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人們重新檢視日常，思考怎樣突破限制去開創新局。落到香港電影行業裡也如此。需知香港影視產業本就面臨多重困局，積存不少如人才流失、斷層或工資爭議等結構性難題；需待解決；近一年來社會情況有變，不少影片更遇上審批、製作及發行的難關；加之疫情反覆，政府三度勒令戲院停業，累計長達163 天之久，即使如今容許有條件復業，也有多項營業規定帶來隱憂。
拍製到放映皆困難，年度上映的電影大幅度延期，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更宣布延至2022年舉行，首度將兩年併為一屆。這些都可見香港電影業在時代亂局中承受的考驗，相較名人大腕較易獲外界關注，幕後工作者的辛酸卻較難為人看見。
行外人未必清楚，在香港，電影行規多是開戲才組隊，當影片撤檔、戲院關閉、劇組停工，牽一髮動全身，不少散工制及無固定收入的電影人，縱各有專長在過去的一年多也無用武之地，紛紛陷入失業或需轉行維生的境況，苦是自己知，痛卻不足外道。人稱香港電影「道具全」的資深道具師全哥，也曾在疫期面臨這樣的境況。
全哥本名張偉全，曾參與杜琪峯（杜sir）的《樹大招風》、《神探》、林嶺東《迷城》、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及《英雄本色》、《A計劃》等大作，而今，他坐在觀塘道具房內，不徐不疾、不卑不亢的講述自己多年道具師經驗，也當作經歷時代風潮而略盡綿力，為同業精神上打氣。
「我相信電影是『人』的行業，群體力量非常重要。如果繼續一齊做、一齊試，就算幾艱難也好，或者都會做到幾多有幾多，慢慢行出方向。」
道具領班的自我修養
「未來怎麼變化？大局的事，無人可以說得準；人微言輕，不敢說怎樣幫人。但我回想入行至今，開心過、辛苦過；離開過、回來過。起落之間，發現『有挑戰、考執生（考驗靈活變通）』是電影行業特別好玩、有滿足感、也叫人捨不得離去的原因。」
從業多年，全哥既要處理個人生計，也得照料行業手足，難免有疲憊和懊惱，但他倒無怨懟。參與過那麼多大製作，算是久經「道具」職涯的高壓力訓練，行業內人都知他慣於一派安然地回應眼前困局，可見內斂與沉實。「靜看風雲變」的態度是不知不覺間養成的。他談起疫情期間行業慘淡的面對也是這樣：
「當刻，我沒能力講偉大的道理、必然的承諾，只是有時也會想：個人位置之上，會不會也可盡力做一點事？我相信電影是『人』的行業，群體力量非常重要。如果有一個人、兩個人或更多人繼續一齊做、一齊試，就算幾艱難也好，或者都會做到幾多有幾多，慢慢行出方向吧？」
「學藝有專攻當然好，但拍戲更講求廣泛的知識。我們做道具的可以有專長，但最好對燒焊、油漆、水電、木工等項目，樣樣有基本認知，以備不時之需。」
其實，每當談及「電影美術」，媒體或公眾都喜以「無中生有」，讚頌負責視覺部分的電影美術及服裝人員如「魔法師」，可憑天馬行空的妙想奇思，還有廣及美藝、人文、時尚及歷史等豐富知識，塑造出或寫實、或奇幻、或詭秘的影像世界。惟以上理解，僅說出事實的一部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過程，實際還牽涉很多執行的考量。
「電影場景」牽涉實景拍攝、實景中搭景、全搭景及結合虛擬的場景等類型，怎樣因應文本的描述，具體建設可供演員放心及安全地演戲的空間，或讓場景、道具呈現應有質感與功能，像古裝片、時代片需將空間或物件「造舊」帶出歲月痕跡，或動作片要為用品「造假」，需預備爆破用的強化玻璃器具，或死傷場口、驚慄場口，要製造假血模擬傷亡狀態等，從大局到細節都講求精準和嚴密的設計，絕非三言兩語可「變」出來。再者，香港電影的製作通常預算緊絀，拍攝時間又趕急，加上現場總是突發事件不斷，非常考臨場的溝通與情商（EQ）。
如此形勢，道具無法不擔當一個「將浮想飄到宇宙遠的太空船帶回地球」的角色，按照各單位的美感要求與實際情況，從中拿捏平衡及溝通，從而製作配合戲劇需要之物，並以強大心理質素應付無論預備多充足，仍存在於拍攝期間的「爆鑊」（出現問題）事件。感性與理性之間，永遠走在鋼索之上。
「電影重視合作，美術與道具關係相輔相成。」全哥客觀解說，「好多美術的創意和學識，我都好欣賞和尊敬，於視覺和美學範疇，他們是『大腦』引導美術及道具部門前進。但電影創作與拍製，從『0至100』中，他們提出『0至50』的想像，我們則有『50至100』的責任，協力執行或調整想法。」縱然電影的時間觀及動態應用不等同現實，可藉由不同攝影或剪接技巧，交代人物、時空或情節發展，行內人也戲說拍戲如「掩眼術」，好些施工程序或格局，模擬真實中卻不像裝修或建築工程，但這可不代表手法上可隨便應付了事。
「學藝有專攻當然好，但拍戲更講求廣泛的知識。我們做道具的可以有專長，但最好對燒焊、油漆、水電、木工等項目，樣樣有基本認知，以備不時之需。」相對合拍片可能人手較多、分工較專門，香港本地電影製作通常資源有限，一部戲的道具領班僅有幾位陳設及跟場道具輪更，「爆獲」起來，連領班本人也得落場。全哥就試過拍某部戲，臨場加拍主角坐監，他跟手足急需從廠中找一套監房倉門來置景；遇到愛考急才的導演如杜Sir，更得打醒十萬分精神，事先查清楚方圓十里的家品店、油漆店、燈店或餐飲店位置，恐防他突然「考牌」加場口、增刪道具，全哥和手足就試過腦筋急轉彎，到處問街坊借洗碗盆及杯具等，「次次一額汗，但導演滿意，會有成功感。」
「次次一額汗，但導演滿意，會有成功感。別介意什麼階級、組別，如果大家想為件事好，理應朝行之有效的方向去做。」
逆境中體會人情
雖則全哥視「執生」為電影人必備能力之一，但他強調理想之下，部門之間還是應做通盤打算，爭取更順暢、互信的工作環境。「我們是粗人或工匠，創意沒美術強大，多數負責配合和執行，可是不可看輕此任務。舊時代，可能部門傾向你有你打燈、我有我置景、他有他擺機位，好多時落現場或Roll機（機器開始運轉），才發現不妥當要改。要改，總改到，但費時失事嘛。許可的話，我始終主張事前多溝通、求共識。例如發現開門方向不順，影響演員做戲的步驟，就一起傾（商量）應否重設位置；房間太細，放不進機位，可討論是否做可換『片』的牆身；若現場有燈光師打的燈，可夾（配合）清楚是否仍要補室內光源，或場景要否要補蓋頂？諸如此類，盡量多發問、多討論，別介意什麼階級、組別，如果大家想為件事好，理應朝行之有效的方向去做。」
肺腑之言，不是一般老生常談，而是源於全哥親身體驗。不知你可有印象，2018年香港發生過一宗電影行業「案件」：道具領班因管有一箱曾使用於電影《樹大招風》的戲用道具銀紙（內藏9996張1000港元，紙上印有「道具」、「Props」字樣），並將之外借給同業拍攝短片，遭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探員檢控，並於翌日再於其道具房中，搜出21箱共計22.3萬張不同幣種的道具鈔票，後一度被裁定「保管偽製紙幣」罪成，再經上訴得直推翻裁決。當時誤墮法網的人，就是全哥。
事隔多年，重提當日此事，全哥語氣仍肉緊（不忿），也見無奈，「起初顧律師（辯方大律師顧佩芳）講過案件好難打、無得打，法官也不信我做了十幾年，都不知道條例。坦白說，我做道具，一介粗人、純粹拍戲養家，對某些法例和條文真的不熟悉，入行至今亦無規矩可循，多數跟前輩觀摩、學習，再照做事，沒有想刻意犯規。直到被提告，才發現申請或監管有一定要求，但又欠政府清晰指引，某程度都擔心不知怎麼辦。」
為人處世求正直的全哥，最介懷非個人榮辱，而是憂心立案後開先例，對行業帶來影響，也怕子女被白眼以為其父做不正當職業，「明明我只是拍戲！」不平則鳴的他堅決上訴，那怕花近七位數打官司，也要為自己討清白。大概是素來的作風秉直，讓同業震驚之餘，也決心幫他一把，當時不只導演、同業友好私下關心，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及電影美術學會等11個組織亦發表公開聲明作支持，前者更協助支付上訴款項，助其解決財政壓力。
「人生比電影還妙。」
工作還是得尋找意義
「看同業為我的案件東奔西撲、查詢不同法律意見，又不停跟政府和警方資，非常感激大家付出的時間和專業。」全哥深深呼出一口氣，「我的案件完了，可是後續有關這類道具的應用準則，未完全解決。例如日後使用道具港幣須向金管局提出申請，外幣則向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組申請，然後道具鈔要與真鈔要用哪些尺寸、圖案怎調節，或租借用品和場地條文等，坦有新要求或灰色地帶。每個會之間、或業界與政府之間，未完全有一致定案。」
「但繁複的磋商和研究，不是毫無意義。是次經歷，讓我體會資訊交流、團隊連結多重要。像現時有香港電影道具同業協會，即使未必全面解決所有業界問題，但起碼有些許準則可依，像中秋放假放幾耐（多久）、放邊日（什麼日期），不用像以前嘈餐飽（大吵一頓），可以有明目、心平氣和傾談清楚，好好協調及保障。」全哥說罷，讓人想起去年中，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曾聯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及十家電影公司發起「香港電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計劃」，為業內人士提供的支援基金；近月，部份那期間拍攝的抗疫影片亦陸續上映，有沒有作品的質素屬後話，起碼算助基層紓解燃眉之急。
「疫境全行難捱之下，我還想留守這行業，就是多得上述的人緣與際遇。」全哥笑着回憶，年輕自知不夠英俊瀟灑、讀書也無心得，談不上有何特別人生志願，於汕頭出世、1974年隨家人來港，在橫頭磡徙置區長大的歲月，跟多數少年無疑，都是通街走、通山跑，有工打工賺錢、無工開就放假，「電影」是什麼？壓根兒沒想過。「18歲經朋友介紹入行，跟《奇蹟》（1989年，成龍及梅艷芳主演）劇組做跟場道具，幾得意（很好玩）、幾過癮。當時市道旺，嘩，總是日接夜、夜接日，屋企都回不切（都來不及回家），在車裡眠一眠，轉頭又開工。」
偏偏好景卻留不住全哥，「我反問：為何做到這麼辛苦？以前隨便一份工，開貨Van（貨車）都一千蚊（元）一日，葵涌去西環，一程都一百幾十蚊，講緊（說的是）三十年前。但拍戲又OT（加班）又污糟，又見不到家人，只搵二百幾蚊日？不想這樣捱，沒意思。」他沒有糾結，就轉行開茶餐廳、成家立室過平穩生活。全哥沒想到，34歲那年，命運竟將他拉回電影圈，「幾巧合，當時餐廳做不下去，恰好香港爆發沙士（Sars），影圈開抗疫片救亡，朋友缺人，就找我埋班（一起加入），我想賺錢之餘，叫幫到人，算有意思。」
更料不到，全哥一做，竟又做到現在，還巧合遇上另一次疫症關口，「人生比電影還妙！」離開再回來，從跟場變成領班，閱歷豐富了、責任沉重了，他愈來愈清晰想追求什麼，「人以群分，我好彩（幸運），遇上好多好夥伴，互相激勵和成長。以前市道太好、開戲太易，坦白說人人搵錢行先（賺錢最重要），有時不能要求太多；現在市道下滑，開戲艱難，大家反而懂珍惜，加上科技新穎、挑戰新鮮，一班人度橋（想橋段）、討論，又更認真、更有趣。像我都喜歡跟場，看CG手足講解新知，一路做、一路仍有新吸收，是我享受的，尤其見大家進步，都會驅使自己想做更好。」
「以前開戲，試過遷就價錢或時間，大家寧願捨難取易，從泰國等做好道具運過來。我好心痛，明明香港道具做到，怎麼不信自己？凡事不親力親為，別說人家對你失望，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讓我們與年輕人同行
不像某些前輩留戀昔日威水史（威風史），全哥頗為樂意跟年輕導演和美術互動，同步探索及實驗想像，「跟杜Sir、阿Ann（許鞍華）等大導演合作，固然難得和開心，他們培訓紮實、實戰資歷深，對大場面的調度及大格局的掌握，好厲害，由置景到跟場都汲取到寶貴知識，有助拓闊視野和思維。不過，我從不看輕新一代，他們生於這時代，或者經驗少、資源不夠，作品題材和內容會受局限。像不夠戲開，但ViuTV多劇集、或不同平台有短片，甚至學生作品，讓他們的拍攝經驗和手法，跟上幾代人或有不同。但這也可以有學習，最緊要是我覺得他們有團火和熱心，都想幫一把。這無關前輩與否，純粹我後生過，也受過好人教導和幫助，如今叫做有些資源和能力，可不出分力？」
例如入圍金馬五十七屆的《手捲煙》中，全哥看美術張兆康與團隊給新晉導演陳健朗，為一幕長鏡頭所造的空間設計，「佈局已不錯，我再就燈光給點意見，問他們會否考慮用LED光管變化色溫？可行就一起試，出來質感，大家都滿意，也開心。」又例如，他跟美術蔡慧妍飛往布達佩斯拍《黃金兄弟》，「未試過咁（那樣）辛苦！當時遇到一班不專業、當你『水魚』（傻瓜）的匈牙利設計公司、美術和道具，夠膽死用膠板扮不鏽鋼，全部報價又食水深（騙錢）！我們嬲得來想爭氣（雖然生氣又想爭口氣），於是頂硬上瘋狂趕工、人生路不熟都挨家挨戶，用盡方法四圍搵料（四處找材料），用八日搭差館景（警察局景）！回香港後，又做了一組電車車殼，拍攝加火等特效。當中壓力和辛勞，不足為外人道，但超滿足，甚至是入行至今讓我最肯定自己愛電影、最激起熱血的作品！因為它對得起團隊，也對得住自己。」
「哪怕環境不好，大家都會想團結、有意志一起衝刺。」
做戲做人，無非為爭一口氣
不管貧或富、順或逆，拍戲或做人，全哥認為都要「爭氣」。「以前開戲，試過遷就價錢或時間，大家寧願捨難取易，從泰國等做好道具運過來。我好心痛，明明香港道具做到，怎麼不信自己？凡事不親力親為，別說人家對你失望，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無論要不要工作，全哥都喜歡回道具房，跟同業開會也好、閒聊也好，或獨個兒思考也好，自我提醒別停下來，「想到業界流失率高，道具青黃不接，我很重視人和承傳，於是近年多請了年輕人來學藝，過程不會指明要他們學什麼，只想他們先感受和嘗試，看喜歡那一範疇，你手藝好，就攻手藝；你叻（擅長）溝通，去跟現場；對道具無興趣，喜歡寫劇本，就轉其他組。」
「我有要求阿仔（兒子）來學師，不是想他子承父業，反而他試完不喜歡，千萬別入行，不要勉強。為任何事下決定前，前題你一定要親身試過，別人云亦云或憑空想像，『以為』喜歡、『以為』會驚，不經驗證的決定，是抵不住時間和現實考驗的。」全哥特別提醒，「若然你想做，又要怎樣？別怕經驗淺，最緊要有心機、願發問、愛思考、肯上進，態度才是跟你一世。你有態度，去哪個崗位，所散發的氣場、能量都會影響同伴，並反饋給自己。你低沉，整個部門低沉，你有活力，整個部門有活力，哪怕環境不好，大家都會想團結、有意志一起衝刺。」
全哥這樣的人物就是行業的基石。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香港電影加油💪
住住都係幕後功臣默默撐起香港
而政權卻是愈來愈不堪
樸實，直接，真實，專注，感謝這篇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