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 月 11 日,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總統大選的開票之夜。
蔡英文剛剛跨過當選票數門檻,民進黨總部前旗海湧動、人群歡騰的畫面,正在電視和網路上鋪天蓋地放送著。然而那晚的金門市區,和任何一個尋常冬夜並無不同,依然被包裹在寂靜之中,只有東北季風的呼嘯聲,仍在街道上呼呼作響——真要說起來,似乎還比平常更蕭瑟、更冷清了些。
一陣歡呼聲,隱約從武廟旁一幢水泥房裏溢了出來。裏頭的年輕男女,正聚在投影幕前緊盯開票轉播。蔡英文得票每過一百萬票,他們便尖叫揮旗,歡聲雷動。
「大選開票那天超有趣的,一整天都有客人進進出出,我們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客人,沖茶沖到手快斷、都沒杯子了。」站在剛歇業的「後浦泡茶間」裏,前店主王苓一邊回憶,一邊指出開票當天他們放轉播投影幕的位子。
王苓是在金門出生的年輕人。和很多同輩一樣,她在金門唸完高中之後便赴台升學、就業,在台灣一待就是十年;結束學業之後,她也同樣曾在「留台灣」和「回金門」兩個選項之間徘徊猶豫。
「剛好有個學者 2013 年在金門做研究,於是我便回來擔任他的研究助理、做軍事文化資產的調查;後來為了策劃展覽,我和曾在美國博物館工作的姊姊,又一起成立了『敬土豆文化工作室』。」在各路夥伴的參與之下,敬土豆後來又辦了幾場展覽、音樂祭,也出版過地方刊物。
到了 2015 年,敬土豆開始在金門市區的後浦老街做田野調查,後來金門縣府看見他們深入社區、正好又想推動「老屋修繕補助」,於是便委託他們推動計畫,而這也是後浦泡茶間的濫觴。
「我們之前在城隍廟做過展覽,也一直都在做口述史的訪查,和社區、城隍廟的關係維持得不錯。正好廟方當時有間房子打算重建、正在閒置,於是便將房子借給我們,做修繕補助計畫的諮詢辦公室。」計畫結束於 2018 年之後,王苓和夥伴想持續活用老屋、也希望金門青年能有聚會的地方,於是便繼續和廟方借用二樓空間,開起了泡茶間。
乍看之下,後浦泡茶間有點像台灣常見的風格小店:舊書、茶香、古家具、大片窗景、甜暖燈光、緊鄰廟宇飛檐的室外露台——放在台灣任何一個街頭巷角都不突兀,卻又帶點金門獨有的市井氣味。
藉由泡茶間,王苓和幾個夥伴起初只想辦些展覽或活動,卻發現空間的質地開始發酵。
「泡茶間是個軟性的空間,吃吃喝喝嘛,總能讓人放鬆,在氣氛相對保守的金門,也可以讓陌生人先放心進來,彼此熟悉了之後再敞開心房。」現在回想,王苓覺得泡茶間在金門撐起了一個空間,很像某個地下社團,可以讓大家在此談論議題、彼此傾聽,甚至療傷。
王苓自己,也是曾被泡茶間療癒過的其中一人。「回金門頭幾年的工作強度太大,遇到很多障礙和難題,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價值觀碰撞,所以很難不受傷。2018 年婚姻平權公投和地方選舉結果出爐之後,到總統大選的競選期間,我們也曾經感到非常焦慮,『亡國感』很深。」
於是原本以為只開一年的泡茶間,最後營業了兩年多,和金門的年輕人一起經歷了同婚公投、地方選舉、總統大選,也見證了他們兩年多來的心情起伏。
然而泡茶間畢竟是個借來的空間,距離廟方、街坊都太近,終究不是毫無顧忌。「我們有個原則:可以擁有自己的立場,但不能太囂張。比方說,我們其實有面很大幅、很顯眼的彩虹旗,原本想在金門巡迴掛著,但為了尊重宮廟文化與地方鄰里,所以就換了一面比較低調的旗子作替代,現在還掛在外面。」
但不論如何,這種對於「取暖空間」的需求,反映出的其實是像王苓這樣的金門年輕人,在返鄉之後所感受到的疏離。他們在一些議題上與周遭主流社群格格不入,時不時陷入各種內捲與傾軋,又因為當地「主流民意」難以撼動,難免會感到無力和挫敗。
而國族認同,就是其中一個經常令他們感到焦慮的課題。
生在反攻大陸前線、藍營票倉,金馬青年如何自處?
翻開歷年台灣選舉的數據,金門、馬祖兩個「隸屬福建省」的前線外島,就是除了原住民地區之外,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最「藍」的行政區。
以 2020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若以得票率來看(「得票數」除以「各選區的有效票數」),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金門縣掃下了近 75% 的選票,而民進黨的蔡英文只獲得不到 22%,是民進黨此次表現第二差的行政區——換句話說,雖然金門年輕人大選那天在泡茶間裏興奮地又叫又跳,但包圍著他們的,其實是一個難以撼動的「藍營鐵票倉」。
然而如果和過去幾屆大選的數據做比較,金馬的選情其實也不容藍營樂觀:早在 2008 年,民進黨在金馬兩地的得票率還不足 5%,自此卻開始逐屆遞增;到了 2020 年,民進黨候選人在金門已能拿下超過 20 % 的選票,甚至在民進黨表現最差的馬祖,也都逼近 20 % 的門檻——「可能是『亡國感』的作用吧,今年總統大選,好多設籍金門的年輕人都從台灣飛回來投票了。」王苓回憶道。
箇中原因,大概也不難想像。台灣《天下雜誌》於 2019 年的調查中發現,年齡愈低的族群,愈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生陳煒林等人的研究則發現,台灣實施「本土教材教育」的時間點,確實就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而在「非閩南裔」為主流的鄉鎮裏,「本土教材教育」對「台灣認同」的提升作用也更為顯著。
這些調查和研究都指出了一件事:在以「國家認同」為核心差異的台灣政治語境之中,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藍營政黨的基本盤可能會持續流失,而金馬這兩個「非傳統閩南裔」的行政區,也可能會是民進黨未來幾年支持率成長最快的地區。
如果我們再看「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各選區有投票權的總人數」),金馬地區這種「藍消綠長」的走勢就顯得更加精準:從 2004 年開始,藍營在金、馬兩地的「催票率」便明顯呈現下跌趨勢,只有韓國瑜這樣難得出現的政治明星,才能在 2020 年讓藍營選民歸隊;另一邊廂,綠營的「催票率」卻在金馬不斷穩定成長,而且不太受政治明星或突發事件的影響。
出生於 1991 年、前幾年剛接手家中民宿事業的劉浩晨,就是受過「本土教材教育」的馬祖子弟。「我覺得我就是『天然獨』。不論國家的名字叫什麼,我本來就覺得我們是個國家,而且包含台、澎、金、馬。」真要說起來,劉浩晨甚至更希望改國名,「講中華民國太麻煩了,講台灣比較簡單,反正我也不在乎要不要『光復大陸』,幹嘛硬要執著於『中華民國』?」
劉浩晨的家族史,其實是個很典型的冷戰故事:他的爺爺是福建長樂縣的漁民,一直都在大陸、馬祖兩地來回跑,七十多年前在馬祖暫居,有天卻發現鐵幕簌地在眼前拉起,再也回不去彼岸那個清晰可辨的老家。但軍事對峙畢竟是冷戰時代的事了;現在的劉浩晨在疫情爆發之前,每年都會去福州兩、三次,家裏在長樂也還有些親戚。
然而對他而言,離馬祖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長樂,在心理上的距離似乎比兩百公里以外的台灣還要遠。個性率直的劉浩晨,甚至不諱言自己剛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連江縣黨部。「很多馬祖年輕人,看國民黨在馬祖一黨獨大這麼多年,其實早就已經很不爽了。」在他看來,民進黨出現在馬祖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為馬祖政壇帶來競爭者,也能為老派的政治運作帶來新思維。
「我爸知道我加入民進黨之後,只跟我說了一句話:『哪天如果我們被統一,你就要被中共抓去關了』——認真的喔,不是開玩笑的那種。」
然而坦率的劉浩晨終究是個異數。和他同屬「馬祖青年協會」的其他年輕人,多數都沒有加入民進黨,甚至連表態支持都有所顧忌,除了有些是政治立場真的不同之外,主要還是擔心親戚、家人的眼光。
高中和劉浩晨是同班同學的邱筠,對於自己的國族認同就沒這麼斬釘截鐵,「國高中時在馬祖上『認識台灣』的教材,感覺很像在學別人的歷史,甚至會覺得學習台灣史地,就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已。」
一直要到赴台上大學之後,邱筠才開始在和「台灣人」互動的過程中,慢慢理解作為「馬祖人」是什麼意思,也才開始覺得,台、澎、金、馬就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而走到了一起,所以馬祖人的確有必要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真正讓邱筠確認國族認同的,其實是後來參與公共議題、以及小三通去中國大陸的經驗——「去過中國之後會覺得,能在自由多元的台灣成長是件幸福的事情。」邱筠於是發現,自己在政治議題和認同光譜上的位置,也變得「愈來愈像主流的台灣年輕人」。
「等到畢業回馬祖之後,我才又開始覺得,要馬祖人去選擇作台灣人、中國人是很矛盾的。雖然我自己的國族認同是台灣人,但馬祖人在新的『台灣認同』之中還是一樣弱勢;我希望我認同的這個國族,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實體,也希望其他台灣人願意理解,馬祖和其他相對邊緣的族群各自的背景脈絡。」
在馬祖仁愛村經營「南萌咖啡館」的董逸馨,則是在「教改」之前接受義務教育的馬祖人,年紀比劉浩晨和邱筠都大一些;和今日所有 35 歲以上的台灣人一樣,她曾在課本裡接觸過不少中國史地,對台灣的理解卻幾乎一片空白。
「我考大學的時候,剛好家人在桃園有房子,所以希望我能讀台灣北部的大學。最後我被分發到東華大學,收到入學通知的時候才覺得不對勁——東華大學不是在新竹嗎?怎麼信封上的地址寫花蓮縣?」
除了地理上的陌生之外,董逸馨的口音,也曾讓她困擾過一陣子。「剛到台灣上大學時,我聽不懂台語,國語也不太標準,所以有些學長會開玩笑地說我『是大陸來的』。」還在摸索認同的她,於是開始試著學習台語,講國語時也開始認真區分「ㄢ」(an)和「ㄤ」(ang)兩個前後鼻音。
不過真要說起來, 2014 年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才是讓她真正開始思考國族認同的契機。一開始,董逸馨在和別人自我介紹時,總會記得提到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卻發現很少人清楚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差別。還有次某個澳洲人問她母語是什麼,她說是福州話,但坦承自己講的並不流利,「結果那個澳洲人聽了之後告訴我,如果不流利,就不能算是『母語』了呀。」
這些外地/外國經驗,以及存在於口音、母語之間的幽微掙扎,確實幾乎都曾交織在每個馬祖青年的人生敘事之中。曾在高雄唸大學的馬祖人陳鎮東,在台灣南部買東西時,也曾因為不懂台語,而覺得自己被店家歧視。
「每次我聽到『台灣人』說某個人是外省人,心裏都會想——什麼外省人?你們台灣人在我們馬祖這裏才是外省人!」
但很有意思的是,陳鎮東的這個半玩笑式的委屈,倒也點出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一個盲點:1949 年之後的「本省/外省」稱呼框架,本就是以台灣為本位的視角,早已埋下了以台灣為主體來區分「我群」與「他者」的潛意識,今日會逐漸演變成「中華民國台灣」,大概也不令人意外。
「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中華民國福建省人」:金馬青年的多重焦慮
在馬祖創立連江縣民進黨部黨部的主委李問認為,馬祖人和金門人雖然經常被台灣人放在同一個標籤下看待,但馬祖人的語言、文化屬於閩東系,和台灣差異更大,也一直都更能意識到自己和台灣是不同的。
「相較之下,金門人也講閩南語,雖然腔調和台灣的主流腔調有異,但至少在接受『以台灣為本位』的教育時,不會有那麼深的扞格——但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金門年輕人在感受到『被台灣割棄』的時候,心裏可能反而會比馬祖人更受傷。」李問如此分析。
在金門古寧頭經營民宿的小白(化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時候上 PTT(台灣知名的電子布告欄論壇),看到網友一講到金門就說『金門滾回大陸啦、跟大陸統一啦』,心裏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提到選舉,小白說自己同樣無法自外於金門綿密的親屬網絡。「爸媽還是會叫我投給藍的,他們怕以後沒辦法跟大陸做生意——但我這次還是投給蔡英文。」原因呢?小白想了想說:「我不希望和大陸靠攏,也不想要台灣和金門變成香港那樣。」
聊到最後,小白用一個直白的問題,總結了金門年輕人獨有的焦慮與困惑:「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事實上,小白的這個焦慮,也反映出了「中華民國台灣」體制一個先天上的矛盾:就現有的憲政體制和地理想像而言,中華民國終究比台灣大很多,而「中華民國福建省」的存在,就是這種矛盾最直觀、最難以忽略的一個化身——而有時候,「中華民國的福建人」就是對這種矛盾最感困惑的一群人。
1997 年出生於金門的小喬(化名),也屬於「後教改世代」,從小在學校使用的是「認識台灣」的教材。和多數金門年輕人不同的是,小喬從求學到工作,一直都待在金門,從來沒有在台灣長時間生活過,但這絲毫沒有減損他的「台灣認同」。
和記者聊到認同問題時,他半嚴肅、半揶揄地說:「我記得小時候剛拿到身分證時,看到上面寫『福建省』,心裏就覺得很奇怪——我不是台灣人嗎?為什麼身分證說我是福建人?」
更弔詭的是,這種「福建式困惑」,有時候甚至還是「國際認證」的。
2011 年,一位金門學生向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請學生簽證時,被 AIT 要求將入學申請資料上的國籍更改為「中國」,外界於是也才發現,金、馬居民由於來自「福建省」,在美國簽證系統中一直被歸類為「中國籍」,和台灣人的「台灣籍」不同。
然而如果你在臉書或 Instagram 上搜尋金門、馬祖的商家,卻又會發現系統默認的英文地址通常是「Kinmen, Fu-Chien, Taiwan」或「Matsu, Fu-Chien, Taiwan」——在此,「福建」使用的是台灣慣用的威妥瑪拼音「Fu-chien」,而且從屬於「台灣」之下。然而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台灣和福建分明就是平行的兩個「省級單位」;臉書之所以會有這個訛誤,如果不是因為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並不熟悉,大概就是把「Taiwan」當做了「中華民國」的借代,在粗心之中反映了難以明說的尷尬現實。
但話說回來,金馬年輕人的焦慮確實是多重的:他們的「台灣認同」已經札根,但在政治光譜上的刻板印象裏,卻又常被台灣主流年輕人排擠、割棄;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們在金馬本地要面對親屬網絡和偏藍/保守的意識形態,而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包圍,更是肉眼可見的日常現實,每天都在自己的眼前發生(儘管就最後一點而言,馬祖可能沒那麼顯著)。
最熟悉的陌生人:「返鄉」,有多難?
然而和網民嘲諷、中國威脅相比,幾乎所有金馬年輕人都同意,「親屬網絡」還是最切身的焦慮來源。
「金門是個大家多少都有親戚關係的小地方,也是個特別傳統、特別重視血緣關係的社會。」舉凡返鄉開店、陳情、辦事,甚至選舉投票,金門年輕人都很難逃脫來自親屬網絡的壓力和眼光。「有時候去別的村子,當地人沒看過你、又知道你不是遊客,跟你聊幾句之後可能就會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王苓帶點無奈地說。
一位在馬祖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不願具名的台灣青年則認為,外來人在馬祖工作,好處即在於沒有包袱,本地人對外地人犯錯的包容度也比較高;相較之下,本地子弟對地方的情感則更為複雜、深入,犯錯的話會牽連家人,甚至成為一輩子的標籤。
不過就「親屬網絡」的壓力而言,金馬兩地依然存有差異。在馬祖,親屬網絡的力量一般會併入「五同」(同學、同姓、同宗、同好、同村)這個概念之中;在馬祖北竿經營民宿的陳鎮東也認為,馬祖本地人口較金門少,連帶導致外地人比例更高,所以居民本來就很習慣外地人,親緣網絡的壓力也沒這麼大。
王苓則認為,金門作為一個社群和地方的歷史比馬祖更加悠久,也出過許多及第名門、在南洋開枝落葉,因此宗族緊密度確實比馬祖更高一些 ;金門很多村子裏甚至只有一個大姓家族,村子內外的界線非常明確,所以不像馬祖那樣容易接受外人。相較之下,身為外地人的李問能在馬祖生根經營,一些金門年輕人看在眼裏其實是有些欽羨的。
然而接受採訪時,李問卻認為,馬祖年輕人的壓力未必只來自世代差異、政治認同這些領域,每個人的生存狀態與困境都可能是複雜而交纏的。「其實就算是年紀大一點的馬祖人,也都可能會有些抱怨,而我作為一個外來的『反建制派』,經常就會變成這些人吐苦水、發洩怨氣的對象。」
然而話說回來,世代間的認知落差,有時其實也是一種隱性的戰地遺緒——這些世代差異和廢棄的軍事要塞、沙灘上的軌條砦一樣,都是戰爭在金馬遺留下來的痕跡,至今仍未撫平,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金馬年輕人的身上而已。
「我們年輕人沒經歷過『戰地政務時期』、沒有被政府動員過,所以不能理解為什麼長輩會覺得自己被虧欠,也不能苟同他們習慣等待政府補助的心態,因為年輕人沒有那種希望被補償的心理。」 在馬祖青年協會和軍事遺址做導覽工作的邱筠說道。
造訪過馬祖、在金門大學工作的金門本地人王書定(化名)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返鄉工作而對金門歷史產生興趣的他,曾經和幾個好友組織讀書會,一起讀《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這本書。「當時讀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所認識的這個金門,是在冷戰國際情勢之中被建構出來的。」雖然他參與過社運、也讀過一些社會學相關的研究,但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後設視角、以結構性的視野去解讀金門,還是覺得很新奇。
然而他也留意到,不少金門長輩對這本書是抱持負面評價的。「後來我們在讀書會討論這個現象,覺得長輩不能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本以『冷戰』框架來理解金門的書,推翻了金門人真正打過『熱戰』的光榮感受,也危害到他們身為堅忍戰地子民、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自我認同,把他們寫得好像只是被國際政治架構宰制的對象而已。」
出生於 1992 年的王書定,並沒有經歷過兩岸對峙的時代,的確很難體會戰地的光榮感。雖然他並不排斥這種「戰地子民」的標籤,但他說「自己不會去貼」:「有些金門人現在會覺得自己被台獨、新的中華民國體制遺棄了,就會氣憤地說我們以前是幫台灣人擋砲彈的。但我會覺得這個標籤不是只有金門人才適用而已,很多在金門當兵的台灣阿兵哥也都犧牲過——台、澎、金、馬就是因為一起承擔了一些東西,才會成為一個共同體。」
在金門經營民宿的蔡志舜,對於金門歷史的戰地框架也有不少意見。「金門就是因為一直強調戰地記憶、推動老兵觀光,才會吸引不到年輕人。不過別誤會,我不是反對保存戰地記憶,而是主張我們需要針對年輕人做『文化轉譯』,讓這些戰地遺產能更容易打動年輕族群。」蔡志舜的確有不少理由這麼說——他經營的民宿類型,是金門較少見的「背包客棧」,目標客群就是沒那麼多旅遊預算的年輕人。
對於「南萌咖啡店」的老闆娘董逸馨而言,這種世代差異,有時則來自長輩對「工作賺錢」的認知。
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前,董逸馨曾在馬祖做社區營造計畫的約聘職,當時長輩看她一年只有八個月有薪水、另外四個月出國旅行,總會覺得她不務正業、工作不夠穩定;直到現在,長輩們還是會進到咖啡店探頭探腦,指點她如何做生意——「南萌咖啡店」的「南萌」,在馬祖話裏是「天真、傻氣」的意思,其實就是當年長輩用來罵她「不務正業」的形容詞。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我不懂賺錢,開咖啡店只是為了交朋友。」董逸馨無奈地笑道。
某天下午,王苓打開了大門深鎖的後浦泡茶間;和我們一起爬上二樓的,還有王書定和其他幾個以前常在泡茶間流連的金門年輕人。
店裡的家具已經清空了大半,矮桌上擺滿茶壺,塞滿塑膠套的紙箱則堆在角落裡。雖然已經沒有音樂、沒有客人,但曾經甜暖的氣氛不難想像。
泡茶間之所以結束營業,是因為總統大選結束,金門年輕同溫層的「亡國感」暫時撫平了嗎?王苓笑著搖了搖頭。「其實是因為廟方要收回去改建,而一起經營的夥伴,剛好也都有別的事情要忙,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緊鄰武廟飛檐的露台上,王書定拿出了那幅「比較顯眼」的彩虹旗——那是他們之前為了金門的同志運動而做的,而且做過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用的是『Queermoy』這個詞,其實就是把金門的古地名『Quemoy』和酷兒(queer)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專屬於金門的彩虹旗。」
之所以使用「Quemoy」這個以「漳州音」(類似台灣宜蘭腔台語)轉寫而成的地名,除了因為開頭三個字母剛好和「酷兒」相同之外,也是因為從歷史學界的角度來看,從十七世紀到 1970 年代在西方世界廣泛使用的「Quemoy」,知名度其實更高、歷史縱深也更長。
「然而大多數台灣人對『Quemoy』這個符號其實是不熟悉的,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詞曾經是西方世界對金門的稱呼。」王書定說道。
後來有些馬祖年輕人到金門和他們交流,他們也才發現,原來兩地的年輕人有些焦慮是非常類似的。「外界對金門、馬祖有太多誤解或刻板印象,所以我們才決定要設計這面改版的『金馬彩虹旗』,想透過旗幟去接觸台灣的同溫層,讓台灣人知道金門這裡也有一群不一樣的人,所以第二個版本也才會換上台灣人比較熟悉的『郵政式拼音』——Kinmen。」
王書定憶起當時選用拼音的取捨過程,於是又和其他夥伴討論起「Quemoy」的意義,爭論起到底是「Kinmen」好、還是「Quemoy」好。
「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一陣子,金門就要改用中國的漢語拼音,到時候你就要寫 Jinmen 了。」一個同伴玩笑地說道。
香港的现状击碎了台湾人投靠大陆的幻想。
就想就最後一句多嘴一下哈哈。記得09年開始中央政府就正式採用拼音,只不過人名和個別地名取習慣拼法。所以諷刺的是,這位「同伴」的假設在某種程度上已是現實
感謝Hq816 的經驗分享。歷史上許多分岐分裂也不過就是意外,然後演化成一個實在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它曾是意外,就否定它的存在。不能說兒子是意外懷孕的,就否定它的生命權吧。
中華民國,最終會走向類似於英國的UK模式吧。中華民國現在的主體意識是臺灣認同。
“如果台湾不要我们,我们又不想当中国人怎么办?”这句话把台湾换成瑞典 中国换成俄国,完全就是芬兰民族发明家在走上民族发明之路前的焦虑。
上次去金門馬祖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不得不說,本島人的我對金門馬祖還滿陌生的,看完也想到金門馬祖走走、瞭解了
"好多設籍金門的年輕人都從台灣飛回來投票了。" 第一次發現 金門 與 台灣這樣的用法 ><
回覆前面的版友:我其實覺得並不是政治力單向推動了文化認同,這兩者之間是有些糾纏難解的。我小時候讀的是大中國史觀的教材,後來讀到第一屆版本的認識台灣時,歷史老師上課還規定同學要買國編版的教材、考試不考認識台灣歷史篇。
在大中國史觀教材版本末期的我,已經感受到周圍越來越多的聲音質疑為什麼我們要背這些中國的鐵路和煤都。譬如說有些比較年輕老師考試時,會跳過中國的背誦型考題(鐵路穿過哪幾省、哪些省份有哪些礦產)、爸爸有一次段考陪我複習的時候看我中國的歷史地理錯一堆,他竟然也毫不在意地說:「沒關係,讀這些一點用都沒有。」我爸爸家族是藍營的支持者,自詡是台灣保留了完完整整的中華文化,那一刻對我是很震撼的。
也有另一個可能是當時的台灣人民已經漸漸感覺到這樣的敘事觀點徒留許多問題,再加上其他因素因此選擇了一個台灣本位思考的政黨。這兩者可能是互相影響。
香港人,看完之後想去金馬走走看了
我是一个大陆人,看完这篇文章后想分享一下我对于“文化认同”这四个字的经历。
我出生于贵州贵阳,十岁后搬家到北京,我爸爸爷出生并成长与贵阳,爷爷是重庆大足人,奶奶是四川自贡人,妈妈来自四川雅安。在我出生后一年,重庆从四川分家成为直辖市,我家的户口本上也从此写着“籍贯重庆”。虽然我和我爸都出生于贵阳,但是因为家里人都来自于四川,所以在我心中一直认同四川文化(当然这个认同感很模糊,一般是来北京后跟同学说我江四川话)。
虽然我这个复杂的文化认同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令我感到搞笑的是:长大以后,我从网上看见与我同龄或者更年轻的人在一些网站上辩驳“重庆是不是四川”这个问题。以成都网友为代表的四川人纷纷说重庆就是四川的一部分;而重庆网友则搬出十八般武艺样的证据来说明重庆不是四川,我甚至能见到有人拿出上古时代“巴”“蜀”两国的考古发现来证明“巴”和“蜀”不是一群人。
我肯定是支持“重庆属于四川”的,不过新生代在网上的无聊争端使我意识到:政治上的一些区域划分能够很轻易的推动文化认同的瓦解进而造就新的文化认同。同属中央管辖的重庆四川都有人搞“文化独立”。退居台湾的民国政府催生出台湾认同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结果了。
错别字:叩问不是扣问,刘浩晨还是刘浩宸?
另外“南萌“就是傻瓜笨蛋的意思,可以拿来骂人的,没有”天真傻气“的可爱劲。
身為一個台灣人,從小其實對金馬所知甚少,看到這篇報導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