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亂流，香港電影從業者的瘟疫年紀事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9篇，歡迎點擊訂閱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三月，人們在重新打算。

林蘇仍然在診所做前台，又接觸了幾個廣告拍攝團隊；方又新的劇組快要在月中殺青；葉崇暉正考慮要不要接電視劇的活；王韌韌全力準備著今年的首部劇情片計劃，有感電影創作空間可能變窄，考慮轉而多寫小說；芮麒籌備的一部紀錄片不得不擱淺；黃飛鵬正在讀書，研究國際合拍的方向，探尋香港電影除了北上是否還有其他新的趨向和機會；卓男則要為去年被迫取消的數個放映節目善後。

「部分工作取消了，小孩的學校也停課好一段時間，多了和他相處。」卓男是影評人，編輯，也是放映節目策展人，身處電影工業的下游，有多年工作經驗。往年的三月，她多數在製作香港電影金像獎特刊，參與籌備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頒獎典禮，不時還會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焦點影人寫一些文字。

去年卓男策劃的林嶺東電影回顧展因為疫情被迫叫停，誰想今年農曆新年之後，原本的場地合作方 UA 院線也宣告停業。「我們的訂票宣傳小冊子去年已經全數印好了，如今無力再改印，只能希望影迷們諒解。」卓男希望今年回顧展可以重新啟動，不得不面對一系列骨牌效應。

另一邊，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早早宣布了取消今屆活動，待明年兩屆合併評選及頒獎，特刊的籌備也隨之擱淺。金像獎特刊從2003年開始製作，早期邀約最佳男女主角候選人拍照，慢慢加入了各個崗位的入圍者，近年需要協調三十多位候選人拍攝封面。金像獎協會常常從上一年九月發想主題，三月原是緊張的拍攝和製作期。但2020年香港受疫情影響，院線三度停業共116天，據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統計，業界年收入比2019年下降逾七成。大批籌備中的電影或停機或延期上映，金像獎大會因此才決定來年再辦。

無工開

林蘇回憶，少工開的情況並不僅僅是2020年才開始的：「2018年尾，已經有前輩說沒有什麼工開。」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了兩年，疫情期間就更加無法開工。從2020年五月開始，朋友介紹林蘇去了一家醫護診所做文職，一直做到現在。五月之前，林蘇在住家附近找工作，做過地產公司，因沒有牌照，收入不多。

家有小孩的緣故，沒有劇組開工給林蘇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十幾年前，純粹因為偶然的機會進入一家電視劇集和卡通片的後期製作公司，林蘇做了大半年全職剪輯，偶爾也做錄音，開始想接觸更多不同的工作類型，離開公司以自由身型態找機會。做劇集和卡通的工作時無意認識了很多電影人，林蘇慢慢就轉向了電影範疇，一直做到2019年。

在這期間，整個香港電影行業的製作步伐減慢了。「當時有一些戲拍好後，不知什麼原因拿不到批文，這些戲一時去不了院線，變相等於讓投資者存了一批貨但發不出去，老闆們似乎就開始越來越謹慎了。也許有的老闆想要等之前拍好的戲上映再開新戲吧，有時候老闆想什麼我們未必知道。」

林蘇剛入行時，最忙的時候同一時間手頭有三部戲要做。「不過我那個時候也已經不是黃金年代了，二千年之後，後期人員薪金比過往是下滑的，電影從業員與其說是想掙錢，更多是為理想在奮鬥。」林蘇聽前輩講過從前的工作模式，簽約之後，酬勞分三到四期付訖，「那時候數目比較大，出一期已經夠你生活幾個月，以前的戲完成也比較快。」如今通常是簽約之後給一部分，剩餘的按月支付。

「後期的工時非常長，不像現場那樣九個小時計，我們常常要通宵趕工，或者在劇組所在地的酒店連續工作，平均算下來，我們的時薪大概和麥當勞沒什麼分別。」電影的週期從過去三個月一部，到如今中型製作都可能一兩年才完成一部。工作密度也從過去的一部戲接一部戲，到如今變作做完一套不知下一套何時再開工，「前幾年再怎麼說沒落，工作機會也比這兩年多不少。我們也習慣了北上開工，還為國內培育了不少人才，現在上面已經有很多人才，不太需要香港人了。」林蘇說很多大製作沒香港的份，通常都在國內完成，現在有影響力的香港製作都是小成本居多。

「電影工作其實讓我很開心，收穫很多，能學到很多東西，而且能去不同的地方，很多姿多彩。」迫於生活，林蘇一年多以前就開始嘗試不同的行業，希望緩解開支上的壓力，卻不打算離開電影行業，「不是沒有想過，但你說北上，也沒有一個確實目的地，轉行也可能面臨幾個月沒工作的情況，不知道轉去哪一行才好。」

疫情期間偶有一些電視劇或少量開拍，林蘇有相熟的同業加入，發現薪金比過去少了一截，有一個劇組甚至連午餐都不包，同業費了不少口舌，劇組才答應提供午餐飯盒。林蘇這樣的自由職業者在行業內並非少數，但因為並非全職長工，也未有一個工會性質的組織可以保障福利，「我們只能靠自己。」

和八號風球一樣

方又新也在思考是否要開闢副業，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某些技能。疫情期間方讀了一個咖啡師課程，去做了好一段時間兼職侍應，「否則那段時間真的沒有任何收入了。」

那是一家台灣輕食餐廳，第一個星期方又新覺得很新鮮，慢慢就開始不那麼愉快。餐廳客流量大，方又新需要不停地清理檯面，也要服務客人，不斷重複做同樣的事，「我覺得我像是一部打工機器，只是為了幫這間餐廳掙錢。」

方又新算是後輩，2015年才入行，畢業之後原本一直在廣告製作公司工作，「慢慢覺得這件事太商業化了，不是我想做的東西。」在當時的老闆慫恿下，方又新報名參加了一個微電影比賽，「做完之後感覺很好，發現自己做影像敘事的狀態和之前非常不一樣，我就決定辭職。」

「我在浸會讀書的時候認識電影學院的朋友，請他們介紹電影的工作機會，我說我什麼都願意做。」方又新等了一至兩個月消息，有一個同行所在的劇組需要場記，礙於缺乏經驗，劇組開出的價格只有市價的一半，方又新接受了。第二份助理製片的薪水就恢復到正常水平，比之前廣告全職的月薪漲了兩成。家人完全沒有質疑轉行這個決定，方又新自己也沒有想很多。「因為那時年紀還小，沒有想太多，只是覺得拍完第一二套電影，還是喜歡做這一行，然後就繼續做，而幸運地一套電影拍完再接一部，都沒有時間想是否還應繼續下去。」

2015年到2017年趕上大陸電影牛市，合拍片正如火如荼。方又新當時不抗拒北上工作，「港產片要想拍比較大規模的製作一定是合拍方式，行內人都不會抗拒的。」方又新覺得自己開始做場記很吃力，從導演組轉往製片組，做了三部合拍片，有了基礎，站穩了陣腳，又再回到了導演組，慢慢往副導演發展。

2018年夏天，方又新第一次察覺到結束一單工作之後沒有立刻開始下一單，「中間等了兩到三個月的空窗期。」兩個月之後，方又新加入新劇組，開始迄今為止自己的最後一個大陸電影項目。「劇組裡除了監製，我上級的第一副導和我之外，其他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國內的人了。」整個拍攝從2018年年底持續到2019年年中，用方又新的話說，是「食了尾水」，疫情之後，就更加沒有劇組開工了。

一進入劇組，就很難過問外面的事。「我身在劇組的時候沒有意識，但回到香港才覺得整個氣氛不同了，局勢讓你感受到香港正在經歷一些轉變，兩地的爭拗也越來越大。」一說到政治，方又新說跟中國內地的工作人員一定會有認識偏差，「我在香港不用翻牆，可以看到很多資訊，真的有假的也有，然後我會自己分析。我明白（內地同事）是在支持自己的政府，手法上我不認同，但我也不會特地討論，沒有必要在工作上討論我的個人想法，他們的觀點是根深蒂固的。」反修例運動開始之後，方又新再也沒有北上工作。運動的早期，有電影公司正在籌備一部警匪片，一再擱置，最後終於取消。

「最大壓力應該是在2019年的8月，」那時方又新在一個港產片劇組中，「其實有很多幕後的同事都是黃，但是我們都不會表露，因為有很多投資者都不是這個政見。」大家有默契地不提起政治話題。

「有幾天罷工，我們都沒有上班，亦都因為那幾天情況太不穩定，我們有的位置真的不能出門，交通不便，我們就不能到達現場，那些情況我們就會停工。」儘管停工對於劇組來說很傷元氣，方又新卻認為罷工並未被理解，「我不會覺得這是影響，就好似8號風球那樣，8號風球來了，說不能開工就不能開工，但人們就不會去怪責誰。」

大家忐忑地進行著拍攝，「我們都很擔心，即是今天又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覺得很諷刺，本來應該萬眾同心面對同一件事，但拍戲就是無論出面發生什麼事，回到片場後就只能做片場的事。」劇組的同事們覺得無奈，也只能繼續。

疫情期間，方又新在想自己可以在電影行業工作多久。「大家都不能出埠的時候，就唯有留在香港，整件事是僧多粥少。可能只計算副導演組，香港都有大概數百個人，這裡的戲不能支持到這一班人。自己能不能做最頂尖那批呢？」方又新不會徹底抗拒北上工作，「但真的要看年期多長，以及到底做什麼，要看劇本是什麼內容。」

有一批人在思考留在香港可以做什麼，有一批人選擇仍然北上。運動之後，方又新身邊認識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同業去了內地工作，「大概有十個左右吧。那批人完全不會介意，因為就算做香港電影，資金也是那邊的，除非你不做這一行。我做電影會看電影的本質，除非是很明顯的政治色彩才會不做，如果正正常常一套戲也不會不做的。」方又新說自己也不會刻意挑剔劇本，但如果其中有過份出位的立場就會拒絕，「現在黃的（立場）已經不會出聲，我們都明白如果出聲就拍不了，出聲的是另一種政見的人，那些我不會拍，已經不關劇本的事，我就是不想做。」

尊重與報酬

王韌韌是一位編劇，他絲毫也不憧憬回大陸發展這種可能。

「不同人有不同的取態，對於我來說創作自由的土壤都是重要的，最理想我只希望可以又能謀生又可以說到我想說的故事。如果以大陸創作土壤來說，相對香港狹窄很多的了。」在國安法頒佈之前，王韌韌如此說。國安法頒佈之後，他將小說創作視為自己電影創作自由無以為繼的後路。

無法單靠自己喜歡的事維持生活，於是他一邊在一家電影公司做全職合約編劇，星期一至五，朝十晚六；另一邊私下進行自己的獨立影像劇本創作。上班時間的五六個小時通常是開會討論，寫起劇本來就通宵達旦。王韌韌租用了一個工作室，下班之後就寫自己的劇本，有時候通宵，然後去公司上班，「趕 deadline 的時候會過一兩週這樣的生活。」

相對幸運的是，公司內編劇崗位的工作量並沒減少，「和之前一樣，一直都在運作中。有的項目慢下來，停滯了，公司就會叫我們開發新項目。」大陸火爆的農曆春節檔票房成績也沒有帶來一些激勵，總體來講，大家工作如常，「但我知道自由編劇們非常辛苦。」

「以一家公司來講，就算是本地製作，本地演員和幕後班底，我們的目標也希望在大陸上映，所以甚至它們與之前合拍片的創作方法和流程也都是接近的。」公司內，大家分組工作，王韌韌和另外兩位同事負責同一個項目，三人一起商討，從大綱開始，然後寫分場，再寫成劇本。

王韌韌做過自由身編劇，收入很不穩定。合約編劇令情況大大改善，但創作的空間也顯然不同。「其實根本都不需要有人特地告訴你，哪些不可以寫。」編劇們都知道大陸的電影過審有多嚴格，不需要有具體的指引，從一開始大家就知道哪些元素是明顯的禁區，「如果你非要寫，只可能是玩死自己。」壞人一定要壞，犯法一定要被抓，這些大家都知道，王韌韌聳聳肩。

他將用工餘時間來寫自己有興趣的故事，「想寫的有很多，要看在那一刻你內心最大的躁動是什麼。」現在香港這種絕望的氣氛和無力感使王韌韌深受觸動，「我在思考如何將這些東西發展成故事，去講香港現在的狀態，現在城市的感覺。」

而工餘的另一件事，王韌韌和一班編劇朋友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開了一個 Facebook 專頁，叫做「編劇權益聯盟」。第一件事就是倡議「開筆費」，「如果你想找我寫劇本，覺得我的創作不錯，首先你應該要付一筆費用我才可以動筆。」

年輕編劇常常被拖欠薪金，「這好像是一個行業傳統和風氣，不知道為什麼對編劇就是沒有認真出糧的態度。」或許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年輕人開始想要改變一些什麼，「我覺得我們的凝聚力變強了，不同平台上的交流令我們加深了認識。突然有人提議不如我們搞一個專頁。」最初由三四個人發起，朋友越找越多，越來越多人關注。

香港本有一個電影編劇家協會，「可是那個我們無法加入，它要求入會者必須有兩部署名的上映作品，這個門檻不是年輕編劇可以輕易達到的。我們也在和編劇家協會商討，可不可以有一個初級會員的模式，包容多一些人，」王韌韌和他的朋友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一種新的工會模式，「我們還在想是否應該走這條路。」

王韌韌在公司沒有公開自己參與 Facebook 專頁這件事，「你說老闆是否一定不喜歡，勞方和資方是否一定對立，好像感覺上是有些對立的。我想公司還不知道這件事，但無論如何，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如果不做，這行業就不會改變了。」

與編劇家協會溝通之後，王韌韌發現也有兩種聲音。一部分前輩認為當年大家都是走這條路，這樣的行業規則本身也在挑選和淘汰編劇；另一部分人覺得如今不再是當年，形勢不同，應該幫後輩解決問題。

目前有許多香港的年輕編劇都拍到兩部長片，有些是參與了但最後得不到署名權。「似乎編劇家協會也有防疫基金，但我們聯盟裡面大部分人都申請不到。」這些年輕的編劇們可能寫過網絡大電影，寫過電視劇，唯獨是沒有兩部署名的長片，「而且是要上院線放映才算。」王韌韌想了想，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入行，到他能夠發表署名的長片上映，「五年都算非常快了，一部的話。」

王韌韌想做導演，「我最得心應手的崗位是編劇，但我想做導演。」在香港這個世界，一個人如果不做導演，就不能夠保護到自己的劇本，「很多人都可以隨便改，收費薪資標準也不清楚。」他希望能夠改善編劇不被尊重的現狀。

方又新所在的副導演崗位，也有類似問題。「有副導演會，但是它不是正式工會，沒有辦法幫我們落實合約。」副導演會現在純粹是同業們交流資訊和聯絡的平台，「反而動作組的工會屬性很強。如果我們要用特技人，就要按條文處理報酬和工時。」

香港的副導演們互相之間的區別很大。有的第一副導演相當資深，也為許多名導演工作過，他們的月支薪水可以到20萬港元，但才入行沒幾年的第二第三副導演相比之下就面臨完全不同的情況。資深的副導演們近年來有一些擔正做導演的機會，「但香港的市場能容納到那麼多導演嗎？」

方又新眼裡香港電影面臨太多限制，「如果你有好的劇本，鏡頭和美術差一點也沒關係，如果劇本不幸，所有事都是浪費。而且香港越來越少有實力的演員，主要是因為這裡沒有一個制度好好地發掘他們，為他們提供舞台。」

最重要的是開心

服裝助理葉崇暉想過要離開，「我有想過要去台灣發展，覺得香港沒什麼希望。可是台灣已經有他們很固定的體系和圈子，我們去了也未必有工作機會。」葉崇暉靦腆且沉默，像是有什麼東西在阻攔他，他的很多答案還沒出口，就被吞回了肚子裡，「我沒有代表性，只是小齒輪。」2019年，他承受了很多工作以外的壓力，「那一段時間很難集中，會不斷關心時事。」在談話中，他提及自己在「大陸」的工作經歷，話剛到嘴邊突然停下來，他頓了頓，改口說「中國」。

葉崇暉是讀時裝設計出身，畢業後由製衣贊助商介紹，結識了電影的投資人，從服裝助理做起，幫演員準備戲服。除此之外，他也想做自己的服裝品牌，希望自己的設計可以作為副業，「一開始電影的工作收入可以支持自己的時裝事業，但這幾年工作機會少了，只能維持基本開支了。」他的工作重心也慢慢從電影轉向了劇集，「現在劇集開拍的機會比電影多，電影就算有也是小製作，酬勞不高。」

電影的服裝崗位沒有工會組織，較靠近的是電影美術學會。入會本來要交會費，因為2020年大家收入慘淡，會費得以豁免。為了令從業者有工開，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與電影發展基金合作推出了十條教學片製作，葉崇暉去「美術服裝篇」幫了一天忙，這是他在全年前十個月僅有的電影工作。

雖然連年收入減少，但因為電影的服裝工作有趣好玩，他還想繼續做下去。除此之外，電影工作的收入可以讓他做到收支平衡，能幫到自己設計服裝。家人沒有給過他任何壓力，也不反對他發展自己的事業，「所以我會繼續做自己喜歡但不賺錢的工作。」

方又新最初轉行時就獲得了家人支持，「他們沒所謂，說最重要就是我開心。我的家庭不是大富大貴，但我沒有生活壓力。」只是留在香港不是事業的長久之計，「我應該要向外發展，香港可能滿足不了我的想法。」方又新原計畫2020年5月去英國深造，歐洲疫情爆發之後不得不擱置，「或者申請藝術大學的碩士，但要等到9月。」

曾經的煩惱是⋯⋯

《十年·冬蟬》的導演黃飛鵬早於這場變動之前，已經試著尋找出路，2019年，他和日本，南韓團隊共同製作的電影《落葉殺人事件》與觀眾見面，這是他不斷尋求香港跨國獨立製作可能的第一個果實。《落葉殺人事件》由三澤拓哉執導，黃飛鵬擔任監製，電影於日本神奈川縣的大磯町拍攝，並於釜山國際電影節的亞洲電影基金資助下，在南韓的Wavelab完成音效後製。團隊的工作人員來自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除了日韓與香港，還有人來自伊朗，印度，柬埔寨。

「我不會說它是很成功的例子，但是一個可以提供思考的白板。」在黃飛鵬的眼中，香港電影工業的尷尬之一是不願想像其他可能性，「很多人一開始就會想，某種題材在香港找不到資金，然後就立刻拒絕了；或者反過來如果香港的項目想找日本的攝影師或者錄音師，提出這個建議很快就會被拒絕，大家覺得很難就放棄了。」

很多人都坦言香港電影的軌跡在某一個年期之後越來越難，越來越少，「我們需要重新開墾，比如《十年》可以去到台灣，日本和泰國製作當地的內容，這個概念可以離開這座城市本身，成為一些亞洲城市的共同想像，這很好玩。」《十年》帶給黃飛鵬最大的感受是，不要去猜測觀眾喜歡什麼。他寄望《落葉殺人事件》的製作可以讓不同地方的電影人彼此分享一些當地的貧瘠，「可能香港的電影圈有一種貧瘠，日本的製作有一種貧瘠，大家相互撞擊反而讓這些沒有被開墾的地方有了機會。」

獨立電影和藝術院線在香港艱苦經營，高地租令電影場次排得很密，小眾的電影在兩天票房不佳之後就會被撤下，「你拍一部戲，然後找一家本地的發行公司，然後上映一兩天被減到很少的場次，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方法嗎？宣傳電影的方法現在往往就是開一個Facebook專頁，去現場謝票，我不是說沒用，但我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芮麒曾經在一家主流發行公司做過全職PR，「有時候不是我們不願意用新方法宣傳，而是大家無法負擔為每一部電影指定很詳盡的計劃。」當時她的公司沒有院線，很多工作必須跟戲院的安排配合，零碎的細節和不斷修改的映期，發行方很難有條理地做出預計。「尤其是所謂的 commercial art 電影，排的戲院上，無法用荷里活那樣的方法宣傳。」做港產片宣傳的經驗讓芮麒對本地的觀眾多了些了解，「香港觀眾其實很樂意付錢看電影，問題是你的電影是不是他們想看的東西。」她認為香港製作目前與觀眾最大的距離，就是觀眾心裡有很想在大銀幕看的內容，他們在電影院卻找不到。

不想被綁住手腳，芮麒離開了公司，「我喜歡電影，喜歡其中的創意，但發行公司的 PR 工作沒有彈性，你能發揮的地方很少。」她如今私下以自由身幫一些獨立製作的電影做宣發，摸著石頭過河，遇到題材小眾的電影一時也不確定應該如何處理，「觀眾看完可能會很沮喪，在香港或許也只能做一兩場放映。」不少發行公司每年至少有五六部電影買回來無法上映，能夠上映的電影也很有成本回收的壓力。

「比如《一念無明》最終的票房沒有人可以預計到，但也有比如《空手道》這樣的本地製作，成本是一千二百萬港幣，也有不少討論，但最後票房約兩百萬。」靠出售版權也未必可以緩解這樣的壓力，Netflix 的二輪放映價格對港產片約是一萬美金，其他串流平台的價格也近似，首輪賣給電視台可能會有較理想的價格。

「香港有一個方向做得不夠好，發行公司自己做國際版權買賣，其實渠道很有限。外國通常在影展之前一定會找到仲介，它會幫你跑影展，做推廣，還能把版權賣出去。」

黃飛鵬參加影展時，從其他國家的同行和前輩得到經驗，希望能改善自己的作法，「而不是拍完戲之後不知道下一步怎樣。」他儘量參加不同的國際影展工作坊，「比如去金馬創投，比如去 Talents Tokyo，為什麼要踢一場注定輸的球賽呢？為什麼不到鄰街踢呢？或者，就去踢世界盃吧。」

因有這些對本地行業不一樣的想像，黃飛鵬常常被視作行業之中的一個異類。「我常常覺得這沒有什麼所謂，你問我什麼時候很需要在這個行業裡，我會說做工會的時候就很需要。」

「如果你是在黃金時代誕生的電影人，你有責任去維持和創造一個黃金時代，如果你不是誕生在那個時代，而是這個時代，那我想你有責任去用電影做一些你認為對的事。」黃飛鵬對電影沒有強大的使命感，他之所以想拍電影，因為想說故事，「如果我說的故事還有人聽，我就會去說。」

甚至，他想堅持留在香港拍電影。「我現在不會長駐在其他地方拍戲，這個時刻我覺得香港還是很好，不是說環境好，而是這裡還有我想拍的東西。」

說出這句話時，在場的人都還無法想像之後的事。電影人們只需要憂慮行業的固有結構問題，只需要思考如何踏出安全區，走向更遠的地方。那僅僅是2019年的11月，我們在旺角進行這樣的對話。場地位於一棟建築的中層，分明聽見街上警笛大作。黃飛鵬隔著窗戶玻璃，看見閃著藍紅色光的水炮車消失在街道盡頭。

2021年1月，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統計所有屬會，攝影同業，道具同業及梳化大聯盟會員共計3483人；另再加場務，劇務，收音師等工作崗位的未入會同業，香港電影工業目前有4000餘從業者。

從業者人數統計由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提供。總會於2000年成立，由電影業界十二個專業屬會組成，除此之外業界同業組織還有香港電影道具同業協會，香港電影攝影同業協會和梳化大聯盟。

應受訪者要求，方又新、林蘇、葉崇暉、王韌韌、芮麒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