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管制时代：反垄断、双减、整治饭圈……将如何形塑中国社会？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2021年9月，一位不知名的媒体人写下这个标题，宣布一场“深刻变革”已经开始，文章被官方媒体广泛转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恐慌。虽然官方迅速进行了舆论降温，但无法否认的是，2021年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遭遇了政策的打击和整顿。

在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的名义下，中国科技巨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赴美上市面临严格监管，以确保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在被约谈和开除巨额罚单后，又要争相为“共同富裕”的愿景捐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提供审计资料，监管角力之下，“中概股”股价一路下跌。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危机之中，当局竭尽所能推动家庭价值回归。中国政府鼓励夫妇生育“三孩”，“冷静期”也加大了离婚难度，关于彩礼、婚俗、生育假期的新规定层出不穷。8000亿元人民币市值的课外辅导行业一夜之间被禁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同时，也被视为促进生育的重要举措。

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着大刀阔斧的整顿。“清朗”行动对网络空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审查，偶像选秀节目被禁止播出，影响力颇大的饭圈活动被彻底打入地下，针对娱乐明星的黑名单一直在更新，以防青少年被“娘炮”等畸形审美荼毒，“偷税漏税”也随时将顶流网红打入冷宫。

“中国政府正在重写经济运作规则”，《经济学人》如此总结这场无止尽的“纠偏”运动。商业、社会、家庭、个人的边界被打破，对于一切事情，党决定全面管制。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详细梳理中国在2021年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反垄断、强化数据安全、“双减”、“三孩”、整顿饭圈等，并试图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反垄断”重锤砸向互联网巨头

2020年下半年，互联网巨头纷纷投资社区团购业务，将这视做行业下一个极具潜力的发力点时，谁都没想到，一场席卷行业的风暴即将来到。尽管《人民日报》评论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但这并没有浇灭行业的热情。

2020年11月2日，即将成为全球史上最大一笔 IPO，蚂蚁集团的上市被紧急叫停。紧接着，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刮向互联网行业。据端传媒统计，这场中国政府以“反垄断”名义进行的行业大整顿，涉及到包括平台经济垄断与竞争、平台经济劳动权益、数据与信息安全、算法、内容、金融等多个领域。监管范围巨细靡遗，比如公众账号、直播、弹窗等具体业务，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进行“规范指导”。

截至2021年11月20日，今年共有84宗针对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行政处罚，涉及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美团、58同城等知名互联网企业。此外，阿里巴巴和美团因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今年分别被罚款182.28亿元和34.42亿元。

国家力量进入部分互联网企业。蚂蚁集团经历上市叫停、国家金融机构多次联合约谈后，业务被拆分为不同公司。其中支付宝的数据将移交给一个新的个人征信合资公司，国企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这家新公司35%的股份，与蚂蚁集团并列为最大股东；另一业务“花呗”则纳入国家征信系统。此外，由政府机关管理的国家特殊管理股进入字节跳动、新浪微博和快手，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占有一席，拥有这些公司的最高治理权。

8月，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并首次提及三次分配（编注：通过高收入人群的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如何实施“共同富裕”的细则并未出台，互联网巨头们已纷纷表态跟进，腾讯、阿里、拼多多皆承诺将拿出千亿资金加入该计划，浙江省发改委也适时提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

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文，称一系列反垄断监管措施的出台对互联网巨头们有影响，“而从长期来看，这将是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通过也将监管“常态化”。今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下称《反垄断指南》）；10月，《反垄断法》推出修正草案，加入“数字经济”相关内容，并提高处罚力度；11月，国家反垄断局脱离原有单位，独立成为新组建的副部级国家局，并新增三个司局，分管反垄断事务的统筹，执法及审查。这一系列调整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政基础。

分析：为什么要在此时“反垄断”？

官方：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中国官方在《反垄断指南》中给出的解释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的确有“巨头”之说，他们在守好自身核心业务的同时，急剧扩张业务版图。早先的说法是 BAT（百度、阿里、腾讯），近几年字节跳动异军突起，说明这个产业依旧有部分空间，但这并未打破几大巨头各占山头的态势。根据移动互联网商业智能服务商 QuestMobile 的统计数据，2020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最大的50个应用中，35个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有关（全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截至2019财年，BAT 加上新贵字节跳动（Bytedance），这四家公司拿走了数字广告市场上约74%的收入。

流量为王的背景下，业务类似的公司间逐渐筑起壁垒。用户需要在微信中用暗号一般的方式分享淘宝链接，依托互联网平台生存的商家则面临只能在一个平台经营的“二选一”。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生态”，即以一个头部互联网平台为中心，联合各行业上下游产业、商家、用户、打造一个完整、成熟的生态体系。

民生领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但这场整治又并非只有经济考量这么简单，互联网巨头的业务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腾讯和阿里为例，分别从社交和电商起家的他们，不间断的投资收购后，所涉足的领域包含娱乐、社交、零售、外卖、物流、出行、健康等多个民生领域。核心产品也已成为国民级应用，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已达12.51亿（截至2021年6月30日，含海外版 WeChat），支付宝的活跃用户数为7.96亿（截至2021年3月），出行领域的巨头滴滴，则坐拥3.77亿年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活跃司机（截至2021年3月）。

由于影响力广泛，它们对就业数据的影响也举足轻重。关于互联网行业的薪资、工时和文化的讨论，也往往是舆论热点。特别是其孕育出的海量“灵活就业”人员。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外卖送餐、网约车、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这些由互联网行业直接孕育的就业群体，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新力量。

在意识形态和金融领域的扩张

除去在民生领域的重要角色，互联网行业在信息/言论场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2013年，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便认为，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此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

互联网上的门户网站、自媒体、社交平台、及今日流行的短视频长视频网站，基本承载了广义上的新闻传播甚至生产功能。而部分互联网企业，比如阿里巴巴，更在争取传统媒体的控制。据统计，其曾先后入股第一财经、财新集团，电视领域入股了芒果超媒，外媒领域控制了《南华早报》，新媒体领域则是拿下微博、虎嗅、36氪等新媒体的股份。腾讯和阿里领投的华人文化集团，旗下更拥有 TVB、栩栩华生、财新传媒等多间著名媒体。

有分析认为，互联网巨头在意识形态领域愈来愈大的话语权令当权者感到不安。

除此以外，他们也广泛介入金融领域。截至2020年，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已对接中国10亿以上用户、8000多万商户和2000多家金融机构。微信支付2019年的用户数则为1亿。但当局并不认可巨头经营金融的方式，在蚂蚁上市叫停前，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就曾发布对其高杠杆率的质疑，可能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今年4月，13家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被国家金融部门联合约谈，要求监管介入，信息共享。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和传统的政府监管之间张力十足。

政治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另一个让执政者感到威胁的，是互联网巨头在政治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仍以蚂蚁上市为例，《华尔街日报》调查发现，蚂蚁集团很多投资者是“红二代”，当中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孙儿江志成，以及有“江派上海帮”之称、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等人。今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其在位时与阿里集团关系密切，曾公开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阿里巴巴发展，杭州市政府也与阿里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舆论猜测周江勇的落马与阿里相关，而在其落马后，杭州市纪检委发起“清政商关系”整改行动，要求全部在职及三年内离退休干部规范违规借贷及亲属经商办企行为。

影响：“反垄断”之后

以往，“双十一”的0点刚过，阿里就会陆续放出第一分钟的销售额、首半小时业绩、首一小时业绩、何时超越去年业绩……战报一波接一波传来，彰显每年最著名的消费狂欢战绩。但今年，“双十一”的夜静悄悄，直到第二天上午，阿里才放出被多方关注的销售额，5403亿人民币，比去年多出421亿元，但阿里并没有多番宣传这个成绩。

“反垄断”之后，互联网公司不再像往日般争抢风口浪尖，开始变得相对低调，收入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第三季度，腾讯和阿里都报告出上市以来最慢的收入增长（13%和29%），尽管依旧维持上升趋势，但宣传重点放在了“增长最慢”，京东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25.5%，但现在正宣传自己是“新型实体企业”。

同一时间，关于拼多多国内广告收入在过去半年停止增长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美团CEO王兴在今年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称“美团从不想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一些明星公司的创始人们也退居幕后，5月和7月，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接连宣布退任公司 CEO。

监管的加强意味着互联网平台企业即将告别“跑马圈地”的初期的野蛮生长的时期，进入一个全新的高门槛、严规则的有序发展阶段。

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壁垒在逐渐松动。7月传出消息，阿里巴巴、腾讯正在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11月29日，微信发布关于《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的更新说明，允许用户在点对点聊天场景中将可直接访问外部链接，这意味着，用户以后可以不再用暗号一般的方式分享其他平台的链接了。

巨头们已经开始调整其控股的领域。据多家媒体报导，阿里已经卖出其全部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并退出芒果超媒。

海外资本对中国经营环境的恐惧则进一步提升。9月，日本投资巨头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暂停在中国开展新投资，因为其认为中国的整顿行动已经变得不可预测和广泛，需要观察中国对国内科技行业的整顿走向将如何发展。《经济学人》则评价这场监管体现出中国当局的不成熟，“其主要的反垄断机构只有大约 50 名员工，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商业模式，拒绝正当程序，而公司必须笑着接受。”

而另一个鲜有被讨论的议题是，除了互联网企业，“反垄断”风暴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国有企业。凭借从政府获得的支持和保护，国有企业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保险等容易造成行政管制的行业形成垄断，同样扼杀着市场创新、滋生垄断乃至腐败，但它们从不会成为“反垄断”打击对象，因而这场监管风暴，也引发了“国进民退”进一步强化的担忧。

进击的数据安全监管

滴滴事件是今年互联网领域巨变的又一篇章。

今年7月2日，中国监管机构宣布由于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对三天前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滴滴出行进行审查，并暂停其新用户的注册。之后，网约车领域迎来更多安全为名的审查。7月5日，卡车调度服务“运满满”和“货车帮”、求职网站“Boss直聘”，也因国家安全原因受到审查。它们均于6月刚在美国股市上市；紧接着，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滴滴旗下25款App也被勒令下架；8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中国对待滴滴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习近平打算如何对待所有企业家和潜在的颠覆者。

早在滴滴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将安全列为下一个五年发展中的重点任务。在3月发表的“十四五”规划中，“安全”作为优先任务，共被提及177次，范围覆盖国防、经济金融、外交、粮食（数量和质量）、能源资源、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安全’事实上已经成为制定这次五年规划时的第六个发展理念。”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点评。

今年9月和11月，《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实施。新法确立了多个重要概念，如《数据安全法》中首次提到“国家核心数据”概念，政府将其描述为涉及国家和经济安全、人民福利或重要公共利益的信息，但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及分类。同时该法还提出建立数据分级分类制度，要求掌握“关键数据”的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并提交报告，才能获得将这些数据发送到海外的批准。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对企业如何使用中国公民的数据进行严格规定，并对企业如何向境外共享信息进行了规管。此外，今年中国还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距去年《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出台间隔仅15个月。新增内容大多关于数据安全及审查相关，修订稿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首次明确赴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也需进行监管。

除此之外，今年7月，广东宣布计划在年底前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用于交易和监管数据流数据平台动，其中包括建立用于跨境数据流通审查监管工作的“数据海关”。数据正成为有壁垒、需审查评估才可流动的要素。

分析：为什么要在此时增强数据安全监管？

数据安全正愈发成为国际摩擦的焦点。中美近年颇具影响力的摩擦，大多直指背后的数据安全问题。7月，美国联合北约成员国，指责中国雇佣黑客犯罪团伙攻击世界各地的数字系统，欧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谴责来自中国境内的恶意网络攻击。此前，多数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都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

各国政府也在争夺国际数字规则话语权。根据非营利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简称 ITIF)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2017年以来，各国政府为将个人数据和其他类型信息保留在国内而实施的措施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44项，推出此类政策举措的国家数量也从35个增加到62个。

出台逻辑类似的法律条文，似乎是回击外国制裁，参与规则设置的办法。2018年美国出台《澄清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在为美国提供服务或与美国存在足够关联的前提下，允许美国政府调取储存在美国境外的数据。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则规定，所有处理中国相关数据的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时，如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都将追究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被认为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相似，如二者均要求企业证明其数据收集的合理性，并为消费者提供访问或删除其信息的权利。但中国法律对企业如何在国际上转移数据的限制比 GDPR 更强，且对政府的监控行为鲜有限制。ITIF 的报告也显示，迄今为止推出数据本地化规则的国家里，中国对数据的限制最多，有29种明文规定或事实上的跨国数据传输障碍。

对外设定规则，对内则是防止民间企业掌握的数据向外界泄漏。如前文所述，中国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部分民众数据，其中汽车数据政府还专门出台管理法案。虽然中国官方并未给出滴滴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具体有哪些，但其曾与官媒新华社发布过一篇大数据揭秘文章里，公布了滴滴通过行车大数据分析出的中国各国家部委的行为特征。路透社指出，这些数据恰好与当时国土资源部第三批巡视工作启动等热点事件相吻合。

我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安全风险之外，中国此时强调数据安全，或许也和数据本身的价值有关。2020年4月，中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宣布，数据将成为第五个“生产要素”，与劳动力、技术、土地和资本并列为国家经济资源。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十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具体规划，并首次明确要求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由2020年的7.8%提升至10%，数据正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影响：夹缝中的中概股企业

为了符合新法律的规定，企业需调整经营行为，包括聘请特定人员负责管理网络安全，调整以往带来大量利润的算法以符合最新规定等。涵盖了98支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显示，在今年2月达到20468的最高点后，其一路下滑至10449（截至11月29日），暴跌48.95%。12月初，中概股再次集体暴跌，当时跌幅超过10%的中概股数量达87家。

中国企业们正遭受双面夹击。中国收紧对数据的掌控权的同时，美国也对来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愈发严苛。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式出台海外上市公司监管新规细则，规定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向 SEC 提交文件证明该公司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掌控。加上此前公布《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面临美方的审查也愈来愈严。

这如同一个死循环，中国企业在国外上市时越接受国外监管机构的管辖和调查，越有可能被中国监管机构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理由，将相关企业纳入网络安全的审查范围，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企业在海外被信任度。

目前，已有大量公司赴美 IPO 暂缓，今年上半年共有35家中国企业在美股市场上市，下半年则只有1家，小红书、哈啰出行、七牛云、Keep 撤回赴美 IPO 计划，喜马拉雅、货拉拉则取消了赴美 IPO，TikTok、抖音的所有者字节跳动曾计划在纽约上市，和已经退出美国的滴滴一同，正准备在港交所上市。

数据安全监管之下，在华海外企业也面临着选择。11月，LinkedIn、Yahoo、堡垒之夜相继提出退出中国市场，或转换业务方向，他们给出了模糊的“因为经商环境变化”的原因。南华早报在报导相关事件时指出，由于中国的数据收集方式与国外不同，且在一些条例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冲突，“这迫使公司选择遵循哪些法律。”用反垄断行动里的明星词汇形容，即“二选一”。

进一步看，数据这个“第五生产要素”正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监管下的交易要素。尽管它的发展离不开以“自由和开放”为愿景的互联网产业。此前大国已在数字基础设施、关键硬件等方向建立池城，现在数据壁垒的加入，全球科技产业正朝向一个和以往设想不同的方向。

“少子老龄化”下的人口和教育政策

2021年，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与人口、教育密切相关的政策。

1月1日，伴随着2020年审议通过、正式开始实施的《民法典》，此前舆论争议声音不小的“离婚冷静期”也开始实施——即在夫妻离婚时，政府强制要求双方经历30日冷静期后，之后再进行审核。此举虽使2021年前三季度离婚率有所降低，但相应的，结婚人数却不断下跌。值得一提的是，离婚冷静期实施前夕，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中，申请离婚者超过100万，较上年同期增加13%。

在推迟多次终于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不久，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三孩政策”——即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以“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这是继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之后，又一次针对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中，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以鼓励生育。例如，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提出，落实产假等生育类假期制度，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育儿假试点。河南省司法厅7月发布相关征求意见稿，拟多生1孩增加15天津贴。12月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新增育儿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产假之外，女方享受80日奖励假，男方享受15日陪产假。

除此之外，全国多地在6月下旬对当地育龄妇女进行生育意愿研判。部分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三孩意愿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过9成受访者没有生育三孩的打算。

在中国，婚姻与生育捆绑紧密，首批“婚俗改革试验区”也在4月、9月分两批落地。分布在24个省份的32个试验区，将开展长达3年的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

教育领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双减”——减少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减少校外培训负担，和大力推进职校教育。

“双减”政策始于中国国务院7月的相关文件，下发后，中小学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备受打击，大量从业者失业，机构资金链断裂，不少教育培训机构都要在年底前转而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中国教育部更在7月特别成立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司，以监管相关执法和配套的实施。同时，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内，被禁止考试和公布排名，一些学校私下进行的考试则被学生举报。

职校教育则在“双减”发布前后，坊间传闻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将规定为50%，剩余50%则去向职业高中，虽然最终落地的政策并未对此做出硬性指标划定，但毫无疑问，职业教育在2021年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前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10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在​2025年基本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分析：“双减”、“三孩”能够应对人口危机吗？

中国官方对于婚育领域一系列动作给出的原因是“调整人口结构”，即希望通过提升生育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即将面临短缺、老龄化严重所带来的可能隐患。“双减”政策出台后，也有不少分析认为，此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减轻养育子女的负担，提升生育意愿。

老龄化的确是中国所面对的主要棘手问题之一。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占总人口比重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9亿。从省份看，31个省中，16个省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500万人，其中6个省更超过1000万人。同时，乡村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老龄人口素质不断提高，60～69周岁的低龄老人占比过半。

“人口扶养比”是描述人口特征、“人口红利”变动情况的主要概念。它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与老年人）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以此衡量劳动人口的负担程度。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生育率的降低，中国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多份人口预测研究中指出，2030年至2050年，可能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届时，总人口扶养比将超过50%，“人口红利期”结束，老龄化加深。

学者王广州、王军在2021年发布的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经济社会影响及公共政策应对》一文中预测，到了2050年后，老年扶养比可能超过50%，而总扶养比超过68%，即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将需扶养1位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份研究还提出，2026年左右，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可能将首次超过少儿人口比例。

除此之外，叠加省份之间的人口迁移因素，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高、常住人口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呈现负值，使得其经济发展与公共财政，受老龄化影响显现最早，也最严重。

由此可见，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危机，是此次人口政策调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双减”政策，中国国家发改委将此称为“利刃出鞘”，指其“斩断校外培训资本无序扩张之链”，新华社也在股市波动后深夜发表评论称，大量资本涌入教培，“贩卖焦虑和过度宣传异化了教育的本质”，政策是对“民生痛点进行的一次纠正。”

在“双减”之前，曾有咨询公司评估指，中小学教育培训行业规模超过8000亿人民币，且在大量扩张。新东方等多家教育培训机构更在中国境外上市，吸纳境外资本，扩张的产业里，也不乏资金链并不健康的教育培训机构。有论者指出，习时代一系列“打击资本”的行动都选择了较容易动手的对象，这样也容易在舆论上展示出自己的政治成绩，例如在教育领域打击资本，“看上去‘动富人的蛋糕’”。

除此之外，伴随同期人口因素的影响，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也提到，此举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减轻家长育儿负担，减轻学生学业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而部分民间舆论也结合官方大力推进职校教育猜测，执政者希望维持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因而强制分化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使得一定比例的人可以被分流从事低成本劳务，减缓竞争不过是为了更方便进行分流。

影响：药到病除还是越管越乱？

中国政府试图用提振生育率，作为应对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深等人口问题的主要措施。但有分析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思路，既忽略了三个面向所涉及的不同问题，与公民在其中牵涉的个体权益，因而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此前，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助理教授、人口学学者周韵就曾对端传媒表示，其他国家面对低生育率的情况时，会选择开放移民缓解劳动力问题。同篇报导也提到，老龄化所牵涉的养老金亏空问题，也涵盖养老金改革、发放标准等面向，老龄群体的社区、家庭等支持，也是只看生育率无法解决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Stuart Gietel-Basten 在接受专业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采访中也分析，“三孩”相关政策可能引起类似“二胎”时短暂的婴儿潮，出生率在2022年迎来短暂急遽上升后，又连续下降，回落至此前低生育率的水平。

“双减”的落地使大量教培从业者失业，但也催生了“素质教育培训”、“体育培训”等产业，更多的教育培训机构则转为地下，高额“一对一”、“保母式家教”等新闻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双减”和职校教育的并行推进，引起民间对教育公平更多的疑虑。人们担忧，社会性优质教育资源被打空，可能加大原本的地区间、校间教育资源不均等，多元、个性的教育也将以更高成本的形式呈现，阶级和财富不均将更为固化。

受到“双减”影响的，也不只是家长与教培从业者。12月4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中，各地学校校长讨论了“双减”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内教育的影响。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援引对全国6653名中小学教师调查问卷的结果表示，超过8成教师表示工作时间延长，77%的教师感觉工作压力增大，有教师直言这样的工作安排“影响到个人生活，开始不爱这份工作了”。

面对大量教培从业者失业和家长、学生的补习需求，政府也开始“官方补课计划”。12月7日，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通知，规定参与辅导的教师可以获得学生支付的积分，这些积分可兑换相应的辅导绩，学生免费参与辅导，绩效由北京市政府财政发放。不过这一做法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除了教师学生时间不匹配、学生恶意评价等问题外，北京市地方财政富裕，财政拨款弥补市场的做法在其他财政紧俏的地区未必可行。

叠加城乡生育率、老龄化差距的加大，这一系列人口与教育领域的措施是否会加剧中国目前社会中的阶级分层和差距，或许只能交给时间验证。

整治饭圈

今年对饭圈的强力打击始于5月初，多家官方媒体点名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粉丝为了给偶像“打投”而批量倒掉牛奶的现象，并将矛头指向“饭圈文化中的乱象和粉丝经济延伸出的畸形产业”。“饭圈乱象”随之成为网信办今年的重点整治任务。

6月15日，网信办开始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两个月之后，网信办宣布继续对饭圈重拳出击，要求“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等等。严打期间，微博封禁了大量粉丝的“打投”、“反黑”群组，豆瓣“鹅组”也被停用整改两个月，根据《光明日报》11月报导，网信办6月开始的行动“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40余万条，处置违规账号2万多个、群主6500多个，解散话题3000多个”。

整治饭圈的行动是中国官方对互联网持续性的控制和清理过程中的一环。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下设办事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文件在这一背景下出台。2016年，网信办就开始“清朗”行动，重点打击色情和暴力。2020年的“清朗”行动又指向未成年人网络环境。2021年的“清朗”行动则以饭圈为主要打击目标，并有了“饭圈治理新十条”。

对明星的调查和封杀成为今年“清朗”行动中最具威慑力的部分。8月，流量明星张哲瀚因在靖国神社前的旧照风波遭遇官方媒体的接连批判，随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带头封杀他，张哲瀚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音乐、影视作品全部下架。同月，因涉嫌性侵而被刑事拘留的明星吴亦凡，因代孕事件、“天价片酬”而引发风波的明星郑爽也遭遇封杀。明星赵薇的信息也一度被全面删除，连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百度百科页面都删去了她（作为主演）的名字，但官方至今没有公开具体原因。

分析：从网络空间治理到意识形态整顿

整治饭圈不仅是网络空间治理，还是一次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顿。《纽约时报》分析，对追星和粉丝团的限制是因为“官员们越来越担心对网络关注毫无节制的追求正在毒害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也表明中共“要在规范文化方面发挥越来越强势的作用”。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教授 Anthony Saich 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提到，习近平“试图彻底重塑经济和社会，将其推向一个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这场（全面控制社会）的运动是“家长制”的，中共“认为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仲裁者”。端传媒一篇评论也指出，追星的年轻人长期处在个人主义和主流话语的拉锯之中，在“清朗行动”之前，饭圈对公权力的让“主动迎合”和“刻意讨好”让饭圈获得了一定的空间，而倒奶事件让“饭圈乱象”升级为意识形态问题，公权力开始认真清理饭圈。

除了整顿饭圈之外，今年对娱乐圈的意识形态整肃中，最为瞩目的是对“娘炮”的攻击。先是党报《光明日报》刊文反对选秀节目塑造“娘炮形象”，并认为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中的形象才是值得青少年欣赏的。《光明日报》的另一篇评论，指出吴京、成龙这样的硬汉形象才是好的偶像。9月2日，广电总局在文件中正式表示“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在民间和半官方场合，“娘炮审美”是美国和平演变的一部分、危及国家安全的论述也颇受欢迎。

整治“饭圈乱象”由粉丝群体入手，触及明星，最终指向的是资本。《北京青年报》在一篇评论中称“饭圈乱象”主要是“贪婪的资本一手导演而成”，资本、平台和利益集团是罪魁祸首。新华社则挪用“韭菜”来形容追星的粉丝，这一名词本来指的被权力压榨的底层人民。

8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表题为《斩断娱乐圈乱象背后的资本链条》的文章，称饭圈乱象的根源是资本逐利，“如果任由资本在文艺界无序扩张，就会失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就会瓦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12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又发文，称“绝不能任由资本在文艺界无序扩张，放任违法失德艺人横行，操控青少年的消费习惯，攫取经济利益。”

整治饭圈，也意味着国家对青少年追星行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饭圈女孩翻墙“出征”、以饭圈话语爱国（“守护最好的阿中哥哥”）的行动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等官方机构的大力赞赏。之后官方也多次努力收编饭圈文化，自制偶像（火神山的挖掘机、江山娇等），但未见明显成效。以爱国作为意识形态“收编”盘根错节的饭圈，已是不可能的任务，从国家的视角看，饭圈已经被资本深度操控。

影响：饭圈粉碎，文艺“正能量化”

可见的饭圈在“清朗”行动中被打散了。粉丝组织在主动或被动消失，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导，明星的微博粉丝数据组、反黑组、网宣组主动改名并停止更新。许多以“粉丝”为名的群组都被封禁，“如果不是内部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再也搜索不出这些粉丝数万甚至数十万的账号”。平台也竭力整改以符合规范，微博明星榜、CP 榜取消，粉丝集资软件 Owhat 下架，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限购明星歌曲。平台开始要求明星为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负责。比如明星赵丽颖的粉丝“引战”，赵丽颖工作室微博因“管理失位”被禁言15天。一些粉丝甚至提出“进娱乐圈必须先政审”的诉求。

广电总局在一份关于文艺节目的通告中，要求电视台“抵制违法失德人员”、“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文艺从业者“始终把爱党爱国作为本分、作为职责”。10月29日，中宣部、广电总局就“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约谈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播电视台，要求坚决整改。11月23日，网信办发布通知，宣布将“建立负面清单”，违法失德明星在全网都不得复出。同一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布了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明确禁止吴亦凡、郑爽、张哲瀚转型为网络主播。

一是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二是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四是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五是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平台也开始自查自纠。各大平台宣布未来几年不再制作偶像选秀综艺，受平台重视的耽美题材改编电视剧也被点名限制，不再能播出。平台转而在意识形态鼓励的方向寻找创作空间。以娱乐性闻名的湖南卫视公布2022年综艺节目的片单，推出了多部“正能量综艺”，比如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民风的《中国婚礼》、《国风唱将》，关注消防员的《烈火雄心》。

文艺作品向主流价值观靠拢，甚至为意识形态工作寻找突破口，已经成为可见的趋势。湖南卫视制作的真人秀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创造出“大湾区哥哥”的提法后，又推出《大湾仔的夜》，为国家强调“大湾区”而淡化“香港”的宣传策略添了一把火。以“爱国”为标签的演员吴京主演的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长津湖》，也在全方位的助推下超越《战狼2》成为中国的电影票房影史冠军。

杨睿、陈一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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