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被捕，关尚义：我已活过不少事，有国安法也要继续工作

【编按】刚迈入2021年，香港经历了又一次大搜捕。1月6日至7日，55名参与去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捕，被指颠覆国家政权，其中有戴耀廷等著名政治人物，也有不少普通素人，更有一头白发的美国公民关尚义。拘捕一幕的背后，是长达半世纪的故事。年轻时，关尚义被美国天主教会派来香港事工，从此一留53年。教会与香港的发展，关系从来密切。1949年后，不少教会从大陆撤退来港，在贫弱香港提供福利救济，建学校，促医疗，许多外国神父也陆续被教会派来香港，关尚义正是其中一人。在港超过半辈子，他经历困苦的殖民生活，今天见证动荡的高压时刻，他说自己还算平静，而数十年前和香港学生一起耕田的体验，给了他启示。

John Clancey，中文名关尚义，79 岁，美国公民，自 1968 年起在香港工作和生活。2021年1月6日，他是 53 名因为组织和参与民主派初选而被香港警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捕的外国公民。

1月7日凌晨3点左右，关尚义获准保释，条件包括美国护照被没收。

2019 年香港民运狂飙，2020 年北京覆桌清算，2021 年的开始是无尽禁制和抓捕的未完待续。疫症、移民潮、四面八方而来的“司法改革”、“选举改革”、“国安教育”、“公职人员宣誓”，东方之珠的街巷，夜晚六点已无堂食，八点车流稀疏，再夜就寂如幻梦破碎。

风云色变中，关尚义看起来很平静，既无惊惶伤痛，亦无义愤填膺。“我这一把年纪已活过不少事情，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有看法，事后人们也有看法，我认为历史会告诉我们最终发生了什么事。”

可他不是一个束手等待历史发落的人。“就算有国安法，我们也要继续为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工作，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立场。”他平静地以英语作答，若要闲聊，也可说起流利的广东话。

获释后大约 10 小时， 1月7日中午，他已经重返自己在中环的律师楼工作。那个约莫四五平方米格子间，各种文件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办公桌背后的墙上挂了一副对联：人因忠信千金托，客为公义万里来。

我非常惊讶，但没有被吓着

现在或许的确不是关尚义经历过的最差的香港。

1968 年，27岁的关尚义被美国的玛利诺教会（Maryknoll）派到香港做神父，“那时的香港也不准示威”。

1967 年，在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和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下，香港工潮演变成左派暴动。7个月的运动中，51人死亡，包括7名市民被土制炸弹炸死，800多人受伤，超过 1900人被检控。

暴动末期，港英政府修订1948年订立的《公安条例》，整合和修订有关法例，赋予警察批准公众游行集会举行及命令其解散的权力，并订立极低的暴动门槛——一旦在非法集结中有人破坏安宁，就可视为“暴动”。1970年，港英政府第二次修订《公安条例》时，“暴动罪”被正式写入，最高刑罚也从监禁 2 年提高到监禁 10 年。

关尚义来港之前，是美国反越战示威的一员，“从林肯纪念堂游行到国防部五角大楼”。1968 年到越战结束的 1975 年，他在香港继续参加反越战的集会，“但我们必须站在美国领事馆的地界内，现在那个地方竖起高墙拦起来了，但那时候有片绿地，我们就经常在那里示威。”

1968 到 2021，香港的领导者从举办“香港节”的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到补贴香港人到大湾区工作的特首林郑月娥，美国总统从提出建设 “Great Society” 计划的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变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又变了从疗愈出发的拜登（Joe Biden），中国的领导核心则从毛泽东，到了习近平。

50 年不变的是殖民地时期制造的法律武器，“非法集结”、“暴动”的罪与罚今日生机勃勃。在2019 年开始的社会运动，过万人中被捕，近 700 人被控暴动罪。

同样相似的，是北京也选择用法例来回应社会运动。2020年6月30日深夜，北京制定的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该法订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恐怖主义活动”四大罪名，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特殊案件可以送中审理。

公民参与半世纪的关尚义，耄耋之年，警察上门，第一次被捕、被搜、被羁押、被没收护照。

“我非常惊讶，非常惊讶，”他连连说，“但没被吓着，也不害怕。”

“恐惧和担心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就看证据吧，依法办事。”

访基层，建幼儿园，香港社工的师傅

这么说，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比现在好一些？关尚义摇头，“殖民地系统下的生活并不好”。

初到香港的玛利诺神父关尚义，学了两年广东话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位于老虎岩、横头磡的徙置区探访最草根的劳工家庭。

“他们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全年只有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有三到七天的休假，而他们平时每天要工作8到9小时，甚至12、18小时，有时为了赶工，24小时都在工作，”关尚义回忆道。徙置区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生育甚多的华人家庭，一家七八到十几口只能挤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空间中，在阳台煮饭，用公共厕所。

神父关尚义平均每周四天到访这样的家庭。“我是要聆听他们的问题，了解他们个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更全面地体察他们的生活”。周末回到教会，他与教友分享自己的见闻。此外，关尚义还为营养不良的穷家孩子建立了一所托儿所和幼儿园，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义诊。

徙置区

如是三年，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位华人主教徐诚斌，找到了关尚义，邀约他成为天主教郊区专上学生的神师。当时，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成立已有十年左右，由香港14所大专院校的天主教同学会组成，宗旨是推动学生运动和增加学生对社会的投入，爱贫为先。

三十出头的的神师关尚义，大部分时间都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一起，组织各种体验和训练活动，又带着学生到制衣厂与工人同工同食同住，体验之后再进行反思和对话，让学生思考自己可以为解决贫苦大众的问题提供什么解决方法。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香港的七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火红年代，关尚义数着大学生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变革：反电话加价、保卫钓鱼台、“反贪污 捉葛柏”集会…… 后来，他的不少学生成为专业人士，有律师、医生、老师、校长。

“有次，一个曾经是我学生的社工教授跟他的学生介绍我，说‘呢个系我师傅’，我好开心，”关尚义道。

七十年代中期，神父关尚义的“体验—对话—反思”工作从香港出发，走向全亚洲。他成为了亚洲主教团协会的神师，走向泰国的贫民窟、斯里兰卡的茶山、菲律宾的农村，同行者除了学生，还多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齐探讨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

我认为人们会像过去一样找到一条出路，会走到一起，反思过往，并找到自己在现实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1980 年左右，关尚义在香港设立“民族发展亚洲中心”（Asian Centre For the Progress of Peoples）， 以香港为基地，希望推动亚洲各国的人权发展。全亚洲，关尚义说，就差尼泊尔还没去过。

“我们那时是有做些实事的，”他说。转眼2021年，香港贫富差距依然悬殊，㓥房户的生活与旧式的恶劣住房不相伯仲，而同时间，公民社会、政治制度也面临冲击。

今日的香港可有点像回到七十年代？关尚义没有断言。他始终认为，香港的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息息相关，没有真正的民选政府，基层和弱势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但他还是乐观。“我认为人们会像过去一样找到一条出路，会走到一起，反思过往，并找到自己在现实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今日的香港还可以继续担当亚洲人权倡议和 NGO 的避风港、聚脚点？关尚义说，五年后再来问他。

“我们来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这些权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是日大雨滂沱， 56 岁的关尚义也在那一天完成实习，在9月正式成为一名在香港执业的事务律师。

为了与妻子屠凌珠结婚，那时关信义已经还俗十几年，两人育有三名子女。人到中年，神师变律师，全因自 80 年代末流亡在港、与关尚义在民族发展中心共事的斯里兰卡人权律师 Basil Fernando 的一句话：“我们正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做律师。”

展开全新的事业不算当时得令。回归前夕，三十万港人移民，用脚给新政权投下不信任票。不过，新扎律师关尚义毫无去意，反而感到乐观。

“《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在国际公约中的权利都会在香港获得认可、尊重和落实。对于我来讲，这是希望的标志，说明这里的状况会慢慢变好，说明香港不会跟从中国的法律和价值，而是会跟从这些国际认可的价值……《基本法》还保证香港人最终可以直接选举立法会的全体成员，直接选举香港的行政长官。所以我是那些感到乐观的人之一，我心想，好呀，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来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这些权利，有这些承诺的。”

现在北京说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会说，那是‘国际的民主’。

关尚义说，他一直抱持着这份乐观，直到最近。早于2002年，一批学者、专业人士和政治人物成立组织“民主动力”，希望为泛民主派在选举中进行协调，亦推动公民教育和政制改革，关尚义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如何看待 2014 年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的惨淡收场？

“这是个好问题，”关尚义说。“即便 2014 年发生了那样的事，即便特首选举被施加了那样的限制，即便全国人大摆出了那么多条件，我还是乐观的，我觉得，或者他们还是有可能会改变心意，北京有可能被说服，同意落实国际认可的那种民主，而不将那些限制加诸香港。”

“的确，那（2014 年）是对承诺落空的失望的开端，但当时还有有些希望的，希望我们可以朝着民主前进，全面的民主。现在北京说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会说，那是‘国际的民主’。”

执业二十余年，关尚义主打医疗纠纷、司法复核等公法案件，尝试结合自己对人权的信仰、倡议于法律工作。时至今日，他仍然对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

不过，“我认为香港的法庭，尤其是终审法院，在香港的法治上面对艰难的抉择”，他说。

“现在，香港同时有了国安法，而这条法律似乎将自己说得比那些权利都要重要。那么香港的法庭就不得不决定，究竟这些国际认可的权利、这些我们生而为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些不应该轻易受到限制的权利，是不是都已经被国安法拂到一边了？”

期待一个开花结果的社会

孜孜不倦人权工作超过半世纪，关尚义说他完全不是一个抗争型、战斗格的人。

“你示威反战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了和平鼓呼。你示威反对侵害人权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了人权的落实鼓呼。你示威反对专制国家和政权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了民主鼓呼。这永远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他解释道。

这种为社会结构性问题发声的思想，奠定在关尚义还是神学生的 60 年代。

关尚义回忆道，1962到 1965 年举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鼓励信徒和教会“入世”，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爱、公义、真理、和平等价值。1967 年，教宗保禄六世发布“民族发展”通谕：“应勇敢地去面对现在的时局，所有不合正义的措施，都应与以克服、制胜。要发展，必须大胆改革、彻底更新。迫切的改善，应迅速地进行，每人都该慷慨地负起一部份责任，尤其是那些由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地位、和权力，有更大工作能力者。”

以“民主动力”司库的角色参与组织民主派初选，并因此被香港警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关尚义说，自己无惧，也不认为有错。

“我所做的事，是发乎我对于人作为个体和群体的爱，出于我对影响人们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文化结构的关心。我认为如果是出于爱、出于对人的关怀而去做事，那就不必害怕。”

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在地下发展，但其实这个社会是要在顶上开花结果的。

这样的心愿，一定会实现吗？关尚义说，他想讲一个故事。

旧时在香港火炭，有一位牧师把自己的房子留给了关尚义的一个朋友住，关尚义不时带自己辅导的大学生去那儿。房子旁边有块空地，关尚义于是建议大家一齐开荒，种了红萝卜、番茄、白菜、菜心等六七种蔬菜。

几个星期之后，红萝卜最先有成果，大家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泥土就新鲜吃了。又过了几个星期，关尚义去地里一看，发现有刚刚开花的番茄被连根拔起，抛在一边。“是不是住在附近的小孩贪玩拔掉了？”关尚义问朋友——他们的小菜园有篱笆，但从不上锁。“是我拔的，”朋友直认，解释道，“因为红萝卜一个月就能吃了，我以为番茄也是这样，”

关尚义觉得，红萝卜和番茄，也有点像中国大陆面对著香港。

“我想有些在中国人的人并不完全理解香港和香港的价值，他们也的确不理解国际上的价值。这可能跟他们有限的接触，跟他们的教育和工作有关，我认为和缺乏耐心也有关，甚至有点太没耐心了。”关尚义缓缓说道，“就像那个学生，他问也没问我，就把番茄拔了，太没耐心了…… 你说是一个类比也好，寓言也好，我觉得问题跟那个故事是相似的，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在地下发展，但其实这个社会是要在顶上开花结果的。”

后记

关尚义获准保释之后接受了多家本地和外国传媒的访问，也被左派《大公报》以大半版报导指他是“揽炒派神秘导师”。

《大公报》指，他有多个名字，既叫 Jack，又叫 John，渲染他身份神秘；指他与民主派的郭家麒、李卓人等创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关系匪浅；又到民族发展亚洲中心门外拍照，指中心办公地点大门上了密码锁、拉上窗帘，似乎不可告人。

关尚义得悉报导之后表示“预料之中”，因为报导出版前一天，该报曾向他查询有关信息，关尚义表示自己已经一一解释：在美国，本名叫 John 的人很多时候也会被叫做 Jack，“我认识李柱铭很多年了，他就会叫我 Jack”；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这个组织建立的时候，亲北京的工联会也表示支持；至于民族发展中心，现在不少员工都在家工作，“但他们去了是不是没敲门？通常是有人在里面的。”

“看来他们没有用上这些信息，因为跟他们想说的事情不吻合吧，”关尚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