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保守而相對公平的社會改造？

對今天中國的許多人來說，這樣一種可控的、可掌握的生活，都是有吸引力的——哪怕要通過犧牲許多自由才能實現它。

假如有人從2010年穿越到2020年的中國社會，這人一定會對十年之間的變化瞠目結舌——外界也許僅僅會着重於言論空間和社會控制是否變得更嚴格，但對普通人來說，整個工作氛圍和形式，社會消費模式都變了。這其中又呈現出幾個特點。

一是中國社會越來越依賴靈活就業和平台經濟了。十年前外賣行業才剛剛起步，出行經濟也不算太成氣候。如今外賣和電商產業已經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普通的商販和食肆，也將海量的人口捲入了這種「靈活」的外包工作模式。如深圳工會七月份的一份文件指出的，深圳的約2000萬人口中，有170萬人從事諸如「貨運、快遞、網約車、外賣配送、電子商務等新就業形態勞動」。這些勞動形式，相比傳統模式要更「自由」，有着靈活的時間安排，但也更難看到「前途」——外賣員很少會期待自己上升成為站長、中層領導；靈活就業也很少完整提供「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險。長期繳納社會保險意味着更穩定的生活，也是各大城市劃定的落戶定居門檻之一。

二是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尤其在疫情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雖然中國多年來沒有詳細官方的基尼係數可供查閲。但在2020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大增，大城市地產也快速高漲（以至於令政府祭出更兇狠的管制），這些都意味着佔據財富越多的人，如今疫情經濟下財富擴張得越快。這和資本的屬性也是一致的——金融資本在整個資本鏈條裏處於「蠶食」其他資本的位置。製造業和服務業隨時可能因為疫情一敗塗地，但是從銀行借的債卻怎麼都要還。

三是大壟斷集團的地位越來越「可見」。儘管2021年北京政府接連打擊了阿里、騰訊和今日頭條等企業，並不斷追加監管，但是每次監管都顯得要慢一拍——螞蟻先是準備上市，然後被緊急叫停；滴滴在美國加速上市，然後被追加處罰。更不用說，如今抖音的網紅產業，微信公眾號的流量產業都在繼續攻城略地。

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大家既能感覺到「民進」——巨型民企存在感越來越高，普通小生意和小企業越來越難做；也能感覺到「國進」——巨型國企在地產、零售等方方面面仍然很有存在感。在社會中，從前都有規模不算很大的地方企業以及小商鋪，為不願意離開家鄉的人提供就業和穩定感，如今在各種平台經濟衝擊下，就連想要穩定經營一家雜貨店或麵館，都變得艱難多了。這導致普通地方能讓人穩定生活的「地方企業」式工作，幾乎只剩下了各級政府和事業單位。

這幾個因素疊加起來的結果是，中國人的不確定感越來越強烈。這裏面有一個矛盾：一邊厭惡流動性，希望穩定，一邊也依賴流動性提供的自由感（如外賣騎手往往會強調工作是「靈活」的），對工作「無意義」或沉悶愈來愈不能忍受。這導致中國社會的就業也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一方面越來越多人傾向於國企和公務員。後者的例子可見北京大學2021年參加「選調」公務員的畢業生數量。有文章指出這一數字是過去幾年的數倍之多。

面對缺乏安全感的問題，解決方案也截然分出了兩種：

一是近來格外火熱的「躺平主義」，這種路徑的底色更貼近自由的一段——一種無政府主義的不合作。非要政治化地解讀的話，它更像是一種絕望中的加速主義——反正社會挺無聊的，你們做什麼都不關我事，我養活自己，然後躺着就好了。

二是一種「減速主義」——既然加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那麼我們不如直接強行去控制這個進程，讓它維持在一個人們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增加人們生活的確定性。

這種模式包含的要素包括了核心家庭、男性對家庭的主導，女性承擔生育功能，保守穩重的倫理道德，以及將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控制能在合理範圍內。而其外延到社會層面上，就是要確保社會維持在一種「有規有矩」，齊齊整整，沒有那麼多意外事件和亂七八糟的社會問題的狀態。

這種社會理想近年來已經投入了許多實踐，從2017年北京驅逐群租的外來人口，到大城市不斷推行的城市更新改造，再到對「家風」的強調。最近的例證是要向最基層的政府——鄉和街道一級授予執權力，把社會中以前政府力量不足的空間也管起來。

這種社會理想的核心，是一個保守而相對公平的社會——男權主導，女性被鼓勵做家庭主婦。其效果是社會會在一段較長的時間中保持穩定與可預期的狀態。對今天中國的許多人來說，這樣一種可控的、可掌握的生活，都是有吸引力的——哪怕要通過犧牲許多自由才能實現它。許多決策頗有引向這個方向的意味，比如許多人認為打擊教培會讓孩子更有時間和家庭在一起，從而更重視傳統道德和文化。放在新舊冷戰的背景下，地緣政治也許也會更加助推這種趨向——畢竟在競爭中，北京反覆強調自己要做得「穩」，推動內循環，等着對方犯錯。

顯然，這樣一種「中國夢」不乏市場。在未來，我們很可能看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是社會有一個更加突出的堅固「主流」，它會壓制和化解很多社會矛盾。或者說社會矛盾能夠動員起來的力量將遭遇更堅固的「主流」從而削弱其動員力。二是，這個主流會和另一個極端——大規模的靈活就業和非正式的工作方式——產生更多摩擦。在那時，小眾的，邊緣化的群體，乃至於已經很「主流」的女性群體也將遭遇更強烈的壓制，因為她們的存在對一個男性主導的保守主流文化與道德來說構成了巨大威脅。

符號與展演化的公平

儘管民間許多人期待「劫富濟貧」，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們對誰是「富」，如何徵税，如何轉移再分配，都沒有清晰的規劃和思路。到頭來這仍然是「懸着刀子等待落下」。

教培改革的出招之突然與下手之狠，在中產階級世界中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許多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不只是教育培訓的消費者，自己或家人也可能從事着課外教育培訓的業務。據統計，2019年時中國教育培訓產業規模已達23651億元，幾乎和整個服裝產業規模相同。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宣布為可能出現的教培行業失業準備空閒崗位，可能仍然是杯水車薪。整治還造成了更多問題，比如中產階級抱怨課後不知道該把孩子送去哪裏。

不過，在一般的大城市中產世界之外，民間不乏支持對教培機構開刀的聲音。比如一位相熟的、從鄉下一路刻苦讀書進入科技公司的朋友，就在一次聊天中跟我表達了對這一政策的衷心擁護。他認為，打擊教培是打擊富人，而中國的資本家已經具備了左右社會，影響輿論的能力。如果資本家的下一代仍然是資本家，那麼窮人將永遠不能翻身。所以他覺得整頓教培行業，可以讓富人不能通過「砸錢」補習把孩子送進名校，從而窮人的孩子就有了更公平地在教育系統中競爭的機會。

這位朋友的論述，基本是幾年來中國大陸輿論場上「反資本」輿論的延伸。近年的輿論市場上，如果看到有人談到「資本控制媒體」，或者是「資本控制輿論」，那請一點也不要奇怪。批判資本，並且帶着一點點陰謀論的味道，將各種問題都說成是資本家的暗中操作，這類言論近年來越來越有市場。甚至，這幾年開始，微博和豆瓣上還出現了「稻學」——指控鄧小平是一個自私的，腐敗的政治人物，將改革開放形容為勾結買辦和西方資本的變賣國家資產的過程。

這類輿論的核心，是將國人分為鉅富和平民兩種，然後主張對富有的資本家進行打擊。乍看起來，這似乎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話語。但仔細看看，你會發現這裏面仍然藴藏着如今中國社會中個人與個人鬥爭的邏輯：在越來越長的工時，越來越看不到希望的社會上升渠道，越來越大的個人壓力和越來越膨脹壟斷的巨型互聯網企業面前，許多中下層或是剛剛實現了階級流動的小中產已經不能只寄希望於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打擊競爭對手也是一種實現階級躍升的「捷徑」。正如舉報已經變成了許多行業擠壓對手的重要手段，通過「雙減」改革，「讓別人家的孩子沒法補課」，又或者讓資本家把錢拿出來分給大眾，也就自然成為了一種看起來有道理的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法。

但是，新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中提到的是「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而所謂的「三次分配」，則出自經濟學家厲以寧對慈善事業的界定。這意味着，儘管民間許多人期待「劫富濟貧」，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們對誰是「富」，如何徵税，如何轉移再分配，都沒有清晰的規劃和思路。到頭來這仍然是「懸着刀子等待落下」。8月26日，中央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就在中宣部的發布會上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根本途徑是「共同奮鬥」。這一含糊的宣示恐怕意味着決策層面上也沒有對如何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得出結論。

目前為止，習時代的一系列「打擊資本」行動，都選擇了「帕累託改進」——針對比較容易動手，比較容易顯示出效果的對象，這樣一來最容易在輿論上展示自己的政治成績。莫過於在教育等領域打擊資本，看上去「動富人的蛋糕」。

這頗為類似美國1950年代的階級政治——美國階級政治的核心在於「讓富人交更多的税」，但這種徵税針對的是具體的富人——通過個人所得税的高額累進税制實現。對整體資本的節制其實是有限的。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國家可以針對單個富豪下手，但是在面對和美國競爭時，北京需要很大的決心才可能撼動那些巨型的公司。事實上，為了更好地鞏固「國力」，北京的最理想局面是這些巨型公司能夠更「為國分憂」。而國家這時也會努力為他們提供庇護——比如整個外交系統都不遺餘力地支持着華為。

這樣做的結果是，對資本的聲討在中國可能很難真的觸碰到抽象的大企業大資本，而只能具體到打擊單個的資本家個人，儀式性地懲罰他們。這樣對公平的追求，就在符號和儀式的層面解決了。但它並不能解決的是中下階層消費力購買力不足，缺少福利和儲蓄的基本問題。相比之下，戰後歐洲的福利國家依賴的是另一種路徑：用高額的公司税（而非個人所得税）擴大國家税基，再通過再分配補給中下階層。

對資本的義憤、懷疑，又只能針對資本家個人進行打擊的現實處境，很有可能把中國大陸社會針對資本的批判引向一種道德化的修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曾批判過去半個世紀的歐洲左派只知道引入一種文化批判，卻實質上沒能把社會分配推往更公平的方向。他把這些人稱為「婆羅門左派」。這樣的批評，也許在未來的中國也可以成立。

「見事不見人」的困境

在可見的未來，兩極分化會成為中國社會不可忽視的某種潛在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會形成特別不一樣的兩種國民人格——一種更加傾向於冒險和不穩定的生活，另一種傾向於按部就班和保守成規。

一面是資本不斷的「加速」，另一面是治理上更加保守地希望「規規矩矩」，在可見的未來，這種兩極分化會成為中國社會不可忽視的某種潛在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會形成特別不一樣的兩種國民人格——一種更加傾向於冒險和不穩定的生活，另一種傾向於按部就班和保守成規。

北京不是沒有想解決這個矛盾，無論是近來推動的為流動就業人口購買社保，還是大力推動職業教育，都是試圖把「不穩定」的就業穩定下來。

問題在於，無論是想要建立一套新的「福利國家」體系，還是實現勞動力就業的「騰籠換鳥」，都需要巨大的國家財政投入。而目前為止，儘管教培整治滿城風雨，整個財政體系對教育和福利的支持卻沒有見到明顯的增長。而目前的基礎教育財政資源其實並不理想。以深圳這樣的基建投入極大的城市為例，到2020年底民辦學校在校生50.9萬人，佔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數的34.9%。事實上，政府在1990年代推動教育產業化的初衷未必是今天許多人心目中的拉進企業家圈錢，而是希望有別的力量能夠分擔教育領域的財政開支。

相反，隨着教培被打擊，教育部要求學校承擔起更多的課後輔導工作，這意味着原先以穩定和悠閒著稱的教師職業，也很有可能要在未來變成基層公務員那樣工時長，負擔大，乃至沒有寒暑假的職位了。

觀察各種各樣的福利國家實踐——從歐洲的傳統福利國家，到美國金融危機前以房利美、房地美為代表的「信貸福利」，都存在着中國大陸的治理體系難以複製的地方。比如，中國過於巨大的人口和國土，使得一種全員覆蓋、省際打通的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障系統極難實現；又比如，近年來極力化解「金融風險」，消化地方債務，幾近於推行某種「撙節」模式的財政政策，也很難再以一種極為凱恩斯主義的姿態開啟福利改革。

一個不成熟的觀察是，人的能力短板，正在日漸變成北京希望的現代化路線的一大挑戰。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彌補貧富差距需要「濟貧」。每年，北京都以巨大的數額撥款給基礎設施建設和各種發展項目。但涉及到人的技能培訓、職業教育、能力培養，政府又顯得相當「摳門」。新的會議文件也顯示，當局希望引入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彌補這方面的空缺。說到底，儘管「共同富裕」路線看起來有一些新東西，基本的思考方式仍然是從1990年一脈相承的。

一個不成熟的觀察是，人的能力短板，正在日漸變成北京希望的現代化路線的一大挑戰。以習時代着重部署的垃圾分類為例。垃圾分類和投放非常依賴一般公民的自覺和學習認識。如今在中國各地，上海的垃圾分類依舊在推行着，而很多城市甚至是一線城市的垃圾分類運動，在最開始「一陣風」之後也慢慢「鬆弛」了。

在無法發動基層的「人」主動而高效配合政策的前提下，中國的治理模式與福利模式，只能繼續是家長主義的。無數的新任務都會一層層壓到基層公務員頭上，而大家則根據將要檢查的項目一陣一陣地完成、彙報、「留痕」。只不過，隨着中南海對房地產市場的進一步整改，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將會受到沉重打擊。而「中國特色福利國家」又必然要求政府擴大介入社會的深度，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一面是公務員的待遇在可見的未來將很大機率攤薄，另一面是對公務員系統的壓力和工作要求還會進一步提高。可以想見這個上級壓下命令，下級忙到不行的模式只會更加循環加強。對教培系統的運動式治理已經顯示出這種端倪：沒有什麼提前的制度預防這個產業的失控，出了問題之後，也不再借用市場來宏觀調控。最終是一道行政命令，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李海，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