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养的女孩：七年，三个家庭，谁是我的亲生父母？

8岁的苏衡有一个小行李箱，放着“如果明天立马走，一定要带的东西”。每晚睡觉，她还会把小钱包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钱包里装满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害怕突然被叫起来就要走。”

苏衡前12年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转移。1996年，出生仅一个月，她就被送到邻近县城的远房亲戚家寄养。到了读幼儿园的年纪，“爸妈”把她送去一个“叔叔阿姨”家生活。那时的苏衡不知道，“叔叔阿姨”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小学一年级，她被匆忙送到安徽的大姨家。初中，又再次回到亲生父母家。

她是中国长达4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许”出生的二孩。为避免身世暴露，和苏衡一样的女孩们在成长过程中辗转多个家庭，并用尽全力消化由此带来的迷惘、不安、愤怒和恨意。

“这不是一场感冒说痊愈了就好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伤害。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断了一只手，那段时间他很伤心，但是后面他还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你问他现在想开了吗？手臂好了吗？还是好不了的”。十多年后，谈起那段经历，苏衡用了四个字——“阴影一样”。

错位的童年

三四岁时，苏衡被寄养的家庭送回亲生父母家。大她五岁的姐姐苏云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跟屁虫”是亲妹妹。她在日记里写：这个表妹一直住在家里，很烦人。“表妹”黑黑瘦瘦小小，“挺内向的”，把妈妈叫作“阿姨”。

后来爸妈告诉苏云，这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要藏好的“亲妹妹”。苏云没多想，觉得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可以使唤”挺好的，让妹妹每天去妈妈开的杂货店里拿两个鸡蛋和一瓶AD钙奶回家。

年幼的苏衡并不知道自己住在亲生父母家。有一次爸爸被火烧伤，姐姐苏云开始哭，苏衡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反正我看她哭我也就哭了”。

和苏衡一样，范宁的童年也是“稀里糊涂”的。她生于广东惠州，自小被寄养在大姨家。虽然大姨对外总会说她“是帮别人带的”，但范宁认定大姨、姨丈就是亲生爸妈。大姨告诉她，因为家里已有一个姐姐，计划生育抓得严，不能让别人知道范宁是他们生的。听多了这话，范宁感到很郁闷，“我跑去问我妈（大姨），凭什么就说我是帮别人带的，不能说我姐是帮别人带的？”大人们都笑了。

范宁不知道对自己格外亲近的“小姨、姨丈”才是亲生父母。“小姨”和“姨丈”每周都会拿一个印着红绿花纹的保温瓶来家里，倒出冬虫夏草煲鸡汤或燕窝给她喝，偶尔也会给范宁买来两件新衣服。

“每年生日也都是两家人一起给我过的”，范宁穿着裙子坐在放蛋糕的玻璃桌子前，两家人一起拍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从小就这样，你没有对比，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和亲生父母一起的生活持续到苏衡小学一年级的期末考前夜。舅舅哄苏衡说带她出去玩，连夜开摩托车到温州，又换乘火车，她在深夜的火车上睡着了，第二天就到了安徽。苏衡惦记期末考，没见过几面的大姨却告诉她以后要在这里生活了。怕人追查，她被告知要把大姨叫作“大姑”。苏衡听后一直哭一直闹，有次还自己跑出去，大姨在背后追，不小心崴到脚。苏衡回头看到大姨，停下来，跟着大姨回家了。

在安徽，每次打架，孩子们都会说“滚回你的江苏去”。其实她是浙江人，只是名字里有一个“苏”字。有次她把一个小男孩的脸抓出了几道红痕，男孩的爸妈和姐姐找过来，爸爸一巴掌打在男孩脸上，嘴里说的却是“你怎么能和这样的野种玩”——苏衡至今记得这句话。男孩的姐姐指着苏衡的鼻子骂，不断冒出“野种”、“野孩子”这样的词。苏衡觉得很无助，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只能躲到单元楼里哭。

后来大姨的儿子经常给苏衡弹吉他、讲故事，又陪她玩。胖胖的、说话苦口婆心的大姨也让她感到亲近。慢慢地苏衡不再想跑了，但她仍强烈缺乏安全感。在那个随时可以带走的行李箱里，放着几个单价五元钱的芭比娃娃和几件娃娃的衣服。娃娃是她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的，她每次帮姨丈买醋，都能得到一、两元钱。衣服是她用裁缝店淘来的碎布头做的，她小时候帮大姨穿针，在旁学会了做针线。此外，行李箱还装着一些她的衣服，严格来说，这些衣服属于苏衡的侄子、也就是大姨的孙子——他比苏衡大一岁，把穿过的旧衣分了一些给苏衡穿。

十多年后，苏衡才知道，那次连夜转移事发于父亲职场的一次“勾心斗角”。苏衡的父亲退伍之后在体制内的一家医院工作，“想搞他”的同事举报苏衡家超生。收到风声的父母只能赶快把苏衡送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让她再回家。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举报与搜查，打乱了苏衡和范宁的童年乃至整个人生，也让像王玉莲这样的母亲，不得不忍受送走亲生骨肉的痛。

没有“准生证”的女儿

24天——王玉莲清楚记得这个数字，那是女儿出生后在她身边待的天数。

那是1995年，王玉莲怀着二女儿。她说那时计划生育执行很严格，在浙江农村，她总听到抓人的故事。“有人被拉去结扎，家里房顶被人掀了，家里的东西被人搬了，老婆抓不到，把她老公抓去，还要罚款”。

整个孕期就是逃和躲。“吓死人了。”每次听说要抓人，大着肚子的王玉莲就躲到老家、没人住的空房和鸭棚里。因为这个孩子“不是计划内的”，没有准生证。

准生证

没有准生证的孩子不属于“合法生育”，不能去医院生。王玉莲提前找好一位民间产婆。偏巧在她生产前一天，计生人员查到这个产婆，搬走产床，罚了七千元。第二天夜里两点，王玉莲腹痛。家人用大篷车载着她从乡下跑到城里，产婆的老公出来说了声“人不在家”，再按门铃也不开门。

凌晨三点，王玉莲和母亲、妹妹以及邻居大姨四个人站在马路中间哭。那是寒冬1月，王玉莲裹着棉袄，肚子已经疼到站不住，妹妹和大姨两人各架着她一边胳膊才勉强站着。王玉莲想：“计划生育啊，医院肯定会把孩子打掉，人家都说会打一个针进去，小孩就死掉了，但是生在马路上怎么办，难产就完了。”

凌晨四点左右，一个骑三轮车的师傅听到哭声寻过来：“你们别哭，是不是生小孩啊？我带你们去”。师傅载她们到一个民间接生婆家。那是一个菜场，楼下是店铺，楼上是民房。接生婆叮嘱王玉莲一家不要出声，不然会被人发现。楼梯是竹子做的，很窄。下面的人推，上面的拉，王玉莲艰难地上了楼。

生产中，王玉莲一直忍住不发出太大声音，“为了孩子，要活命啊”。凌晨五点，女儿出生了，“脸胖胖的，九斤多”。女儿在身边养了24天便被送去寄养，王玉莲记得送走前她“头发很浓密”。

“不是计划生育根本不会送出去的，因为还要吃奶”。王玉莲每日提心吊胆，她又说了一次“吓死人”。寄养费每月500元，奶粉钱另算。

想女儿时，王玉莲就会带着奶粉去看她，再抱一会儿，但只能待一会儿，“村子里人很多，怕人家会认到”。

女儿自小体弱多病，一病就会被寄养的人抱回外婆家，前后换了好几户人家。家里人猜测可能是没打疫苗或没喝够母乳。在中国，新生儿可以免费接种例如卡介苗、百日破、乙肝等“免疫规划”内的疫苗。因为是“非法生育”，王玉莲的女儿没打疫苗。

女儿三岁时，小姨家开了一个幼儿园，王玉莲借机把女儿接回来。刚回家时，女儿盯着王玉莲不讲话，“眼睛看看，她不敢叫妈妈，认生”。

女儿出生后就没户口，是个“黑户”，直到碰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好也准备要上小学了，才登进去。“普查就是人生落地了。”因为弟弟夫妇一直没有小孩，外婆做主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登到弟弟名下，“民间有说法，很久不生育了，有个小孩了很快就能再生一个”。后来弟弟再婚，生了两个女儿，户口登不进去，亲生父亲从国外回来做了亲子鉴定，才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移出来。

在2010年进行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全国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也就是说大约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黑户”。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的调查，这个数字可能更高。没有户口的1300万人中，大约有780万属于超生人员，他们大多是女性，主要在农村。万海远指，男性在农村的地位显著更高，去派出所主动登记男婴户口的意愿更高。

如果没有玉莲弟弟这样凑巧的情况，超生家庭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大多只能缴纳“社会抚养费”。苏衡家找了关系，把户口落在阿姨家。如今在香港读博士的范宁，是爸妈“认识派出所的人”，做了一本假户口本上小学。

社会抚养费

范宁的父亲是国企公职人员，生二胎就要丢工作。妈妈怀她时一直正常上班，预产期正好碰上国庆假期，前后多休了几天假，用来生产和坐月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范宁直到中学才换到真的户口本，登在姑姑名下，关系写的侄女。

“计划生育为什么能限制一个人的生育权，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长大后的范宁问道，“这个政策完全构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因此不能跟自己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被寄养的女孩们发现，长大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变成了一件别扭、甚至伤痛的事。

我是谁的女儿？

范宁小学升初中时，老师让她们填档案资料。大姨和范宁说以后要换一个名字，让范宁纳闷的是，自己既不跟“爸爸”、也不跟“妈妈”姓。

一段儿时的记忆不知怎么浮现出来。五六岁时，范宁跟着大姨去工作的地方，同事问大姨，“她多久见一次亲生父母？”大姨说：“她不知道这个事情”。范宁当时感到疑惑，但也没深想。如今再回想起来，越来越觉得亲生父母可能另有他人。

“为什么我不是我爸妈的女儿，那我是谁的女儿？”那段时间，她常常夜里躺在床上哭，“一方面很想知道，一方面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现在的父母。”

后来，大姨和亲生父母搬到一个小区住，两家来往更密切了。亲生父亲（小姨丈）和她说，“要经常来这边玩，可以把这里当作你的家”。范宁想起改名后自己的姓和“小姨丈”的一样，所有线索终于串在了一起。

她曾经想过，等大人们把这件事说出来，她一定要大发脾气。“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要好好跟我谈，安排我的人生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但大姨一家亦或亲生父母，从来都没有和范宁捅破这层纸。搬家之后，两家人似乎默认范宁知道了真相。“就很搞笑，这个家里从没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一切就是暗流涌动”。

只有那么一次。那时范宁在读寄宿高中，亲生父亲每周日会开车送她去学校，大多时候都很沉默。但那天，车快到学校了，父亲突然自言自语，说大姨丈第一份工作被辞退下岗，做生意也没成功、一直在打零工，生活比较困难。“这样还一直帮我带你这么多年，把你当女儿一样看，真的很感谢你大姨丈”。范宁坐在后座，看不到父亲的表情，她“有点感动，又有点不爽”，觉得接话自己就会哭，于是一句话也没有接。

和亲生父母的关系令范宁和苏衡感到不自在。初中之后，苏衡也再次从安徽被接回亲生父母家。最开始，爸妈的称呼是缺失的，“就不叫，有事就说事，回避这个。”那时大姨姨丈为了让苏衡适应生活，陪她住了半年左右。她说自己“对父母抱有仇视”，只要大姨姨丈不在，“用我姐的话来说，脸臭的就好像别人欠了我500万”。妈妈想要抚摸她的背，苏衡都会躲开，非常抗拒和父母接触，“不像我姐姐会抱着我爸爸手臂撒娇”。

范宁身上也有同样的抵触。大二下学期，亲生父母告诉她一家人要一起搬去新家，但范宁并不想离开。在她初中写的小说里，她给有着相似经历的女主角安排的情节也是——不愿意离开现在生活的家庭。但现实中的范宁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愿意。“感觉没办法拒绝这个事，没办法说出口”。她说自己成长在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母和大姨姨丈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姐姐们都比范宁大十几岁。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很难跟他们谈感觉有点敏感的话题，或者说内心的感受”。

但范宁依赖并信任大姨和姨丈。大姨丈很瘦，有副“一看就知道是广东男人”的长相，总穿着polo衫，沉默，但对小孩子特别好。大姨丈在范宁小时候要从惠州坐车到深圳工作。每个周末大姨丈离开时，范宁都会哭，再跟着车跑一段路，直到追不上。范宁和大姨也亲。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天晚饭后，她都会和大姨在一个有很多青蛙的洼地旁散步。她什么事情都会和大姨讲，因为大姨了解她。

在邻近搬家的一天下午，范宁和大姨、大姐姐坐在一起喝茶闲聊，姨丈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客厅角落。范宁突然说，我好不想走。大姨马上说，那你就别走，你跟他们说你不想搬。说完之后，两个人对视着笑了，谁都没再接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艰难的融入

搬家那天，大姐姐（大姨的女儿）把随身的玩偶送给了范宁，她带着很大的玩偶猪搬到亲生父母家，但还是留了很多物品在大姨家，“他们每年都催我赶紧把东西拿走，我就当没听见”。她觉得如果东西全搬走了，在那个家生活过的痕迹就少了。

融入新家的过程充满不适。妈妈能清楚记得亲姐姐吃东西的喜好，却会忘记范宁不吃番茄。有时妈妈买了番茄，做饭时才想起来，于是放下不煮。“有时就会有一些矫情的想法，如果我不吃的东西也很多的话，我就会比较容易被记住”。

过节，范宁一家总会去一家叫西湖宾馆的餐厅吃饭。每次亲姐姐都会说起以前父亲工作很忙，妈妈带自己来这里吃饭，总爱点生炒牛肉饭。“那时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只属于她们的回忆，和我没太大关系，会突然意识到我姐是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不是”。

范宁觉得自己和妈妈相处很客气，很少吵架，但亲姐姐和妈妈就会吵，“大概是我姐觉得和家里人有什么好在意的，吵就吵。而我和他们还不算很熟，我怕他们觉得我太小气”。

和苏衡一样，范宁刚回到亲生父母家时，称呼也是缺失的。“再叫小姨和姨丈肯定不合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叫爸妈”。她说家乡话的爸妈永远是留给大姨姨丈的。直到范宁的姐姐们生了小孩，家里开始流行和新生儿讲普通话，她才能用普通话叫出爸妈，“就不会觉得像是替代了某一个人”。

一次叫亲生母亲“妈妈”的经历留在范宁心里。那时她和亲姐姐还有妈妈坐在一起说话，姐姐很自然用普通话叫了妈，范宁说着说着也跟着叫了妈，“突然间脑子有点醒过来，意识到转变了”。妈妈也没说什么。“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一直都在这种很含糊的状态里，很自然一样就都过去了”。

苏衡也是在经历了一件事后才改口叫爸妈。那是2009年甲型H1N1病毒流行时，读寄宿初中的苏衡发烧到40多度，在宿舍戴着口罩睡了一晚。第二天，父亲开车到当时绿皮火车要坐两个小时的学校接她回家，一直照顾她。“那时才觉得心里比较坚硬的东西有点瓦解了，他们是真的对我好，才能叫出爸爸”。

尽管如此，苏衡还是很介意爸妈对别人介绍自己时，说这是朋友的女儿、亲戚的女儿。她记得爷爷葬礼时，她被爸妈关在二楼，不能给别人看到。墓碑和族谱写到孙女时，也只有姐姐的名字，没有她。

“我真正在意的不是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养在身边，是为什么把我养在身边时没有给到我爱。”没在父母身边时，苏衡会想像父母会怎么爱她，“会问我作业有没有写完，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跟小朋友打闹呀，像其他爸妈一样去爱自己的小孩”。

“在他们身边之后反而打碎了自己的这种想像。”整个初高中寄宿期间，苏衡一点也不喜欢回家，对亲人也没有依赖的感觉。在她印象里，妈妈总对自己冷嘲热讽，经常吵架。在她初高中阶段，母亲出国做生意，两年才回来一次。父亲总是喝酒到很晚，回来就带碗医院饭堂的面给她吃，“反正在我记得的日子里，只要回家就没在家吃过一顿正常时间的晚餐”。记忆里最夸张的一次，父亲半夜四点才带面回来。

偶尔，在节日的时候，一家人和和气气坐在那里，也让苏衡感到很平和，“不是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只是听着家人聊天”，她在那一刻尝到了一点家庭的滋味。

但苏衡读大学时，姐姐苏云和她说，爸妈可能要离婚了。她旋即陷入了强烈的抑郁情绪。“那时我刚刚适应和能接受完整家庭的滋味，他们要离婚我很难接受，我很质疑他们是否真的爱我”。苏衡觉得，这是一个导火索，小时候的经历叠加到这个时刻爆发了，“觉得忍了那么多事，到最后还是这样子”。

那一个月苏衡没怎么吃饭，人暴瘦，半夜失眠，精神状态非常不好。看到网上说褪黑素有用，就买来吃，吃了之后成宿做梦，凌晨4点又醒来，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眼到天亮。她会拿父亲的刮胡刀片自残，割自己的手腕，“割得还挺深的，也不觉得痛，反正想要看血流出来”。也产生过自杀的想法，过马路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不想走，站在高的地方就想要跳下去。苏衡去连续坐了四五次跳楼机，感到很麻木。

五一小长假，苏衡回家，爸妈再次吵架，爸爸冲到她房间问她要跟谁，苏衡彻底崩溃了，嚎叫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的感受，觉得给我吃给我上学给我穿，这已经是对我好了”，她把自残的伤疤给父母看，“我已经都这样了，你们还是没有考虑过我”。

苏衡回到学校，把爸妈的联系方式全删掉，打电话也不接。一个月后，父母和姐姐一起来到学校找苏衡，妈妈拿出熬得浓浓的中药给她喝。“我妈对我的态度就那种360度大转弯，不再说什么要好好学习的话，感觉他们在关心我的身体”。晚上一起出去吃饭，妈妈一直说“你看这个药方有用，一喝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苏衡感到，妈妈开始尊重自己的意愿，不再强硬地要求她做这做那了。苏云也觉得，妹妹感受到家人是在用实际行动去保护她。过了两三年，苏衡恢复了正常生活。“也没有想开，只是觉得生活要过，总不能这样子给别人带来麻烦”，她说自己也能理解了一点父母了，“心里还生气，但能够去体会他们也不容易，我不能再过多要求他们对我付出。”

一起生活五六年后，妈妈也记住了范宁爱吃的东西，经常蒸多宝鱼和炒薄壳给她吃，和她一起逛街买衣服、出去吃饭，“慢慢地这些都会有，就有了一种家人的实感”。亲生姐姐经常和范宁说妈妈其实很担心她，说妈妈也很辛苦，做了这些那些，“在我姐的煽风点火下，就会变得很像一家人”。

尾声

苏衡说，自己在亲情上的缺失很大一部分都托付到爱情上了。高中时她开始谈恋爱，但几个男友都分手了。因为自己会把很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希望对方像亲人一样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她不停地和男友说分手，“想要对方求我，想要那种打也打不走的感觉，想要看别人努力想回来的样子”。

去年，在妈妈和姐姐的支持下，苏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前我不觉得家里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我的，包括房子，但这次让我意识到其实我妈妈是爱我的，她也有为我想过”。她也谈了新的恋爱，对恋爱的态度是“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现在和男友、好友和四只猫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有一次，一家人开车出门，路上遇见了朋友，车窗摇下来，寒暄了几句，朋友看了后排问这个小孩是谁，爸爸说，这是小女儿。苏衡当时松了一口气，“我终于不用再解释我自己是谁了。”她说，“我爸也退休了，大家也都老了，国家也放开了。”

“独生子女政策国家有规定肯定是有它的规划了，当初人口太多，确实要控制。现在二胎政策开放了，也不是强制去生二胎。”苏蘅说，“哪怕没有这个政策，难道我的生活就会非常顺风顺水？”

范宁长大之后变得特别独立，“我爸妈和我也不是很熟，我向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很少”。她仍对父母从未和她好好谈过寄养一事感到“无语又生气”，但读研究生之后，她放下了自己的愤怒，“我爸妈也一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好追究了”。虽然现在，妈妈也不会对外人介绍范宁是亲生女儿，“我妈会打擦边球尽量不回答，她也怕我难过，不会说这不是女儿，迫不得已会说是侄女”。

范宁有时觉得她能有两对父母也挺幸运的，自己不像两个姐姐受到很严厉的管教，能在两个家庭稍微抽离的环境里自由成长。父亲节和母亲节她都会买双份的礼物。外地读书回家也一定会去看望大姨姨丈。

王玉莲49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她躺在病床上，母亲和教会的人围在身边给她祈祷。自此之后，她也信了主。她说自己“身上的罪太多”，没能给两个女儿完整的家庭，“亏欠她们太多了”。“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说到这里，王玉莲哽咽了，话筒里传来低低的抽泣和一段沉默，“我想把女儿养在身边。”

应受访者要求，苏衡、苏云、范宁、王玉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