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管制時代：反壟斷、雙減、整治飯圈……將如何形塑中國社會？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2021年9月，一位不知名的媒體人寫下這個標題，宣布一場「深刻變革」已經開始，文章被官方媒體廣泛轉載，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恐慌。雖然官方迅速進行了輿論降温，但無法否認的是，2021年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都遭遇了政策的打擊和整頓。

在反壟斷和數據安全的名義下，中國科技巨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赴美上市面臨嚴格監管，以確保不會危及國家安全；在被約談和開除巨額罰單後，又要爭相為「共同富裕」的願景捐款。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提供審計資料，監管角力之下，「中概股」股價一路下跌。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的人口危機之中，當局竭盡所能推動家庭價值回歸。中國政府鼓勵夫婦生育「三孩」，「冷靜期」也加大了離婚難度，關於彩禮、婚俗、生育假期的新規定層出不窮。8000億元人民幣市值的課外輔導行業一夜之間被禁止，「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同時，也被視為促進生育的重要舉措。

意識形態領域也經歷着大刀闊斧的整頓。「清朗」行動對網絡空間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審查，偶像選秀節目被禁止播出，影響力頗大的飯圈活動被徹底打入地下，針對娛樂明星的黑名單一直在更新，以防青少年被「娘炮」等畸形審美荼毒，「偷税漏税」也隨時將頂流網紅打入冷宮。

「中國政府正在重寫經濟運作規則」，《經濟學人》如此總結這場無止盡的「糾偏」運動。商業、社會、家庭、個人的邊界被打破，對於一切事情，黨決定全面管制。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詳細梳理中國在2021年推出的多項政策，包括反壟斷、強化數據安全、「雙減」、「三孩」、整頓飯圈等，並試圖分析其背後的原因和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反壟斷」重錘砸向互聯網巨頭

2020年下半年，互聯網巨頭紛紛投資社區團購業務，將這視做行業下一個極具潛力的發力點時，誰都沒想到，一場席捲行業的風暴即將來到。儘管《人民日報》評論互聯網巨頭「別只惦記着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但這並沒有澆滅行業的熱情。

2020年11月2日，即將成為全球史上最大一筆 IPO，螞蟻集團的上市被緊急叫停。緊接着，一場又一場的風暴刮向互聯網行業。據端傳媒統計，這場中國政府以「反壟斷」名義進行的行業大整頓，涉及到包括平台經濟壟斷與競爭、平台經濟勞動權益、數據與信息安全、算法、內容、金融等多個領域。監管範圍鉅細靡遺，比如公眾賬號、直播、彈窗等具體業務，政府也出台了相關文件進行「規範指導」。

截至2021年11月20日，今年共有84宗針對互聯網領域「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審查」的行政處罰，涉及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美團、58同城等知名互聯網企業。此外，阿里巴巴和美團因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在今年分別被罰款182.28億元和34.42億元。

國家力量進入部分互聯網企業。螞蟻集團經歷上市叫停、國家金融機構多次聯合約談後，業務被拆分為不同公司。其中支付寶的數據將移交給一個新的個人徵信合資公司，國企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這家新公司35%的股份，與螞蟻集團並列為最大股東；另一業務「花唄」則納入國家徵信系統。此外，由政府機關管理的國家特殊管理股進入字節跳動、新浪微博和快手，在這些企業的董事會佔有一席，擁有這些公司的最高治理權。

8月，習近平重提共同富裕，並首次提及三次分配（編註：通過高收入人群的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如何實施「共同富裕」的細則並未出台，互聯網巨頭們已紛紛表態跟進，騰訊、阿里、拼多多皆承諾將拿出千億資金加入該計劃，浙江省發改委也適時提出《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

9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文，稱一系列反壟斷監管措施的出台對互聯網巨頭們有影響，「而從長期來看，這將是最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法律法規的通過也將監管「常態化」。今年2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指南》（下稱《反壟斷指南》）；10月，《反壟斷法》推出修正草案，加入「數字經濟」相關內容，並提高處罰力度；11月，國家反壟斷局脱離原有單位，獨立成為新組建的副部級國家局，並新增三個司局，分管反壟斷事務的統籌，執法及審查。這一系列調整為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提供了法律依據和行政基礎。

分析：為什麼要在此時「反壟斷」？

官方：保護市場公平競爭

中國官方在《反壟斷指南》中給出的解釋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平台經濟領域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平台經濟規範有序創新健康發展。

中國互聯網的確有「巨頭」之說，他們在守好自身核心業務的同時，急劇擴張業務版圖。早先的說法是 BAT（百度、阿里、騰訊），近幾年字節跳動異軍突起，說明這個產業依舊有部分空間，但這並未打破幾大巨頭各佔山頭的態勢。根據移動互聯網商業智能服務商 QuestMobile 的統計數據，2020年底，中國移動互聯網月活躍用戶規模最大的50個應用中，35個與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字節跳動有關（全資子公司或參股公司）。截至2019財年，BAT 加上新貴字節跳動（Bytedance），這四家公司拿走了數字廣告市場上約74%的收入。

流量為王的背景下，業務類似的公司間逐漸築起壁壘。用戶需要在微信中用暗號一般的方式分享淘寶鏈接，依託互聯網平台生存的商家則面臨只能在一個平台經營的「二選一」。這種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就形成了「生態」，即以一個頭部互聯網平台為中心，聯合各行業上下游產業、商家、用戶、打造一個完整、成熟的生態體系。

民生領域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但這場整治又並非只有經濟考量這麼簡單，互聯網巨頭的業務已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僅以騰訊和阿里為例，分別從社交和電商起家的他們，不間斷的投資收購後，所涉足的領域包含娛樂、社交、零售、外賣、物流、出行、健康等多個民生領域。核心產品也已成為國民級應用，微信的月活躍用戶數已達12.51億（截至2021年6月30日，含海外版 WeChat），支付寶的活躍用戶數為7.96億（截至2021年3月），出行領域的巨頭滴滴，則坐擁3.77億年活躍用戶和1300萬年活躍司機（截至2021年3月）。

由於影響力廣泛，它們對就業數據的影響也舉足輕重。關於互聯網行業的薪資、工時和文化的討論，也往往是輿論熱點。特別是其孕育出的海量「靈活就業」人員。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以外賣送餐、網約車、快遞等新就業形態出現的平台企業員工達到623萬人，平台帶動的就業人數約7800萬人。這些由互聯網行業直接孕育的就業群體，正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新力量。

在意識形態和金融領域的擴張

除去在民生領域的重要角色，互聯網行業在信息/言論場上也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早在2013年，新華社原總編輯南振中便認為，中國存在兩個「輿論場」——「一個是以黨報黨刊黨台、通訊社為主體的傳統媒體輿論場，一個是以互聯網為此基礎的新媒體輿論場」。

互聯網上的門戶網站、自媒體、社交平台、及今日流行的短視頻長視頻網站，基本承載了廣義上的新聞傳播甚至生產功能。而部分互聯網企業，比如阿里巴巴，更在爭取傳統媒體的控制。據統計，其曾先後入股第一財經、財新集團，電視領域入股了芒果超媒，外媒領域控制了《南華早報》，新媒體領域則是拿下微博、虎嗅、36氪等新媒體的股份。騰訊和阿里領投的華人文化集團，旗下更擁有 TVB、栩栩華生、財新傳媒等多間著名媒體。

有分析認為，互聯網巨頭在意識形態領域愈來愈大的話語權令當權者感到不安。

除此以外，他們也廣泛介入金融領域。截至2020年，阿里旗下的支付寶已對接中國10億以上用戶、8000多萬商戶和2000多家金融機構。微信支付2019年的用戶數則為1億。但當局並不認可巨頭經營金融的方式，在螞蟻上市叫停前，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就曾發布對其高槓桿率的質疑，可能造成金融系統不穩定。今年4月，13家從事金融業務的網絡平台企業被國家金融部門聯合約談，要求監管介入，信息共享。可以說，互聯網金融和傳統的政府監管之間張力十足。

政治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

另一個讓執政者感到威脅的，是互聯網巨頭在政治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仍以螞蟻上市為例，《華爾街日報》調查發現，螞蟻集團很多投資者是「紅二代」，當中有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孫兒江志成，以及有「江派上海幫」之稱、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賈慶林女婿李伯潭等人。今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落馬，其在位時與阿里集團關係密切，曾公開表示將「堅定不移」地支持阿里巴巴發展，杭州市政府也與阿里簽訂《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輿論猜測周江勇的落馬與阿里相關，而在其落馬後，杭州市紀檢委發起「清政商關係」整改行動，要求全部在職及三年內離退休幹部規範違規借貸及親屬經商辦企行為。

影響：「反壟斷」之後

以往，「雙十一」的0點剛過，阿里就會陸續放出第一分鐘的銷售額、首半小時業績、首一小時業績、何時超越去年業績……戰報一波接一波傳來，彰顯每年最著名的消費狂歡戰績。但今年，「雙十一」的夜靜悄悄，直到第二天上午，阿里才放出被多方關注的銷售額，5403億人民幣，比去年多出421億元，但阿里並沒有多番宣傳這個成績。

「反壟斷」之後，互聯網公司不再像往日般爭搶風口浪尖，開始變得相對低調，收入增長速度也明顯放緩。第三季度，騰訊和阿里都報告出上市以來最慢的收入增長（13%和29%），儘管依舊維持上升趨勢，但宣傳重點放在了「增長最慢」，京東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長25.5%，但現在正宣傳自己是「新型實體企業」。

同一時間，關於拼多多國內廣告收入在過去半年停止增長的消息也在四處流傳。美團CEO王興在今年二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上稱「美團從不想成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互聯網企業」。一些明星公司的創始人們也退居幕後，5月和7月，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和拼多多創始人黃崢接連宣布退任公司 CEO。

監管的加強意味着互聯網平台企業即將告別「跑馬圈地」的初期的野蠻生長的時期，進入一個全新的高門檻、嚴規則的有序發展階段。

互聯網巨頭之間的壁壘在逐漸鬆動。7月傳出消息，阿里巴巴、騰訊正在考慮互相開放生態系統。11月29日，微信發布關於《微信外部鏈接內容管理規範》的更新說明，允許用戶在點對點聊天場景中將可直接訪問外部鏈接，這意味着，用戶以後可以不再用暗號一般的方式分享其他平台的鏈接了。

巨頭們已經開始調整其控股的領域。據多家媒體報導，阿里已經賣出其全部持有的財新傳媒股份，並退出芒果超媒。

海外資本對中國經營環境的恐懼則進一步提升。9月，日本投資巨頭軟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將暫停在中國開展新投資，因為其認為中國的整頓行動已經變得不可預測和廣泛，需要觀察中國對國內科技行業的整頓走向將如何發展。《經濟學人》則評價這場監管體現出中國當局的不成熟，「其主要的反壟斷機構只有大約 50 名員工，但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破壞商業模式，拒絕正當程序，而公司必須笑着接受。」

而另一個鮮有被討論的議題是，除了互聯網企業，「反壟斷」風暴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國有企業。憑藉從政府獲得的支持和保護，國有企業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金融保險等容易造成行政管制的行業形成壟斷，同樣扼殺着市場創新、滋生壟斷乃至腐敗，但它們從不會成為「反壟斷」打擊對象，因而這場監管風暴，也引發了「國進民退」進一步強化的擔憂。

進擊的數據安全監管

滴滴事件是今年互聯網領域巨變的又一篇章。

今年7月2日，中國監管機構宣布由於存在國家安全問題，對三天前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滴滴出行進行審查，並暫停其新用戶的註冊。之後，網約車領域迎來更多安全為名的審查。7月5日，卡車調度服務「運滿滿」和「貨車幫」、求職網站「Boss直聘」，也因國家安全原因受到審查。它們均於6月剛在美國股市上市；緊接着，國家網信辦、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等部門聯合進駐滴滴公司開展網絡安全審查，滴滴旗下25款App也被勒令下架；8月，國家網信辦等五部門發布《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

中國對待滴滴的方式讓我們知道，習近平打算如何對待所有企業家和潛在的顛覆者。

早在滴滴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經將安全列為下一個五年發展中的重點任務。在3月發表的「十四五」規劃中，「安全」作為優先任務，共被提及177次，範圍覆蓋國防、經濟金融、外交、糧食（數量和質量）、能源資源、網絡空間等多個領域。「『安全』事實上已經成為制定這次五年規劃時的第六個發展理念。」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關志雄點評。

今年9月和11月，《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實施。新法確立了多個重要概念，如《數據安全法》中首次提到「國家核心數據」概念，政府將其描述為涉及國家和經濟安全、人民福利或重要公共利益的信息，但並沒有進一步解釋及分類。同時該法還提出建立數據分級分類制度，要求掌握「關鍵數據」的企業進行風險評估並提交報告，才能獲得將這些數據發送到海外的批准。

《個人信息保護法》則對企業如何使用中國公民的數據進行嚴格規定，並對企業如何向境外共享信息進行了規管。此外，今年中國還發布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這距去年《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出台間隔僅15個月。新增內容大多關於數據安全及審查相關，修訂稿規定，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首次明確赴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也需進行監管。

除此之外，今年7月，廣東宣布計劃在年底前推出粵港澳大灣區數據平台，用於交易和監管數據流數據平台動，其中包括建立用於跨境數據流通審查監管工作的「數據海關」。數據正成為有壁壘、需審查評估才可流動的要素。

分析：為什麼要在此時增強數據安全監管？

數據安全正愈發成為國際摩擦的焦點。中美近年頗具影響力的摩擦，大多直指背後的數據安全問題。7月，美國聯合北約成員國，指責中國僱傭黑客犯罪團伙攻擊世界各地的數字系統，歐盟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譴責來自中國境內的惡意網絡攻擊。此前，多數北約和歐盟的成員國都不願意公開批評中國這個主要貿易伙伴。

各國政府也在爭奪國際數字規則話語權。根據非營利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簡稱 ITIF)7月發布的研究報告，2017年以來，各國政府為將個人數據和其他類型信息保留在國內而實施的措施數量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44項，推出此類政策舉措的國家數量也從35個增加到62個。

出台邏輯類似的法律條文，似乎是回擊外國制裁，參與規則設置的辦法。2018年美國出台《澄清境外數據合法使用法案》，在為美國提供服務或與美國存在足夠關聯的前提下，允許美國政府調取儲存在美國境外的數據。中國的《數據安全法》則規定，所有處理中國相關數據的組織或個人，在中國境外開展數據處理活動時，如若「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都將追究法律責任。

《個人信息保護法》則被認為與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相似，如二者均要求企業證明其數據收集的合理性，並為消費者提供訪問或刪除其信息的權利。但中國法律對企業如何在國際上轉移數據的限制比 GDPR 更強，且對政府的監控行為鮮有限制。ITIF 的報告也顯示，迄今為止推出數據本地化規則的國家裏，中國對數據的限制最多，有29種明文規定或事實上的跨國數據傳輸障礙。

對外設定規則，對內則是防止民間企業掌握的數據向外界泄漏。如前文所述，中國互聯網企業掌握大部分民眾數據，其中汽車數據政府還專門出台管理法案。雖然中國官方並未給出滴滴涉及「國家安全」的數據具體有哪些，但其曾與官媒新華社發布過一篇大數據揭秘文章裏，公布了滴滴通過行車大數據分析出的中國各國家部委的行為特徵。路透社指出，這些數據恰好與當時國土資源部第三批巡視工作啟動等熱點事件相吻合。

我多次說過，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安全風險之外，中國此時強調數據安全，或許也和數據本身的價值有關。2020年4月，中國國務院的一份文件宣布，數據將成為第五個「生產要素」，與勞動力、技術、土地和資本並列為國家經濟資源。今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提出七大數字經濟重點產業、十大數字化應用場景的具體規劃，並首次明確要求到2025年，中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數據正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影響：夾縫中的中概股企業

為了符合新法律的規定，企業需調整經營行為，包括聘請特定人員負責管理網絡安全，調整以往帶來大量利潤的算法以符合最新規定等。涵蓋了98支中概股的納斯達克金龍中國指數顯示，在今年2月達到20468的最高點後，其一路下滑至10449（截至11月29日），暴跌48.95%。12月初，中概股再次集體暴跌，當時跌幅超過10%的中概股數量達87家。

中國企業們正遭受雙面夾擊。中國收緊對數據的掌控權的同時，美國也對來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愈發嚴苛。12月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式出台海外上市公司監管新規細則，規定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向 SEC 提交文件證明該公司不受外國政府擁有或掌控。加上此前公布《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數據法》，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面臨美方的審查也愈來愈嚴。

這如同一個死循環，中國企業在國外上市時越接受國外監管機構的管轄和調查，越有可能被中國監管機構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理由，將相關企業納入網絡安全的審查範圍，而這又進一步影響企業在海外被信任度。

目前，已有大量公司赴美 IPO 暫緩，今年上半年共有35家中國企業在美股市場上市，下半年則只有1家，小紅書、哈囉出行、七牛雲、Keep 撤回赴美 IPO 計劃，喜馬拉雅、貨拉拉則取消了赴美 IPO，TikTok、抖音的所有者字節跳動曾計劃在紐約上市，和已經退出美國的滴滴一同，正準備在港交所上市。

數據安全監管之下，在華海外企業也面臨着選擇。11月，LinkedIn、Yahoo、堡壘之夜相繼提出退出中國市場，或轉換業務方向，他們給出了模糊的「因為經商環境變化」的原因。南華早報在報導相關事件時指出，由於中國的數據收集方式與國外不同，且在一些條例上，中國與其他國家衝突，「這迫使公司選擇遵循哪些法律。」用反壟斷行動裏的明星詞彙形容，即「二選一」。

進一步看，數據這個「第五生產要素」正逐步成為一個國家監管下的交易要素。儘管它的發展離不開以「自由和開放」為願景的互聯網產業。此前大國已在數字基礎設施、關鍵硬件等方向建立池城，現在數據壁壘的加入，全球科技產業正朝向一個和以往設想不同的方向。

「少子老齡化」下的人口和教育政策

2021年，中國也出台了一系列與人口、教育密切相關的政策。

1月1日，伴隨着2020年審議通過、正式開始實施的《民法典》，此前輿論爭議聲音不小的「離婚冷靜期」也開始實施——即在夫妻離婚時，政府強制要求雙方經歷30日冷靜期後，之後再進行審核。此舉雖使2021年前三季度離婚率有所降低，但相應的，結婚人數卻不斷下跌。值得一提的是，離婚冷靜期實施前夕，2020年最後一個季度中，申請離婚者超過100萬，較上年同期增加13%。

在推遲多次終於發布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不久，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三孩政策」——即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以「改善人口結構」、「保持人力資源稟賦優勢」。這是繼2013年「單獨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之後，又一次針對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

接下來的三個多月中，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以鼓勵生育。例如，6月，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提出，落實產假等生育類假期制度，鼓勵有條件地區探索育兒假試點。河南省司法廳7月發布相關征求意見稿，擬多生1孩增加15天津貼。12月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明確新增育兒假，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產假之外，女方享受80日獎勵假，男方享受15日陪產假。

除此之外，全國多地在6月下旬對當地育齡婦女進行生育意願研判。部分調研數據顯示，農村居民三孩意願明顯高於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過9成受訪者沒有生育三孩的打算。

在中國，婚姻與生育捆綁緊密，首批「婚俗改革試驗區」也在4月、9月分兩批落地。分布在24個省份的32個試驗區，將開展長達3年的改革試點，改革的重點是「破除天價彩禮等陳規陋習」。

教育領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雙減」——減少義務教育階段負擔和減少校外培訓負擔，和大力推進職校教育。

「雙減」政策始於中國國務院7月的相關文件，下發後，中小學階段的校外培訓機構備受打擊，大量從業者失業，機構資金鏈斷裂，不少教育培訓機構都要在年底前轉而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中國教育部更在7月特別成立校外培訓機構監管司，以監管相關執法和配套的實施。同時，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內，被禁止考試和公布排名，一些學校私下進行的考試則被學生舉報。

職校教育則在「雙減」發布前後，坊間傳聞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將規定為50%，剩餘50%則去向職業高中，雖然最終落地的政策並未對此做出硬性指標劃定，但毫無疑問，職業教育在2021年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4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前強調「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10月，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又下發了《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在​2025年基本建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到2035年，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

分析：「雙減」、「三孩」能夠應對人口危機嗎？

中國官方對於婚育領域一系列動作給出的原因是「調整人口結構」，即希望通過提升生育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即將面臨短缺、老齡化嚴重所帶來的可能隱患。「雙減」政策出台後，也有不少分析認為，此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減輕養育子女的負擔，提升生育意願。

老齡化的確是中國所面對的主要棘手問題之一。據中國國家衞健委發布的《2020年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6億，佔總人口比重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1.9億。從省份看，31個省中，16個省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500萬人，其中6個省更超過1000萬人。同時，鄉村的老齡化程度明顯高於城鎮，老齡人口素質不斷提高，60～69周歲的低齡老人佔比過半。

「人口扶養比」是描述人口特徵、「人口紅利」變動情況的主要概念。它指的是非勞動年齡人口（未成年與老年人）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以此衡量勞動人口的負擔程度。近年來，隨着老齡化的加深和生育率的降低，中國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逐年上升。多份人口預測研究中指出，2030年至2050年，可能是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形勢最嚴峻的時期。屆時，總人口扶養比將超過50%，「人口紅利期」結束，老齡化加深。

學者王廣州、王軍在2021年發布的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經濟社會影響及公共政策應對》一文中預測，到了2050年後，老年扶養比可能超過50%，而總扶養比超過68%，即每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將需扶養1位以上的老年人口。這份研究還提出，2026年左右，中國老年人口比例可能將首次超過少兒人口比例。

除此之外，疊加省份之間的人口遷移因素，東北地區老齡化程度高、常住人口減少，人口自然增長率已呈現負值，使得其經濟發展與公共財政，受老齡化影響顯現最早，也最嚴重。

由此可見，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危機，是此次人口政策調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對於「雙減」政策，中國國家發改委將此稱為「利刃出鞘」，指其「斬斷校外培訓資本無序擴張之鏈」，新華社也在股市波動後深夜發表評論稱，大量資本湧入教培，「販賣焦慮和過度宣傳異化了教育的本質」，政策是對「民生痛點進行的一次糾正。」

在「雙減」之前，曾有諮詢公司評估指，中小學教育培訓行業規模超過8000億人民幣，且在大量擴張。新東方等多家教育培訓機構更在中國境外上市，吸納境外資本，擴張的產業裏，也不乏資金鍊並不健康的教育培訓機構。有論者指出，習時代一系列「打擊資本」的行動都選擇了較容易動手的對象，這樣也容易在輿論上展示出自己的政治成績，例如在教育領域打擊資本，「看上去『動富人的蛋糕』」。

除此之外，伴隨同期人口因素的影響，中共官媒《人民日報》也提到，此舉是為了促進教育公平，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減輕學生學業內卷、競爭激烈的程度。而部分民間輿論也結合官方大力推進職校教育猜測，執政者希望維持低人力成本的優勢，因而強制分化職業教育和高中教育，使得一定比例的人可以被分流從事低成本勞務，減緩競爭不過是為了更方便進行分流。

影響：藥到病除還是越管越亂？

中國政府試圖用提振生育率，作為應對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加深等人口問題的主要措施。但有分析認為，這種「一刀切」的政策思路，既忽略了三個面向所涉及的不同問題，與公民在其中牽涉的個體權益，因而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

此前，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助理教授、人口學學者周韻就曾對端傳媒表示，其他國家面對低生育率的情況時，會選擇開放移民緩解勞動力問題。同篇報導也提到，老齡化所牽涉的養老金虧空問題，也涵蓋養老金改革、發放標準等面向，老齡群體的社區、家庭等支持，也是只看生育率無法解決的問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教授 Stuart Gietel-Basten 在接受專業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的採訪中也分析，「三孩」相關政策可能引起類似「二胎」時短暫的嬰兒潮，出生率在2022年迎來短暫急遽上升後，又連續下降，回落至此前低生育率的水平。

「雙減」的落地使大量教培從業者失業，但也催生了「素質教育培訓」、「體育培訓」等產業，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構則轉為地下，高額「一對一」、「保母式家教」等新聞層出不窮。

與此同時，「雙減」和職校教育的並行推進，引起民間對教育公平更多的疑慮。人們擔憂，社會性優質教育資源被打空，可能加大原本的地區間、校間教育資源不均等，多元、個性的教育也將以更高成本的形式呈現，階級和財富不均將更為固化。

受到「雙減」影響的，也不只是家長與教培從業者。12月4日，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八屆年會中，各地學校校長討論了「雙減」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內教育的影響。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援引對全國6653名中小學教師調查問卷的結果表示，超過8成教師表示工作時間延長，77%的教師感覺工作壓力增大，有教師直言這樣的工作安排「影響到個人生活，開始不愛這份工作了」。

面對大量教培從業者失業和家長、學生的補習需求，政府也開始「官方補課計劃」。12月7日，北京市印發了《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線輔導計劃（試行）》通知，規定參與輔導的教師可以獲得學生支付的積分，這些積分可兑換相應的輔導績，學生免費參與輔導，績效由北京市政府財政發放。不過這一做法也可能產生新的問題：除了教師學生時間不匹配、學生惡意評價等問題外，北京市地方財政富裕，財政撥款彌補市場的做法在其他財政緊俏的地區未必可行。

疊加城鄉生育率、老齡化差距的加大，這一系列人口與教育領域的措施是否會加劇中國目前社會中的階級分層和差距，或許只能交給時間驗證。

整治飯圈

今年對飯圈的強力打擊始於5月初，多家官方媒體點名選秀節目《青春有你3》粉絲為了給偶像「打投」而批量倒掉牛奶的現象，並將矛頭指向「飯圈文化中的亂象和粉絲經濟延伸出的畸形產業」。「飯圈亂象」隨之成為網信辦今年的重點整治任務。

6月15日，網信辦開始為期兩個月的「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兩個月之後，網信辦宣布繼續對飯圈重拳出擊，要求「取消明星藝人榜單」、「嚴禁呈現互撕信息」等等。嚴打期間，微博封禁了大量粉絲的「打投」、「反黑」群組，豆瓣「鵝組」也被停用整改兩個月，根據《光明日報》11月報導，網信辦6月開始的行動「累計清理負面有害信息40餘萬條，處置違規賬號2萬多個、群主6500多個，解散話題3000多個」。

整治飯圈的行動是中國官方對互聯網持續性的控制和清理過程中的一環。2014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親任組長，下設辦事機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網信辦」），「微信十條」、「賬號十條」、「約談十條」等文件在這一背景下出台。2016年，網信辦就開始「清朗」行動，重點打擊色情和暴力。2020年的「清朗」行動又指向未成年人網絡環境。2021年的「清朗」行動則以飯圈為主要打擊目標，並有了「飯圈治理新十條」。

對明星的調查和封殺成為今年「清朗」行動中最具威懾力的部分。8月，流量明星張哲瀚因在靖國神社前的舊照風波遭遇官方媒體的接連批判，隨後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帶頭封殺他，張哲瀚社交媒體賬號被封禁，音樂、影視作品全部下架。同月，因涉嫌性侵而被刑事拘留的明星吳亦凡，因代孕事件、「天價片酬」而引發風波的明星鄭爽也遭遇封殺。明星趙薇的信息也一度被全面刪除，連電視劇《還珠格格》的百度百科頁面都刪去了她（作為主演）的名字，但官方至今沒有公開具體原因。

分析：從網絡空間治理到意識形態整頓

整治飯圈不僅是網絡空間治理，還是一次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整頓。《紐約時報》分析，對追星和粉絲團的限制是因為「官員們越來越擔心對網絡關注毫無節制的追求正在毒害中國年輕人的思想」，也表明中共「要在規範文化方面發揮越來越強勢的作用」。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事務教授 Anthony Saich 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提到，習近平「試圖徹底重塑經濟和社會，將其推向一個更加社會主義的方向」。他說，這場（全面控制社會）的運動是「家長制」的，中共「認為自己是國家和社會的道德仲裁者」。端傳媒一篇評論也指出，追星的年輕人長期處在個人主義和主流話語的拉鋸之中，在「清朗行動」之前，飯圈對公權力的讓「主動迎合」和「刻意討好」讓飯圈獲得了一定的空間，而倒奶事件讓「飯圈亂象」升級為意識形態問題，公權力開始認真清理飯圈。

除了整頓飯圈之外，今年對娛樂圈的意識形態整肅中，最為矚目的是對「娘炮」的攻擊。先是黨報《光明日報》刊文反對選秀節目塑造「娘炮形象」，並認為主旋律電視劇《覺醒年代》、《山海情》中的形象才是值得青少年欣賞的。《光明日報》的另一篇評論，指出吳京、成龍這樣的硬漢形象才是好的偶像。9月2日，廣電總局在文件中正式表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在民間和半官方場合，「娘炮審美」是美國和平演變的一部分、危及國家安全的論述也頗受歡迎。

整治「飯圈亂象」由粉絲群體入手，觸及明星，最終指向的是資本。《北京青年報》在一篇評論中稱「飯圈亂象」主要是「貪婪的資本一手導演而成」，資本、平台和利益集團是罪魁禍首。新華社則挪用「韭菜」來形容追星的粉絲，這一名詞本來指的被權力壓榨的底層人民。

8月31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表題為《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資本鏈條》的文章，稱飯圈亂象的根源是資本逐利，「如果任由資本在文藝界無序擴張，就會失去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用，就會瓦解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12月3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又發文，稱「絕不能任由資本在文藝界無序擴張，放任違法失德藝人橫行，操控青少年的消費習慣，攫取經濟利益。」

整治飯圈，也意味着國家對青少年追星行為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轉變。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飯圈女孩翻牆「出征」、以飯圈話語愛國（「守護最好的阿中哥哥」）的行動得到了共青團中央等官方機構的大力讚賞。之後官方也多次努力收編飯圈文化，自製偶像（火神山的挖掘機、江山嬌等），但未見明顯成效。以愛國作為意識形態「收編」盤根錯節的飯圈，已是不可能的任務，從國家的視角看，飯圈已經被資本深度操控。

影響：飯圈粉碎，文藝「正能量化」

可見的飯圈在「清朗」行動中被打散了。粉絲組織在主動或被動消失，根據《經濟觀察報》的報導，明星的微博粉絲數據組、反黑組、網宣組主動改名並停止更新。許多以「粉絲」為名的群組都被封禁，「如果不是內部粉絲，在社交平台上，再也搜索不出這些粉絲數萬甚至數十萬的賬號」。平台也竭力整改以符合規範，微博明星榜、CP 榜取消，粉絲集資軟件 Owhat 下架，QQ音樂和網易雲音樂限購明星歌曲。平台開始要求明星為粉絲的「不理智」行為負責。比如明星趙麗穎的粉絲「引戰」，趙麗穎工作室微博因「管理失位」被禁言15天。一些粉絲甚至提出「進娛樂圈必須先政審」的訴求。

廣電總局在一份關於文藝節目的通告中，要求電視台「抵制違法失德人員」、「不得播出偶像養成類節目」，並召開座談會，要求文藝從業者「始終把愛黨愛國作為本分、作為職責」。10月29日，中宣部、廣電總局就「過度娛樂化、追星炒星等問題」約談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播電視台，要求堅決整改。11月23日，網信辦發布通知，宣布將「建立負面清單」，違法失德明星在全網都不得復出。同一天，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公布了第九批網絡主播警示名單，明確禁止吳亦凡、鄭爽、張哲瀚轉型為網絡主播。

一是心繫民族復興偉業，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二是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三是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四是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五是堅持弘揚正道，在追求德藝雙馨中成就人生價值。

平台也開始自查自糾。各大平台宣布未來幾年不再製作偶像選秀綜藝，受平台重視的耽美題材改編電視劇也被點名限制，不再能播出。平台轉而在意識形態鼓勵的方向尋找創作空間。以娛樂性聞名的湖南衞視公布2022年綜藝節目的片單，推出了多部「正能量綜藝」，比如關注中國傳統文化、民俗民風的《中國婚禮》、《國風唱將》，關注消防員的《烈火雄心》。

文藝作品向主流價值觀靠攏，甚至為意識形態工作尋找突破口，已經成為可見的趨勢。湖南衞視製作的真人秀節目《披荊斬棘的哥哥》創造出「大灣區哥哥」的提法後，又推出《大灣仔的夜》，為國家強調「大灣區」而淡化「香港」的宣傳策略添了一把火。以「愛國」為標籤的演員吳京主演的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影《長津湖》，也在全方位的助推下超越《戰狼2》成為中國的電影票房影史冠軍。

楊睿、陳一朵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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