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上的異鄉人

2020 年 1 月 11 日，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總統大選的開票之夜。

蔡英文剛剛跨過當選票數門檻，民進黨總部前旗海湧動、人群歡騰的畫面，正在電視和網路上鋪天蓋地放送著。然而那晚的金門市區，和任何一個尋常冬夜並無不同，依然被包裹在寂靜之中，只有東北季風的呼嘯聲，仍在街道上呼呼作響——真要說起來，似乎還比平常更蕭瑟、更冷清了些。

一陣歡呼聲，隱約從武廟旁一幢水泥房裏溢了出來。裏頭的年輕男女，正聚在投影幕前緊盯開票轉播。蔡英文得票每過一百萬票，他們便尖叫揮旗，歡聲雷動。

「大選開票那天超有趣的，一整天都有客人進進出出，我們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客人，沖茶沖到手快斷、都沒杯子了。」站在剛歇業的「後浦泡茶間」裏，前店主王苓一邊回憶，一邊指出開票當天他們放轉播投影幕的位子。

王苓是在金門出生的年輕人。和很多同輩一樣，她在金門唸完高中之後便赴台升學、就業，在台灣一待就是十年；結束學業之後，她也同樣曾在「留台灣」和「回金門」兩個選項之間徘徊猶豫。

「剛好有個學者 2013 年在金門做研究，於是我便回來擔任他的研究助理、做軍事文化資產的調查；後來為了策劃展覽，我和曾在美國博物館工作的姊姊，又一起成立了『敬土豆文化工作室』。」在各路夥伴的參與之下，敬土豆後來又辦了幾場展覽、音樂祭，也出版過地方刊物。

到了 2015 年，敬土豆開始在金門市區的後浦老街做田野調查，後來金門縣府看見他們深入社區、正好又想推動「老屋修繕補助」，於是便委託他們推動計畫，而這也是後浦泡茶間的濫觴。

「我們之前在城隍廟做過展覽，也一直都在做口述史的訪查，和社區、城隍廟的關係維持得不錯。正好廟方當時有間房子打算重建、正在閒置，於是便將房子借給我們，做修繕補助計畫的諮詢辦公室。」計畫結束於 2018 年之後，王苓和夥伴想持續活用老屋、也希望金門青年能有聚會的地方，於是便繼續和廟方借用二樓空間，開起了泡茶間。

乍看之下，後浦泡茶間有點像台灣常見的風格小店：舊書、茶香、古家具、大片窗景、甜暖燈光、緊鄰廟宇飛檐的室外露台——放在台灣任何一個街頭巷角都不突兀，卻又帶點金門獨有的市井氣味。

藉由泡茶間，王苓和幾個夥伴起初只想辦些展覽或活動，卻發現空間的質地開始發酵。

「泡茶間是個軟性的空間，吃吃喝喝嘛，總能讓人放鬆，在氣氛相對保守的金門，也可以讓陌生人先放心進來，彼此熟悉了之後再敞開心房。」現在回想，王苓覺得泡茶間在金門撐起了一個空間，很像某個地下社團，可以讓大家在此談論議題、彼此傾聽，甚至療傷。

王苓自己，也是曾被泡茶間療癒過的其中一人。「回金門頭幾年的工作強度太大，遇到很多障礙和難題，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價值觀碰撞，所以很難不受傷。2018 年婚姻平權公投和地方選舉結果出爐之後，到總統大選的競選期間，我們也曾經感到非常焦慮，『亡國感』很深。」

於是原本以為只開一年的泡茶間，最後營業了兩年多，和金門的年輕人一起經歷了同婚公投、地方選舉、總統大選，也見證了他們兩年多來的心情起伏。

然而泡茶間畢竟是個借來的空間，距離廟方、街坊都太近，終究不是毫無顧忌。「我們有個原則：可以擁有自己的立場，但不能太囂張。比方說，我們其實有面很大幅、很顯眼的彩虹旗，原本想在金門巡迴掛著，但為了尊重宮廟文化與地方鄰里，所以就換了一面比較低調的旗子作替代，現在還掛在外面。」

但不論如何，這種對於「取暖空間」的需求，反映出的其實是像王苓這樣的金門年輕人，在返鄉之後所感受到的疏離。他們在一些議題上與周遭主流社群格格不入，時不時陷入各種內捲與傾軋，又因為當地「主流民意」難以撼動，難免會感到無力和挫敗。

而國族認同，就是其中一個經常令他們感到焦慮的課題。

生在反攻大陸前線、藍營票倉，金馬青年如何自處？

翻開歷年台灣選舉的數據，金門、馬祖兩個「隸屬福建省」的前線外島，就是除了原住民地區之外，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最「藍」的行政區。

以 2020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若以得票率來看（「得票數」除以「各選區的有效票數」），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金門縣掃下了近 75% 的選票，而民進黨的蔡英文只獲得不到 22%，是民進黨此次表現第二差的行政區——換句話說，雖然金門年輕人大選那天在泡茶間裏興奮地又叫又跳，但包圍著他們的，其實是一個難以撼動的「藍營鐵票倉」。

然而如果和過去幾屆大選的數據做比較，金馬的選情其實也不容藍營樂觀：早在 2008 年，民進黨在金馬兩地的得票率還不足 5%，自此卻開始逐屆遞增；到了 2020 年，民進黨候選人在金門已能拿下超過 20 % 的選票，甚至在民進黨表現最差的馬祖，也都逼近 20 % 的門檻——「可能是『亡國感』的作用吧，今年總統大選，好多設籍金門的年輕人都從台灣飛回來投票了。」王苓回憶道。

箇中原因，大概也不難想像。台灣《天下雜誌》於 2019 年的調查中發現，年齡愈低的族群，愈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生陳煒林等人的研究則發現，台灣實施「本土教材教育」的時間點，確實就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而在「非閩南裔」為主流的鄉鎮裏，「本土教材教育」對「台灣認同」的提升作用也更為顯著。

這些調查和研究都指出了一件事：在以「國家認同」為核心差異的台灣政治語境之中，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藍營政黨的基本盤可能會持續流失，而金馬這兩個「非傳統閩南裔」的行政區，也可能會是民進黨未來幾年支持率成長最快的地區。

如果我們再看「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各選區有投票權的總人數」），金馬地區這種「藍消綠長」的走勢就顯得更加精準：從 2004 年開始，藍營在金、馬兩地的「催票率」便明顯呈現下跌趨勢，只有韓國瑜這樣難得出現的政治明星，才能在 2020 年讓藍營選民歸隊；另一邊廂，綠營的「催票率」卻在金馬不斷穩定成長，而且不太受政治明星或突發事件的影響。

出生於 1991 年、前幾年剛接手家中民宿事業的劉浩晨，就是受過「本土教材教育」的馬祖子弟。「我覺得我就是『天然獨』。不論國家的名字叫什麼，我本來就覺得我們是個國家，而且包含台、澎、金、馬。」真要說起來，劉浩晨甚至更希望改國名，「講中華民國太麻煩了，講台灣比較簡單，反正我也不在乎要不要『光復大陸』，幹嘛硬要執著於『中華民國』？」

劉浩晨的家族史，其實是個很典型的冷戰故事：他的爺爺是福建長樂縣的漁民，一直都在大陸、馬祖兩地來回跑，七十多年前在馬祖暫居，有天卻發現鐵幕簌地在眼前拉起，再也回不去彼岸那個清晰可辨的老家。但軍事對峙畢竟是冷戰時代的事了；現在的劉浩晨在疫情爆發之前，每年都會去福州兩、三次，家裏在長樂也還有些親戚。

然而對他而言，離馬祖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長樂，在心理上的距離似乎比兩百公里以外的台灣還要遠。個性率直的劉浩晨，甚至不諱言自己剛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連江縣黨部。「很多馬祖年輕人，看國民黨在馬祖一黨獨大這麼多年，其實早就已經很不爽了。」在他看來，民進黨出現在馬祖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為馬祖政壇帶來競爭者，也能為老派的政治運作帶來新思維。

「我爸知道我加入民進黨之後，只跟我說了一句話：『哪天如果我們被統一，你就要被中共抓去關了』——認真的喔，不是開玩笑的那種。」

然而坦率的劉浩晨終究是個異數。和他同屬「馬祖青年協會」的其他年輕人，多數都沒有加入民進黨，甚至連表態支持都有所顧忌，除了有些是政治立場真的不同之外，主要還是擔心親戚、家人的眼光。

高中和劉浩晨是同班同學的邱筠，對於自己的國族認同就沒這麼斬釘截鐵，「國高中時在馬祖上『認識台灣』的教材，感覺很像在學別人的歷史，甚至會覺得學習台灣史地，就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已。」

一直要到赴台上大學之後，邱筠才開始在和「台灣人」互動的過程中，慢慢理解作為「馬祖人」是什麼意思，也才開始覺得，台、澎、金、馬就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而走到了一起，所以馬祖人的確有必要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真正讓邱筠確認國族認同的，其實是後來參與公共議題、以及小三通去中國大陸的經驗——「去過中國之後會覺得，能在自由多元的台灣成長是件幸福的事情。」邱筠於是發現，自己在政治議題和認同光譜上的位置，也變得「愈來愈像主流的台灣年輕人」。

「等到畢業回馬祖之後，我才又開始覺得，要馬祖人去選擇作台灣人、中國人是很矛盾的。雖然我自己的國族認同是台灣人，但馬祖人在新的『台灣認同』之中還是一樣弱勢；我希望我認同的這個國族，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實體，也希望其他台灣人願意理解，馬祖和其他相對邊緣的族群各自的背景脈絡。」

在馬祖仁愛村經營「南萌咖啡館」的董逸馨，則是在「教改」之前接受義務教育的馬祖人，年紀比劉浩晨和邱筠都大一些；和今日所有 35 歲以上的台灣人一樣，她曾在課本裡接觸過不少中國史地，對台灣的理解卻幾乎一片空白。

「我考大學的時候，剛好家人在桃園有房子，所以希望我能讀台灣北部的大學。最後我被分發到東華大學，收到入學通知的時候才覺得不對勁——東華大學不是在新竹嗎？怎麼信封上的地址寫花蓮縣？」

除了地理上的陌生之外，董逸馨的口音，也曾讓她困擾過一陣子。「剛到台灣上大學時，我聽不懂台語，國語也不太標準，所以有些學長會開玩笑地說我『是大陸來的』。」還在摸索認同的她，於是開始試著學習台語，講國語時也開始認真區分「ㄢ」（an）和「ㄤ」（ang）兩個前後鼻音。

不過真要說起來， 2014 年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才是讓她真正開始思考國族認同的契機。一開始，董逸馨在和別人自我介紹時，總會記得提到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卻發現很少人清楚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差別。還有次某個澳洲人問她母語是什麼，她說是福州話，但坦承自己講的並不流利，「結果那個澳洲人聽了之後告訴我，如果不流利，就不能算是『母語』了呀。」

這些外地／外國經驗，以及存在於口音、母語之間的幽微掙扎，確實幾乎都曾交織在每個馬祖青年的人生敘事之中。曾在高雄唸大學的馬祖人陳鎮東，在台灣南部買東西時，也曾因為不懂台語，而覺得自己被店家歧視。

「每次我聽到『台灣人』說某個人是外省人，心裏都會想——什麼外省人？你們台灣人在我們馬祖這裏才是外省人！」

但很有意思的是，陳鎮東的這個半玩笑式的委屈，倒也點出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一個盲點：1949 年之後的「本省／外省」稱呼框架，本就是以台灣為本位的視角，早已埋下了以台灣為主體來區分「我群」與「他者」的潛意識，今日會逐漸演變成「中華民國台灣」，大概也不令人意外。

「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中華民國福建省人」：金馬青年的多重焦慮

在馬祖創立連江縣民進黨部黨部的主委李問認為，馬祖人和金門人雖然經常被台灣人放在同一個標籤下看待，但馬祖人的語言、文化屬於閩東系，和台灣差異更大，也一直都更能意識到自己和台灣是不同的。

「相較之下，金門人也講閩南語，雖然腔調和台灣的主流腔調有異，但至少在接受『以台灣為本位』的教育時，不會有那麼深的扞格——但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金門年輕人在感受到『被台灣割棄』的時候，心裏可能反而會比馬祖人更受傷。」李問如此分析。

在金門古寧頭經營民宿的小白（化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時候上 PTT（台灣知名的電子布告欄論壇），看到網友一講到金門就說『金門滾回大陸啦、跟大陸統一啦』，心裏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提到選舉，小白說自己同樣無法自外於金門綿密的親屬網絡。「爸媽還是會叫我投給藍的，他們怕以後沒辦法跟大陸做生意——但我這次還是投給蔡英文。」原因呢？小白想了想說：「我不希望和大陸靠攏，也不想要台灣和金門變成香港那樣。」

聊到最後，小白用一個直白的問題，總結了金門年輕人獨有的焦慮與困惑：「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事實上，小白的這個焦慮，也反映出了「中華民國台灣」體制一個先天上的矛盾：就現有的憲政體制和地理想像而言，中華民國終究比台灣大很多，而「中華民國福建省」的存在，就是這種矛盾最直觀、最難以忽略的一個化身——而有時候，「中華民國的福建人」就是對這種矛盾最感困惑的一群人。

1997 年出生於金門的小喬（化名），也屬於「後教改世代」，從小在學校使用的是「認識台灣」的教材。和多數金門年輕人不同的是，小喬從求學到工作，一直都待在金門，從來沒有在台灣長時間生活過，但這絲毫沒有減損他的「台灣認同」。

和記者聊到認同問題時，他半嚴肅、半揶揄地說：「我記得小時候剛拿到身分證時，看到上面寫『福建省』，心裏就覺得很奇怪——我不是台灣人嗎？為什麼身分證說我是福建人？」

更弔詭的是，這種「福建式困惑」，有時候甚至還是「國際認證」的。

2011 年，一位金門學生向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請學生簽證時，被 AIT 要求將入學申請資料上的國籍更改為「中國」，外界於是也才發現，金、馬居民由於來自「福建省」，在美國簽證系統中一直被歸類為「中國籍」，和台灣人的「台灣籍」不同。

然而如果你在臉書或 Instagram 上搜尋金門、馬祖的商家，卻又會發現系統默認的英文地址通常是「Kinmen, Fu-Chien, Taiwan」或「Matsu, Fu-Chien, Taiwan」——在此，「福建」使用的是台灣慣用的威妥瑪拼音「Fu-chien」，而且從屬於「台灣」之下。然而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台灣和福建分明就是平行的兩個「省級單位」；臉書之所以會有這個訛誤，如果不是因為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並不熟悉，大概就是把「Taiwan」當做了「中華民國」的借代，在粗心之中反映了難以明說的尷尬現實。

但話說回來，金馬年輕人的焦慮確實是多重的：他們的「台灣認同」已經札根，但在政治光譜上的刻板印象裏，卻又常被台灣主流年輕人排擠、割棄；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們在金馬本地要面對親屬網絡和偏藍／保守的意識形態，而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包圍，更是肉眼可見的日常現實，每天都在自己的眼前發生（儘管就最後一點而言，馬祖可能沒那麼顯著）。

最熟悉的陌生人：「返鄉」，有多難？

然而和網民嘲諷、中國威脅相比，幾乎所有金馬年輕人都同意，「親屬網絡」還是最切身的焦慮來源。

「金門是個大家多少都有親戚關係的小地方，也是個特別傳統、特別重視血緣關係的社會。」舉凡返鄉開店、陳情、辦事，甚至選舉投票，金門年輕人都很難逃脫來自親屬網絡的壓力和眼光。「有時候去別的村子，當地人沒看過你、又知道你不是遊客，跟你聊幾句之後可能就會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王苓帶點無奈地說。

一位在馬祖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不願具名的台灣青年則認為，外來人在馬祖工作，好處即在於沒有包袱，本地人對外地人犯錯的包容度也比較高；相較之下，本地子弟對地方的情感則更為複雜、深入，犯錯的話會牽連家人，甚至成為一輩子的標籤。

不過就「親屬網絡」的壓力而言，金馬兩地依然存有差異。在馬祖，親屬網絡的力量一般會併入「五同」（同學、同姓、同宗、同好、同村）這個概念之中；在馬祖北竿經營民宿的陳鎮東也認為，馬祖本地人口較金門少，連帶導致外地人比例更高，所以居民本來就很習慣外地人，親緣網絡的壓力也沒這麼大。

王苓則認為，金門作為一個社群和地方的歷史比馬祖更加悠久，也出過許多及第名門、在南洋開枝落葉，因此宗族緊密度確實比馬祖更高一些 ；金門很多村子裏甚至只有一個大姓家族，村子內外的界線非常明確，所以不像馬祖那樣容易接受外人。相較之下，身為外地人的李問能在馬祖生根經營，一些金門年輕人看在眼裏其實是有些欽羨的。

然而接受採訪時，李問卻認為，馬祖年輕人的壓力未必只來自世代差異、政治認同這些領域，每個人的生存狀態與困境都可能是複雜而交纏的。「其實就算是年紀大一點的馬祖人，也都可能會有些抱怨，而我作為一個外來的『反建制派』，經常就會變成這些人吐苦水、發洩怨氣的對象。」

然而話說回來，世代間的認知落差，有時其實也是一種隱性的戰地遺緒——這些世代差異和廢棄的軍事要塞、沙灘上的軌條砦一樣，都是戰爭在金馬遺留下來的痕跡，至今仍未撫平，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金馬年輕人的身上而已。

「我們年輕人沒經歷過『戰地政務時期』、沒有被政府動員過，所以不能理解為什麼長輩會覺得自己被虧欠，也不能苟同他們習慣等待政府補助的心態，因為年輕人沒有那種希望被補償的心理。」 在馬祖青年協會和軍事遺址做導覽工作的邱筠說道。

造訪過馬祖、在金門大學工作的金門本地人王書定（化名）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返鄉工作而對金門歷史產生興趣的他，曾經和幾個好友組織讀書會，一起讀《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這本書。「當時讀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所認識的這個金門，是在冷戰國際情勢之中被建構出來的。」雖然他參與過社運、也讀過一些社會學相關的研究，但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後設視角、以結構性的視野去解讀金門，還是覺得很新奇。

然而他也留意到，不少金門長輩對這本書是抱持負面評價的。「後來我們在讀書會討論這個現象，覺得長輩不能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本以『冷戰』框架來理解金門的書，推翻了金門人真正打過『熱戰』的光榮感受，也危害到他們身為堅忍戰地子民、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自我認同，把他們寫得好像只是被國際政治架構宰制的對象而已。」

出生於 1992 年的王書定，並沒有經歷過兩岸對峙的時代，的確很難體會戰地的光榮感。雖然他並不排斥這種「戰地子民」的標籤，但他說「自己不會去貼」：「有些金門人現在會覺得自己被台獨、新的中華民國體制遺棄了，就會氣憤地說我們以前是幫台灣人擋砲彈的。但我會覺得這個標籤不是只有金門人才適用而已，很多在金門當兵的台灣阿兵哥也都犧牲過——台、澎、金、馬就是因為一起承擔了一些東西，才會成為一個共同體。」

在金門經營民宿的蔡志舜，對於金門歷史的戰地框架也有不少意見。「金門就是因為一直強調戰地記憶、推動老兵觀光，才會吸引不到年輕人。不過別誤會，我不是反對保存戰地記憶，而是主張我們需要針對年輕人做『文化轉譯』，讓這些戰地遺產能更容易打動年輕族群。」蔡志舜的確有不少理由這麼說——他經營的民宿類型，是金門較少見的「背包客棧」，目標客群就是沒那麼多旅遊預算的年輕人。

對於「南萌咖啡店」的老闆娘董逸馨而言，這種世代差異，有時則來自長輩對「工作賺錢」的認知。

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前，董逸馨曾在馬祖做社區營造計畫的約聘職，當時長輩看她一年只有八個月有薪水、另外四個月出國旅行，總會覺得她不務正業、工作不夠穩定；直到現在，長輩們還是會進到咖啡店探頭探腦，指點她如何做生意——「南萌咖啡店」的「南萌」，在馬祖話裏是「天真、傻氣」的意思，其實就是當年長輩用來罵她「不務正業」的形容詞。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我不懂賺錢，開咖啡店只是為了交朋友。」董逸馨無奈地笑道。

某天下午，王苓打開了大門深鎖的後浦泡茶間；和我們一起爬上二樓的，還有王書定和其他幾個以前常在泡茶間流連的金門年輕人。

店裡的家具已經清空了大半，矮桌上擺滿茶壺，塞滿塑膠套的紙箱則堆在角落裡。雖然已經沒有音樂、沒有客人，但曾經甜暖的氣氛不難想像。

泡茶間之所以結束營業，是因為總統大選結束，金門年輕同溫層的「亡國感」暫時撫平了嗎？王苓笑著搖了搖頭。「其實是因為廟方要收回去改建，而一起經營的夥伴，剛好也都有別的事情要忙，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緊鄰武廟飛檐的露台上，王書定拿出了那幅「比較顯眼」的彩虹旗——那是他們之前為了金門的同志運動而做的，而且做過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用的是『Queermoy』這個詞，其實就是把金門的古地名『Quemoy』和酷兒（queer）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專屬於金門的彩虹旗。」

之所以使用「Quemoy」這個以「漳州音」（類似台灣宜蘭腔台語）轉寫而成的地名，除了因為開頭三個字母剛好和「酷兒」相同之外，也是因為從歷史學界的角度來看，從十七世紀到 1970 年代在西方世界廣泛使用的「Quemoy」，知名度其實更高、歷史縱深也更長。

「然而大多數台灣人對『Quemoy』這個符號其實是不熟悉的，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詞曾經是西方世界對金門的稱呼。」王書定說道。

後來有些馬祖年輕人到金門和他們交流，他們也才發現，原來兩地的年輕人有些焦慮是非常類似的。「外界對金門、馬祖有太多誤解或刻板印象，所以我們才決定要設計這面改版的『金馬彩虹旗』，想透過旗幟去接觸台灣的同溫層，讓台灣人知道金門這裡也有一群不一樣的人，所以第二個版本也才會換上台灣人比較熟悉的『郵政式拼音』——Kinmen。」

王書定憶起當時選用拼音的取捨過程，於是又和其他夥伴討論起「Quemoy」的意義，爭論起到底是「Kinmen」好、還是「Quemoy」好。

「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一陣子，金門就要改用中國的漢語拼音，到時候你就要寫 Jinmen 了。」一個同伴玩笑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