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20年中國有9896所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在校生1663.37萬人，佔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39.96%；作為對比，同年中國有1.42萬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45萬人，約佔總數的59.93%。

儘管九年義務教育完成後選擇繼續升學的學生中有四成上了職業學校，但中職教育的社會認可度一直很低，中職學生也長期被認為是「成績差」、「素質低」、「沒前途」的群體。即便是官方表述，也承認職業教育存在種種問題。2002年，國務院發布《推進職校教育改革的決定》，承認職業教育投入不足，基礎薄弱，辦學條件較差，教育教學質量不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2019年，國務院再次印發《職業教育改革方案》，仍然表示職業教育問題重重，「到了必須下大力氣抓好的時候」。

中考後，李維的姐姐陪她去了一所航空類的職校面試，從家裏坐地鐵出發要三個半小時。航空學校學費很高，16000元人民幣一年，但環境很好，教學樓也修得很漂亮。李維到了那裏，內心只有抵觸。「周圍很荒涼，跟學校反差很大。」負責面試的招生辦老師告訴李維，三年讀完後就可以直接出來實習、工作——這也是職業學校的重要賣點，但她剛初中畢業，從沒想過「工作」離自己這麼近，只覺得害怕。

從航空學校面試回家，李維心情低落，什麼學校都不想去。一所公辦職高給她爸爸打電話，說有「升學班」，只要成績好就有機會上本科，她答應了。但她後來才知道，會主動打電話招生的職高，都是比較差的學校。很多學生都是被「介紹」進特定職校的——這是一門生意，有的初中班主任甚至會勸成績差的學生去讀職校，「到了那裏想怎麼玩都沒人管你。」

李維已經忘記去職高的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只記得當時自己特別沮喪。那時李維的爸媽剛離婚，一向給李維出主意的媽媽也從家裏搬了出去。「選學校的過程我爸媽幾乎沒有參與，到最後我自己也覺得很累，所以當時我爸跟我講，我就想，好吧，也許這所會好一點，然後我和我爸都鬆了一口氣。」

「成績不好只是上職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國職業教育的學者周舟在江西一所縣城職高做過半年的田野調查，她認為農村的小孩讀職校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近幾年縣城的重點高中獨大，同時擠壓了普通鄉鎮高中和中職院校。「這導致了學生成績如果達不到縣城最好的高中，只能在職高和鄉鎮高中做選擇，而可能這兩者上大學的概率是差不多的，甚至職高上大專院校（大學專科院校，即高等職業教育院校）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經濟條件也是學生選擇讀職校的重要原因。周舟做田野調查的學校，學生家長大多是工人和農民，也有做小生意的。「有不少學生說選擇職高是因為可以早點工作，如果上普高，考不上大學就浪費了三年的錢，考得上大學也是家裏一個負擔。」周舟分析，儘早進入社會工作，是職校學生的「懂事」。

菠菜在江蘇常州讀過職高。2012年中考前，菠菜的爸爸就已經替她選好了一所職高，連專業都已經決定好了——「城市鐵道運營管理」，畢業後能去高鐵當乘務員。中考前的校園開放日，菠菜和爸爸去職高參觀，在學校門口迎賓的是兩個學姐，長得很好看。菠菜當時覺得，畢業後能做一個高鐵乘務員也不錯。

直到親戚開始安慰她——「職高也挺好的，好找工作」，菠菜才反應過來，讀職校是一件應該感到羞恥的事情。儘管爸爸始終認為，女生讀完職高、找份工作，「安安穩穩」，沒什麼不好，但成為職校生之後，菠菜迅速經歷了這一身份帶給她的自卑和挫敗。

不過，由於經濟發展不同，「讀職校」在城市和農村也有着不同的意味。王樵夫在廣東潮汕地區一所技工學校教書，學校開在鄉鎮，學生也都是周邊農村的孩子。他說：「農村戶口讀我們學校是免費的，他們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會來到這裏，讀職校沒什麼自卑心理，家長也對學歷沒太重視。」這所學校的門檻很低，不需要中考分數，有初中畢業證就能報名入學。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2017年，中國有250餘萬中等職業學校學生領取了國家助學金，其中西部地區學生佔一半。

學習是一件羞恥的事

羅拉是自己決定讀職校的，2016年他初中畢業，這對他是一場解脱，他慶幸自己可以不再跟應試教育纏鬥。「它教學是為了考試，但我學習的目的不是考試。」羅拉認為應試教育花了太多時間教學生做題和考試，這不是他心目中的教育。

羅拉抱着接受另一種教育的心態去了成都技師學院機械系——西南地區最好的中等職業學校之一，但還是受到不小的衝擊。入學第一個星期是軍訓，有一個晚上操演結束，羅拉先回到寢室，坐在椅子上看書。另一個室友回來看到這一幕，非常驚訝，室友後來告訴他：「居然在職校裏會遇到一個看書的人。」

羅拉也很驚訝，寢室裏年齡最大的同學已經24歲，比當時的他大了10歲，讀了一年又退學。許多同學的穿着打扮、行為舉止都像「小混混」，這和初中的分別很大。

學習在職校似乎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菠菜讀職高的時候，隔壁班有個男生，作派像一個老學究，特別愛學習，下課會問老師問題，在同學眼裏是個十足的怪人。

菠菜學習的時候，也總是本能地避開同學。她的專業是城市鐵道運營管理，課程很雜，要學機械製圖、電路、管理學、心理學。大多數同學都在課堂上玩手機，老師告訴她們，女生畢業後可以去高鐵當乘務員、或者去地鐵和機場做地勤，男生可以去當地鐵司機——這些職業上崗前都會有培訓，內容和學校教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

菠菜讀初中的時候成績也不好，但學校管得很嚴，她從沒想到職校的學習氛圍這麼鬆散。她不習慣自暴自棄，但對自己的專業和附帶的職業前景已經失去興趣，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迷茫之中開始在視頻網站看老師講高中課程的視頻，想着也許還能參加高考。

「他們可能在意的不是學習，他們想要和同伴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想要從『混日子』變成一個『混社會』的狀態。」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所長史耀疆跟學者馬躍2016年發布了報告《中國農村中學輟學調查》，研究了來自四個省份的2.5萬名學生，結果顯示，來自農村的學生中，初中畢業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會繼續升學（普通高中和中職），而中職學生的輟學率也高達29%-32%，相比普通高中（4.2%-7.4%）高出不少。周舟做田野調查的職高，官方統計的輟學率低於2%，但她認為這個數字明顯失實，「學生和老師都說學校裏輟學的同學並不少，比如有兩個年級，剛入學沒多久就有二、三十個人不讀了。」

「雖然在學校，但實際上沒有在上學的狀態，這種學生是非常多的。」周舟說，除了直接輟學的學生，還有很多中職學生處在「混日子」的狀態，她稱之為「隱性輟學」。「他們可能在意的不是學習，他們想要和同伴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想要從『混日子』變成一個『混社會』的狀態。」周舟在學校中發現，學生中常常會討論誰是「精神小夥」，這是一個流行詞彙，指的是混社會的青年。

對於嘗試在職校努力學習的學生來說，阻礙是多重的。比如菠菜很難在學校找到學習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學，學生必須輪流打掃教室衞生，把桌椅擺放整齊，等待學生會檢查，菠菜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中斷自習，離開教室；圖書館的桌椅也很少，而且下午5點就關門；寢室裏都是玩遊戲和打電話的室友，會玩到半夜。很多職校實行封閉式管理，住宿的學生不能出校門，但學校也沒有什麼學習空間。

教學內容與社會需求脱節也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李維職高學會計專業，老師也不會教電腦上操作的會計軟件，而是用手寫賬本進行教學。她在職高的同班同學之中，幾乎沒有畢業後去做會計工作的。她從職高考上了一所大專，同樣讀會計專業，對比之下，她認為職高的教學和管理制度都很不完善。「職高的老師更像大學老師，不會管你，但大學有一個體系支持你學習，職高沒有。」李維說，學校連圖書館也沒有，想學習也不知道從何學起。

在中職學校教汽車維修專業的老師大鐘也承認，教學內容和社會脱節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數控機床為例，工廠的設備一直在更新換代，而大部分學校用的都是老舊的設備，學習跟生產是脱節的。「學生學到的永遠是過時的知識，但如果你在北京，不會過時太多，在小縣城，過時是難以擺脱的。」他說。

成都衞生學校的一則招生廣告中寫道：「半軍事化管理就是可以為提高對這些學生管理教育而可實行的一種管理模式。」

學生「混日子」的另一面，是中職學校普遍推行「軍事化管理」。周舟在的學校是一所民辦職高，每天的第一節課都是軍訓。學校聘請了許多退伍軍人擔任教官，同時還做班主任，這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老師會跟我吐槽說這些教官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方法，學生們也會認為教官不是老師。」周舟說，封閉式管理是民辦學校的特色，這也和學校的經濟考量有關——比如學校的小賣部、食堂都是學校賺錢的渠道。

「職校的老師還會監督學生們的社交賬號，比如說在 QQ 看誰和誰是情侶頭像，然後去他們的快手抖音裏尋找談戀愛的蛛絲馬跡。」周舟認為，雖然普通高中也會有學校紀律，但職校對學生的管理更嚴苛，這也符合家長的需求。 不少職業學校的都把「軍事化管理」作為自己的賣點。比如九江市理工職業技術學校的招生宣傳中寫到：「上午、下午、晚自習上課前15分鐘，值班教官哨聲集合，各班教官清點人數，進行短暫講評後，列隊進入教室。下課後教官整隊，依次進入食堂用餐。21∶30後，值班校領導、教官、班主任和國旗班同學進行查寢，檢查學生就寢情況。」

成都衞生學校的一則招生廣告，這樣形容自己的學生：「集聰明、貪玩、任性、厭學、基礎差、缺乏自信於一體……半軍事化管理就是可以為提高對這些學生管理教育而可實行的一種管理模式。」

王樵夫教書的技校有一條規定，學生上課要先把手機統一放到講台前的袋子裏。作為班主任，他認為嚴格的管理是必要，因為職校學生年紀小、心智還不成熟，對未來沒有規劃，「他們玩就是玩，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他說，自己帶的班有50多個學生，有四、五個是「問題學生」——經常違反紀律，比如抽煙、打架、談戀愛，不畏懼老師用嚴厲的語氣。

「這四、五個學生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會把好的學生也帶偏。」王樵夫的處理方式是，把他們單獨放到教室一個角落，要求他們不要影響到其他同學，如果再違反校規就會叫家長。「家長來也是跟老師說兩句好話，說希望孩子繼續留在這邊，等畢業給他一個畢業證。」王樵夫說，學校一般都會讓學生順利畢業，但也有例外，他們今年已經開除了幾個學生。

不平等的遊戲

羅拉在技校的專業是逆向工程，屬於機械系。剛開學的時候，除了每週各一節語文、數學、英語，其他時間上的都是機械技術、機械製圖等理論課。除此之外，每學期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不上文化課和理論課，每天都進行實訓。實訓樓有四棟建築，每棟五層，格局和工廠車間很像，每一層樓都是打通的，擺着不同的機器。

實訓按技術工種分類，羅拉的第一堂實訓課是鉗工，要求他從一截圓柱形的原材料上取一段，做成兩個方體，再拼在一起。方體之間的間隙越小，說明鉗工技術越熟練，這考驗的是手工作業的精度。鉗工實訓課的結課要求，是獨立打造出一把榔頭。鉗工之後是車工的實訓課，要求羅拉操作一整台機床，做出一個子彈模型。

在技校的第一學期，羅拉加入了鉗工集訓隊，成為預備隊員。集訓隊裏都是職業學校的精英學生，羅拉的專業每一屆有兩、三百人成為集訓隊正式隊員以後，在集訓樓會有自己的機器，並且所有的文化課和理論課都不用上了，改由行業內最好的老師帶着。羅拉說，「集訓隊的老師也會講理論，而且教得比正常上課快，那些理論不會系統地教，基本上只會教你的工種裏面需要用到的部分，最實用的部分。」 ，只有十幾個人能進集訓隊。

高級技工的工作機會只有給集訓隊的學生才有機會獲得，大部分的學生畢業後只能去做「擰螺絲」的普通工人。

加入集訓隊的目標是參加職業技能競賽。2018年，讀技校第三年的時候，羅拉參加了成都的市級技能競賽，獲得第二名，還得到了1.5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如果能參加世界技能大賽的話，第三名都有50萬的獎金。」羅拉說，只有能在競賽中獲獎的學生，才稱得上是高級技術工人，這樣的學生在整個學校中只是少數。

羅拉有一個集訓隊的師兄，畢業後去了一家軍工廠工作，每個月工資8000元，這是理想中的高級技工。這樣的工作機會，只會給集訓隊的學生，或者獲過獎的學生。

大鐘在河北省唐山市一間縣城中職學校帶學生，他形容上實訓課就是和學生在實訓車間裏閒扯、聊天。「理論上應該是帶着孩子們研究汽車構造，但學生的心思不在這上面，我也帶不動。」他說，除了集訓隊的幾個學生，畢業後只能去做「擰螺絲」的普通工人。

資源在同一個學校裏向集訓隊傾斜，而不同學校之間也有巨大的資源懸殊。菠菜讀職高的時候，也有機會參加自己專業技能競賽，但後來因為學校沒有購置那台70萬元人民幣的地鐵列車模擬駕駛設備，她們整個專業的人都無緣比賽。

周舟做田野調查的學校，也見到了農村地區職校實訓設備短缺的處境。她在的學校，只有兩台數控機床的機器，學生去上實訓課，大部分時間都在排隊，經常兩節實訓課結束後，有的學生連機器都沒有碰到。根據《201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的統計數據，有三成學校的教學儀器設備數量不達標。

除了設備不達標，許多非一線城市的職校還存在師資薄弱的問題。「2000個專業點達不到 『每個專業至少應配備2名專任教師』的標準要求，涉及240餘種專業，覆蓋10萬多名學生。其中，電子商務、美髮與形象設計等新興或熱門專業存在盲目開設和跟風開設現象，專任教師數不達標問題更為突出……超過七成的校長在調查問卷中反映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專業教師短缺。」《201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寫到。

「有一個專業叫電子商務，開了一門客服課程，因為一個老師懂攝影，就叫她來講課，她只好帶着一本商品拍攝的書對着講，學生也沒有設備，她偶爾帶自己的相機來讓學生看看。」周舟說，但她後來去參觀了廣州的職校，發現和江西的職校差別很大，江西的老師連本科學歷都很難得，而廣州不少老師是博士畢業；江西這所學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2014年前後的，而廣州的教材則更新得很快，也更實用。

出路

目睹同學退學是再正常不過的職校經驗。羅拉寢室大他10歲的同學，一年後就不再出現；李維寢室也有一個女生，被調到另一個有「小太妹」的寢室，過不了多久，這個女生就退學了；周舟一度想統計她做田野調查的職校的輟學率，但後來放棄了，因為每天班裏的人數都不同。

菠菜的班主任，常常把「以後你們到了工作崗位，要學會和領導打好關係」掛在嘴邊

菠菜進入職校後，對做高鐵乘務員不再有憧憬，開始通過看視頻自學高中的知識，但難度太大，最終放棄。她每天仍在學習，但只是看看外刊和看美劇，以此學習英語。

菠菜的班主任大約40歲，是個熱情的老師，每年都會組織班裏的同學春遊。她常把「以後你們到了工作崗位」掛在嘴邊，後邊時時接上「要學會和領導打好關係」。班主任認為，這些學生既然來了職校，就應該以就業為目標。她十分看重愛學習的菠菜，也常鼓勵她好好學習，但並沒有給她指出「明路」。直到第三年，菠菜才自己發現，可以參加對口高考（面向中職學生的高考，考試難度比普通高考低，能報考本科院校）。

菠菜讀的城市鐵道運營管理專業是比較受學生青睞的，在職校裏，服務業方向的專業總是比製造業更吃香，他們認為做工人不夠體面。但畢業之前，菠菜不是高鐵站實習，而是去了學校合作的工廠頂崗實習。那是一家生產小家電的工廠，無論什麼專業的學生都會來到這裏，菠菜被分到的工作內容是包裝，每天站在流水線前摺疊包裝盒，一個月的工資是1300元。

李維也逐漸發現，自己所上的「升學班」是學校虛無縹緲的口頭承諾。前兩年，老師告訴她，只要成績足夠好，就可以上跟學校合作的一所本科院校。但李維從沒聽過有人考進這所大學。李維問了很多次，學校也沒準確告訴她什麼時間能參加考試、考什麼內容。「永遠只有一個說法，只要你成績夠好就可以考上那個本科。」第三年，李維決定離開學校，報輔導班準備普通高考。

羅拉讀的是五年制的專業，畢業是高級技師文憑，不過他在第三年就提前畢業，拿中等學歷證書參加普通高考。羅拉是集訓隊的學生，拿過獎，本可以走高級技工的職業路徑，但他覺得這個職業「零創造力」，他也不喜歡工廠的管理方式，一早就放棄來。羅拉從技校畢業後，去輔導班學了一年美術，準備以藝考生的身份參加高考。臨走之前，他在班會課上發表了一次演講，主旨是中職學生除了畢業去工廠，還有很多別的選擇，比如升學。

周舟追蹤了她田野調查的學校的畢業生去向。2020年畢業的高鐵乘務專業的學生，頂崗實習沒有如上一屆學生一樣去高鐵站，而是被派到一個偏遠的高速公路收費站，需要三班倒。對於這批學生來說，高鐵站的工作是體面的，也是她們報這個專業的原因，去高速公路收費站讓她們有受騙的感覺。周舟讓學生寫實習日記，「最開始提到想家，後面就提到被扣錢。」學生實習被扣錢是普遍情況，常常一個月的工資都扣沒了。

她追蹤的另一個班的學生，讀的是機械加工與數控專業，頂崗實習去了三個不同的電子廠，實習期是6個月，但在實習期滿之前，大多數學生都離職了，「最後只有4個學生還留在工廠裏，離開有很多原因，覺得工廠工作太累了，或者覺得去外省太遠了，也有覺得工廠的空氣不好，管理又很嚴格。」

「我們（老師）說起來，學生來職校就是來長身體的，因為初中畢業歲數太小，十五、六歲還是童工，得等到成年後再去工作，家長也是這樣想的。」大鐘說，這是一間大型的幼兒園。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