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總丟了金箍棒：在中國做 KOL 就是一場幻覺

花總玩微博的始因，是想找個地方排解沮喪。

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二次創業，眼看自己的公司要出售，「我是公司創始人。年輕氣盛時，創業總是奔着大目標去的。結果發現你可以飛得很高，但飛不到月球火星。」

今年七月底，我在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旁的一家茶室裏，聽吳東用他那夾雜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回憶這一切，他不徐不疾地強調，「除了政治，其他都可以談。」

2011年7月，吳東註冊微博，取名「花果山總書記」。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新聞中出現的官員佩戴價值不菲的名錶，其後他發布了一系列「鑑錶」微博，「火了起來」，變成了社交媒體上的一個「角色」。

「關鍵還在於那時的環境，換在今天不敢想象。」他坦言過往的職業生涯，讓他深諳「只要把紅線控制好，就不會有致命風險。」

2018年11月，吳東在微博發佈了自製視頻《杯子的秘密》。鏡頭中清晰可見，國內多家五星級酒店用客人用過的毛巾擦拭杯子或馬桶。2019年，他講解參與拍攝的《偷拍的秘密》，揭示那些藏匿在酒店房間、試衣間、衛生間，出租房等地暗處，侵犯他人隱私的攝像鏡頭。他最新的成果是今年三月在土耳其拍製完成，網上熱播的紀錄片《口罩獵人》。

「很多人以為我像孫悟空一樣，要掃平世間不平。我只能說，我有一定的是非觀念，但我不是一個很勇敢的人。」至今，他掛在微博上的頭像還是那張頭戴緊箍咒，神情無奈的「孫悟空」。

「我喜歡的不是《西遊記》裏那個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而是網絡小說《悟空傳》裏的有血有肉，也有七情六慾的『悟空』。他只是很鬱悶，很不服。想掙脫，但也沒掙脫出來。」聽他解讀，我打斷地問，那你又不服什麼？

「我憑什麼被你設計好？我憑什麼被你標籤化？我憑什麼要活一個結界裏面？我能不能做我自己？」他脫口而出。「鑑錶」後的第二年，面帶微笑現身在「8·26」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現場的前陝西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楊達才最終落馬。

吳東的 ID 「花果山總書記」因「鑑錶」被封號，其後更名為「花總丟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另立「山頭」。如今大眾網民對他的稱呼「花總」就是來自這個網名。

##偶然踩到世奢會##

「我覺得，花總做鑑錶時，還沒有跳出他為很多著名品牌做公關帶來的思維習慣，」《口罩獵人》導演剪輯版導演，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博士張毅說。他與花總曾同在網龍網絡公司工作。通過接觸，很早他就知道，「花總是個牛人」。

「他知道什麼內容會炒爆。同時，他還有一層視角，那就是對底層與邊緣人群懷有悲憫。」最後，花總與「世奢會」在法庭內外的較量，也讓他感到難得，「一個老江湖居然還能見真心。」

2012年5月，吳東在微博上對一家自稱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研究與管理的權威組織」、一家「非營利組織」——「世界奢侈品協會」（簡稱「世奢會」）提出質疑，從而陷入到官司糾紛中。直至2016年，「世奢會」被民政部認定為「山寨社團」之一。

「世奢會這事完全是偶然。我偶然地踩到了，然後它就粘上了。」花總否認道，如果回到當初，他絕不會去觸碰。

那是他在家閒來無事，上網發現這家發佈全球 Top 100奢侈品牌榜單的「國際協會」，「頂級域名是中國人註冊」，「美國總部官網域名的註冊地是中國」。「出於八卦和調侃」，他將疑點截圖發在了微博上。一週過後，「突然冒出一個叫作『東北追債兄弟連』的 ID，告誡我別惹事，好好活着。」而這只是麻煩的開頭。世奢會一方「除了出動所謂黑道，又連連派出律師、黑客、水軍」，連帶他父母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

「花總經常收到一些私信，其中有陌生人發來的威脅，也有看似好心人發來的提醒。」前《南方週末》記者陳中小路因報道「世奢會」與花總相識成友。在她看來，他的反應有點緊張過度，「我也接到過威脅電話，但我會有一大致判斷，也會稍微注意不要單獨出入。可花總會琢磨，他會一直分析發私信的那些微信號背後是誰，去研究信息內容，會想很多。」微信上，她理解道，畢竟，那會自己背後有報社支持，而他則是孤軍一人。

「我從來不是一個正義感爆棚、無所畏懼的英雄。此間，我幾次感到恐懼，對方到底有什麼來頭？是不是有強大的後台？水面下還有沒有隱藏的冰山？幾次倍感懊惱，為什麼會趟進這灘渾水。」——2012年6月，聽聞時世奢會負責人毛坤向上海市公安局歐陽路派出所、朝陽公安分局報案，控告他敲詐勒索，破壞商業信譽，在好友的建議下，花總去到越南，暫避風頭。南寧通往河內的車出境時，邊防警察上來查護照，「我還以為是來抓自己的。」他說。

「你要麼結婚，要麼回來上班，不要在外面漂了。」2013年，已疲與世奢會糾纏的花總聽從了家人的勸告，回到福州，在當地一家地產公司裏，「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品牌總監。」他調侃道，當時公司內部有不少人私底下猜測，他是來撈錢的。可看上去，他又似乎非常「佛系」。朝九晚五，安分守己。「我心想老子有錢，看不上你們這些錢。」在那裏，他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我住在喜來登酒店。每天早上打車上班，快到時我下車，再走路去公司。」為確保安全，從那時起，他就常以酒店為家。

2013年9月17日，花總在北京國貿大酒店被警方帶走，接受調查：是否用實名郵箱給世奢會負責人發送敲詐信？是否以「我的朋友」名義向對方發送電子郵件「索要30萬」，「並在郵件上附有個人實名銀行卡號」？兩天後，《海峽都市報》刊登了這一新聞。「那是福州最大的報紙，當天頭版還是王菲與李亞鵬離婚的消息。」這一下，他的臉全城皆知。

2015年11月，世奢會對花總、《南方週末》與《新京報》等媒體的起訴終以敗訴告終。
「在此之前，我覺得我是一個精英，我覺得我很聰明，擁有很多的機會，很容易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任何東西。事實也是如此，我的公司已被收購，起碼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財務自由。微博受人關注，文章也被人點贊。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只要在我的職業領域，按規則辦事，把道理說清楚，事情做到位，就一定會有好成果。⋯⋯所以即使做『潛伏』，親歷過底層的現況，我還是會對某些事抱有樂觀，還是認為它有喘息的機會。可遇上『世奢會』後，我發現很多事都不靈了。事實上，當你發現，你以一個所謂的『社會精英』在與毛坤之流糾纏時，你已經非常狼狽了。」

2013年在警局接受問話時，中途上洗手間，他被人「象徵性地教訓」——那裏沒安攝像頭。2014年，他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出庭作證。完後在法院門口，他遭到了陌生人的突襲。在北京機場，他被毛坤等人包圍，不得不報警求救突圍。最後在民警護送下，他回到了機場，對方卻跟在身後，衝他挑釁着，「歡迎再來」。「世奢會」以「山寨社團」徹底地蓋棺定論後，他進一步地得知，對方改了名字，又在北京發起了另一協會，「換了一條賽道」。

「我又能怎樣呢？」當年在北京公寓接受一家媒體社長的採訪時，花總順口說道，自己就像一個四處求告的訪民。說完，「突然意識好像掉進了冰窟。」過後，他撞擊起這層「堅冰」：原來，在中國做 KOL 就是一個幻覺。你一直活在幻覺裏面，你在不斷地給自己營造幻覺。

##命運的遊戲##

2003年6月，吳東來到上海。他想在這裏成為公關界的能手。

還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上大二時，他就發現，自己具備了某種天賦。那一年，同班來自閩西北貧困山區的大學生何亭芳患上脊背椎胸8腰2內膠質惡性腫瘤，家貧無錢醫治。他帶着緊急求救信《SOS！一個生命垂危者的呼救》，趕到福州數據通訊局，請求將它發到互聯網上。出現在「網上城市」電子公告欄上的這封信，引發媒體關注。短短數天，網絡募捐委員會收到了來自國內外的捐款，女同學得以送入到北京最好的醫院治療。

「儘管當時我還不知道『公關』這個詞，但我下決心將來要做與之相關的工作。我知道怎樣與人溝通，它是一門藝術，能讓我找到存在感與成就感。」他「陰差陽錯」地經歷畢業，非典裸辭，幾年之後才加入上海一家公關公司。2006年，他已是上海公關界「最好的人才之一」。「一切都讓人確信這碗飯就是給自己吃的」——可接着他又辭職，去川南瀘州敘永縣下面的一所學校支教。

「那是一所小學初中合辦的學校。裏面有好幾個年級的學生，我給他們教歷史，英語，地理。稍文藝點的人都有可能選擇去。」他在當地待了半年，還與學生們建過一個qq群。他至今在群裏從不說話，「但對每個人都有印象。」

臨別時，他送給學生們「博愛、自信、堅強」等12個大字，鼓勵他們「只要努力，一定會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回憶起這些，他那副無框眼鏡後的眼神說不清是自嘲還是苦笑，「當時我也相信這些話啊。就像誰誰說的，雖然社會這麼多問題，我還是想努力變好。」

「吳老師，你說外面的世界很美好，你騙了我們。」——2009年的一天，吳東教過的一個女學生打來電話，訴說自己來到東莞打工，遭遇強姦，墮胎。那時，他已從網易辭職，正打算去新公司創業。此前，他曾在那家「中國最好的遊戲公司」管理數千萬的業務，如今某位活躍的大佬，當年親自上門找他洽談合作。對方拎着手提袋，裏面全是現金，謙卑地讓自己收下。「那時候，人是多麼的嫉惡如仇。」——說起來猶如過眼雲煙的一幕幕，聽上去依然鮮活。包括聽完學生的哭訴，他「扎心」的一刻。

「我去了東莞。我想去近距離地觀察這個著名的世界工廠，想去一探究竟，學生在那裏打工到底經歷了什麼。」正如他在《潛伏》一文中寫道：「過去幾年，我和朋友想為西部山區的初中畢業生提供進入社會的過渡培訓，那裏每年都有大量不能繼續升學的孩子跟隨着打工的人流南下，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員。在來到東莞之前，對於他們可能的遭遇與處境，我只能靠着媒體上只言片語的報道浮想聯翩。」

「為什麼一定要潛伏？有沒有想過別的方式？」爾今，坐在北京凱悅大酒店的樓上餐廳裏，我想像當初，他改頭換面，在東莞某科技園區裏做印刷普工時的報酬。

「沒有策劃，也沒去找我的學生。見人力市場有工廠招工，我就上去了。衣服換一下，頭髮弄亂一點，臉曬黑一些。」他說。

「碼紙……講究力道與技巧，搬的時候要先用一隻手向下拗，再用另一隻手迅速地抬起紙腰，一著不慎容易變形不說，搞不好還會失手塌掉。放紙時更要恰到好處，否則不但會拖紙，還可能壓到或割傷手指。儘管廠裏提供勞保手套，但戴這東西容易失去手感，所以多數人都徒手上陣。我手拙，半天下來，手上就被鋒利的紙邊拉出了十來道小口子，臂肘也在不經意間被蹭去一塊皮。」

「這些紙磚輕則五十斤，重些的大約在一百五十斤上下，一堆兩列，每列九到十摞。每台POLAR155切紙機一個下午大概要做十個單，算下來就要徒手搬近十噸的紙磚——這還沒到趕貨的時候。小王卻覺得這已經很輕鬆了，他在虎門那家廠做工時，每天的任務就是把十六斤到四十斤不等的壓縮機『放』到流水線上指定位置，每小時『放』四百個，兩小時一班。」——在那段「潛伏」期裏，他記錄下自己林林總總，從未有過的體驗。

「別說一個月，一個星期，我就被工廠的流水線生活同化了。走到大街上，我不敢去咖啡館，我覺得我不屬於那裏。」在川南支教時，他都沒有感受到人身上如此強烈的卑微感。「在山區，學生們的生活雖然貧窮困頓，但是他們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裏，沒有與外界比較，外界的歧視也沒射進來，所以他們每一張笑臉，每一個眼神都顯得純真清澈。但是我說過，假如他們從山裏走出來，第一次踏上進城之路，他們會很興奮。第二次或許還是興奮。等到第三次，他們就會覺得不公平。再到第四次時，他們可能會心生憤怒。」說時，他輕瞟了一眼五星級酒店的窗外：就像我不出這裏，外面什麼樣都與我沒關係，我可以過得很滋潤。但在2009年，我走進了與這個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在那個空間裏，你就是「人下人」。滿地都是狗屎，還有很多人吃不上飯。我不能說對它一無所知，但知道得太少了。

工廠有一面牆，每個月上面都會貼出「掉手指」等工傷統計數據，工人們從下面麻木地經過。工人們做體檢，醫院小車就停在了廠門口。上去後，你會發現，驗血時用的消毒設施很差，護士們還在雲淡風輕地閒聊，某某廠又查出了艾滋病病人。普通工人聽不懂她們說什麼，你卻在旁邊觸目驚心。等上了工地，人更成了「工具人」。你會驚訝，哇靠！人居然可以算計到那個程度——比如黑中介頭子上工地招工。他會先問，你是哪裏來的。他知道，人肯定想與老鄉分在一起。但他就是要把來自同一地方的人拆開，因為要防止抱團。

「叢林法則在練攤時就能看到，我學過算命，在東莞街頭擺過攤。」原來每一條街都由「老大」罩着——不是黑社會老大，而是城管。同行之間井水不犯河水，要是一不小心越過邊界半步，都會被人搞死。為了吃口飯，人與人之間可以完全冷血、傾軋。「底層」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主義所謂的「浪漫」。很多時候，人根本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它注定是「系統」的遊戲。可不能選擇的命運與人生，就不是命運與人生了麼？

一個月後，吳東回到了廣州，住回了天河大道上的精品公寓。公寓樓下正好有一家星巴克，他再次光顧時，服務員熱情地與他打招呼，好久不見，您去哪兒了？他平靜地回答，我去打球了，然後要了一杯拿鐵。「好像剛剛做了一場大夢。」他形容，除了拿杯子的手在微微顫抖，那上面全是紙片割划的傷口。

「頭髮剪了，衣服換了，戴上幾萬塊的手錶，坐在咖啡館裏吹着空調，我又變回精英了。」穿回2020年8月的午後，酒店半空飄浮着舒緩的音樂，餐廳裏的暖燈全部亮了，花總的眼神黯淡了——他在慢慢收回屬於「吳東」的記憶。

##口罩獵人，故事獵人##

2020年1月中旬，花總就在微博上提醒他的粉絲戴口罩。「對於疫情發展，我要比大部分人更敏感。」他還考慮過去武漢，「戰地報道對我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事情。」最終，他卻來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他為土耳其導遊颯樂拍攝 vlog，也在對方開設的火鍋店裏，聽說了中國人來此地採購口罩的消息。

沒想到隨後，他就邂逅了林棟。「我第一次在香格里拉酒店見到林棟時，就強烈地被他吸引。」花總直言道，「很多人看片，說林棟陽光，但我第一感覺卻是他的複雜陰鬱。他的眼神，他內心的焦灼，他無法掩飾的動作，這些很難用語言具體描述，但我就是能捕捉得到。就像一個人身上有沒有故事，我立馬就能聞到。」

林棟長期從事醫療生意，知情人說他是受客戶委託，前往土耳其採購口罩等防疫物資。

「一見到我們，花總就把他的機器拿了出來。」Wake 笑着說，當晚的第一頓飯，是花總請他們吃餃子。飯桌上，他與林棟交流的還只是日常事宜，「比如哪天到的，任務量多大，怎樣拍攝等等。」等回到酒店後，正式採訪就此拉開。

「一開始，林總還有點緊張。他不斷地喝酒，花總勸他別再喝了，否則上鏡會讓人看上去有些奇怪。」讓她印象較深的是，接受採拍前，林棟曾跟自己叮囑，有些業務細節不能講，「但最後他都講了。」Wake 是採購項目的財務顧問，她也是在2月13日抵達土耳其之後才認識林棟。原本項目邀請的顧問另有其人，卻因日程衝突無法參加。經轉介後，原本在家賦閒的 Wake 來到了伊斯坦堡。

「Wake 是我的一個粉絲。」花總介紹道，她關注他也是始於《杯子的秘密》。看完片後，Wake 好奇地在網上搜尋了他，然後加了他的微博，但從無交流。在土耳其時，中國人並不多見，Wake 卻在線上跑出來打招呼，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飯。很快，他便知道了她與林棟等人的此行目的。

「林棟沒有談他的過去。他也知道有些事，你想問而不會去問。而我想要的，也只是紀錄那個節點上，他與他所做的事情，」花總也心領神會，「林棟反過來也會來嗅我——這人可不可信？像他這種人做判斷，很多時候是憑直覺。我的意思是——他敢賭。」

跟拍五天後，林棟已放手花總拍攝。Wake 說，他們請來軍火商一起討債那天，花總環繞交鋒進行拍攝。見狀，軍火商乾脆聲稱，這個手持機器的人也是團隊中人，他拍攝是為了見證整個談判過程。

片子出來後，林棟身邊的律師團隊建議，最好不要在境內播放。但林棟則認為，既然好不容易做出來了，為什麼不播？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能夠應對。

拍攝其間，花總對林棟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業務上萬一出況，你們怎樣應對。「三月份，他就提醒我們，國內會做口罩外交。政府會以自己的途徑做這事，誰都不可能與國家競爭。」Wake 記得林棟的態度則相反，他不認為這裏潛藏着危險。如果擔心過多，他就不接這活了。「這多少有點讓花總生氣。」

相處一段後，她感覺花總，「由模糊變得立體起來」。之前作為粉絲，她總以為他對還原真相較真，很剛，很猛。「接觸之後才發現，他對事並不是一味剛性對抗，他知道如何調配社會資源應對。作為拍攝者，他只管紀錄就好。可他會為拍攝對象擔心，會給到意見，可見他性格中有悲憫的一面。」

##尾聲##

「我講一個虛構的故事吧，因為假如這個故事是真實的，你會覺得幻滅。」2018年，花總在微博上講述了老鮑的故事。幾年前，他與《南方週末》記者前往緬甸果敢，聯合採寫關於125難民營的報道。就在緬北的一個墟場上，他遇到了老鮑，「一個周身散發着腐爛蘋果味的氣息，敘說往事時，猶如老僧入定一樣的男人」。

30多年前，老鮑還是四川某縣的農業局副局長，知道自己的頂頭上司被抓，擔心自己貪污20多萬元的事浮出水面，他連夜獨自跑路。「這個慫包有家有孩子，卻懦弱到連跟自己親人道別都不敢。他拋棄他們，北上南下，從新疆、廣東一路輾轉浪跡到緬北。」在緬北，老鮑種過大煙，坐過土牢，又被老鄉騙進賭場拉客。在遭受非人折磨後，他成了一個廢人。晚年無親無故，一瘸一拐地靠在街上擺攤，了此殘生。

「我後來才明白，老鮑身上那股奇怪的氣息。那是一個親手殺死了自己的人。」拍攝《口罩獵人》時，他將老鮑的故事講給了林棟。對方聽完後，什麼也沒說。「我想他應該聽懂了。苦的人對於『苦』有共鳴。」他在第一次見到林棟時，就聞到了「一個人身上的苦」。

「片中，林棟稱他家裏過去很窮，連肉都吃不上。⋯⋯如果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就不用出來搏命了。」可是在他看來，「苦」不僅僅限於「吃不飽」的具象之苦，而是人被命運推到某個位置上，「不管外表有多光鮮，擁有多少金錢，可你不僅僅是你，你是眾多利益的交織。萬箭穿心，五花大綁，綁縛在上面受到的煎熬。」站在這一層面上，他回看那一張張自己熟悉的面孔：楊達才、毛坤⋯⋯，「很多人都處在一個有趣的轉型期，一個轉型社會裏面。某種意義上，他們中有些人又是利益集團的白手套，然後捲入非常宏大，非常殘酷的遊戲當中。生不由己，又不完全是生不由己，賭性、貪婪也攙雜其中。」

三月中旬，他離開後，土耳其出現了首例病例。爾後全國戒嚴，實行週末禁足，國內國際全部停航。林棟的回國計劃不得不再度延後。《口罩獵人》播出後，大部分觀眾對這個人物，及其過去產生了濃厚興趣。網上傳出了他更多的八卦，指出他在商業操作上「遺留的歷史問題」。

「調查林棟的是非黑白，是警方與媒體幹的事情，不是我要幹的事情。」在林棟回國後，他們還曾有過相聚。「我們一起喝酒，我沒問他任何事情，只是囑咐他要小心，不要翻車。」

「這些年來，我認識接觸過性工作者、毒販、渣男，還有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人物，我們都能成為超越傳統意義道德觀的朋友。我覺得他們有故事，他們也覺得我有故事⋯⋯雖然其中有人在傾訴完後，與我就此別過。可我不是為了讓他們跟我講自己的故事，才與他們交朋友，我是真的願意與他們成為朋友。我接不接受他們做的事情是一回事，但我必須理解他們。理解之後，我才能知道這個故事更多的信息。」他就此定位，自己不是真相的挖掘者，而是故事的紀錄者——一個故事獵人。

「我在變老，這是非常真切的感受。之前，我還沾沾自喜自己還有少年氣，現在這種少年氣在一點點變少，暮氣卻在加重。」考大學時，他曾想報考哲學系，還在家中牆上貼滿了剪報，上面寫着「不缺一個富翁，有錢人，但缺一個如何如何的哲學家」之類的豪言壯語。

他說那時的「吳東」一定不會喜歡現在的「花總」，「如果按非常年輕時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判斷，我已放棄了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