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总丢了金箍棒：在中国做 KOL 就是一场幻觉

花总玩微博的始因，是想找个地方排解沮丧。

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二次创业，眼看自己的公司要出售，“我是公司创始人。年轻气盛时，创业总是奔着大目标去的。结果发现你可以飞得很高，但飞不到月球火星。”

今年七月底，我在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旁的一家茶室里，听吴东用他那夹杂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这一切，他不徐不疾地强调，“除了政治，其他都可以谈。”

2011年7月，吴东注册微博，取名“花果山总书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新闻中出现的官员佩戴价值不菲的名表，其后他发布了一系列“鉴表”微博，“火了起来”，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角色”。

“关键还在于那时的环境，换在今天不敢想象。”他坦言过往的职业生涯，让他深谙“只要把红线控制好，就不会有致命风险。”

2018年11月，吴东在微博发布了自制视频《杯子的秘密》。镜头中清晰可见，国内多家五星级酒店用客人用过的毛巾擦拭杯子或马桶。2019年，他讲解参与拍摄的《偷拍的秘密》，揭示那些藏匿在酒店房间、试衣间、卫生间，出租房等地暗处，侵犯他人隐私的摄像镜头。他最新的成果是今年三月在土耳其拍制完成，网上热播的纪录片《口罩猎人》。

“很多人以为我像孙悟空一样，要扫平世间不平。我只能说，我有一定的是非观念，但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至今，他挂在微博上的头像还是那张头戴紧箍咒，神情无奈的“孙悟空”。

“我喜欢的不是《西游记》里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网络小说《悟空传》里的有血有肉，也有七情六欲的‘悟空’。他只是很郁闷，很不服。想挣脱，但也没挣脱出来。”听他解读，我打断地问，那你又不服什么？

“我凭什么被你设计好？我凭什么被你标签化？我凭什么要活一个结界里面？我能不能做我自己？”他脱口而出。“鉴表”后的第二年，面带微笑现身在“8·26”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现场的前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最终落马。

吴东的 ID “花果山总书记”因“鉴表”被封号，其后更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上另立“山头”。如今大众网民对他的称呼“花总”就是来自这个网名。

偶然踩到世奢会

“我觉得，花总做鉴表时，还没有跳出他为很多著名品牌做公关带来的思维习惯，”《口罩猎人》导演剪辑版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博士张毅说。他与花总曾同在网龙网络公司工作。通过接触，很早他就知道，“花总是个牛人”。

“他知道什么内容会炒爆。同时，他还有一层视角，那就是对底层与边缘人群怀有悲悯。”最后，花总与“世奢会”在法庭内外的较量，也让他感到难得，“一个老江湖居然还能见真心。”

2012年5月，吴东在微博上对一家自称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研究与管理的权威组织”、一家“非营利组织”——“世界奢侈品协会”（简称“世奢会”）提出质疑，从而陷入到官司纠纷中。直至2016年，“世奢会”被民政部认定为“山寨社团”之一。

“世奢会这事完全是偶然。我偶然地踩到了，然后它就粘上了。”花总否认道，如果回到当初，他绝不会去触碰。

那是他在家闲来无事，上网发现这家发布全球 Top 100奢侈品牌榜单的“国际协会”，“顶级域名是中国人注册”，“美国总部官网域名的注册地是中国”。“出于八卦和调侃”，他将疑点截图发在了微博上。一周过后，“突然冒出一个叫作‘东北追债兄弟连’的 ID，告诫我别惹事，好好活着。”而这只是麻烦的开头。世奢会一方“除了出动所谓黑道，又连连派出律师、黑客、水军”，连带他父母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花总经常收到一些私信，其中有陌生人发来的威胁，也有看似好心人发来的提醒。”前《南方周末》记者陈中小路因报道“世奢会”与花总相识成友。在她看来，他的反应有点紧张过度，“我也接到过威胁电话，但我会有一大致判断，也会稍微注意不要单独出入。可花总会琢磨，他会一直分析发私信的那些微信号背后是谁，去研究信息内容，会想很多。”微信上，她理解道，毕竟，那会自己背后有报社支持，而他则是孤军一人。

“我从来不是一个正义感爆棚、无所畏惧的英雄。此间，我几次感到恐惧，对方到底有什么来头？是不是有强大的后台？水面下还有没有隐藏的冰山？几次倍感懊恼，为什么会趟进这滩浑水。”——2012年6月，听闻时世奢会负责人毛坤向上海市公安局欧阳路派出所、朝阳公安分局报案，控告他敲诈勒索，破坏商业信誉，在好友的建议下，花总去到越南，暂避风头。南宁通往河内的车出境时，边防警察上来查护照，“我还以为是来抓自己的。”他说。

“你要么结婚，要么回来上班，不要在外面漂了。”2013年，已疲与世奢会纠缠的花总听从了家人的劝告，回到福州，在当地一家地产公司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品牌总监。”他调侃道，当时公司内部有不少人私底下猜测，他是来捞钱的。可看上去，他又似乎非常“佛系”。朝九晚五，安分守己。“我心想老子有钱，看不上你们这些钱。”在那里，他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我住在喜来登酒店。每天早上打车上班，快到时我下车，再走路去公司。”为确保安全，从那时起，他就常以酒店为家。

2013年9月17日，花总在北京国贸大酒店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是否用实名邮箱给世奢会负责人发送敲诈信？是否以“我的朋友”名义向对方发送电子邮件“索要30万”，“并在邮件上附有个人实名银行卡号”？两天后，《海峡都市报》刊登了这一新闻。“那是福州最大的报纸，当天头版还是王菲与李亚鹏离婚的消息。”这一下，他的脸全城皆知。

2015年11月，世奢会对花总、《南方周末》与《新京报》等媒体的起诉终以败诉告终。
“在此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精英，我觉得我很聪明，拥有很多的机会，很容易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任何东西。事实也是如此，我的公司已被收购，起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微博受人关注，文章也被人点赞。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只要在我的职业领域，按规则办事，把道理说清楚，事情做到位，就一定会有好成果。……所以即使做‘潜伏’，亲历过底层的现况，我还是会对某些事抱有乐观，还是认为它有喘息的机会。可遇上‘世奢会’后，我发现很多事都不灵了。事实上，当你发现，你以一个所谓的‘社会精英’在与毛坤之流纠缠时，你已经非常狼狈了。”

2013年在警局接受问话时，中途上洗手间，他被人“象征性地教训”——那里没安摄像头。2014年，他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出庭作证。完后在法院门口，他遭到了陌生人的突袭。在北京机场，他被毛坤等人包围，不得不报警求救突围。最后在民警护送下，他回到了机场，对方却跟在身后，冲他挑衅着，“欢迎再来”。“世奢会”以“山寨社团”彻底地盖棺定论后，他进一步地得知，对方改了名字，又在北京发起了另一协会，“换了一条赛道”。

“我又能怎样呢？”当年在北京公寓接受一家媒体社长的采访时，花总顺口说道，自己就像一个四处求告的访民。说完，“突然意识好像掉进了冰窟。”过后，他撞击起这层“坚冰”：原来，在中国做 KOL 就是一个幻觉。你一直活在幻觉里面，你在不断地给自己营造幻觉。

命运的游戏

2003年6月，吴东来到上海。他想在这里成为公关界的能手。

还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大二时，他就发现，自己具备了某种天赋。那一年，同班来自闽西北贫困山区的大学生何亭芳患上脊背椎胸8腰2内胶质恶性肿瘤，家贫无钱医治。他带着紧急求救信《SOS！一个生命垂危者的呼救》，赶到福州数据通讯局，请求将它发到互联网上。出现在“网上城市”电子公告栏上的这封信，引发媒体关注。短短数天，网络募捐委员会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捐款，女同学得以送入到北京最好的医院治疗。

“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公关’这个词，但我下决心将来要做与之相关的工作。我知道怎样与人沟通，它是一门艺术，能让我找到存在感与成就感。”他“阴差阳错”地经历毕业，非典裸辞，几年之后才加入上海一家公关公司。2006年，他已是上海公关界“最好的人才之一”。“一切都让人确信这碗饭就是给自己吃的”——可接着他又辞职，去川南泸州叙永县下面的一所学校支教。

“那是一所小学初中合办的学校。里面有好几个年级的学生，我给他们教历史，英语，地理。稍文艺点的人都有可能选择去。”他在当地待了半年，还与学生们建过一个qq群。他至今在群里从不说话，“但对每个人都有印象。”

临别时，他送给学生们“博爱、自信、坚强”等12个大字，鼓励他们“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回忆起这些，他那副无框眼镜后的眼神说不清是自嘲还是苦笑，“当时我也相信这些话啊。就像谁谁说的，虽然社会这么多问题，我还是想努力变好。”

“吴老师，你说外面的世界很美好，你骗了我们。”——2009年的一天，吴东教过的一个女学生打来电话，诉说自己来到东莞打工，遭遇强奸，堕胎。那时，他已从网易辞职，正打算去新公司创业。此前，他曾在那家“中国最好的游戏公司”管理数千万的业务，如今某位活跃的大佬，当年亲自上门找他洽谈合作。对方拎着手提袋，里面全是现金，谦卑地让自己收下。“那时候，人是多么的嫉恶如仇。”——说起来犹如过眼云烟的一幕幕，听上去依然鲜活。包括听完学生的哭诉，他“扎心”的一刻。

“我去了东莞。我想去近距离地观察这个著名的世界工厂，想去一探究竟，学生在那里打工到底经历了什么。”正如他在《潜伏》一文中写道：“过去几年，我和朋友想为西部山区的初中毕业生提供进入社会的过渡培训，那里每年都有大量不能继续升学的孩子跟随着打工的人流南下，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在来到东莞之前，对于他们可能的遭遇与处境，我只能靠着媒体上只言片语的报道浮想联翩。”

“为什么一定要潜伏？有没有想过别的方式？”尔今，坐在北京凯悦大酒店的楼上餐厅里，我想像当初，他改头换面，在东莞某科技园区里做印刷普工时的报酬。

“没有策划，也没去找我的学生。见人力市场有工厂招工，我就上去了。衣服换一下，头发弄乱一点，脸晒黑一些。”他说。

“码纸......讲究力道与技巧，搬的时候要先用一只手向下拗，再用另一只手迅速地抬起纸腰，一着不慎容易变形不说，搞不好还会失手塌掉。放纸时更要恰到好处，否则不但会拖纸，还可能压到或割伤手指。尽管厂里提供劳保手套，但戴这东西容易失去手感，所以多数人都徒手上阵。我手拙，半天下来，手上就被锋利的纸边拉出了十来道小口子，臂肘也在不经意间被蹭去一块皮。”

“这些纸砖轻则五十斤，重些的大约在一百五十斤上下，一堆两列，每列九到十摞。每台POLAR155切纸机一个下午大概要做十个单，算下来就要徒手搬近十吨的纸砖——这还没到赶货的时候。小王却觉得这已经很轻松了，他在虎门那家厂做工时，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十六斤到四十斤不等的压缩机‘放’到流水线上指定位置，每小时‘放’四百个，两小时一班。”——在那段“潜伏”期里，他记录下自己林林总总，从未有过的体验。

“别说一个月，一个星期，我就被工厂的流水线生活同化了。走到大街上，我不敢去咖啡馆，我觉得我不属于那里。”在川南支教时，他都没有感受到人身上如此强烈的卑微感。“在山区，学生们的生活虽然贫穷困顿，但是他们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没有与外界比较，外界的歧视也没射进来，所以他们每一张笑脸，每一个眼神都显得纯真清澈。但是我说过，假如他们从山里走出来，第一次踏上进城之路，他们会很兴奋。第二次或许还是兴奋。等到第三次，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再到第四次时，他们可能会心生愤怒。”说时，他轻瞟了一眼五星级酒店的窗外：就像我不出这里，外面什么样都与我没关系，我可以过得很滋润。但在2009年，我走进了与这个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在那个空间里，你就是“人下人”。满地都是狗屎，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我不能说对它一无所知，但知道得太少了。

工厂有一面墙，每个月上面都会贴出“掉手指”等工伤统计数据，工人们从下面麻木地经过。工人们做体检，医院小车就停在了厂门口。上去后，你会发现，验血时用的消毒设施很差，护士们还在云淡风轻地闲聊，某某厂又查出了艾滋病病人。普通工人听不懂她们说什么，你却在旁边触目惊心。等上了工地，人更成了“工具人”。你会惊讶，哇靠！人居然可以算计到那个程度——比如黑中介头子上工地招工。他会先问，你是哪里来的。他知道，人肯定想与老乡分在一起。但他就是要把来自同一地方的人拆开，因为要防止抱团。

“丛林法则在练摊时就能看到，我学过算命，在东莞街头摆过摊。”原来每一条街都由“老大”罩着——不是黑社会老大，而是城管。同行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要是一不小心越过边界半步，都会被人搞死。为了吃口饭，人与人之间可以完全冷血、倾轧。“底层”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所谓的“浪漫”。很多时候，人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它注定是“系统”的游戏。可不能选择的命运与人生，就不是命运与人生了么？

一个月后，吴东回到了广州，住回了天河大道上的精品公寓。公寓楼下正好有一家星巴克，他再次光顾时，服务员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好久不见，您去哪儿了？他平静地回答，我去打球了，然后要了一杯拿铁。“好像刚刚做了一场大梦。”他形容，除了拿杯子的手在微微颤抖，那上面全是纸片割划的伤口。

“头发剪了，衣服换了，戴上几万块的手表，坐在咖啡馆里吹着空调，我又变回精英了。”穿回2020年8月的午后，酒店半空飘浮着舒缓的音乐，餐厅里的暖灯全部亮了，花总的眼神黯淡了——他在慢慢收回属于“吴东”的记忆。

口罩猎人，故事猎人

2020年1月中旬，花总就在微博上提醒他的粉丝戴口罩。“对于疫情发展，我要比大部分人更敏感。”他还考虑过去武汉，“战地报道对我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事情。”最终，他却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他为土耳其导游飒乐拍摄 vlog，也在对方开设的火锅店里，听说了中国人来此地采购口罩的消息。

没想到随后，他就邂逅了林栋。“我第一次在香格里拉酒店见到林栋时，就强烈地被他吸引。”花总直言道，“很多人看片，说林栋阳光，但我第一感觉却是他的复杂阴郁。他的眼神，他内心的焦灼，他无法掩饰的动作，这些很难用语言具体描述，但我就是能捕捉得到。就像一个人身上有没有故事，我立马就能闻到。”

林栋长期从事医疗生意，知情人说他是受客户委托，前往土耳其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

“一见到我们，花总就把他的机器拿了出来。”Wake 笑着说，当晚的第一顿饭，是花总请他们吃饺子。饭桌上，他与林栋交流的还只是日常事宜，“比如哪天到的，任务量多大，怎样拍摄等等。”等回到酒店后，正式采访就此拉开。

“一开始，林总还有点紧张。他不断地喝酒，花总劝他别再喝了，否则上镜会让人看上去有些奇怪。”让她印象较深的是，接受采拍前，林栋曾跟自己叮嘱，有些业务细节不能讲，“但最后他都讲了。”Wake 是采购项目的财务顾问，她也是在2月13日抵达土耳其之后才认识林栋。原本项目邀请的顾问另有其人，却因日程冲突无法参加。经转介后，原本在家赋闲的 Wake 来到了伊斯坦堡。

“Wake 是我的一个粉丝。”花总介绍道，她关注他也是始于《杯子的秘密》。看完片后，Wake 好奇地在网上搜寻了他，然后加了他的微博，但从无交流。在土耳其时，中国人并不多见，Wake 却在线上跑出来打招呼，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很快，他便知道了她与林栋等人的此行目的。

“林栋没有谈他的过去。他也知道有些事，你想问而不会去问。而我想要的，也只是纪录那个节点上，他与他所做的事情，”花总也心领神会，“林栋反过来也会来嗅我——这人可不可信？像他这种人做判断，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我的意思是——他敢赌。”

跟拍五天后，林栋已放手花总拍摄。Wake 说，他们请来军火商一起讨债那天，花总环绕交锋进行拍摄。见状，军火商干脆声称，这个手持机器的人也是团队中人，他拍摄是为了见证整个谈判过程。

片子出来后，林栋身边的律师团队建议，最好不要在境内播放。但林栋则认为，既然好不容易做出来了，为什么不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能够应对。

拍摄其间，花总对林栋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业务上万一出况，你们怎样应对。“三月份，他就提醒我们，国内会做口罩外交。政府会以自己的途径做这事，谁都不可能与国家竞争。”Wake 记得林栋的态度则相反，他不认为这里潜藏着危险。如果担心过多，他就不接这活了。“这多少有点让花总生气。”

相处一段后，她感觉花总，“由模糊变得立体起来”。之前作为粉丝，她总以为他对还原真相较真，很刚，很猛。“接触之后才发现，他对事并不是一味刚性对抗，他知道如何调配社会资源应对。作为拍摄者，他只管纪录就好。可他会为拍摄对象担心，会给到意见，可见他性格中有悲悯的一面。”

尾声

“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吧，因为假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你会觉得幻灭。”2018年，花总在微博上讲述了老鲍的故事。几年前，他与《南方周末》记者前往缅甸果敢，联合采写关于125难民营的报道。就在缅北的一个墟场上，他遇到了老鲍，“一个周身散发着腐烂苹果味的气息，叙说往事时，犹如老僧入定一样的男人”。

30多年前，老鲍还是四川某县的农业局副局长，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被抓，担心自己贪污20多万元的事浮出水面，他连夜独自跑路。“这个怂包有家有孩子，却懦弱到连跟自己亲人道别都不敢。他抛弃他们，北上南下，从新疆、广东一路辗转浪迹到缅北。”在缅北，老鲍种过大烟，坐过土牢，又被老乡骗进赌场拉客。在遭受非人折磨后，他成了一个废人。晚年无亲无故，一瘸一拐地靠在街上摆摊，了此残生。

“我后来才明白，老鲍身上那股奇怪的气息。那是一个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人。”拍摄《口罩猎人》时，他将老鲍的故事讲给了林栋。对方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我想他应该听懂了。苦的人对于‘苦’有共鸣。”他在第一次见到林栋时，就闻到了“一个人身上的苦”。

“片中，林栋称他家里过去很穷，连肉都吃不上。……如果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就不用出来搏命了。”可是在他看来，“苦”不仅仅限于“吃不饱”的具象之苦，而是人被命运推到某个位置上，“不管外表有多光鲜，拥有多少金钱，可你不仅仅是你，你是众多利益的交织。万箭穿心，五花大绑，绑缚在上面受到的煎熬。”站在这一层面上，他回看那一张张自己熟悉的面孔：杨达才、毛坤……，“很多人都处在一个有趣的转型期，一个转型社会里面。某种意义上，他们中有些人又是利益集团的白手套，然后卷入非常宏大，非常残酷的游戏当中。生不由己，又不完全是生不由己，赌性、贪婪也搀杂其中。”

三月中旬，他离开后，土耳其出现了首例病例。尔后全国戒严，实行周末禁足，国内国际全部停航。林栋的回国计划不得不再度延后。《口罩猎人》播出后，大部分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过去产生了浓厚兴趣。网上传出了他更多的八卦，指出他在商业操作上“遗留的历史问题”。

“调查林栋的是非黑白，是警方与媒体干的事情，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在林栋回国后，他们还曾有过相聚。“我们一起喝酒，我没问他任何事情，只是嘱咐他要小心，不要翻车。”

“这些年来，我认识接触过性工作者、毒贩、渣男，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物，我们都能成为超越传统意义道德观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有故事，他们也觉得我有故事……虽然其中有人在倾诉完后，与我就此别过。可我不是为了让他们跟我讲自己的故事，才与他们交朋友，我是真的愿意与他们成为朋友。我接不接受他们做的事情是一回事，但我必须理解他们。理解之后，我才能知道这个故事更多的信息。”他就此定位，自己不是真相的挖掘者，而是故事的纪录者——一个故事猎人。

“我在变老，这是非常真切的感受。之前，我还沾沾自喜自己还有少年气，现在这种少年气在一点点变少，暮气却在加重。”考大学时，他曾想报考哲学系，还在家中墙上贴满了剪报，上面写着“不缺一个富翁，有钱人，但缺一个如何如何的哲学家”之类的豪言壮语。

他说那时的“吴东”一定不会喜欢现在的“花总”，“如果按非常年轻时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判断，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