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霑是什麼，香港是什麼：《保育黃霑》這套書，為何編了十六年？

【編者按】論粵語里程碑人物，「霑叔」黃霑（1941-2004）定是頭幾位可想到的。《獅子山下》、《上海灘》、《滄海一聲笑》⋯⋯這位前輩詞人、作家、作曲家的作品，影響遍及廣大華人世界。2004年黃霑身故後，一班香港學者啟動「黃霑書房」計劃，歷時兩年多搜集了黃霑歷年的專欄文章、學術論文、手稿、樂譜、傳真、信件等文獻，終在十六年後出版了《保育黃霑》一套五冊，展示了黃霑身世與香港軌跡的交錯，他對流行音樂的心得和見解、與同代音樂人的交往，成為研究黃霑至為重要的專集。端傳媒為此專訪在香港大學任教多年、長期關注流行文化和香港社會發展的編者吳俊雄，追古撫今，探究黃霑與粵語文化的關係。

一瞥霑叔書房

流行文化研究學者吳俊雄說，踏進黃霑的書房，「最記得是書，好多好多書。」

書房裝潢和陳設簡約，沒有無謂的大件傢俱，沒有地氈。「家居感覺很強，廚房常煲著湯水。」他第一印象，霑叔除了是讀書人，也信佛理，一入門口就是一座三呎高的佛像。「一部小型的琴，正對佛像。」

書架比他想像中井然有序，就不同項目排放相關的書。手稿、文件與剪報分類妥當，按時排序。其中吸引他注意，是某幾本「牛頭不搭馬嘴」的書，「蘇軾作品集，旁邊放了幾本Edward De Bono講創意思維的書。」受Edward De Bono啟蒙的霑叔，90年代做了不少創意思維的講座，常引用蘇軾等古代詞人作例子。

「有種感覺，他觸類旁通，把表面上似乎無關的東西，串連在一起。」

翻開霑叔的書一看，很多劃線和記號。「你見到一個好活躍的腦袋，不斷問古人，是否真的這樣？」例如一本民歌歌詞書，專寫那種直白情歌——我愛你愛到要跟住你死啦——黃霑在旁邊寫道：「寫得真好！寫情應該咁樣（這樣）！」霑叔總是「人未到，聲音先到」，連讀書也七情上面，眉批「有聲」，如同本人。

但在書房，吳俊雄見到的更多是霑叔豪情萬丈底下，不為人知的細密與認真，還有其他。

2005年，吳俊雄與霑叔兩位論文指導老師劉靖之、梁啟平，應霑叔的家人之邀，到書房察看霑叔遺物。

未有保育念頭前，吳俊雄不違言，最想私藏是黃霑在香港大學讀博士的手抄筆記。「因為與我最近。」

97年至2003年其間，黃霑旁聽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吳俊雄，兩課有關香港流行文化研究的課。行內人、研究對象與研究學者真正的碰面與相交，竟是在學院。「24個星期，風雨不改，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三個座位，密密抄筆記。」

翻開那本筆記，猶有溫度，好像霑叔未過世，「可以與他對話似的。」

吳俊雄大學辦公室的工作桌檯面，一大塊玻璃，壓著一比一實物複印的黃霑書檯，即當年察看遺物，書檯一瞥的定格。霑叔的書檯當眼之處，有眼鏡、放大鏡、口風琴和稿紙。前方是電視機和音響、唱片和影碟。音響櫃內有電影《大家樂》的製作筆記、「迪士尼樂園巡迴表演」的歌詞手稿集等。

「我們搞學生報，頗受《號外》影響，它76年創刊，一整本印講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視產生出來的話題，即使連小說也夾雜了這些元素。當時香港作為城市，除了是中國邊緣地方，也是發達的現代城市。」

晚年黃霑的手邊書是《禪門日誦》和雍正帝自輯的《悅心集》。

書檯如今「陳封不動」，保有霑叔生前的氣息似的。虛虛實實的。的確，黃霑去世後，兩人辛勤伏案的案桌，以另一種形式「神交」。

粉絲與開荒牛

「梁款」的分身，令吳俊雄有別於一般傳統社會學系的學者。受左翼理論影響，治學認真嚴謹之餘，卻藏了個貪玩、貪看和貪聽的心。

吳俊雄化名為「梁款」，90年代開始，在報章雜誌以跳脫地道、好玩的文字，寫下一篇篇流行文化評論文章。是個「學者型」歌影視超級粉絲。

「當時吳俊雄做專業嘢，梁款就做騎尼嘢（古怪事）。」梁款的名字，最早出現在香港大學刊物《學苑》。1977年入讀港大，1979年任《學苑》總編輯的吳俊雄，說77年以前幾乎沒有人寫流行文化，他和一班同學嘗試開闢專欄，大講流行文化。

「我們搞學生報，頗受《號外》影響，它76年創刊，一整本印講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視產生出來的話題，即使連小說也夾雜了這些元素。當時香港作為城市，除了是中國邊緣地方，也是發達的現代城市。越來越多有錢人，也有很多色彩、種類的文化產品，但一般都不是高深精緻，而是大眾文化，娛樂文化。」

據說因編輯部人手不夠，吳俊雄人格分裂，化身不同的筆名寫文，學生報有一半文章出自他手，而其中一個筆名是「梁款」。梁款的定位，有意識地擺脫學究味，「堅持地道、細緻，跟用家對嘴。令六歲的小孩和一歲的豬（麥兜）都有感覺，有啟發。」他記得其中一篇專題，「梁款」長篇大論，寫電視劇《變色龍》，提出了什麼香港意識。

自小在西環成長的吳俊雄，是會記得「西環住了好多發唔到達的潮州人」，包括他父母。他自小就把西環的庶民日常，或底下階層的營役與娛樂，當作電影觀賞。其後家庭經營小型山寨，家境好一點，父親會買來德國製收音機，英國製喇叭，品味音樂。也時常帶十一、二歲的吳俊雄到戲院看邵氏電影。

「我讀華仁中學時，呂大樂（社會學學者）坐我隔離，兩人興趣相近，經常結伴看戲。」因學校是耶穌會辦，作風自由，吳俊雄和呂大樂不時走堂，到附近的京都戲院看電影。其後，他們和同學成立『大眾文化行動組』，熱衷做街訪，研究流行文化的影響。

在另一個訪問，吳俊雄提到，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由觀眾，轉而學術和研究角度，看待自己的興趣之物。

（當年）學者們習慣看輕普及文化的流行音樂，覺得只有古典音樂、文學值得研究。特別是法蘭克福克學派認為製作流行文化的工業由資本家操控，「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產模式，令文化再無自主。」讀黃霑的論文，他逐一提出反對論據，大有平反之意。

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仍然「未有資格」步入學術殿堂。梁款曾在專欄寫道：「學院關心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的延伸湮沒，或工業化對社會秩序的撞擊，多過普通人如何挖鼻交心的小問題。」「最早期的香港普及文化研究，全靠一群年輕學者、研究生和文化人在學院的邊緣大膽挑撥，誤起爐灶。」

吳俊雄的確感受到，當年學院對流行文化的不重視。黃霑博士論文也寫道，學者們習慣看輕普及文化的流行音樂，覺得只有古典音樂、文學值得研究。特別是法蘭克福克學派，他們認為，製作流行文化的工業，由資本家操控，只求利潤，以及「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產模式，令文化再無自主。」讀黃霑的論文，他逐一提出反對論據，大有平反之意。

早於九十年代中期，吳俊雄等學者，嘗試做開荒牛、先行者，「誤起爐灶」。「其他學科積累了一百年的研究，西方或本地研究也多，如香港工業發展，香港家庭等。但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差不多由零開始。」他教書只能「撞下撞下」，今日不知明天教什麼。因沒有書本參考，沒有太多正規的學術文章，要趕潮流，很多都要自己構思。

至2000年，開始多了學者研究，可以旁徵博引，才漸漸豐富。

「霑叔也是梁款的讀者？」

「不知道，不過霑叔有引用過梁款的文字。」反而是吳俊雄作為電視迷，第一次在銀幕上見到黃霑當香港小姐司儀，「最先見到他台前略癲狂的樣子。」而每晚電視汁「撈飯」，總聽到好多由他創作，有意境的歌詞。如《家變》，《狂潮》，百幾集電視劇，每晚片尾一定見到顧家輝、黃霑的名字。

「他們Set了典範，好的歌就是這些，應該觸碰你心裡的感情，而他們寫的，我有Feel。」

其後，吳俊雄在整體霑叔的遺物遺稿後，觀點超出了藝人與電視迷之界分。他發現，在製作書冊第五本「黃霑年輪」時，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卻變成了香港的生平。例如黃霑八歲隨父母從廣州來港，落戶深水埗。他是1949年那一批逃避戰亂的香港新移民。與同代走難的幾百萬人，是「選擇了香港的中國人」；1951年入讀喇沙，讀「番書」，接受殖民地教育；在深水埗親睹「石峽尾大火」及其後的「雙十暴動」。自小雙十，家中掛上民國國旗，他反覆思考落地與生根，國族身份等問題；1956年，當香港社會步入轉型之年，電台電視、廣告及大眾娛樂興起。他熱愛粵劇戲曲；國語、外國電影及音樂，跟隨梁日昭做國語電影配樂，及口琴演出。「入到片場，上海來的演藝人都是霑叔的師傳。」

吳俊雄在整體霑叔的遺物遺稿後，觀點超出了藝人與電視迷之界分。他發現，在製作書冊第五本「黃霑年輪」時，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卻變成了香港的生平。

1965年，黃湛森才以「黃霑」為藝名，正式出道，在麗的映聲主持文化節目《青年聯誼會》；其後一直以此名，演戲、填詞、編劇、作曲和寫專欄；以及正式入行，製作廣告。被香港人視為一代鬼才。

黃霑在他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詳細分析這段影響他，也影響香港流行音樂發展的「前」脈絡，大眾娛樂如何從國語、西洋流行音樂與電影，轉捩為「本土粵語」為主流王道。他曾引用吳俊雄《尋找本土香港意識》：

「香港人覺得自己屬於香港，對他產生一種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覺，其實是一個適逢其會，和相對地點滴自發的過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確立，流行文化推波助瀾不少。

吳俊雄想到更準確的形容，述說霑叔與他那一代人的關係——吳俊雄1957年出世，霑叔大他16年，1941年生，是介乎於吳俊雄與父輩之間的1.5代。「霑叔最特別，是他另一隻腳，踏在第二代，負責把第一代吸收的東西，如中華文化的養份，轉化為第二代也聽得懂的東西。」

吳俊雄那一代人，及其後數代人，吸收1.5代人所發展和建立的香港流行文化和氛圍而成長。

「我們和之前的世代，好大分別，我們土生土長，沒有鄉下記憶。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得到安樂的生活，中間好多野你要犧牲、掙扎。這大堆開心不開心的感受，我們要Make sense of目前見到，了解在香港長大的經歷，而霑叔這班創作人提供了某種東西。當時總覺得吸引。」

吳俊雄在《保育黃霑》特別提出，1976年是黃霑最重要的年份，也是粵語流行音樂重要的年份之一。那年，黃霑創作了《問我》，第一套新浪潮電影《跳灰》的插曲。「他和他那代人，許冠傑、鄭國江、顧嘉輝等人，用粵語寫本地心情、現代心情。霑叔提出了「我係我」，把當代本土香港人要對自己負責任這件事，釋放出來。」

幾十年後，吳俊雄換以師友身份，處理黃霑的遺物。身位復歸了「研究對象」與「研究學者」，終於一窺曾經令他著迷的流行文化創作黑盒。

「書房有好多歌詞手稿，抄下了最後版本，甚至有第二稿、第三稿的痕跡，如鉛筆痕，紙仔，貼著寫道：「點解我要咁改。」你知道了香港流行文化學者一路以來「估估下」的東西——流行音樂究竟如何生產？而黃霑幾乎都畫好圖，告訴你，例如《滄海一聲笑》如何經歷難產的過程，最後第七稿為何變成如此。」

「流行文化與政治文化好不一樣，創作人趕時間，整個創作過程不是學院派，要費煞周章，要寫好藍圖。很多時即興，趕時間，但流行文化創作從來沒有什麼紀錄，有一份電影劇本已經好好。」吳俊雄認定，黃霑的書房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大寶庫，決心要保育。十幾年的保育過程，在霑叔身上，吳俊雄經常有一種，從他身上「又遇到新事、新物，可以向外發放的興奮。」

3.7kg重的套書《保育黃霑》，甚至透視了香港流行文化發展、香港歷史另一切面。也是吳俊雄，又名梁款，一位香港流行文化粉絲與學者，及數代人成長的透視。

「香港人覺得自己屬於香港，對他產生一種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覺，其實是一個適逢其會，和相對地點滴自發的過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確立，流行文化推波助瀾不少。

跟吳俊雄上黃霑的一課

端：保育人的一生、或者以人為單位的保育，有別於以往「實體保育」，如文物、建築或空間的保育。十多年來《保育黃霑》的成書過程，你對「流行文化保育」有沒有新的體會和理解？

吳：以人為單位的保育很少，但未必完全沒有，但如此系統和規模，黃霑屬於比較突出。保育黃霑和保育皇都戲院有點接近，兩者都是流行文化，有別於天星皇后碼頭等殖民時代建築，它自有另一套較大的論述。皇都戲院或者黃霑，近年大家比較留意，如最初一開始講，在學院研究流行文化是一片荒地，你保育，歷史通常由皇宮開始，慢慢由巨宅、厲害家族的建築群，通常是硬件，大歷史，大人物。之後才落到小人物，小歷史，如娛樂歷史等，都不是最先被擺上檯面的東西。皇都和黃霑，表面上是戲子，不擺上檯面。

有人爭論，如果香港沒有黃霑，沒有鄧麗君，又是否香港呢？

因為香港離開皇朝很遠，重要的事情都不在皇宮，而是發生在街頭、流行事物上。出了這套書，更確定如果不通過黃霑（或製作流行文化的人），你是沒有辦法講到香港故事。

那是香港的邊緣故事，它是一個商埠，自覺做「細藝嘢」（小勞作），一班人在這裡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過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實業，穩紮穩打，搵食搵錢（討生活賺錢）；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覺，都放在文化娛樂，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標誌性人物，所以由他帶出香港故事，很適合。霑叔獨特之處，沒有一個人像他「多瓣數」。

端：與你曾經研究的歌神許冠傑，或其他流行文化的標誌性人物對比，黃霑有何代表性？更能透視到流行文化工業，甚至是香港故事？

吳：從流行文化的層面，阿Sam和霑叔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和黃霑的分別，一個靚仔，另一個唔係咁靚仔（笑）。阿Sam是一個明星，站在台前。台前也重要，當出現一個人，大家都喜歡，就變成投射的對象，他作為一代人的投射對象，你會想，如果好像他唱歌那麼好，就發達啦，好像他這麼靚仔就好啦！他是可以黏得住的象徵物。

霑叔不靚仔，但寫好多東西。這方面，阿Sam一輩子都不夠他來。霑叔在行內樣樣通曉，也在專欄記錄有關的事。全香港沒有一個演藝界的人，同時是專欄作家，而且寫了四十年，每日都寫，有時甚至寫幾個專欄。一篇寫風花雪月，另一篇就寫娛樂人物，總有一篇碰到行業發展。

這套書最重要的內容，都來自霑叔的專欄文章，四十年來，由1968年至2004年間，他把九成的剪報剪下來，並排好時序。而且由行內人講行內事，霑叔亦有知識份子退後一步的能力，不只講八卦事，也有好多觀察和反省，甚至回望行業發生什麼事。比起其他演藝人，他是更好的Storyteller。

那是香港的邊緣故事，它是一個商埠，自覺做「細藝嘢」（小勞作），一班人在這裡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過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實業，穩紮穩打，搵食搵錢（討生活賺錢）；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覺，都放在文化娛樂，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標誌性人物，所以由他帶出香港故事，很適合。

端：有別香港人對黃霑的普遍印象，如「鬼才」、「香港仔」等，你另外強調其「匠人」的特質。在他書房裡，你發現到什麼能突顯他這一面？

吳：只看他的書櫃，就知道他讀好多書，而且是這樣讀書，其底蘊是這樣浸淫。後來看他怎樣創作，匠人的感覺特別強烈。特別八十年代中，香港流行文化之前都是食老本，打天才波。到某階段一定不夠用。

霑叔會講，演唱會靠五光十色，靠換衫來吸引觀眾是不夠，例如法蘭·仙納杜拉來香港演唱，只靠一把靚聲融化你，為什麼不可以學人，一把靚聲，一支結他？他寫很多，理想的流行文化就是專注，下苦功，剔除無謂的枝節，精益求精地做上去。

後來看他的手稿，認定他就是匠人。電影配樂如《黃飛鴻》，老徐（徐克）給他25萬做配樂，但霑叔倒貼六萬，花了兩個多月，做了以前的電影人沒有做過的事，把一首古樂《將軍令》變成西洋流行曲，林子祥唱，花個幾月，找來二十多個《將軍令》版本鑽研。而且他有本事找來中樂團最Top演奏師黃安源拉二胡，中樂團配戴樂民的電子琴。他說，這是中國音樂其中一種現代化的方式。

端：你提到黃霑音樂上的嘗試和實驗。霑叔的博士論文有一部份研究中國音樂、上海國語時代曲、樂隊，以及粵劇文化等，如何影響香港粵語流行音樂發展。你如何看黃霑這種有前因、有脈絡的「香港性」？

吳：書展講座上，我約略講過，黃霑屬於「1.5代」香港人，一隻腳在第一代，另一隻腳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間，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1920、30年出生的人，自然與中國的關係千絲萬縷，如上海來的演藝人是他的師傳，他入到片場，就見到一班上海大師。即使是粵樂大師，如紅線女等，都來自省廣的，他其中一隻腳踩了在這些中華文化的養份。即使他讀喇沙，教會學校，最厲害也是中文科。教他中文那班人，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師，喜歡詩詞歌賦，喜歡翻譯，也是古文人。他的出身與中國文化脫不了關係。

但最特別，是他另一隻腳，踏在第二代，負責把第一代吸收的東西，轉化為第二代也聽得懂的東西。不再是用古文或四字成語「Sell畀」第二代的戰後嬰兒，他把古文意境變成地道語，廣東話。如他創作的廣告語，可口可樂的「認真好嘢！」，家計會的「兩個就夠曬數」或「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說他是香港仔，因為他說的話，香港人明。而且他時不時夾雜了第一代喜歡用的語言，如滄海一聲笑，很古意，但又簡潔、精煉和敏感。任何第二、三代的香港人也看得懂。

黃霑屬於「1.5代」香港人，一隻腳在第一代，另一隻腳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間，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上海來的演藝人是他的師傳，他入到片場，就見到一班上海大師。但最特別，是他另一隻腳，踏在第二代，負責把第一代吸收的東西，轉化為第二代也聽得懂的東西。

端：提到霑叔創作的廣告語，你曾說霑叔一生人唯一一份全職是廣告人，而廣告創作影響後來香港粵語流行音樂的面貌？你如何看霑叔這身份和創作的關係？

梁：那時廣告行業很特別，對於後來他們如何做流行文化，起了決定性作用。當時在廣告界，要頂住兩種勢力，一種「外來勢力」，如美國可口可樂廠，廣告語是「It’s a Real Thing.」，無得改，你諗你。特別當年，外國人對本地人從來都歧視，我是上級，你是下級。另一班他要頂住，是上海文人，當時廣告公司主筆，有經驗能力的廣告撰稿人多數上海來，他們喜歡古裝中文，廣告語一定用四字成語，如齒頰留香，畢生難忘等。初出道，霑叔要令兩班人同時Buy他。當時他年輕，未做過這行，花了好多力氣做成幾個大項目，如可口可樂，人頭馬干邑等。這對於後來他做流行文化，影響很大，一定要撇開八股，現代化，不用以前的「陳言死語」。

後來我和周梁淑儀（70年代任TVB助理總經理）談，在TVB叫人寫電視劇主題曲或者插曲，她提議，不如學黃霑那些廣告歌，本地，短小，口語化，不累贅。周梁本人最大的貢獻，是做了一堆《狂潮》、《家變》等長篇電視劇，徹底把電視劇的Landscape改變。以前仍是青宮殘夢，到了周梁年代，變成真正的香港電視劇，也配上香港式的歌聲。我們成日講，霑叔等人模塑香港一代的聲音，這些例子可以見到。

端：黃霑作為你與父輩之間的1.5代，你是1957年出世，霑叔大你16年，即你吸收1.5代人所發展和建立的香港文化和氛圍而成長，七十年代開始，你如何感受由這班人所製造的流行文化？

梁：香港人身份建立，流行文化是一大推波助瀾，有段時間，流行文化是二五仔，自己不喜歡粵語歌曲，也不喜歡粵語片，1970-1971年那時全港粵語片放映量是0。那時流行文化，背叛本土語言到那種程度。大家認為娛樂水平，英語最好，國語次之，粵語唔掂（不行）。甚至連粵語歌都未出世。直至1973年，戲院上映《七十二家房客》，第一套粵語電影，由TVB藝人用《歡樂今宵》的方法，在大銀幕放映，大家覺得好笑和親切。74年就是《鬼馬雙星》，許冠傑以粵語講故事，唱歌。霑叔在中間也推波助瀾，最初他主要寫國語，因為市場不要你粵語歌。75年後霑叔開始大量寫粵語歌，如《射雕英雄傳》、《狂潮》。最特別當然是《問我》，新浪潮第一套電影《跳灰》插曲。

霑叔的論文寫道，本來《問我》講自己，唱唱下，變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係我」，把當代本土香港人要對自己負責任這件事，釋放出來。他和他那代人，許冠傑、鄭國江、顧嘉輝等人，用粵語寫本地心情、現代心情，不再講掛住鄉下，而是「我係我，我係一個現代人。」

端：你當年有追星嗎？

吳：不是現在這種追星（笑）。買碟、睇戲、留意動態就有。我好喜歡阿Sam（許冠傑），他是歌影視跨媒體，最先看他是電視Gag show《雙星報喜》，每星期一次，之後再是電影《鬼馬雙星》，再買他的唱片。以後他每出一張唱片，我第一時間去買。70年代中，歌影視跨媒體成為香港主流，你一樣通，要瓣瓣通。上一代，你唱粵曲就唱一世，界線分明。當時由你最喜歡的東西，總結這些就等於香港啦！

霑叔等人做了這一堆我們很喜歡的東西，自然成為香港人決定性的元素，一定有「輝黃」（顧家輝、黃霑）的歌。那時我在英國讀書，經常琅琅上口，也是他們的歌。最香港的事，就是這些聲音和影像，所以身在英國，死也要去唐人街睇《半斤八兩》，午夜場花幾磅也要看。

端：霑叔97年在港大讀博士學位，旁聽你的課，你作為流行文化研究學者，霑叔作為行內人，也是你的研究對象，你們之間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爭論、誤讀或者對話？

吳：我們沒有爭論，是他教我東西，這樣說好似好假（笑）。我讀書多年，最不知道行內事，作為觀眾十幾年，觀眾角度我很熟悉；書，我好熟，英國伯明翰大學以至香港那班大師如何分析流行文化，瞭若指掌。但我沒有「製造流行文化」的現場感覺，霑叔最強是這方面，他前線經驗豐富到不得了，好多時坐下談天，他補充我好多思維的空隙，提醒我，事情不是這樣，也不只是這樣。

本來《問我》講自己，唱唱下，變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係我」，把當代本土香港人要對自己負責任這件事，釋放出來。他和他那代人，許冠傑、鄭國江、顧嘉輝等人，用粵語寫本地心情、現代心情，不再講掛住鄉下，而是「我係我，我係一個現代人。」

最深刻一次，電影《黃飛鴻》徐克拍李連杰，他刻意用低角度拍李連杰，課堂上我說，代表偉大的巨人幫中國人打出一條血路。霑叔皺眉頭說，出來飲茶，傾傾。他說拍攝時他在現場，低角度只因為李連杰拍上一場打鬥，打到腳斷了，根本拍不到下身。只可以用低角度拍，「你分析的角度是錯的。」

我當然可以反駁他，即使李連杰不斷腳，徐克都會選擇這種鏡頭，因你要拍個偉人，一定這樣拍；有時不是創作者的企圖可以解釋云云。但他所說的，好入到我肉，我不知道現場的「意外」。而流行文化的主旨，就是意外，特別香港流行文化，拍攝現場飛紙仔，根本好少Storyboard，臨場又會改。演員沒到，找另一個演員來做，如《天蠶變》，連主演都變成另一個人。

這種臨場、意外、即興、碰撞，快快地一班人做出來，用所有的文化理論，好難解釋到，但香港流行文化有一大段時間是這樣做出來。李連杰之事還可以爭論，但香港流行文化的意外性，我讀沒有一本書講到這東西，是徹底盲點。他真的是我老師。

端：花了十六年時間，《保育黃霑》出版了，可以談談整個團隊的組成和分工？下一步是？

吳：團隊是自由組合。過程中出現什麼項目，熟悉項目的朋友就走在一起。最初復修的階段，最多人參與。因為你需要整理眼前的一堆物件，否則走不下去。我自己讀社會學，書蟲一名，連復修一張紙也不懂。那時找了在博物館、資料館專家，有四至五人加入，主力做保育復修，連我一共七、八人，用半年時間盤點物件，做最基本的保養保存。後來我們選取部分遺物，在香港大學鄧志昂樓辦了三天的展覽，叫「霑叔讀書的日子」，對世人說，我們找到一堆東西，需要做點什麼。這十幾年，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十幾二十人在黃霑書房的大雨傘之下工作過。最多時候是三人工作，我和另外兩個，一個聘請，另一個志願，他們都喜歡流行文化。三人不時做圍讀，手執霑叔的手稿和文章、書信，讀完再讀，在當中找到個主題，再記錄下來。

黃霑還有好多東西未發表，如Failed Project，他試了好多自己覺得不見得人的東西；另外，還有黃霑的色情文化，這次完全沒有碰到。他那本《不文集》，年年有人問，會否再出版，我會回答他，《不文集》不是一本書，而是前前後後一大堆他所寫過的性文章，《不文集》只是其中一個旗檻出品。他其他很學究地探討「性」。在明報周刊出，一邊是專欄「不文集」，咸濕笑話，但你翻過一頁，另一邊是「性的歡樂」，另一個專欄，好正常地談「性是人天生的東西」，為什麼要怕而不追尋？如果做黃霑的性，表面是不文集，裡面還有好多其他內容。

端：讀過你明報訪問導演莊澄，你問了他三條問題作結，他說好難回答。我嘗試換少少字眼，也問你：黃霑是什麼？香港是什麼？人生是什麼？

吳：黃霑是什麼？黃霑是朋友，他是我面對面，認識的朋友，而且他也是香港人的朋友。這說法好似好濫，但他就是有此特質，我們不會講顧家輝是香港人的朋友。但他是。因為他親民，Approachable，是文人但不文，可以講粗口，講完無件事，「有咩咁大把啫？」他這種態度令他可以跨越不同的界，令他來往自如，沒有什麼架子，沒有什麼顧忌。他也做了好多香港人記憶深嵌的東西，如《問我》。

香港是什麼？香港是一個常變的地方，變幻原是永恆。整個戰後歷史，香港不斷變，每十年變一次，書冊第五本「黃霑年輪」，本想做他的生平，做做下，變成香港的生平。發覺每十年，香港就出現好不一樣面貌的東西。如果要總結香港，它就是不斷變動中的群體，每一期都有新挑戰。所以要特別留意，幫我們解決和面對挑戰的人，如何把香港變得更好，所以我常強調，1.5代、2.5代的香港人。他們在版塊變動間，Set了好多階模，由古代香港變成現代香港，靠他們寫了不同的歌，拍了不同的電影，令我們覺得下一個階段應該這樣走下去。

人生是什麼？人生就是在不斷變動中，擁抱著永恆。在香港很感受到此事，特別近這幾年，如何和相親相愛的人，企好，擁抱著永恆，就是人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