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霞和沈博倫的眾籌項目只「活」了16個小時。
那是一個不能盈利、充滿爭議的項目。因為這個「眾籌」項目涉及了一個幾個月齡嬰兒的「身份權」。32歲的吳霞和26歲的沈博倫是一個八週大女嬰的媽媽和爸爸。但他們沒有結婚，在孩子出生的五個多月前，他們分手了。儘管如此，兩人還是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一起撫養。
2015年6月21日，父親節當天，32歲的吳霞和26歲的沈博倫的女兒出生了。為了給這個「非婚生」的孩子落戶，他們須向北京市計劃生育委員會繳納約4.4萬元人民幣的「社會撫養費」。吳霞和沈博倫覺得這筆費用並不合理，便在眾籌網站「追夢網」上發起了眾籌項目──「父親節籌罰款，給一個上不了戶口的新生兒」，請網友一人捐十塊錢，籌齊罰款。他們說，希望這場眾籌能引起大家對未婚生育政策的反思。
16個小時後，他們接到眾籌網站工作人員的電話，說「上面」要求撤掉這個項目。
我自己想生個孩子，也沒礙着誰
2015年4月，懷孕七個月的吳霞和沈博倫到北京市計劃生育辦公室（下稱「計生辦」）了解非婚生新生兒的戶籍辦理手續,問詢結果令人沮喪。走出計生辦大樓，吳霞忍不住哭了起來，「我自己想生個孩子，也沒礙着誰。整個程序真的非常非常繁瑣。」
儘管中國現行的《婚姻法》並未明確規定公民要結婚後才能生育，但非婚生孩子要想在出生地落戶，必須繳納一筆「社會撫養費」。這筆費用的徵收對象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包括違規生育第二胎的人及非婚生育者。其背後的邏輯是──因為違規出生的人口侵占了社會公共資源，所以要對社會進行經濟補償。僅2012年，中國17個省所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總額就超過了165億元人民幣。
雖然是第一胎生育，但因為屬於非婚生子女，吳霞被告知需要徵收4萬餘元社會撫養費，這是參照了2013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通常而言，對違規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全國各地徵收標準為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而各區、縣計生部門對徵收標準具有一定的裁決權。更讓吳霞難以接受的是，未婚媽媽要想給孩子申請戶口，必須出具孩子和生父的親子鑑定。「那些被男人真的拋棄了的未婚媽媽，在北京是沒有辦法給孩子上戶口的。」吳霞說。
吳霞的身後是一個面目模糊、被邊緣化的人群──未婚媽媽。據法國國家人口研究所統計，2000年法國77.5萬新生兒中，非婚生孩子占比42.6％，到2012年，這一比例升至55.8％。但中國至今未有權威機構對這一人群進行統計。在媒體頻密的報導中，她們被描繪成一個無知無力的群體，飽嘗愛人背叛、社會冷眼、經濟壓力和政策歧視。
但吳霞顯然不屬於上述群體。她2001年考入北京大學金融系，兩年後轉學美國佛吉尼亞大學，畢業後留美工作，又攻讀美國一流私立大學西北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留美九年後，她回到北京和朋友創辦了一家教育創業公司。吳霞說，她們的公司在業內小有名氣，且處於盈利狀態。
吳霞和她所代表的人群，是經濟和意志雙重獨立的女性，她們不再扮演兩性關係中的「弱勢者」、不願為了結婚而結婚、更不能接受婚姻和生育權的「捆綁銷售」。
2013年11月，吳霞和沈博倫戀愛。吳霞接受了沈博倫的「不婚主義」，倆人決定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孕育一個孩子。翌年10月，吳霞懷孕。三個月後，倆人感情出現變故，共同決定分手，但還是決定把孩子生下來。
在美國生活時，吳霞接觸過很多關於墮胎的討論，在尊重女性選擇權還是尊重生命的思辨中，她的天平始終傾向於生命。另一個原因是，32歲的吳霞真的想要一個孩子，「我覺得我已經到了一個可以為這個孩子負責的年齡，我知道自己後面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在吳霞的教育項目中，她熱衷於向青少年傳輸這樣的觀念：一、人是可以做出不一樣的選擇的，二、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重要的是有問題意識
由始至終，26歲的沈博倫都沒有和吳霞提過兩件事──一個是結婚，一個是墮胎。
在吳霞眼中，沈博倫是一個「只能按自己意願生活的人」。他成長於上海和北京，後考入中國傳媒大學讀傳播學。畢業後，沈博倫進入一家活動營銷公司，「天天都在做我覺得沒意思的東西」。
2013年，工作一年的沈博倫辭了職，發起一個名為「＋box」的項目：他用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中國的十個城市，在每個城市採訪100個年輕人──如果給你一個機會問全世界同齡人一個問題，你會問什麼？
沈博倫將收集到的問題剪輯成數個短片，在全國各地展覽。《紐約時報》中文網曾以《一位迷茫青年紀錄同代人的千個問題》為標題報導他的故事。不久前，他攜短片參展了芬蘭赫爾辛基藝術節。
沈博倫鏡頭中的年輕人並沒有拋出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問題，大多繞不開愛情、婚姻、自由、工作、買房等社會議題。但沈博倫說：「你看到一個問題覺得很無聊，我看到的是為什麼這麼無聊，是什麼造成這種無聊。」
吳霞也認為:「問的問題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問問題的意識。」
當吳霞和沈博倫走出計生辦大樓時，一個問題讓他們感到困擾──生育權為什麼要和婚姻捆綁在一起？
吳霞記得，接待自己和沈博倫的工作人員幾次三番地強調──他們可以先結婚，等給孩子辦理好註冊手續後再離婚。「這裏面隱含了很多的不理解和同情，因為他會建議一個對我來說並不合理、我沒有辦法去做的選擇。」吳霞說。她和沈博倫都認為，不應該委屈求全去適應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制度存在的目的是讓人更好地生存，而不是限制人的生存。」沈博倫說。在採訪中，他和吳霞都多次提到「意識先行，制度在後」。對他們來說，在追夢網上的眾籌就是一個喚醒大眾個體意識的項目。
這個項目在上線16小時後被迫下架，已籌得的九千多元被悉數退還給三百多名捐款者。
「被下架」的遭遇更讓吳霞和沈博倫覺得要繼續這個的項目，「觸到痛點了。」吳霞說。
沈博倫說：「必須來個第二篇，必須還得籌！」
討論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吧
6月23日，沈博倫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發表《「未婚生子」籌罰款被迫下架，我們決定自己發起這場眾籌》。截至8月12日，這篇文章共被閱讀了7.8萬多次，收穫742個「贊」及兩千三百多人次的捐款。
一些支持者向沈博倫和吳霞訴說自己類似的經歷。她們曾迫於男友的壓力無奈墮胎，至今非常後悔；還有人曾試圖獨自生養孩子，但了解到相關政策後放棄了這個念頭。
「反抗這個體制，意識非常牛逼！」有人留言道。
沈博倫和吳霞做了一件他們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情，這件事的代價之一，是圍觀中的不解、歧視和娛樂心態。
有人罵：「你們這樣做不就是讓公眾為個人行為買單嗎？」
還有人說：「不要試圖去改變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畢竟制度在前、行為在後。」
更多的人身攻擊落在吳霞和沈博倫頭上。在微博討論中，吳霞變成了那個「好傻好天真」、「不結婚就給別人生孩子」的傻姑娘，沈博倫則淪為「不負責任」、「譁衆取寵」的「渣男」。
頂着「渣男」的稱號，沈博倫馬不停蹄地接受採訪、上節目，關於沈博倫「自我炒作」的聲音塵囂日上。這些爭議似乎並沒有困擾到他，沈博倫不時轉發一些指責自己的評論，並用玩世不恭的諷刺回覆對方。問他是不是自我炒作時，沈博倫非常乾脆地說「當然不是」，並不打算做進一步解釋。
7月，沈博倫參與錄製了上海東方衛視的一檔節目──《東方直播室》 。該節目在官方微博上這樣介紹道：「他生下孩子卻拒絕婚姻，她未婚先孕卻提出分手！婚前性行為在年輕人當中已成普遍現象，但不結婚生育孩子你能接受嗎？」
那是一期令人感到難堪的節目，聚焦在單身媽媽如何辛苦、未婚生子有傷風化等口水仗中，幾乎沒有涉及關於生育和婚姻政策的討論。沈博倫看起來有點無助，他用「我們想結婚就結婚，不想結就不結」招架幾位專家的輪番質問。另一位嘉賓是個獨自撫養女兒長大的單身媽媽。「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這位媽媽義正言辭道。
節目播出後，沈博倫「渣男」的名聲愈加響亮。
「一定會失焦。」沈博倫說，「這些反應是整個討論的一部分。大家開始討論就可以了，討論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吧。」
在決定發起眾籌之前，沈博倫和吳霞就設想過所有可能出現的反饋。「我們是做好準備被大家消費的。」吳霞說，「即便大家對這件事的評價是負面的，評論者的價值觀也是被衝擊到的。」
儘管這樣說，東方衛視的節目之後，沈博倫和吳霞對媒體採訪進行了更為謹慎的篩選。
代際衝突：她要成為她自己
不少媒體在報導中對吳霞和沈博倫釋放出善意，這當中不乏一些國外媒體。但沈博倫卻拒絕了《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等外媒的採訪。
「他們說沒有政治性，但一定有政治傾向。整篇文章以我們為切入點，後面報導全是中國的政策。」沈博倫說，「我不關心政治，對修改政策也不感興趣，我的工作是引導、推動意識。」
這個別人眼中的「先鋒」青年在政策和意識的關係中有點迷失。他希望脫離政治來談意識，又發現很難做到。「像魯迅說的，藥不能救中國。法律也不能，要救中國是意識，所以要有文化、藝術來推動。」講完這句，他又說，「這件事情牽扯到政治是不得已」。
讓沈博倫煩惱的事情並不只這一件。為了照顧女兒，他借住在吳霞家裏，和吳霞的母親共處一室。
「不說話，能不見就不見。」沈博倫說。他從來不看吳霞的母親，也不交談。吃飯時吳霞和她母親一起吃，沈博倫則一個人叫外賣。「我不跟她們吃，多奇怪啊！」
忍受這個奇怪而尷尬的場面，是沈博倫為女兒做出的妥協，亦是吳霞的母親為女兒做出的讓步。
「我父母肯定恨死他了。」吳霞說，她能感覺到母親的難過和委屈。吳霞的母親曾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出於對女兒健康的考慮，父母都支持吳霞把孩子生下來。
「他們還是會覺得我這種狀況有點丟人吧。」父母並不理解吳霞的做法。他們覺得結了婚才能生孩子，既然違反了國家規定，就應該按照政策交罰款。
在生兒育女這一點上，雙方的父母頗為一致。沈博倫的父母也希望兒子能和吳霞結婚。
在沈博倫的描述中，他的家「和中國大部分家庭一樣」，是一個「很多時候並不那麼顯現出愛」的家庭。父親經常出差，兒時的沈博倫曾多次長時間見不到父親，亦目睹父母經久的爭吵。「小時候不希望他們離婚，現在覺得離婚也就離了唄。」停了一下，又說，「（如果離了）任何一方都會比較孤獨吧。」
有次父親來北京，和沈博倫一起吃飯。告別的時候，沈博倫告訴他：「我跟你說件事兒啊，那誰懷孕了。」
說完，沈博倫就走了。
「我有屏蔽功能，他們說再多我也不願意說什麼，因為我覺得這是無效溝通。」
沈博倫的做法難免顯得不近人情。對不少年輕人來說，他們願意為了照顧父母的感受，犧牲掉自己一分的自主性。
但吳霞和沈博倫不願意。這個選擇的成本不僅僅是政策和傳統觀念的碾軋，還包括親情的裂痕以及生活中的種種不便。
一切都只是個開始。他們將湊齊43910元的「社會撫養費」，給女兒落戶，並以外人看來頗為奇怪和尷尬的關係共同撫養這個孩子。而圍繞「眾籌生子」的關注和爭議，已慢慢消散了。
問及社會對自己最大的誤誤解。吳霞說，很多人覺得她處在很可憐的位置上。「即便別人是很善意的同情，都是一種傷害。它會讓你覺得你是需要被同情的、你是可憐的。」
同樣的問題丟給沈博倫，他的回答是「還好吧」。
沈博倫給女兒起了小名，叫「吳所謂」。「名字只是個代號。」吳霞和沈博倫說，「她要成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