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金馬獎6項提名的《親愛的房客》，可能是今年許多觀眾心目中的「最佳台片」。這部反傳統的「家庭片」，用細密層次鋪展出了同性伴侶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與台灣社會的老人安養問題，是近年台灣少有的能讓人「安靜下來」的作品。已踏入電影行業20年的導演鄭有傑，並不是一位高產的創作者，他的影像風格也向來都不太「商業」，而這部之所以能收穫亮眼票房，或許是因為它對「家」的探索太令人動容。
家是什麼呢？《親愛的房客》讓人們看到：家，是愛再往前一步。討論同性情感乃至婚姻平權多元成家的台灣電影不勝枚舉，而《親愛的房客》講愛情的部分反而不多，用鄭有傑的話說，這部電影的起源「當然來自於愛情」，但重點是放在「愛情之後的事情」。
轟轟烈烈愛過之後，還是要過尋常日子。而一旦開始過日子，就要面對法律、就業、醫療、小孩上學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所以鄭有傑認為，現在台灣同志伴侶的困境往往在於步入家庭。「男男在一起，女女在一起，好像已經比較開放。但是要成為『家庭』，就會連帶而來包括小孩子的撫養問題和老人的安養問題。」所以他想再往前一步，去講一個「家」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起源「當然來自於愛情」，但重點是放在「愛情之後的事情」。
同性還是異性婚姻，沒有分別
「每個人對『家』的概念都不太一樣。」從2018年開始著手寫劇本的鄭有傑，想試著用一個傳統上「大家不認為是家」的故事來講「家」。
那一年，恰好也是台灣同婚專法爭議聲量最大的一年。「你會發現社會上有非常龐大的一股所謂保守勢力，帶著某些敵意阻止別人去愛。」但鄭有傑也並不想去強調「阻止」的那一方，他想強調的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是想要去愛的那一方。」
「因為放棄去愛是比較容易的。」就像電影裏的健一，他只要離開就好，他何必留下來？而恰恰有很多人就是在承受偏見不被理解的狀況之下，繼續去愛、繼續保守內心諾言。是這種對愛的堅持，讓健一在意外喪生的伴侶家裏繼續生活，去照顧自己愛人的一家老小。
電影裏的時空設定在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新制施行前，所以戲裏的健一可以不透過社福機構去收養悠宇。而縱使最後悠宇無法與健一生活在一起，但鄭有傑認為：「健一對他的愛，還是會在這個小孩子的心裏面陪著他成長。對悠宇來說，健一就是他的爸爸二號。所以這件事你沒有辦法用法律或是一些世俗的眼光定義。那是一個人跟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
這也是當他在講這個特殊的「家庭故事」時所發現的事：家人與家人的關係，無論是同性還是異性婚姻，沒有分別，愛的本質完全一樣。「不一樣的是我們，是我們的社會並沒有準備好去接受。」
而所謂「準備好」也不只是制度層面的事，而更在乎人心。電影裏，2011年的林健一是「沒有名分」的房客。雖然如今在2020年的台灣，同性伴侶已可以合法結婚，但人內心的偏見卻並不會那麼容易抹去。「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去理解別人愛的方式、理解別人的『正常』。」
如果把同志題材換成新移民或是其他少數群體，對「外人」的刻板印象如出一轍，這也是《親愛的房客》在家庭關係裏所觸及的更深層的認同與包容問題。
雖然如今在台灣，同性伴侶已可以合法結婚，但「社會上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去理解別人愛的方式、理解別人的『正常』。」
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很多觀眾最有共鳴的，是影片中安養老人的困境。糖尿病在台灣是很普遍的慢性疾病，鄭有傑遇到的許多觀眾都說電影裏的狀況和自己家一模一樣。「台灣很多人其實是在外地工作，可能是離開台灣，也有可能就是不住在一起，那誰來照顧老人？」
所以人們平時常會看到這類社會新聞：一位老人快要過世，把財產都留給了照顧他的外籍看護，有血緣的小孩就會認為這個看護「對我爸爸或媽媽做了什麽」。
鄭有傑說：「其實這樣的故事還蠻普遍的。」他只是設定了一個可能會碰到的社會狀況，卻也無形中反映出了某種台灣家庭內部的普遍困境：中間這一代，是不在場的。「那今天如果有一個真正在照顧老人的人，他們之間是會產生感情的，是會像家人一樣。」
只可惜，情分如家人，身分卻始終是「外人」。《親愛的房客》裏的健一，與其說像房客，不如說像女婿。然而即使他已經收養了悠宇，其他家庭成員在心裏還是把他當作外人。事實上，「有時候就算是媳婦，也很容易被人家當成外人。」在鄭有傑自己的經驗裏，因為他父親生前患癌症，他的奶奶到晚年又有一點失智，所以照顧家人的重擔就落在了他的母親身上。
「我媽媽其實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那她是一個有名分的人，她是傳統價值所認可的人，她去做這樣的事情，可能都有一些親戚還會指指點點，說：『你怎麽沒有照顧得很好』或是怎樣怎樣。而且只要到了老人晚年，一定會有財產分配的狀況，『有名分的人』都會面對一些問題，更何況是一個沒有名分的人。所以這也是為什麽故事刻意從倒敘開始，從一個你最容易先入為主的狀況開始——他已經鬧上法庭了——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的都是這種。可是，我們看到這個事件時，我們並不知道它背後的故事。」
鄭有傑刻意選擇了戲劇張力最強的家庭矛盾作為切入點，然後再讓觀眾一點一點倒回去看，看到每個人的苦衷。所謂「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因為是家的故事，所以《親愛的房客》裏沒有「壞人」。
「我們對於家人的接受度，其實常常是還是會糾結在血緣上面。」
「在一個家庭裏，每一個人的出發點其實都是某種出於愛的情感。即便那個叔叔，也是這樣。他對這個家是有愛的，所以從他的觀點來看，他覺得他在保護祖產。」鄭有傑並沒有把這個角色設定成「反派」，他認為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立場上，做出那些反應非常合理。
「你想想看他的心情。他對這個房客一方面當然會有一些虧欠，另一方面也會覺得『你的存在顯得我很沒用』。所以他其實有點在合理化自己之前的缺席，他有一個非常容易被大家接受的理由：我要保護我的祖產了。祖產怎麽可以讓給外人？」
但家人與外人的親疏之別又該如何去切割呢？用鄭有傑的話說：「我們對於家人的接受度，其實常常是還是會糾結在血緣上面。」
「外人」的邊緣處境
在刻板印象裏，血緣以外的「外人」和主流群體以外的少數群體，都是危險的。但事實上，「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的社會讓他們不敢那麽浮上台面而已。」包括電影裏警察對於同志的偏見，鄭有傑也用了充滿同理心的角度去解讀。
「警察什麽時候會接觸到同志？一定都是因為不好的事情才會接觸到，所以他會有刻板印象。但如果他的生活裏就有同志的朋友甚至同志的同事——如果有的話，他就不會有那麽多刻板印象。」很多偏見，只是來自於人們不曾理解而已。「而不理解同樣來自於社會的壓抑，使得人沒有辦法很自在地表現自己真正的一面。」
如果回溯一下鄭有傑的創作脈絡，我們不難發現，他對於同志、混血兒等各種社會身分裏的「少數群體」，一直有著強烈共情。他總是能看到「外人」的邊緣的處境。而他說自己比較容易去感知這些故事。可能因為其實在心裏面，一直覺得自己不那麽主流。
「因為我爸是日本華僑，我從小到大一直覺得我的身分和我的很多觀念，跟大眾不見得一樣，然後常常會有這種『因為我並不是主流』的感受，所以可能我比較容易對這樣的題材或者這樣的人有同理心。但另一方面，『人』本來就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是我們太容易去給一個標籤。」
為什麽異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叫愛情片，但是同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就叫同志電影？
就像鄭有傑多次提到一個例子：為什麽異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叫愛情片，但是同性戀的愛情電影，我們就叫同志電影？「像《親愛的房客》，男主角是同志，裏面有一段同志愛情，就變同志片，可它其實明明講的是家庭，應該算是家庭片或者懸疑片吧。」當然，分類本身就是在貼標籤。所以他覺得人的本性就是喜歡給各種人、事、物去貼標籤。
「因為這樣比較簡單，比較不用在意每個人的獨特性，但那只是一個我們讓自己過得比較輕鬆的方式。」事實上，鄭有傑想強調的是：「同志有千百種，異性戀也有千百種，每個人的獨特性，其實遠遠高於『同志或是異性戀』、『台灣人或是美國人』這種標籤之間的差異。」
也正因為從觀念深處對於「獨特性」的在意，鄭有傑說，他永遠沒有辦法成為別人。
在拍攝最初兩部長片時，有人期待他能成為下一個李安，也有人期待他能成為下一個魏德聖，但他很確定：「我只能當我自己。我頂多就是做個好一點的版本的我。」
好一點，是需要「好」在哪方面呢？
「當然一方面是在電影的敘事成熟度上，另一方面就是在商業上可以回收、可以讓觀眾接受。」他認為自己兩邊同時都要不斷努力——「總不能就是為了要迎合觀眾，我就完全放棄亂拍。但我在拍電視的時候，的確會放下比較多。其實去拍電視，也是想要去學習更貼近一般大眾的語言。」
靠Plan B才實現票房與口碑
《親愛的房客》是鄭有傑商業成績最好的一部作品。他以往的電影給許多觀眾的印象是實驗、繁複、風格強烈⋯⋯總之，就是不商業不叫座。而他的工作節奏也顯然不是商業片導演那種模式。二十年裏，他只拍了四部長片，間中會去執導迷你劇、拍MV、製作別人的節目，也會去演戲。他說自己也不是故意要那麼少產——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只有最終成形的作品。其實背後更多的，是沒能被拍出來的嘗試。
「我的狀況是，第一部跟第二部（《一年之初》跟《陽陽》）比較幸運，是有老闆投資。老闆又非常開明，願意花錢讓我做那個實驗。因為在台灣嚴格來說有商業模式操作的電影是在《海角七號》之後，大家看到電影有賺錢的可能性，才有大批的錢流入，才開始去做商業操作。而我的前兩部都在那之前，所以當時願意給我們這些年輕導演拍攝的老闆們，他們真的對電影有一種熱情，想培養新導演。」
熱情過後令人毫不意外的結果，是兩部電影都沒賺錢。後來，《海角七號》帶動國片復興，陸陸續續有一些案子找上鄭有傑，期待他能拍出一部商業片，但陰差陽錯，最終沒有一部真正問世。
而在此期間，他還是會自己寫一些成本控制在2000萬新台幣上下的電影。「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讓自己保留一些實力。」這樣一來，即便那些商業操作的案子拍不出來，他還是可以去申請輔導金，然後貸款或是想辦法把一個作品拍出來。
而以結果來看，《太陽的孩子》和《親愛的房客》都是在這種模式下自力更生完成的。所以，鄭有傑說這兩部電影都有點像是他的Plan B。卻不料這次，Plan B實現了票房與口碑雙贏。
「老實說，我一開始沒有期待這一部的商業迴響會像現在看到的那麽好，這是超出預期的。因為以往這樣類型的電影，以這樣的敘事結構、卡司和議題，在商業上不會有那麽好的成績。」他認為這當然與今年的疫情有關。「洋片進不來。但台灣的疫情控制很好，戲院比較不受疫情影響，所以大家會去戲院看，那這時候戲院也想要有片嘛，這些國片就出來了。」
其實早前三四月時，鄭有傑內心一度很絕望，因為當時台灣疫情還未明朗，他擔心自己好不容易做完的片子，觀眾都沒法進戲院看，那要怎麽回收成本。而後來趕上剛剛好的檔期，天時地利人和，可謂相當幸運。他也坦言：「如果再早一年推出《親愛的房客》，可能也沒有那麽好的機會。」
與此同時，鄭有傑也認為台灣的觀眾有所改變：「他們不會只想追求一些所謂我們覺得是商業片模式的電影。現在的台灣觀眾也會想要去接觸一些不同的類型。所以我覺得所有的環節都變得越來越成熟，不管是製作方或是市場。」
「現在的台灣觀眾也會想要去接觸一些不同的類型。所以我覺得所有的環節都變得越來越成熟，不管是制作方或是市場。」
我們都相信著電影的虛構
鄭有傑為《親愛的房客》寫過一篇導演手記《獻給虛構的朋友》，字裡行間情深滿滿。那篇手記裏的健一，當然不是電影中的男主角，而更像是平行時空裏另一個在始終堅持尋找愛的健一。
虛構的朋友真的是虛構的嗎？
「因為他是虛構的朋友，所以他是虛構的。」導演的回答至為巧妙。「可能我的觀念裏，很多東西是你相信它存在的時候它就會存在，電影是虛構的東西，但是我們在看戲的時候，我們是相信著它的存在在看。」
朋友是虛構的，電影裏雲霧籠罩的登山場景卻很真實。那也是整部電影拍攝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親愛的房客》的大部分登山戲都是在合歡山完成，有一些鏡頭是在雪山取景，因為想要表達高山圈谷的地形環境。合歡山和雪山海拔都在3400米以上，拍攝團隊不但一切要靠自己摸索，還要面臨高山症的困擾。
鄭有傑表示：「我們台灣其實有那麽多的高山，如果在我之前，大家已經有很多高山拍攝經驗的話，自然會養成一批去高山拍攝時的工作人員，大家會有know how，知道怎樣在高山拍攝比較適合。但是我們是在經驗不足的狀況之下去拍攝。」
他是永遠不會滿意自己作品最終呈現的創作者。而《親愛的房客》被提名六項金馬，他也沒有辦法假裝說自己很淡然。
「說不期待拿獎是騙人的。」但鄭有傑說他現在期待拿獎的理由可能跟以往比較不一樣——過往會比較在意自己是被肯定抑或否定，而今期待拿獎的理由則是在意票房：「有獎可能對票房有幫助。」
不過說穿了，「電影這種東西就是你喜歡就來看，不喜歡就不要看。」鄭有傑說：「不管今天票房成績怎麽樣，也不管今天獎項的成績怎麽樣，我永遠都只能去試著追求當一個好一點的自己，拍我可以拍的東西。」
其實，《親愛的房客》不只讓人們看到了一個「更好」的鄭有傑，對很多人來說，它都無疑是今年最撼動人心的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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