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養的女孩：七年，三個家庭，誰是我的親生父母？

8歲的蘇衡有一個小行李箱，放著「如果明天立馬走，一定要帶的東西」。每晚睡覺，她還會把小錢包用繩子串起來掛在脖子上，錢包裏裝滿過年收到的壓歲錢，「害怕突然被叫起來就要走。」

蘇衡前12年的人生經歷了四次轉移。1996年，出生僅一個月，她就被送到鄰近縣城的遠房親戚家寄養。到了讀幼兒園的年紀，「爸媽」把她送去一個「叔叔阿姨」家生活。那時的蘇衡不知道，「叔叔阿姨」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小學一年級，她被匆忙送到安徽的大姨家。初中，又再次回到親生父母家。

她是中國長達4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許」出生的二孩。為避免身世暴露，和蘇衡一樣的女孩們在成長過程中輾轉多個家庭，並用盡全力消化由此帶來的迷惘、不安、憤怒和恨意。

「這不是一場感冒說痊癒了就好了，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傷害。就好像一個人突然斷了一隻手，那段時間他很傷心，但是後面他還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你問他現在想開了嗎？手臂好了嗎？還是好不了的」。十多年後，談起那段經歷，蘇衡用了四個字——「陰影一樣」。

錯位的童年

三四歲時，蘇衡被寄養的家庭送回親生父母家。大她五歲的姐姐蘇雲最開始也不知道這個「跟屁蟲」是親妹妹。她在日記裏寫：這個表妹一直住在家裏，很煩人。「表妹」黑黑瘦瘦小小，「挺內向的」，把媽媽叫作「阿姨」。

後來爸媽告訴蘇雲，這是不能告訴別人的、要藏好的「親妹妹」。蘇雲沒多想，覺得家裏有一個小朋友「可以使喚」挺好的，讓妹妹每天去媽媽開的雜貨店裏拿兩個雞蛋和一瓶AD鈣奶回家。

年幼的蘇衡並不知道自己住在親生父母家。有一次爸爸被火燒傷，姐姐蘇雲開始哭，蘇衡不知道為什麼要哭，「反正我看她哭我也就哭了」。

和蘇衡一樣，范寧的童年也是「稀里糊塗」的。她生於廣東惠州，自小被寄養在大姨家。雖然大姨對外總會說她「是幫別人帶的」，但范寧認定大姨、姨丈就是親生爸媽。大姨告訴她，因為家裏已有一個姐姐，計劃生育抓得嚴，不能讓別人知道范寧是他們生的。聽多了這話，范寧感到很鬱悶，「我跑去問我媽（大姨），憑什麼就說我是幫別人帶的，不能說我姐是幫別人帶的？」大人們都笑了。

范寧不知道對自己格外親近的「小姨、姨丈」才是親生父母。「小姨」和「姨丈」每週都會拿一個印著紅綠花紋的保溫瓶來家裏，倒出冬蟲夏草煲雞湯或燕窩給她喝，偶爾也會給范寧買來兩件新衣服。

「每年生日也都是兩家人一起給我過的」，范寧穿著裙子坐在放蛋糕的玻璃桌子前，兩家人一起拍手給她唱生日快樂歌，「從小就這樣，你沒有對比，你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和親生父母一起的生活持續到蘇衡小學一年級的期末考前夜。舅舅哄蘇衡說帶她出去玩，連夜開摩托車到溫州，又換乘火車，她在深夜的火車上睡著了，第二天就到了安徽。蘇衡惦記期末考，沒見過幾面的大姨卻告訴她以後要在這裏生活了。怕人追查，她被告知要把大姨叫作「大姑」。蘇衡聽後一直哭一直鬧，有次還自己跑出去，大姨在背後追，不小心崴到腳。蘇衡回頭看到大姨，停下來，跟著大姨回家了。

在安徽，每次打架，孩子們都會說「滾回你的江蘇去」。其實她是浙江人，只是名字裏有一個「蘇」字。有次她把一個小男孩的臉抓出了幾道紅痕，男孩的爸媽和姐姐找過來，爸爸一巴掌打在男孩臉上，嘴裏說的卻是「你怎麼能和這樣的野種玩」——蘇衡至今記得這句話。男孩的姐姐指著蘇衡的鼻子罵，不斷冒出「野種」、「野孩子」這樣的詞。蘇衡覺得很無助，眼淚噼哩啪啦往下掉，只能躲到單元樓裏哭。

後來大姨的兒子經常給蘇衡彈吉他、講故事，又陪她玩。胖胖的、說話苦口婆心的大姨也讓她感到親近。慢慢地蘇衡不再想跑了，但她仍強烈缺乏安全感。在那個隨時可以帶走的行李箱裏，放著幾個單價五元錢的芭比娃娃和幾件娃娃的衣服。娃娃是她自己攢下的零花錢買的，她每次幫姨丈買醋，都能得到一、兩元錢。衣服是她用裁縫店淘來的碎布頭做的，她小時候幫大姨穿針，在旁學會了做針線。此外，行李箱還裝著一些她的衣服，嚴格來說，這些衣服屬於蘇衡的侄子、也就是大姨的孫子——他比蘇衡大一歲，把穿過的舊衣分了一些給蘇衡穿。

十多年後，蘇衡才知道，那次連夜轉移事發於父親職場的一次「勾心鬥角」。蘇衡的父親退伍之後在體制內的一家醫院工作，「想搞他」的同事舉報蘇衡家超生。收到風聲的父母只能趕快把蘇衡送走。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讓她再回家。

計劃生育政策下的舉報與搜查，打亂了蘇衡和范寧的童年乃至整個人生，也讓像王玉蓮這樣的母親，不得不忍受送走親生骨肉的痛。

沒有「准生證」的女兒

24天——王玉蓮清楚記得這個數字，那是女兒出生後在她身邊待的天數。

那是1995年，王玉蓮懷著二女兒。她說那時計劃生育執行很嚴格，在浙江農村，她總聽到抓人的故事。「有人被拉去結紮，家裏房頂被人掀了，家裏的東西被人搬了，老婆抓不到，把她老公抓去，還要罰款」。

整個孕期就是逃和躲。「嚇死人了。」每次聽說要抓人，大著肚子的王玉蓮就躲到老家、沒人住的空房和鴨棚裏。因為這個孩子「不是計劃內的」，沒有准生證。

准生證

沒有准生證的孩子不屬於「合法生育」，不能去醫院生。王玉蓮提前找好一位民間產婆。偏巧在她生產前一天，計生人員查到這個產婆，搬走產床，罰了七千元。第二天夜裏兩點，王玉蓮腹痛。家人用大篷車載著她從鄉下跑到城裏，產婆的老公出來說了聲「人不在家」，再按門鈴也不開門。

凌晨三點，王玉蓮和母親、妹妹以及鄰居大姨四個人站在馬路中間哭。那是寒冬1月，王玉蓮裹著棉襖，肚子已經疼到站不住，妹妹和大姨兩人各架著她一邊胳膊才勉強站著。王玉蓮想：「計劃生育啊，醫院肯定會把孩子打掉，人家都說會打一個針進去，小孩就死掉了，但是生在馬路上怎麼辦，難產就完了。」

凌晨四點左右，一個騎三輪車的師傅聽到哭聲尋過來：「你們別哭，是不是生小孩啊？我帶你們去」。師傅載她們到一個民間接生婆家。那是一個菜場，樓下是店舖，樓上是民房。接生婆叮囑王玉蓮一家不要出聲，不然會被人發現。樓梯是竹子做的，很窄。下面的人推，上面的拉，王玉蓮艱難地上了樓。

生產中，王玉蓮一直忍住不發出太大聲音，「為了孩子，要活命啊」。凌晨五點，女兒出生了，「臉胖胖的，九斤多」。女兒在身邊養了24天便被送去寄養，王玉蓮記得送走前她「頭髮很濃密」。

「不是計劃生育根本不會送出去的，因為還要吃奶」。王玉蓮每日提心吊膽，她又說了一次「嚇死人」。寄養費每月500元，奶粉錢另算。

想女兒時，王玉蓮就會帶著奶粉去看她，再抱一會兒，但只能待一會兒，「村子裏人很多，怕人家會認到」。

女兒自小體弱多病，一病就會被寄養的人抱回外婆家，前後換了好幾戶人家。家裏人猜測可能是沒打疫苗或沒喝夠母乳。在中國，新生兒可以免費接種例如卡介苗、百日破、乙肝等「免疫規劃」內的疫苗。因為是「非法生育」，王玉蓮的女兒沒打疫苗。

女兒三歲時，小姨家開了一個幼兒園，王玉蓮藉機把女兒接回來。剛回家時，女兒盯著王玉蓮不講話，「眼睛看看，她不敢叫媽媽，認生」。

女兒出生後就沒戶口，是個「黑戶」，直到碰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好也準備要上小學了，才登進去。「普查就是人生落地了。」因為弟弟夫婦一直沒有小孩，外婆做主把玉蓮女兒的戶口登到弟弟名下，「民間有說法，很久不生育了，有個小孩了很快就能再生一個」。後來弟弟再婚，生了兩個女兒，戶口登不進去，親生父親從國外回來做了親子鑑定，才把玉蓮女兒的戶口移出來。

在2010年進行的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發現全國有1300萬人沒有戶口，也就是說大約每100個中國人裏就有1個是「黑戶」。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萬海遠的調查，這個數字可能更高。沒有戶口的1300萬人中，大約有780萬屬於超生人員，他們大多是女性，主要在農村。萬海遠指，男性在農村的地位顯著更高，去派出所主動登記男嬰戶口的意願更高。

如果沒有玉蓮弟弟這樣湊巧的情況，超生家庭為了給孩子上戶口，大多只能繳納「社會撫養費」。蘇衡家找了關係，把戶口落在阿姨家。如今在香港讀博士的范寧，是爸媽「認識派出所的人」，做了一本假戶口本上小學。

社會撫養費

范寧的父親是國企公職人員，生二胎就要丟工作。媽媽懷她時一直正常上班，預產期正好碰上國慶假期，前後多休了幾天假，用來生產和坐月子，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范寧直到中學才換到真的戶口本，登在姑姑名下，關係寫的姪女。

「計劃生育為什麼能限制一個人的生育權，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長大後的范寧問道，「這個政策完全構造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因此不能跟自己親生父母一起生活」。

被寄養的女孩們發現，長大後，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生活，變成了一件彆扭、甚至傷痛的事。

我是誰的女兒？

范寧小學升初中時，老師讓她們填檔案資料。大姨和范寧說以後要換一個名字，讓范寧納悶的是，自己既不跟「爸爸」、也不跟「媽媽」姓。

一段兒時的記憶不知怎麼浮現出來。五六歲時，范寧跟著大姨去工作的地方，同事問大姨，「她多久見一次親生父母？」大姨說：「她不知道這個事情」。范寧當時感到疑惑，但也沒深想。如今再回想起來，越來越覺得親生父母可能另有他人。

「為什麼我不是我爸媽的女兒，那我是誰的女兒？」那段時間，她常常夜裏躺在床上哭，「一方面很想知道，一方面又害怕有一天會失去現在的父母。」

後來，大姨和親生父母搬到一個小區住，兩家來往更密切了。親生父親（小姨丈）和她說，「要經常來這邊玩，可以把這裏當作你的家」。范寧想起改名後自己的姓和「小姨丈」的一樣，所有線索終於串在了一起。

她曾經想過，等大人們把這件事說出來，她一定要大發脾氣。「這樣的事從來沒有人要好好跟我談，安排我的人生從來沒問過我願不願意。」

但大姨一家亦或親生父母，從來都沒有和范寧捅破這層紙。搬家之後，兩家人似乎默認范寧知道了真相。「就很搞笑，這個家裏從沒有人問我知不知道，一切就是暗流湧動」。

只有那麼一次。那時范寧在讀寄宿高中，親生父親每週日會開車送她去學校，大多時候都很沈默。但那天，車快到學校了，父親突然自言自語，說大姨丈第一份工作被辭退下崗，做生意也沒成功、一直在打零工，生活比較困難。「這樣還一直幫我帶你這麼多年，把你當女兒一樣看，真的很感謝你大姨丈」。范寧坐在後座，看不到父親的表情，她「有點感動，又有點不爽」，覺得接話自己就會哭，於是一句話也沒有接。

和親生父母的關係令范寧和蘇衡感到不自在。初中之後，蘇衡也再次從安徽被接回親生父母家。最開始，爸媽的稱呼是缺失的，「就不叫，有事就說事，回避這個。」那時大姨姨丈為了讓蘇衡適應生活，陪她住了半年左右。她說自己「對父母抱有仇視」，只要大姨姨丈不在，「用我姐的話來說，臉臭的就好像別人欠了我500萬」。媽媽想要撫摸她的背，蘇衡都會躲開，非常抗拒和父母接觸，「不像我姐姐會抱著我爸爸手臂撒嬌」。

范寧身上也有同樣的抵觸。大二下學期，親生父母告訴她一家人要一起搬去新家，但范寧並不想離開。在她初中寫的小說裏，她給有著相似經歷的女主角安排的情節也是——不願意離開現在生活的家庭。但現實中的范寧沒有表達過任何不願意。「感覺沒辦法拒絕這個事，沒辦法說出口」。她說自己成長在很傳統的中國式家庭，父母和大姨姨丈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姐姐們都比范寧大十幾歲。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裏，「很難跟他們談感覺有點敏感的話題，或者說內心的感受」。

但范寧依賴並信任大姨和姨丈。大姨丈很瘦，有副「一看就知道是廣東男人」的長相，總穿著polo衫，沈默，但對小孩子特別好。大姨丈在范寧小時候要從惠州坐車到深圳工作。每個週末大姨丈離開時，范寧都會哭，再跟著車跑一段路，直到追不上。范寧和大姨也親。從小學到中學，幾乎每天晚飯後，她都會和大姨在一個有很多青蛙的窪地旁散步。她什麼事情都會和大姨講，因為大姨瞭解她。

在鄰近搬家的一天下午，范寧和大姨、大姐姐坐在一起喝茶閒聊，姨丈一個人沈默地坐在客廳角落。范寧突然說，我好不想走。大姨馬上說，那你就別走，你跟他們說你不想搬。說完之後，兩個人對視著笑了，誰都沒再接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艱難的融入

搬家那天，大姐姐（大姨的女兒）把隨身的玩偶送給了范寧，她帶著很大的玩偶豬搬到親生父母家，但還是留了很多物品在大姨家，「他們每年都催我趕緊把東西拿走，我就當沒聽見」。她覺得如果東西全搬走了，在那個家生活過的痕跡就少了。

融入新家的過程充滿不適。媽媽能清楚記得親姐姐吃東西的喜好，卻會忘記范寧不吃番茄。有時媽媽買了番茄，做飯時才想起來，於是放下不煮。「有時就會有一些矯情的想法，如果我不吃的東西也很多的話，我就會比較容易被記住」。

過節，范寧一家總會去一家叫西湖賓館的餐廳吃飯。每次親姐姐都會說起以前父親工作很忙，媽媽帶自己來這裏吃飯，總愛點生炒牛肉飯。「那時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只屬於她們的回憶，和我沒太大關係，會突然意識到我姐是跟他們一起長大的，我不是」。

范寧覺得自己和媽媽相處很客氣，很少吵架，但親姐姐和媽媽就會吵，「大概是我姐覺得和家裏人有什麼好在意的，吵就吵。而我和他們還不算很熟，我怕他們覺得我太小氣」。

和蘇衡一樣，范寧剛回到親生父母家時，稱呼也是缺失的。「再叫小姨和姨丈肯定不合適，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叫爸媽」。她說家鄉話的爸媽永遠是留給大姨姨丈的。直到范寧的姐姐們生了小孩，家裏開始流行和新生兒講普通話，她才能用普通話叫出爸媽，「就不會覺得像是替代了某一個人」。

一次叫親生母親「媽媽」的經歷留在范寧心裏。那時她和親姐姐還有媽媽坐在一起說話，姐姐很自然用普通話叫了媽，范寧說著說著也跟著叫了媽，「突然間腦子有點醒過來，意識到轉變了」。媽媽也沒說什麼。「我覺得我的整個人生一直都在這種很含糊的狀態裏，很自然一樣就都過去了」。

蘇衡也是在經歷了一件事後才改口叫爸媽。那是2009年甲型H1N1病毒流行時，讀寄宿初中的蘇衡發燒到40多度，在宿舍戴著口罩睡了一晚。第二天，父親開車到當時綠皮火車要坐兩個小時的學校接她回家，一直照顧她。「那時才覺得心裏比較堅硬的東西有點瓦解了，他們是真的對我好，才能叫出爸爸」。

儘管如此，蘇衡還是很介意爸媽對別人介紹自己時，說這是朋友的女兒、親戚的女兒。她記得爺爺葬禮時，她被爸媽關在二樓，不能給別人看到。墓碑和族譜寫到孫女時，也只有姐姐的名字，沒有她。

「我真正在意的不是他們為什麼不把我養在身邊，是為什麼把我養在身邊時沒有給到我愛。」沒在父母身邊時，蘇衡會想像父母會怎麼愛她，「會問我作業有沒有寫完，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有沒有跟小朋友打鬧呀，像其他爸媽一樣去愛自己的小孩」。

「在他們身邊之後反而打碎了自己的這種想像。」整個初高中寄宿期間，蘇衡一點也不喜歡回家，對親人也沒有依賴的感覺。在她印象裏，媽媽總對自己冷嘲熱諷，經常吵架。在她初高中階段，母親出國做生意，兩年才回來一次。父親總是喝酒到很晚，回來就帶碗醫院飯堂的麵給她吃，「反正在我記得的日子裏，只要回家就沒在家吃過一頓正常時間的晚餐」。記憶裏最誇張的一次，父親半夜四點才帶麵回來。

偶爾，在節日的時候，一家人和和氣氣坐在那裏，也讓蘇衡感到很平和，「不是做什麼有趣的事情，只是聽著家人聊天」，她在那一刻嚐到了一點家庭的滋味。

但蘇衡讀大學時，姐姐蘇雲和她說，爸媽可能要離婚了。她旋即陷入了強烈的抑鬱情緒。「那時我剛剛適應和能接受完整家庭的滋味，他們要離婚我很難接受，我很質疑他們是否真的愛我」。蘇衡覺得，這是一個導火索，小時候的經歷疊加到這個時刻爆發了，「覺得忍了那麼多事，到最後還是這樣子」。

那一個月蘇衡沒怎麼吃飯，人暴瘦，半夜失眠，精神狀態非常不好。看到網上說褪黑素有用，就買來吃，吃了之後成宿做夢，凌晨4點又醒來，躺在宿舍的床上睜眼到天亮。她會拿父親的刮鬍刀片自殘，割自己的手腕，「割得還挺深的，也不覺得痛，反正想要看血流出來」。也產生過自殺的想法，過馬路的時候突然停下來，不想走，站在高的地方就想要跳下去。蘇衡去連續坐了四五次跳樓機，感到很麻木。

五一小長假，蘇衡回家，爸媽再次吵架，爸爸衝到她房間問她要跟誰，蘇衡徹底崩潰了，嚎叫道：「你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的感受，覺得給我吃給我上學給我穿，這已經是對我好了」，她把自殘的傷疤給父母看，「我已經都這樣了，你們還是沒有考慮過我」。

蘇衡回到學校，把爸媽的聯繫方式全刪掉，打電話也不接。一個月後，父母和姐姐一起來到學校找蘇衡，媽媽拿出熬得濃濃的中藥給她喝。「我媽對我的態度就那種360度大轉彎，不再說什麼要好好學習的話，感覺他們在關心我的身體」。晚上一起出去吃飯，媽媽一直說「你看這個藥方有用，一喝馬上就可以吃飯了」。

蘇衡感到，媽媽開始尊重自己的意願，不再強硬地要求她做這做那了。蘇雲也覺得，妹妹感受到家人是在用實際行動去保護她。過了兩三年，蘇衡恢復了正常生活。「也沒有想開，只是覺得生活要過，總不能這樣子給別人帶來麻煩」，她說自己也能理解了一點父母了，「心裏還生氣，但能夠去體會他們也不容易，我不能再過多要求他們對我付出。」

一起生活五六年後，媽媽也記住了范寧愛吃的東西，經常蒸多寶魚和炒薄殼給她吃，和她一起逛街買衣服、出去吃飯，「慢慢地這些都會有，就有了一種家人的實感」。親生姐姐經常和范寧說媽媽其實很擔心她，說媽媽也很辛苦，做了這些那些，「在我姐的煽風點火下，就會變得很像一家人」。

尾聲

蘇衡說，自己在親情上的缺失很大一部分都託付到愛情上了。高中時她開始談戀愛，但幾個男友都分手了。因為自己會把很不好的一面展現出來，希望對方像親人一樣無條件地接受自己。她不停地和男友說分手，「想要對方求我，想要那種打也打不走的感覺，想要看別人努力想回來的樣子」。

去年，在媽媽和姐姐的支持下，蘇衡擁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前我不覺得家裏有任何東西是屬於我的，包括房子，但這次讓我意識到其實我媽媽是愛我的，她也有為我想過」。她也談了新的戀愛，對戀愛的態度是「兩個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現在和男友、好友和四隻貓住在自己的房子裏。

有一次，一家人開車出門，路上遇見了朋友，車窗搖下來，寒暄了幾句，朋友看了後排問這個小孩是誰，爸爸說，這是小女兒。蘇衡當時鬆了一口氣，「我終於不用再解釋我自己是誰了。」她說，「我爸也退休了，大家也都老了，國家也放開了。」

「獨生子女政策國家有規定肯定是有它的規劃了，當初人口太多，確實要控制。現在二胎政策開放了，也不是強制去生二胎。」蘇蘅說，「哪怕沒有這個政策，難道我的生活就會非常順風順水？」

范寧長大之後變得特別獨立，「我爸媽和我也不是很熟，我向他們請求幫助的時候很少」。她仍對父母從未和她好好談過寄養一事感到「無語又生氣」，但讀研究生之後，她放下了自己的憤怒，「我爸媽也一把年紀了，也沒什麼好追究了」。雖然現在，媽媽也不會對外人介紹范寧是親生女兒，「我媽會打擦邊球盡量不回答，她也怕我難過，不會說這不是女兒，迫不得已會說是姪女」。

范寧有時覺得她能有兩對父母也挺幸運的，自己不像兩個姐姐受到很嚴厲的管教，能在兩個家庭稍微抽離的環境裏自由成長。父親節和母親節她都會買雙份的禮物。外地讀書回家也一定會去看望大姨姨丈。

王玉蓮49歲時生了一場重病。她躺在病床上，母親和教會的人圍在身邊給她祈禱。自此之後，她也信了主。她說自己「身上的罪太多」，沒能給兩個女兒完整的家庭，「虧欠她們太多了」。「如果再讓我做一次選……」，說到這裏，王玉蓮哽咽了，話筒裏傳來低低的抽泣和一段沈默，「我想把女兒養在身邊。」

應受訪者要求，蘇衡、蘇雲、范寧、王玉蓮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