，当时大家提也不想提。但现在，即使大家暂时放下了，你仍然感觉到有人和你同行。”
有些漫画家认为，读者转向民生和娱乐议题，因为对政治厌倦，对现状无力，不想被大量负面新闻充斥至泛滥，如果他们坚持画这些题材，所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偏偏又这么庞大。理性分析下，这也是现在政治漫画消失的原因，但阿涂认为一体两面：“即使是‘娱乐至死’，纯粹说说风花雪月，但是它某程度都是在反映香港的状况，只要创作是真诚，只要有种渠道让人自由表达，即使可能削去某些棱角，也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娱乐至死”，还是静待时机？“有些事是入了脑，不会被磨灭，还在的。”黄照达突然感性道。
在异乡继续画香港
离开热爱的东西本来就很难，黄照达并没有真的退隐江湖。
他定居英国后，依然在《明报》《星期日生活》绘画“Little Pink Man”、“香港书”等等栏目，比起往昔在港硬桥硬马、冷嘲热讽的政治漫画，他觉得自己转向一种较soft、疗愈的风格：“有点像以前《花生漫画》那样，想少点讽刺，尤其是香港人经历这么多离散后，香港人就像受了很多伤害。”
作为创作者，黄照达来英国愈久，愈感受那种半天吊的体会，“我和香港断裂了，但现在未有一个文化脉落，所以创作上处于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在他的栏目“香港书”其中一篇“Cookbook”，不难发现很多以食物借喻乡愁的创作，让人泪眼盈眶，他画了一盒蛋挞，写一句：“拿上机吃吧，不要让眼泪掉进蛋黄里！”
“所谓的地气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会的压力，或承受压力时的焦虑。可以触摸到事件，但缺少了当地生活的质感，画不到很深入情绪的创作。”
阿涂则一贯敢言，即使身在海外，也紧贴著香港的时事，例如“羊村案”、“新加坡抢掉香港的地位”等等网络热话，但是如何实践离岸创作，他还是在摸著石头过河。有一次，阿涂画了一幅漫画有关“与病毒共存”，他递给太太看，太太的反应是：“为甚么人们没有戴口罩？”那一句宛如当头棒喝，“因为我身在英国，日常生活都不用戴口罩嘛，内化了这些微小的差别。”
他经常也会担心，久而久之会难以接香港的地气，“所谓的地气是你感受不到香港社会的压力，或承受压力时的焦虑。可以触摸到事件，但缺少了当地生活的质感，画不到很深入情绪的创作。”他顿了一顿，陷入了一阵沉思。所以离岸是出于无可奈何、而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决定？“没办法，坚持不到留下来画，现在，需要时日走下去看看实验如何，尽做吧。”
阿强：留下来的年轻人
有处于风眼的人离开，亦有年轻一辈的创作人留下来。24岁的阿强是2019年才投身绘画政治插画的一群。她本来从事教育，2019年开设了社交媒体帐号，放一些亲自设计的文宣，和读者分享，至今IG有超过一万人订阅。2020年，当疫情开始、社会运动中止后，她就转投入实体世界的创作，例如摆展览、出版绘本；亦开始自资画一份社区报纸《强报》，每月一份，大约印二百多份，放在独立书店寄卖。
她以绘画“阿强”这个卡通角色为表达故事的主轴，第一年她的插画直接触及2019年的社会运动，但随著社会形势改变，帐号上的插画题材已经变得隐晦而且符号化，如画一些剧照、黄店情况、墙内资讯，可见风格的转变。
香港人弹出弹入的精神很厉害，“大家变得很聪明和弹性，去意会创作者的画作，更显大家的默契。”
问她怎样看近年言论自由的限制，她表示人心惶惶是一定的，但是她认为，如果在太平盛世创作，作品反而不会这么被重视，而且她相信，香港人弹出弹入的精神很厉害，“大家变得很聪明和弹性，去意会创作者的画作，更显大家的默契。”她试过画一份《强报》，画作表达“保持耐性”，“读者已经自己联想到我想表达的东西，用一些暗示和符号。”
像之前黄照达所说，阿强也是那种懂得走位的漫画家，与前两年比较，她现在也会画多一些画社区保育类型的工作，或是接案子、帮商业客户画画来维生，“画得太多政治题材，很消耗自己，有时站后一点，关心多些本地文化，保育本地文化，令大家有种身份认同。”
近年少了报纸和媒体，大家都选择噤声，路不转人转，属于新一代的阿强便自行寻找可以发挥的身位；例如，她设计了十数款五彩斑斓的信纸，是一张张单行纸上绘有可爱的公仔、鼓励字句、甚至附有一些小游戏，让人们自行下载并写信到狱中，希望收信人看到色彩缤纷，时间会好过一点；又或者，在一些合作开的cafe策划与坐监物资和述语有关的展览，想大家对监狱加深认识。
继续画，想大家（读者）保持热度，但自己会恐惧因此逾越红线吗？“我画的画，都是来自惩教处网页有的官方资料，我又不是出名的人，只是做好自己。”她自嘲，自己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上一代的政治漫画家，暂时低调、走地下化或许都是他们这班留下来的人的出路。阿强直率地说，有事发生时大家都恐惧，但过一阵子好像回复风平浪静，“伸只脚出来试试水温吧。”
卑微者的反抗：这是既不需要、又最需要政治漫画的年代？
阿涂总是把这句挂在口边：“这是一个最不需要、同时又最需要政治漫画的年代。”
黄照达认为，若然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用政治漫画去讽刺或批评当权者，某程度上都可以改变到一些东西，“以前会有互动，市民有反应，政府可能都有反应，在民心、民意或政策上，可能带来一些影响力。但是在威权社会，你画，像想撼动一幅铁墙，无法改变什么，像石沉大海。”他记起，仍在港的最后日子，有时觉得再画下去，很没意思、很心灰意冷，“香港人受了很多伤害，再画正面的政治好像无意思。”现在移英后，想慢慢放下一些精神压力，然后画多一些相对感性的作品。
阿涂的想法则不同，他最近在读一本书名为《犬儒与玩笑》，里面提到George Mike，一名纳粹统治时期由德国流亡往英国的作家，他比较两个社会时，有个深刻的体会，在民主社会，政治漫画只是众多批评方法的其中一种；但在极权国家，流传政治笑话有可能是唯一扭曲、隐晦的政治表达，是一种卑微者的反抗，“我觉得香港也可能处于这个时代，需要笑话、嘲讽这些擦边球的方式。可能最后整场民主运动都是徒劳，但在苦短而徒劳的人生，我希望透过作品留点安慰给别人。”
在香港报纸画政治漫画逾四十年的匿名漫画家认为，任何极权国家例如朝鲜都需要政治漫画，不需要拘泥于报纸上，发表意见才是最核心的事，“在压迫之下，大家会想到新的形式画，不一定要用油墨印在纸上，可以天马行空，例如用航拍机在天空上画画也行。若有一天不能画画，这不等于出不到声，用别的方式，你要发挥自由意志去表达意见。”
阿涂在香港时住在铜锣湾，他很喜欢从家中的窗口观鸟，想不到从闹市里的一扇窗，只要拿著望远镜便能看见红嘴蓝鹊，还有30多种雀鸟和候鸟，“那时很向往他们在天空飞，自由自在的感觉。”直到他也往外飞走了，他才发现，最记挂还是那一扇窗的和暖，孕育了自己希望倾尽一生的政治漫画创作。
尊子不會怕的，但 明報撐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