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被捕，關尚義：我已活過不少事，有國安法也要繼續工作

【編按】剛邁入2021年，香港經歷了又一次大搜捕。1月6日至7日，55名參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被捕，被指顛覆國家政權，其中有戴耀廷等著名政治人物，也有不少普通素人，更有一頭白髮的美國公民關尚義。拘捕一幕的背後，是長達半世紀的故事。年輕時，關尚義被美國天主教會派來香港事工，從此一留53年。教會與香港的發展，關係從來密切。1949年後，不少教會從大陸撤退來港，在貧弱香港提供福利救濟，建學校，促醫療，許多外國神父也陸續被教會派來香港，關尚義正是其中一人。在港超過半輩子，他經歷困苦的殖民生活，今天見證動盪的高壓時刻，他說自己還算平靜，而數十年前和香港學生一起耕田的體驗，給了他啟示。

John Clancey，中文名關尚義，79 歲，美國公民，自 1968 年起在香港工作和生活。2021年1月6日，他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

1月7日凌晨3點左右，關尚義獲准保釋，條件包括美國護照被沒收。

2019 年香港民運狂飆，2020 年北京覆桌清算，2021 年的開始是無盡禁制和抓捕的未完待續。疫症、移民潮、四面八方而來的「司法改革」、「選舉改革」、「國安教育」、「公職人員宣誓」，東方之珠的街巷，夜晚六點已無堂食，八點車流稀疏，再夜就寂如幻夢破碎。

風雲色變中，關尚義看起來很平靜，既無驚惶傷痛，亦無義憤填膺。「我這一把年紀已活過不少事情，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有看法，事後人們也有看法，我認為歷史會告訴我們最終發生了什麼事。」

可他不是一個束手等待歷史發落的人。「就算有國安法，我們也要繼續為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工作，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立場。」他平靜地以英語作答，若要閒聊，也可說起流利的廣東話。

獲釋後大約 10 小時， 1月7日中午，他已經重返自己在中環的律師樓工作。那個約莫四五平方米格子間，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

我非常驚訝，但沒有被嚇着

現在或許的確不是關尚義經歷過的最差的香港。

1968 年，27歲的關尚義被美國的瑪利諾教會（Maryknoll）派到香港做神父，「那時的香港也不准示威」。

1967 年，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和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下，香港工潮演變成左派暴動。7個月的運動中，51人死亡，包括7名市民被土製炸彈炸死，800多人受傷，超過 1900人被檢控。

暴動末期，港英政府修訂1948年訂立的《公安條例》，整合和修訂有關法例，賦予警察批准公眾遊行集會舉行及命令其解散的權力，並訂立極低的暴動門檻——一旦在非法集結中有人破壞安寧，就可視為「暴動」。1970年，港英政府第二次修訂《公安條例》時，「暴動罪」被正式寫入，最高刑罰也從監禁 2 年提高到監禁 10 年。

關尚義來港之前，是美國反越戰示威的一員，「從林肯紀念堂遊行到國防部五角大樓」。1968 年到越戰結束的 1975 年，他在香港繼續參加反越戰的集會，「但我們必須站在美國領事館的地界內，現在那個地方豎起高墻攔起來了，但那時候有片綠地，我們就經常在那裡示威。」

1968 到 2021，香港的領導者從舉辦「香港節」的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到補貼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的特首林鄭月娥，美國總統從提出建設 “Great Society” 計劃的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變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變了從療癒出發的拜登（Joe Biden），中國的領導核心則從毛澤東，到了習近平。

50 年不變的是殖民地時期製造的法律武器，「非法集結」、「暴動」的罪與罰今日生機勃勃。在2019 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過萬人中被捕，近 700 人被控暴動罪。

同樣相似的，是北京也選擇用法例來回應社會運動。2020年6月30日深夜，北京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該法訂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活動」四大罪名，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特殊案件可以送中審理。

公民參與半世紀的關尚義，耄耋之年，警察上門，第一次被捕、被搜、被羈押、被沒收護照。

「我非常驚訝，非常驚訝，」他連連說，「但沒被嚇着，也不害怕。」

「恐懼和擔心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就看證據吧，依法辦事。」

訪基層，建幼兒園，香港社工的師傅

這麼說，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比現在好一些？關尚義搖頭，「殖民地系統下的生活並不好」。

初到香港的瑪利諾神父關尚義，學了兩年廣東話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到位於老虎岩、橫頭磡的徙置區探訪最草根的勞工家庭。

「他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全年只有在中國農曆新年的時候有三到七天的休假，而他們平時每天要工作8到9小時，甚至12、18小時，有時為了趕工，24小時都在工作，」關尚義回憶道。徙置區的生活條件並不好，生育甚多的華人家庭，一家七八到十幾口只能擠在一個十平米左右的空間中，在陽台煮飯，用公共廁所。

神父關尚義平均每週四天到訪這樣的家庭。「我是要聆聽他們的問題，了解他們個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更全面地體察他們的生活」。週末回到教會，他與教友分享自己的見聞。此外，關尚義還為營養不良的窮家孩子建立了一所托兒所和幼兒園，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義診。

徙置區

如是三年，天主教香港教區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找到了關尚義，邀約他成為天主教郊區專上學生的神師。當時，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成立已有十年左右，由香港14所大專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組成，宗旨是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愛貧為先。

三十出頭的的神師關尚義，大部分時間都與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一起，組織各種體驗和訓練活動，又帶着學生到製衣廠與工人同工同食同住，體驗之後再進行反思和對話，讓學生思考自己可以為解決貧苦大眾的問題提供什麼解決方法。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香港的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關尚義數着大學生參與的社會活動和變革：反電話加價、保衛釣魚台、「反貪污 捉葛柏」集會…… 後來，他的不少學生成為專業人士，有律師、醫生、老師、校長。

「有次，一個曾經是我學生的社工教授跟他的學生介紹我，說『呢個係我師傅』，我好開心，」關尚義道。

七十年代中期，神父關尚義的「體驗—對話—反思」工作從香港出發，走向全亞洲。他成為了亞洲主教團協會的神師，走向泰國的貧民窟、斯里蘭卡的茶山、菲律賓的農村，同行者除了學生，還多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一齊探討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

我認為人們會像過去一樣找到一條出路，會走到一起，反思過往，並找到自己在現實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1980 年左右，關尚義在香港設立「民族發展亞洲中心」（Asian Centre For the Progress of Peoples）， 以香港為基地，希望推動亞洲各國的人權發展。全亞洲，關尚義說，就差尼泊爾還沒去過。

「我們那時是有做些實事的，」他說。轉眼2021年，香港貧富差距依然懸殊，劏房戶的生活與舊式的惡劣住房不相伯仲，而同時間，公民社會、政治制度也面臨衝擊。

今日的香港可有點像回到七十年代？關尚義沒有斷言。他始終認為，香港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息息相關，沒有真正的民選政府，基層和弱勢的利益無法得到根本保障。

但他還是樂觀。「我認為人們會像過去一樣找到一條出路，會走到一起，反思過往，並找到自己在現實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今日的香港還可以繼續擔當亞洲人權倡議和 NGO 的避風港、聚腳點？關尚義說，五年後再來問他。

「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是日大雨滂沱， 56 歲的關尚義也在那一天完成實習，在9月正式成為一名在香港執業的事務律師。

為了與妻子屠凌珠結婚，那時關信義已經還俗十幾年，兩人育有三名子女。人到中年，神師變律師，全因自 80 年代末流亡在港、與關尚義在民族發展中心共事的斯里蘭卡人權律師 Basil Fernando 的一句話：「我們正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去做律師。」

展開全新的事業不算當時得令。回歸前夕，三十萬港人移民，用腳給新政權投下不信任票。不過，新紮律師關尚義毫無去意，反而感到樂觀。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些在國際公約中的權利都會在香港獲得認可、尊重和落實。對於我來講，這是希望的標誌，說明這裡的狀況會慢慢變好，說明香港不會跟從中國的法律和價值，而是會跟從這些國際認可的價值……《基本法》還保證香港人最終可以直接選舉立法會的全體成員，直接選舉香港的行政長官。所以我是那些感到樂觀的人之一，我心想，好呀，那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有這些承諾的。」

現在北京說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會說，那是『國際的民主』。

關尚義說，他一直抱持着這份樂觀，直到最近。早於2002年，一批學者、專業人士和政治人物成立組織「民主動力」，希望為泛民主派在選舉中進行協調，亦推動公民教育和政制改革，關尚義也是發起人之一。他如何看待 2014 年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的慘淡收場？

「這是個好問題，」關尚義說。「即便 2014 年發生了那樣的事，即便特首選舉被施加了那樣的限制，即便全國人大擺出了那麼多條件，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或者他們還是有可能會改變心意，北京有可能被說服，同意落實國際認可的那種民主，而不將那些限制加諸香港。」

「的確，那（2014 年）是對承諾落空的失望的開端，但當時還有有些希望的，希望我們可以朝着民主前進，全面的民主。現在北京說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會說，那是『國際的民主』。」

執業二十餘年，關尚義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他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

不過，「我認為香港的法庭，尤其是終審法院，在香港的法治上面對艱難的抉擇」，他說。

「現在，香港同時有了國安法，而這條法律似乎將自己說得比那些權利都要重要。那麼香港的法庭就不得不決定，究竟這些國際認可的權利、這些我們生而為人就應該享有的權利、這些不應該輕易受到限制的權利，是不是都已經被國安法拂到一邊了？」

期待一個開花結果的社會

孜孜不倦人權工作超過半世紀，關尚義說他完全不是一個抗爭型、戰鬥格的人。

「你示威反戰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和平鼓呼。你示威反對侵害人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人權的落實鼓呼。你示威反對專制國家和政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民主鼓呼。這永遠是一體兩面的事情，」他解釋道。

這種為社會結構性問題發聲的思想，奠定在關尚義還是神學生的 60 年代。

關尚義回憶道，1962到 1965 年舉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鼓勵信徒和教會「入世」，在現實生活中實踐愛、公義、真理、和平等價值。1967 年，教宗保祿六世發布「民族發展」通諭：「應勇敢地去面對現在的時局，所有不合正義的措施，都應與以克服、制勝。要發展，必須大膽改革、徹底更新。迫切的改善，應迅速地進行，每人都該慷慨地負起一部份責任，尤其是那些由於他們的教育程度、地位、和權力，有更大工作能力者。」

以「民主動力」司庫的角色參與組織民主派初選，並因此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關尚義說，自己無懼，也不認為有錯。

「我所做的事，是發乎我對於人作為個體和群體的愛，出於我對影響人們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文化結構的關心。我認為如果是出於愛、出於對人的關懷而去做事，那就不必害怕。」

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在地下發展，但其實這個社會是要在頂上開花結果的。

這樣的心願，一定會實現嗎？關尚義說，他想講一個故事。

舊時在香港火炭，有一位牧師把自己的房子留給了關尚義的一個朋友住，關尚義不時帶自己輔導的大學生去那兒。房子旁邊有塊空地，關尚義於是建議大家一齊開荒，種了紅蘿蔔、番茄、白菜、菜心等六七種蔬菜。

幾個星期之後，紅蘿蔔最先有成果，大家從地裡拔出來，洗乾淨泥土就新鮮吃了。又過了幾個星期，關尚義去地裡一看，發現有剛剛開花的番茄被連根拔起，拋在一邊。「是不是住在附近的小孩貪玩拔掉了？」關尚義問朋友——他們的小菜園有籬笆，但從不上鎖。「是我拔的，」朋友直認，解釋道，「因為紅蘿蔔一個月就能吃了，我以為番茄也是這樣，」

關尚義覺得，紅蘿蔔和番茄，也有點像中國大陸面對著香港。

「我想有些在中國人的人並不完全理解香港和香港的價值，他們也的確不理解國際上的價值。這可能跟他們有限的接觸，跟他們的教育和工作有關，我認為和缺乏耐心也有關，甚至有點太沒耐心了。」關尚義緩緩說道，「就像那個學生，他問也沒問我，就把番茄拔了，太沒耐心了…… 你說是一個類比也好，寓言也好，我覺得問題跟那個故事是相似的，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在地下發展，但其實這個社會是要在頂上開花結果的。」

後記

關尚義獲准保釋之後接受了多家本地和外國傳媒的訪問，也被左派《大公報》以大半版報導指他是「攬炒派神秘導師」。

《大公報》指，他有多個名字，既叫 Jack，又叫 John，渲染他身份神秘；指他與民主派的郭家麒、李卓人等創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關係匪淺；又到民族發展亞洲中心門外拍照，指中心辦公地點大門上了密碼鎖、拉上窗簾，似乎不可告人。

關尚義得悉報導之後表示「預料之中」，因為報導出版前一天，該報曾向他查詢有關資訊，關尚義表示自己已經一一解釋：在美國，本名叫 John 的人很多時候也會被叫做 Jack，「我認識李柱銘很多年了，他就會叫我 Jack」；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這個組織建立的時候，親北京的工聯會也表示支持；至於民族發展中心，現在不少員工都在家工作，「但他們去了是不是沒敲門？通常是有人在裡面的。」

「看來他們沒有用上這些資訊，因為跟他們想說的事情不吻合吧，」關尚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