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乱流，香港电影从业者的瘟疫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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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人们在重新打算。

林苏仍然在诊所做前台，又接触了几个广告拍摄团队；方又新的剧组快要在月中杀青；叶崇晖正考虑要不要接电视剧的活；王韧韧全力准备着今年的首部剧情片计划，有感电影创作空间可能变窄，考虑转而多写小说；芮麒筹备的一部纪录片不得不搁浅；黄飞鹏正在读书，研究国际合拍的方向，探寻香港电影除了北上是否还有其他新的趋向和机会；卓男则要为去年被迫取消的数个放映节目善后。

“部分工作取消了，小孩的学校也停课好一段时间，多了和他相处。”卓男是影评人，编辑，也是放映节目策展人，身处电影工业的下游，有多年工作经验。往年的三月，她多数在制作香港电影金像奖特刊，参与筹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颁奖典礼，不时还会为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焦点影人写一些文字。

去年卓男策划的林岭东电影回顾展因为疫情被迫叫停，谁想今年农历新年之后，原本的场地合作方 UA 院线也宣告停业。“我们的订票宣传小册子去年已经全数印好了，如今无力再改印，只能希望影迷们谅解。”卓男希望今年回顾展可以重新启动，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骨牌效应。

另一边，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早早宣布了取消今届活动，待明年两届合并评选及颁奖，特刊的筹备也随之搁浅。金像奖特刊从2003年开始制作，早期邀约最佳男女主角候选人拍照，慢慢加入了各个岗位的入围者，近年需要协调三十多位候选人拍摄封面。金像奖协会常常从上一年九月发想主题，三月原是紧张的拍摄和制作期。但2020年香港受疫情影响，院线三度停业共116天，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统计，业界年收入比2019年下降逾七成。大批筹备中的电影或停机或延期上映，金像奖大会因此才决定来年再办。

无工开

林苏回忆，少工开的情况并不仅仅是2020年才开始的：“2018年尾，已经有前辈说没有什么工开。”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了两年，疫情期间就更加无法开工。从2020年五月开始，朋友介绍林苏去了一家医护诊所做文职，一直做到现在。五月之前，林苏在住家附近找工作，做过地产公司，因没有牌照，收入不多。

家有小孩的缘故，没有剧组开工给林苏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十几年前，纯粹因为偶然的机会进入一家电视剧集和卡通片的后期制作公司，林苏做了大半年全职剪辑，偶尔也做录音，开始想接触更多不同的工作类型，离开公司以自由身型态找机会。做剧集和卡通的工作时无意认识了很多电影人，林苏慢慢就转向了电影范畴，一直做到2019年。

在这期间，整个香港电影行业的制作步伐减慢了。“当时有一些戏拍好后，不知什么原因拿不到批文，这些戏一时去不了院线，变相等于让投资者存了一批货但发不出去，老板们似乎就开始越来越谨慎了。也许有的老板想要等之前拍好的戏上映再开新戏吧，有时候老板想什么我们未必知道。”

林苏刚入行时，最忙的时候同一时间手头有三部戏要做。“不过我那个时候也已经不是黄金年代了，二千年之后，后期人员薪金比过往是下滑的，电影从业员与其说是想挣钱，更多是为理想在奋斗。”林苏听前辈讲过从前的工作模式，签约之后，酬劳分三到四期付讫，“那时候数目比较大，出一期已经够你生活几个月，以前的戏完成也比较快。”如今通常是签约之后给一部分，剩余的按月支付。

“后期的工时非常长，不像现场那样九个小时计，我们常常要通宵赶工，或者在剧组所在地的酒店连续工作，平均算下来，我们的时薪大概和麦当劳没什么分别。”电影的周期从过去三个月一部，到如今中型制作都可能一两年才完成一部。工作密度也从过去的一部戏接一部戏，到如今变作做完一套不知下一套何时再开工，“前几年再怎么说没落，工作机会也比这两年多不少。我们也习惯了北上开工，还为国内培育了不少人才，现在上面已经有很多人才，不太需要香港人了。”林苏说很多大制作没香港的份，通常都在国内完成，现在有影响力的香港制作都是小成本居多。

“电影工作其实让我很开心，收获很多，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能去不同的地方，很多姿多彩。”迫于生活，林苏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尝试不同的行业，希望缓解开支上的压力，却不打算离开电影行业，“不是没有想过，但你说北上，也没有一个确实目的地，转行也可能面临几个月没工作的情况，不知道转去哪一行才好。”

疫情期间偶有一些电视剧或少量开拍，林苏有相熟的同业加入，发现薪金比过去少了一截，有一个剧组甚至连午餐都不包，同业费了不少口舌，剧组才答应提供午餐饭盒。林苏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在行业内并非少数，但因为并非全职长工，也未有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可以保障福利，“我们只能靠自己。”

和八号风球一样

方又新也在思考是否要开辟副业，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某些技能。疫情期间方读了一个咖啡师课程，去做了好一段时间兼职侍应，“否则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任何收入了。”

那是一家台湾轻食餐厅，第一个星期方又新觉得很新鲜，慢慢就开始不那么愉快。餐厅客流量大，方又新需要不停地清理台面，也要服务客人，不断重复做同样的事，“我觉得我像是一部打工机器，只是为了帮这间餐厅挣钱。”

方又新算是后辈，2015年才入行，毕业之后原本一直在广告制作公司工作，“慢慢觉得这件事太商业化了，不是我想做的东西。”在当时的老板怂恿下，方又新报名参加了一个微电影比赛，“做完之后感觉很好，发现自己做影像叙事的状态和之前非常不一样，我就决定辞职。”

“我在浸会读书的时候认识电影学院的朋友，请他们介绍电影的工作机会，我说我什么都愿意做。”方又新等了一至两个月消息，有一个同行所在的剧组需要场记，碍于缺乏经验，剧组开出的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方又新接受了。第二份助理制片的薪水就恢复到正常水平，比之前广告全职的月薪涨了两成。家人完全没有质疑转行这个决定，方又新自己也没有想很多。“因为那时年纪还小，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拍完第一二套电影，还是喜欢做这一行，然后就继续做，而幸运地一套电影拍完再接一部，都没有时间想是否还应继续下去。”

2015年到2017年赶上大陆电影牛市，合拍片正如火如荼。方又新当时不抗拒北上工作，“港产片要想拍比较大规模的制作一定是合拍方式，行内人都不会抗拒的。”方又新觉得自己开始做场记很吃力，从导演组转往制片组，做了三部合拍片，有了基础，站稳了阵脚，又再回到了导演组，慢慢往副导演发展。

2018年夏天，方又新第一次察觉到结束一单工作之后没有立刻开始下一单，“中间等了两到三个月的空窗期。”两个月之后，方又新加入新剧组，开始迄今为止自己的最后一个大陆电影项目。“剧组里除了监制，我上级的第一副导和我之外，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国内的人了。”整个拍摄从2018年年底持续到2019年年中，用方又新的话说，是“食了尾水”，疫情之后，就更加没有剧组开工了。

一进入剧组，就很难过问外面的事。“我身在剧组的时候没有意识，但回到香港才觉得整个气氛不同了，局势让你感受到香港正在经历一些转变，两地的争拗也越来越大。”一说到政治，方又新说跟中国内地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有认识偏差，“我在香港不用翻墙，可以看到很多资讯，真的有假的也有，然后我会自己分析。我明白（内地同事）是在支持自己的政府，手法上我不认同，但我也不会特地讨论，没有必要在工作上讨论我的个人想法，他们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反修例运动开始之后，方又新再也没有北上工作。运动的早期，有电影公司正在筹备一部警匪片，一再搁置，最后终于取消。

“最大压力应该是在2019年的8月，”那时方又新在一个港产片剧组中，“其实有很多幕后的同事都是黄，但是我们都不会表露，因为有很多投资者都不是这个政见。”大家有默契地不提起政治话题。

“有几天罢工，我们都没有上班，亦都因为那几天情况太不稳定，我们有的位置真的不能出门，交通不便，我们就不能到达现场，那些情况我们就会停工。”尽管停工对于剧组来说很伤元气，方又新却认为罢工并未被理解，“我不会觉得这是影响，就好似8号风球那样，8号风球来了，说不能开工就不能开工，但人们就不会去怪责谁。”

大家忐忑地进行着拍摄，“我们都很担心，即是今天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觉得很讽刺，本来应该万众同心面对同一件事，但拍戏就是无论出面发生什么事，回到片场后就只能做片场的事。”剧组的同事们觉得无奈，也只能继续。

疫情期间，方又新在想自己可以在电影行业工作多久。“大家都不能出埠的时候，就唯有留在香港，整件事是僧多粥少。可能只计算副导演组，香港都有大概数百个人，这里的戏不能支持到这一班人。自己能不能做最顶尖那批呢？”方又新不会彻底抗拒北上工作，“但真的要看年期多长，以及到底做什么，要看剧本是什么内容。”

有一批人在思考留在香港可以做什么，有一批人选择仍然北上。运动之后，方又新身边认识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同业去了内地工作，“大概有十个左右吧。那批人完全不会介意，因为就算做香港电影，资金也是那边的，除非你不做这一行。我做电影会看电影的本质，除非是很明显的政治色彩才会不做，如果正正常常一套戏也不会不做的。”方又新说自己也不会刻意挑剔剧本，但如果其中有过份出位的立场就会拒绝，“现在黄的（立场）已经不会出声，我们都明白如果出声就拍不了，出声的是另一种政见的人，那些我不会拍，已经不关剧本的事，我就是不想做。”

尊重与报酬

王韧韧是一位编剧，他丝毫也不憧憬回大陆发展这种可能。

“不同人有不同的取态，对于我来说创作自由的土壤都是重要的，最理想我只希望可以又能谋生又可以说到我想说的故事。如果以大陆创作土壤来说，相对香港狭窄很多的了。”在国安法颁布之前，王韧韧如此说。国安法颁布之后，他将小说创作视为自己电影创作自由无以为继的后路。

无法单靠自己喜欢的事维持生活，于是他一边在一家电影公司做全职合约编剧，星期一至五，朝十晚六；另一边私下进行自己的独立影像剧本创作。上班时间的五六个小时通常是开会讨论，写起剧本来就通宵达旦。王韧韧租用了一个工作室，下班之后就写自己的剧本，有时候通宵，然后去公司上班，“赶 deadline 的时候会过一两周这样的生活。”

相对幸运的是，公司内编剧岗位的工作量并没减少，“和之前一样，一直都在运作中。有的项目慢下来，停滞了，公司就会叫我们开发新项目。”大陆火爆的农历春节档票房成绩也没有带来一些激励，总体来讲，大家工作如常，“但我知道自由编剧们非常辛苦。”

“以一家公司来讲，就算是本地制作，本地演员和幕后班底，我们的目标也希望在大陆上映，所以甚至它们与之前合拍片的创作方法和流程也都是接近的。”公司内，大家分组工作，王韧韧和另外两位同事负责同一个项目，三人一起商讨，从大纲开始，然后写分场，再写成剧本。

王韧韧做过自由身编剧，收入很不稳定。合约编剧令情况大大改善，但创作的空间也显然不同。“其实根本都不需要有人特地告诉你，哪些不可以写。”编剧们都知道大陆的电影过审有多严格，不需要有具体的指引，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哪些元素是明显的禁区，“如果你非要写，只可能是玩死自己。”坏人一定要坏，犯法一定要被抓，这些大家都知道，王韧韧耸耸肩。

他将用工余时间来写自己有兴趣的故事，“想写的有很多，要看在那一刻你内心最大的躁动是什么。”现在香港这种绝望的气氛和无力感使王韧韧深受触动，“我在思考如何将这些东西发展成故事，去讲香港现在的状态，现在城市的感觉。”

而工余的另一件事，王韧韧和一班编剧朋友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开了一个 Facebook 专页，叫做“编剧权益联盟”。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开笔费”，“如果你想找我写剧本，觉得我的创作不错，首先你应该要付一笔费用我才可以动笔。”

年轻编剧常常被拖欠薪金，“这好像是一个行业传统和风气，不知道为什么对编剧就是没有认真出粮的态度。”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年轻人开始想要改变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凝聚力变强了，不同平台上的交流令我们加深了认识。突然有人提议不如我们搞一个专页。”最初由三四个人发起，朋友越找越多，越来越多人关注。

香港本有一个电影编剧家协会，“可是那个我们无法加入，它要求入会者必须有两部署名的上映作品，这个门槛不是年轻编剧可以轻易达到的。我们也在和编剧家协会商讨，可不可以有一个初级会员的模式，包容多一些人，”王韧韧和他的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一种新的工会模式，“我们还在想是否应该走这条路。”

王韧韧在公司没有公开自己参与 Facebook 专页这件事，“你说老板是否一定不喜欢，劳方和资方是否一定对立，好像感觉上是有些对立的。我想公司还不知道这件事，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如果不做，这行业就不会改变了。”

与编剧家协会沟通之后，王韧韧发现也有两种声音。一部分前辈认为当年大家都是走这条路，这样的行业规则本身也在挑选和淘汰编剧；另一部分人觉得如今不再是当年，形势不同，应该帮后辈解决问题。

目前有许多香港的年轻编剧都拍到两部长片，有些是参与了但最后得不到署名权。“似乎编剧家协会也有防疫基金，但我们联盟里面大部分人都申请不到。”这些年轻的编剧们可能写过网络大电影，写过电视剧，唯独是没有两部署名的长片，“而且是要上院线放映才算。”王韧韧想了想，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入行，到他能够发表署名的长片上映，“五年都算非常快了，一部的话。”

王韧韧想做导演，“我最得心应手的岗位是编剧，但我想做导演。”在香港这个世界，一个人如果不做导演，就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剧本，“很多人都可以随便改，收费薪资标准也不清楚。”他希望能够改善编剧不被尊重的现状。

方又新所在的副导演岗位，也有类似问题。“有副导演会，但是它不是正式工会，没有办法帮我们落实合约。”副导演会现在纯粹是同业们交流资讯和联络的平台，“反而动作组的工会属性很强。如果我们要用特技人，就要按条文处理报酬和工时。”

香港的副导演们互相之间的区别很大。有的第一副导演相当资深，也为许多名导演工作过，他们的月支薪水可以到20万港元，但才入行没几年的第二第三副导演相比之下就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资深的副导演们近年来有一些担正做导演的机会，“但香港的市场能容纳到那么多导演吗？”

方又新眼里香港电影面临太多限制，“如果你有好的剧本，镜头和美术差一点也没关系，如果剧本不幸，所有事都是浪费。而且香港越来越少有实力的演员，主要是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制度好好地发掘他们，为他们提供舞台。”

最重要的是开心

服装助理叶崇晖想过要离开，“我有想过要去台湾发展，觉得香港没什么希望。可是台湾已经有他们很固定的体系和圈子，我们去了也未必有工作机会。”叶崇晖腼腆且沉默，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阻拦他，他的很多答案还没出口，就被吞回了肚子里，“我没有代表性，只是小齿轮。”2019年，他承受了很多工作以外的压力，“那一段时间很难集中，会不断关心时事。”在谈话中，他提及自己在“大陆”的工作经历，话刚到嘴边突然停下来，他顿了顿，改口说“中国”。

叶崇晖是读时装设计出身，毕业后由制衣赞助商介绍，结识了电影的投资人，从服装助理做起，帮演员准备戏服。除此之外，他也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希望自己的设计可以作为副业，“一开始电影的工作收入可以支持自己的时装事业，但这几年工作机会少了，只能维持基本开支了。”他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电影转向了剧集，“现在剧集开拍的机会比电影多，电影就算有也是小制作，酬劳不高。”

电影的服装岗位没有工会组织，较靠近的是电影美术学会。入会本来要交会费，因为2020年大家收入惨淡，会费得以豁免。为了令从业者有工开，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与电影发展基金合作推出了十条教学片制作，叶崇晖去“美术服装篇”帮了一天忙，这是他在全年前十个月仅有的电影工作。

虽然连年收入减少，但因为电影的服装工作有趣好玩，他还想继续做下去。除此之外，电影工作的收入可以让他做到收支平衡，能帮到自己设计服装。家人没有给过他任何压力，也不反对他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会继续做自己喜欢但不赚钱的工作。”

方又新最初转行时就获得了家人支持，“他们没所谓，说最重要就是我开心。我的家庭不是大富大贵，但我没有生活压力。”只是留在香港不是事业的长久之计，“我应该要向外发展，香港可能满足不了我的想法。”方又新原计划2020年5月去英国深造，欧洲疫情爆发之后不得不搁置，“或者申请艺术大学的硕士，但要等到9月。”

曾经的烦恼是……

《十年·冬蝉》的导演黄飞鹏早于这场变动之前，已经试着寻找出路，2019年，他和日本，南韩团队共同制作的电影《落叶杀人事件》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不断寻求香港跨国独立制作可能的第一个果实。《落叶杀人事件》由三泽拓哉执导，黄飞鹏担任监制，电影于日本神奈川县的大矶町拍摄，并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基金资助下，在南韩的Wavelab完成音效后制。团队的工作人员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除了日韩与香港，还有人来自伊朗，印度，柬埔寨。

“我不会说它是很成功的例子，但是一个可以提供思考的白板。”在黄飞鹏的眼中，香港电影工业的尴尬之一是不愿想像其他可能性，“很多人一开始就会想，某种题材在香港找不到资金，然后就立刻拒绝了；或者反过来如果香港的项目想找日本的摄影师或者录音师，提出这个建议很快就会被拒绝，大家觉得很难就放弃了。”

很多人都坦言香港电影的轨迹在某一个年期之后越来越难，越来越少，“我们需要重新开垦，比如《十年》可以去到台湾，日本和泰国制作当地的内容，这个概念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本身，成为一些亚洲城市的共同想像，这很好玩。”《十年》带给黄飞鹏最大的感受是，不要去猜测观众喜欢什么。他寄望《落叶杀人事件》的制作可以让不同地方的电影人彼此分享一些当地的贫瘠，“可能香港的电影圈有一种贫瘠，日本的制作有一种贫瘠，大家相互撞击反而让这些没有被开垦的地方有了机会。”

独立电影和艺术院线在香港艰苦经营，高地租令电影场次排得很密，小众的电影在两天票房不佳之后就会被撤下，“你拍一部戏，然后找一家本地的发行公司，然后上映一两天被减到很少的场次，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吗？宣传电影的方法现在往往就是开一个Facebook专页，去现场谢票，我不是说没用，但我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芮麒曾经在一家主流发行公司做过全职PR，“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用新方法宣传，而是大家无法负担为每一部电影指定很详尽的计划。”当时她的公司没有院线，很多工作必须跟戏院的安排配合，零碎的细节和不断修改的映期，发行方很难有条理地做出预计。“尤其是所谓的 commercial art 电影，排的戏院上，无法用荷里活那样的方法宣传。”做港产片宣传的经验让芮麒对本地的观众多了些了解，“香港观众其实很乐意付钱看电影，问题是你的电影是不是他们想看的东西。”她认为香港制作目前与观众最大的距离，就是观众心里有很想在大银幕看的内容，他们在电影院却找不到。

不想被绑住手脚，芮麒离开了公司，“我喜欢电影，喜欢其中的创意，但发行公司的 PR 工作没有弹性，你能发挥的地方很少。”她如今私下以自由身帮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做宣发，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题材小众的电影一时也不确定应该如何处理，“观众看完可能会很沮丧，在香港或许也只能做一两场放映。”不少发行公司每年至少有五六部电影买回来无法上映，能够上映的电影也很有成本回收的压力。

“比如《一念无明》最终的票房没有人可以预计到，但也有比如《空手道》这样的本地制作，成本是一千二百万港币，也有不少讨论，但最后票房约两百万。”靠出售版权也未必可以缓解这样的压力，Netflix 的二轮放映价格对港产片约是一万美金，其他串流平台的价格也近似，首轮卖给电视台可能会有较理想的价格。

“香港有一个方向做得不够好，发行公司自己做国际版权买卖，其实渠道很有限。外国通常在影展之前一定会找到仲介，它会帮你跑影展，做推广，还能把版权卖出去。”

黄飞鹏参加影展时，从其他国家的同行和前辈得到经验，希望能改善自己的作法，“而不是拍完戏之后不知道下一步怎样。”他尽量参加不同的国际影展工作坊，“比如去金马创投，比如去 Talents Tokyo，为什么要踢一场注定输的球赛呢？为什么不到邻街踢呢？或者，就去踢世界杯吧。”

因有这些对本地行业不一样的想像，黄飞鹏常常被视作行业之中的一个异类。“我常常觉得这没有什么所谓，你问我什么时候很需要在这个行业里，我会说做工会的时候就很需要。”

“如果你是在黄金时代诞生的电影人，你有责任去维持和创造一个黄金时代，如果你不是诞生在那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那我想你有责任去用电影做一些你认为对的事。”黄飞鹏对电影没有强大的使命感，他之所以想拍电影，因为想说故事，“如果我说的故事还有人听，我就会去说。”

甚至，他想坚持留在香港拍电影。“我现在不会长驻在其他地方拍戏，这个时刻我觉得香港还是很好，不是说环境好，而是这里还有我想拍的东西。”

说出这句话时，在场的人都还无法想像之后的事。电影人们只需要忧虑行业的固有结构问题，只需要思考如何踏出安全区，走向更远的地方。那仅仅是2019年的11月，我们在旺角进行这样的对话。场地位于一栋建筑的中层，分明听见街上警笛大作。黄飞鹏隔着窗户玻璃，看见闪着蓝红色光的水炮车消失在街道尽头。

2021年1月，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统计所有属会，摄影同业，道具同业及梳化大联盟会员共计3483人；另再加场务，剧务，收音师等工作岗位的未入会同业，香港电影工业目前有4000余从业者。

从业者人数统计由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提供。总会于2000年成立，由电影业界十二个专业属会组成，除此之外业界同业组织还有香港电影道具同业协会，香港电影摄影同业协会和梳化大联盟。

应受访者要求，方又新、林苏、叶崇晖、王韧韧、芮麒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