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逝無賴派作家西村賢太：知識黑道，低端人口，與貧窮的力量

2月5日年僅五十四歲便猝逝的芥川獎作家西村賢太（Kenta Nishimura，1967-2022），無疑是一個相當「各色」（格格不入）的作家，從生平到文本，「各色」到在一部戰後日本文學史中穩居另類。

說起來，我之初識西村，也與那種格格不入有關。而且，先於作品及對作家生平的了解，是被那種生猛、唐突，與文壇整體氛圍格格不入的、粗礫的第一印象，給狠狠懟了一把的感覺。

至今猶記得2011年1月17日晚，我打開電腦查郵件，一條日本《每日新聞》的文化消息躍入眼簾：第144回芥川獎、直木獎揭曉。點開新聞照片放大：

四位新人作家，兩男兩女，雙手捧著各自的獲獎作品站成一排，左邊兩位是直木獎得主，右邊是芥川獎得主。最左邊的推理小說家尾道秀介文質彬彬，典型的日本好青年模樣。站在兩位女作家中間者，是一大叔，不修邊幅，鬍子拉碴，一側的內眼角與鼻樑之間，有囊腫，導致雙眼明顯不對稱。而站在大叔右邊的女作家，黑裙長髮，窄顏彎眉，膚白貌美，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

要不要去趟風俗店？

無賴派作家在頂級純文學獎頒獎式的莊嚴場合，故意拿主流社會的公序良俗打鑔的嘴臉躍然於紙。

細看文字說明才知道，大叔是芥川新人獎得主西村賢太，美女是聯袂捧走芥川獎的朝吹真理子。那種視覺反差之大，令我瞬間想到「美女與野獸」，後來看到《朝日新聞》的表達，是「日本大叔與英國純血種馬」。

視覺之外的反差更猛：大叔是六零後，自由打工者出身的普羅作家，而種馬作為八零後文學新人，獲獎時尚在慶應義塾大學讀大學院；大叔父子兩代人均有犯罪前科，而種馬則出身於政治、實業世家，祖父、父親和姑母均為法文學者，幾乎包圓了一流法語文學的日譯。

盡管我對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日本社會的「下流化」，芥川獎也開始呈現出某種「屌絲化」傾向的現實有所體察，還是被西村作家在頒獎式上的發言給驚到了：面對記者「何時、在哪兒接到獲獎通知」的公式提問，西村嬉皮笑臉地說：

「在家裏。俺正琢磨要不要去趟風俗店的當兒，接到文春編輯打來的電話，知道是得獎了——看來沒去是對的。」

無賴派作家在頂級純文學獎頒獎式的莊嚴場合，故意拿主流社會的公序良俗打鑔的嘴臉躍然於紙。不過當時，我還沒把西村作家的名字與無賴派聯系起來，因為在戰後日本文學的辭典中，「無賴派」與「私小說」一樣，幾乎已成死語。

其實，獲芥川獎之前，西村已是成熟的作家：小說創作進入第八個年頭，先後被提名川端康成文學獎和三島由紀夫獎；2007年，以小說《暗渠之宿》獲野間文藝新人獎；芥川獎提名也有過兩次。此番斬獲芥川新人獎的作品，是中篇小說《苦役列車》。

與前兩次一樣，力挺西村的評委是石原慎太郎和島田莊司，反對者則是村上龍。西村並不記仇，但對在困頓時期幫過自己的人，則格外感恩。特別是前輩作家石原，對西村來說，意義遠大於一句對誰都可以濫用的「知遇之恩」——此乃後話。

蝸居的日打工族

2011年由新潮社出版的單行本《苦役列車》，其實是兩個中篇的合輯：一篇與書同名，另一篇是《失魂落魄淚滿襟》。兩個故事中，主人公都叫北町貫多，情節上有一定的連貫性。

在苦役列車中，貫多是一個日打工族，住在城鄉結合部的一處四疊半蝸居中，每天乘城郊聯絡線，到指定車站，再從那裏換乘包工公司的編號巴士，拉到天王洲、平和島等冷凍倉庫或建築工地，幹上一整天「把重物搬過來搬過去，像鐮倉時代對待奴隸一樣的工作」。收工時，結算當天的工錢。領了錢，貫多會留出回家的交通費，「剩下的錢用來吃一頓像樣的飯，還能喝點小酒」。當然，「從中拿出一千日元作為去特殊服務場所的儲蓄」，斷不能忘⋯⋯

到了《失魂落魄淚滿襟》，摔傷了腰的貫多躺在家中養傷，同時在寫作。身體的疼痛，令他感到生不如死，連小解都不能從床墊上爬起來，多虧了身邊那幾只大號可樂瓶。沒電腦，是在筆記本上用劣質圓珠筆爬格子，貫多寫得「失魂落魄」，卻夢想在文壇揚名立萬。

他開始刻意與父親對抗——一種基於本能的全方位、不計後果的任性對抗。具體表現是在所有的問題上，做與父親滿擰（相左）的選擇，包括抽煙、喝酒、去風俗店，等等。

北町其實是貫多母親克子的姓。之所以隨母姓，是因為貫多上小學時，家中的一場變故：父親因入室盜竊強奸被判刑。母親以最快速度辦理離婚，然後帶著貫多和姐姐，「母子三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逃離了祖祖輩輩居住的小鎮，再也沒有回來」。

隨後，貫多和姐姐改母姓，並用新的名字在陌生居住地的學校註冊，好歹繼續學業。可貫多很快意識到，無論自己多努力，師長多有愛，關於那個兇惡犯罪事件的信息，總會從各個角落、各種場合冒出來，不唯口耳相傳，還有學校圖書館、便利店的週刊志、電視的社會綜藝頻道，不一而足。

於是，一番苦心經營，好不容易建構的人際關系頃刻瓦解。如是體驗反覆增殖的結果，是貫多勉強捱到初中畢業即輟學，迫不及待地切入日打工者的生涯，以至於連日文羅馬字拼寫都未能完全掌握。

與此同時，他開始刻意與父親對抗——一種基於本能的全方位、不計後果的任性對抗。具體表現是在所有的問題上，做與父親滿擰（相左）的選擇，包括抽煙、喝酒、去風俗店，等等。

而父親除了帶著「性犯罪者」的標簽這點外，生活上恰恰是自律的，甚至可以說是潔身自好，終生煙酒不沾。貫多從DNA上也並不是酒精的親近者，但為了對抗，只有嚴格訓練自己之一途：喝了吐，吐了喝，苦練三年，才成一正經的「飲兵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從《苦役列車》開始，西村系列小說的主人公一律稱北町貫多，其實或多或少都可以當成作家的自敘傳。或者說作家的作品與其人生之間，有一種互文關系，這也是「私小說」的傳統。

低端人口的私小說與硬漢文學

西村發現了一種伴隨「身體性」的真正的硬漢文學（Hard-boiled）氣質，迥異於六十年代文學圈流行一時的那種憑作家的小聰明和文字技巧刻意營造的「山寨硬漢」，是「信得過的作家」。

毋庸諱言，西村內心有強烈的私小說情結，自覺是那種雖源遠流長，但嚴格說來早已斷絕了的文學傳統的續命者，他的日記就叫《一介私小說寫手的日記》（『一私小說書きの日乗』），生前共出了七卷。那些日記，詳細而生動地記述了作家的日常，及內心深處的傷疤、羞恥與不忿、不屑。

十五歲離家出走，西村以日打工者的身份，輾轉於各個港灣、冷庫和工地，是東京這個國際大都會的「低端人口」，卑微如草芥。兩度因打架而遭治安處罰，其中一次甚至誤揍了前來阻止的警察，另一次經東京簡易法庭的裁決，被判有罪，拘留十天，成為法律上的「前科者」。

西村打工只是為了活著，但凡荷包裏還有幾張鈔票，眼前能勉強度日，便放棄打工，故有大把時間，養成了在早稻田、神保町兩大書街「掃街」的習慣。對他來說，讀書並不是「學習」行為，而是除體力活之外幾乎全部的人生，既是從現實的逃避，也是對現實的補償。在這個過程中，他邂逅了創作道路上的第一位恩師石原慎太郎：

「十六、七歲那會兒，日僱工勞動後的娛樂只有讀書。以四冊百元、僅高於白送的價兒，買回那些擱在舊書店均一臺上缺書衣的文庫本狂讀，是最不花錢的休閑法。當時各社出的文庫版中，有很多石原的書。我只要看到書脊上有他的名字，就會買回去，起勁兒地讀。《太陽的季節》《完全遊戲》《龜裂》《行為與死》，還有《化石的森林》等作品自不待言，即使在推理小說方面，他也不乏秀作。」

從石原的長篇《弄髒的夜》（『汚れた夜』）等作品中，西村發現了一種伴隨「身體性」的真正的硬漢文學（Hard-boiled）氣質，迥異於六十年代文學圈流行一時的那種憑作家的小聰明和文字技巧刻意營造的「山寨硬漢」，是「信得過的作家」。而這一點，也是後來石原對西村小說的評價，誠可謂惺惺相惜。

自稱藤澤清造的「歿後弟子」

1922年出版的長篇《根津權現裏》，是公認的私小說傑作，原本該給作家帶來成功而不是悲催。可結果卻正相反，作家不久就陷於精神失常，且屢報失蹤。

說起西村的文學師承，還有一個重要面向，即大正期私小說家、劇作家藤澤清造。這位北陸出身的作家只上過高小，十八歲上（東）京，先在《演藝畫報》當記者，後進入松竹攝影所做編劇。1922年出版的長篇《根津權現裏》，是公認的私小說傑作，原本該給作家帶來成功而不是悲催。可結果卻正相反，作家不久就陷於精神失常，且屢報失蹤。終於在1932年1月29日淩晨，於芝公園的六角堂內被人發現，已是一具凍僵的遺體。

西村初讀藤澤是二十三歲，「完全沒讀出感覺」。六年後，因酒後暴力，被關進拘留所。從警察局裏出來後重讀一過，可就不一樣了：共鳴之強烈，被圈粉（吸納為粉絲）還嫌不夠，遂以藤門「歿後弟子」自稱，並開始在古書街蒐集藤澤的出版物和佚文，幾乎一網打盡；並立志以一己之力，編纂《藤澤清造全集》（全五卷，別卷二），在朝日書林自費出版。後得到朝日書林老闆的贊助，在寸土寸金的神保町租了一套公寓，這件事遂成了西村在創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業。

在日本佛教文化中，人在哪一天往生，接下來的一年中，每個月的那一天都是月命日，而相當於忌日的那一天，則稱祥月命日。西村出於弟子之儀，從1997年起，二十五年如一日，每個月命日（29日）和每年的祥月命日（1月29日），必赴位於作家故鄉石川縣七尾市西光寺內的墓地參拜，像打卡一樣，從未翹過課。

2001年，他說服西光寺方面，恢復一年一度的「清造忌」。翌年，又在清造墓的旁邊，為自己建了一座生前墓，並視為歸宿。2011年獲芥川獎之後，他鄭重建議講談社覆刻藤澤的代表作《根津權現裏》。他自己先後為藤澤出了三本書：2012年，西村編《藤澤清造短篇集》由講壇文庫出版；2017年，短篇小說集《芝公園六角堂蹟》由文春文庫出版，開篇的同名小說，寫的就是藤澤的故事；2019年推出的講壇文庫版《藤澤清造追影》，則是對藤澤的緬懷。

雖然是隨筆集，卻是私小說的調子，沈鬱而淒切，付梓未久即告絕版。

知識人黑社會：貧困是力量

對「無賴派」的最大誤讀，是止於對其中文字面理解，卻未能體味日文中無處依憑、無所依賴的語境，及那種人在窘境中，甘把心一橫，墮入慾念最底層的隨便你怎樣的決絕感。

除了「私小說家」，西村身上另一個標簽，是「無賴派作家」。這一方面與其早年對田中英光、葛西善藏、織田作之助等無賴派作家的耽讀有關，他甚至刊行過私家版《田中英光私研究》（全八冊），另一方面也與其小說文本中的「無賴性」有關。

國人對「無賴派」的最大誤讀，是止於對「無賴」的中文字面理解，卻未能體味日文中無處依憑、無所依賴的語境，及那種人在窘境中，甘把心一橫，墮入慾念最底層的「愛誰誰」（隨便你怎樣）式的決絕感。

石原慎太郎從西村文本中讀出了那種味道。在芥川獎頒布後，石原作為力挺《苦役列車》的評委，與新晉得主西川做過一次電視對談，長達五十分鐘，為寫此文，我連刷三遍。石原稱西村為自己的「知識人雅酷雜（日文中黑社會、流氓之意——筆者注）同志」，並一再告誡這位「同志」，要珍視貧困的體驗，警惕成為有錢人：

戰後日本是一個豐饒的社會。盡管每個人的境遇不同，但基本都比較奢侈，也習慣了奢侈，不知貧困為何物。但貧困本身是有力量的，也可以成為一種武器。

這位早在戰後初期，就以《太陽的季節》一炮而紅，被稱為「肉體派」的前輩作家，希望西村能進一步內化自己的貧困體驗，有朝一日寫出「暴力的作品」，「但可別像田中英光那樣，成為破滅型作家」。對談的最後，倆人就暴力和貧困問題打起了哈哈：

石原：我需要暴力的時候，請幫我一把。
西村：您放心，俺會帶槍沖過去。不過，啥時候我底兒掉了的話，會去府上借錢的。
石原：那會兒我早死啦。
西村：不不，那怎麼會？您老肯定會活到俺的後頭⋯⋯

石原一再告誡這位西村，要珍視貧困的體驗，警惕成為有錢人：戰後日本是一個豐饒的社會。每人境遇不同，但基本都比較奢侈，不知貧困為何物。但貧困本身是有力量的，也可以成為一種武器。

可別成為破滅型作家

結果，2022年2月1日，傳來石原的死訊。西川在翌日發表於《讀賣新聞》的悼文（「胸中の人、石原慎太郎氏を悼む」中，說「接到石原先生的訃報，我陷入虛脫狀態」：「我對石原氏作為政治家的一面毫無興趣⋯⋯可作為私小說家，我對他的敬意從來就沒變過。」

僅三天後，2月4日夜，西村從赤羽乘出租車，在車上陷入昏迷。的哥徑直拉到附近的醫院，人已不治，享年僅五十四歲。

西村應死於心臟疾患。少年時代，為對抗老爹，硬逼自己酗酒，每日100支以上的廉價香煙，連續吸了三十年。對他來說，人生就是小說，除了創作，其他問題一概不值得深思熟慮。讀他的日記，會知道作家的生活有多麼不健康，頭痛、腰痛、胃痛、痔瘡、痛風⋯⋯是常態，一筆帶過，根本不在話下。諸如此類的記述，三天兩頭，俯拾皆是：

平成二十八年（2016）七月三十一日（日）
想去買淫，脖子痛得慌，好煩人。無奈只好改手淫，倒也蠻舒坦。

十一月十日（四）
午後二十起床。入浴，後蒸不到兩小時的桑拿。
夜，買淫。興許是隔了一段時間的緣故，中大彩。
歸途中，喫喜多方叉燒面，大碗份。美味。

對西村來說，錢是用來花的，女人是用來買的。是耶非耶，「知識人雅酷雜」的既成觀念使然，也是其筆下無賴派主人公北町貫多的生活寫真。

1948年6月13日，無賴派前輩作家太宰治攜情人山崎富榮投玉川上水，雙雙自戕，給後學田中英光以巨大的刺激。一年後的11月3日，英光在三鷹市禪林寺太宰治的墓前，仰藥之後，灌了一升燒酒，再同剃須刀割腕——不惜以三重保險，決絕地追隨恩師而去，終求仁得仁。

「可別像田中英光那種，成為破滅型作家。」前輩的諄諄告誡言猶在耳，西村作家的「苦行列車」卻終於脫軌。盡管「破滅型」的定義見仁見智，單就結果而言，石原的告誡確乎一語成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