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金马奖6项提名的《亲爱的房客》，可能是今年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最佳台片”。这部反传统的“家庭片”，用细密层次铺展出了同性伴侣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与台湾社会的老人安养问题，是近年台湾少有的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作品。已踏入电影行业20年的导演郑有杰，并不是一位高产的创作者，他的影像风格也向来都不太“商业”，而这部之所以能收获亮眼票房，或许是因为它对“家”的探索太令人动容。
家是什么呢？《亲爱的房客》让人们看到：家，是爱再往前一步。讨论同性情感乃至婚姻平权多元成家的台湾电影不胜枚举，而《亲爱的房客》讲爱情的部分反而不多，用郑有杰的话说，这部电影的起源“当然来自于爱情”，但重点是放在“爱情之后的事情”。
轰轰烈烈爱过之后，还是要过寻常日子。而一旦开始过日子，就要面对法律、就业、医疗、小孩上学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所以郑有杰认为，现在台湾同志伴侣的困境往往在于步入家庭。“男男在一起，女女在一起，好像已经比较开放。但是要成为‘家庭’，就会连带而来包括小孩子的抚养问题和老人的安养问题。”所以他想再往前一步，去讲一个“家”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起源“当然来自于爱情”，但重点是放在“爱情之后的事情”。
同性还是异性婚姻，没有分别
“每个人对‘家’的概念都不太一样。”从2018年开始著手写剧本的郑有杰，想试著用一个传统上“大家不认为是家”的故事来讲“家”。
那一年，恰好也是台湾同婚专法争议声量最大的一年。“你会发现社会上有非常庞大的一股所谓保守势力，带著某些敌意阻止别人去爱。”但郑有杰也并不想去强调“阻止”的那一方，他想强调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是想要去爱的那一方。”
“因为放弃去爱是比较容易的。”就像电影里的健一，他只要离开就好，他何必留下来？而恰恰有很多人就是在承受偏见不被理解的状况之下，继续去爱、继续保守内心诺言。是这种对爱的坚持，让健一在意外丧生的伴侣家里继续生活，去照顾自己爱人的一家老小。
电影里的时空设定在2011年《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新制施行前，所以戏里的健一可以不透过社福机构去收养悠宇。而纵使最后悠宇无法与健一生活在一起，但郑有杰认为：“健一对他的爱，还是会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陪著他成长。对悠宇来说，健一就是他的爸爸二号。所以这件事你没有办法用法律或是一些世俗的眼光定义。那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最本质的情感。”
这也是当他在讲这个特殊的“家庭故事”时所发现的事：家人与家人的关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婚姻，没有分别，爱的本质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准备好去接受。”
而所谓“准备好”也不只是制度层面的事，而更在乎人心。电影里，2011年的林健一是“没有名分”的房客。虽然如今在2020年的台湾，同性伴侣已可以合法结婚，但人内心的偏见却并不会那么容易抹去。“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爱的方式、理解别人的‘正常’。”
如果把同志题材换成新移民或是其他少数群体，对“外人”的刻板印象如出一辙，这也是《亲爱的房客》在家庭关系里所触及的更深层的认同与包容问题。
虽然如今在台湾，同性伴侣已可以合法结婚，但“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爱的方式、理解别人的‘正常’。”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很多观众最有共鸣的，是影片中安养老人的困境。糖尿病在台湾是很普遍的慢性疾病，郑有杰遇到的许多观众都说电影里的状况和自己家一模一样。“台湾很多人其实是在外地工作，可能是离开台湾，也有可能就是不住在一起，那谁来照顾老人？”
所以人们平时常会看到这类社会新闻：一位老人快要过世，把财产都留给了照顾他的外籍看护，有血缘的小孩就会认为这个看护“对我爸爸或妈妈做了什么”。
郑有杰说：“其实这样的故事还蛮普遍的。”他只是设定了一个可能会碰到的社会状况，却也无形中反映出了某种台湾家庭内部的普遍困境：中间这一代，是不在场的。“那今天如果有一个真正在照顾老人的人，他们之间是会产生感情的，是会像家人一样。”
只可惜，情分如家人，身分却始终是“外人”。《亲爱的房客》里的健一，与其说像房客，不如说像女婿。然而即使他已经收养了悠宇，其他家庭成员在心里还是把他当作外人。事实上，“有时候就算是媳妇，也很容易被人家当成外人。”在郑有杰自己的经验里，因为他父亲生前患癌症，他的奶奶到晚年又有一点失智，所以照顾家人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母亲身上。
“我妈妈其实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那她是一个有名分的人，她是传统价值所认可的人，她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亲戚还会指指点点，说：‘你怎么没有照顾得很好’或是怎样怎样。而且只要到了老人晚年，一定会有财产分配的状况，‘有名分的人’都会面对一些问题，更何况是一个没有名分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故事刻意从倒叙开始，从一个你最容易先入为主的状况开始——他已经闹上法庭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种。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时，我们并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郑有杰刻意选择了戏剧张力最强的家庭矛盾作为切入点，然后再让观众一点一点倒回去看，看到每个人的苦衷。所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因为是家的故事，所以《亲爱的房客》里没有“坏人”。
“我们对于家人的接受度，其实常常是还是会纠结在血缘上面。”
“在一个家庭里，每一个人的出发点其实都是某种出于爱的情感。即便那个叔叔，也是这样。他对这个家是有爱的，所以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觉得他在保护祖产。”郑有杰并没有把这个角色设定成“反派”，他认为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立场上，做出那些反应非常合理。
“你想想看他的心情。他对这个房客一方面当然会有一些亏欠，另一方面也会觉得‘你的存在显得我很没用’。所以他其实有点在合理化自己之前的缺席，他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接受的理由：我要保护我的祖产了。祖产怎么可以让给外人？”
但家人与外人的亲疏之别又该如何去切割呢？用郑有杰的话说：“我们对于家人的接受度，其实常常是还是会纠结在血缘上面。”
“外人”的边缘处境
在刻板印象里，血缘以外的“外人”和主流群体以外的少数群体，都是危险的。但事实上，“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的社会让他们不敢那么浮上台面而已。”包括电影里警察对于同志的偏见，郑有杰也用了充满同理心的角度去解读。
“警察什么时候会接触到同志？一定都是因为不好的事情才会接触到，所以他会有刻板印象。但如果他的生活里就有同志的朋友甚至同志的同事——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多刻板印象。”很多偏见，只是来自于人们不曾理解而已。“而不理解同样来自于社会的压抑，使得人没有办法很自在地表现自己真正的一面。”
如果回溯一下郑有杰的创作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同志、混血儿等各种社会身分里的“少数群体”，一直有著强烈共情。他总是能看到“外人”的边缘的处境。而他说自己比较容易去感知这些故事。可能因为其实在心里面，一直觉得自己不那么主流。
“因为我爸是日本华侨，我从小到大一直觉得我的身分和我的很多观念，跟大众不见得一样，然后常常会有这种‘因为我并不是主流’的感受，所以可能我比较容易对这样的题材或者这样的人有同理心。但另一方面，‘人’本来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太容易去给一个标签。”
为什么异性恋的爱情电影我们叫爱情片，但是同性恋的爱情电影，我们就叫同志电影？
就像郑有杰多次提到一个例子：为什么异性恋的爱情电影我们叫爱情片，但是同性恋的爱情电影，我们就叫同志电影？“像《亲爱的房客》，男主角是同志，里面有一段同志爱情，就变同志片，可它其实明明讲的是家庭，应该算是家庭片或者悬疑片吧。”当然，分类本身就是在贴标签。所以他觉得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给各种人、事、物去贴标签。
“因为这样比较简单，比较不用在意每个人的独特性，但那只是一个我们让自己过得比较轻松的方式。”事实上，郑有杰想强调的是：“同志有千百种，异性恋也有千百种，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远远高于‘同志或是异性恋’、‘台湾人或是美国人’这种标签之间的差异。”
也正因为从观念深处对于“独特性”的在意，郑有杰说，他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别人。
在拍摄最初两部长片时，有人期待他能成为下一个李安，也有人期待他能成为下一个魏德圣，但他很确定：“我只能当我自己。我顶多就是做个好一点的版本的我。”
好一点，是需要“好”在哪方面呢？
“当然一方面是在电影的叙事成熟度上，另一方面就是在商业上可以回收、可以让观众接受。”他认为自己两边同时都要不断努力——“总不能就是为了要迎合观众，我就完全放弃乱拍。但我在拍电视的时候，的确会放下比较多。其实去拍电视，也是想要去学习更贴近一般大众的语言。”
靠Plan B才实现票房与口碑
《亲爱的房客》是郑有杰商业成绩最好的一部作品。他以往的电影给许多观众的印象是实验、繁复、风格强烈⋯⋯总之，就是不商业不叫座。而他的工作节奏也显然不是商业片导演那种模式。二十年里，他只拍了四部长片，间中会去执导迷你剧、拍MV、制作别人的节目，也会去演戏。他说自己也不是故意要那么少产——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只有最终成形的作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没能被拍出来的尝试。
“我的状况是，第一部跟第二部（《一年之初》跟《阳阳》）比较幸运，是有老板投资。老板又非常开明，愿意花钱让我做那个实验。因为在台湾严格来说有商业模式操作的电影是在《海角七号》之后，大家看到电影有赚钱的可能性，才有大批的钱流入，才开始去做商业操作。而我的前两部都在那之前，所以当时愿意给我们这些年轻导演拍摄的老板们，他们真的对电影有一种热情，想培养新导演。”
热情过后令人毫不意外的结果，是两部电影都没赚钱。后来，《海角七号》带动国片复兴，陆陆续续有一些案子找上郑有杰，期待他能拍出一部商业片，但阴差阳错，最终没有一部真正问世。
而在此期间，他还是会自己写一些成本控制在2000万新台币上下的电影。“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让自己保留一些实力。”这样一来，即便那些商业操作的案子拍不出来，他还是可以去申请辅导金，然后贷款或是想办法把一个作品拍出来。
而以结果来看，《太阳的孩子》和《亲爱的房客》都是在这种模式下自力更生完成的。所以，郑有杰说这两部电影都有点像是他的Plan B。却不料这次，Plan B实现了票房与口碑双赢。
“老实说，我一开始没有期待这一部的商业回响会像现在看到的那么好，这是超出预期的。因为以往这样类型的电影，以这样的叙事结构、卡司和议题，在商业上不会有那么好的成绩。”他认为这当然与今年的疫情有关。“洋片进不来。但台湾的疫情控制很好，戏院比较不受疫情影响，所以大家会去戏院看，那这时候戏院也想要有片嘛，这些国片就出来了。”
其实早前三四月时，郑有杰内心一度很绝望，因为当时台湾疫情还未明朗，他担心自己好不容易做完的片子，观众都没法进戏院看，那要怎么回收成本。而后来赶上刚刚好的档期，天时地利人和，可谓相当幸运。他也坦言：“如果再早一年推出《亲爱的房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郑有杰也认为台湾的观众有所改变：“他们不会只想追求一些所谓我们觉得是商业片模式的电影。现在的台湾观众也会想要去接触一些不同的类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环节都变得越来越成熟，不管是制作方或是市场。”
“现在的台湾观众也会想要去接触一些不同的类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环节都变得越来越成熟，不管是制作方或是市场。”
我们都相信著电影的虚构
郑有杰为《亲爱的房客》写过一篇导演手记《献给虚构的朋友》，字里行间情深满满。那篇手记里的健一，当然不是电影中的男主角，而更像是平行时空里另一个在始终坚持寻找爱的健一。
虚构的朋友真的是虚构的吗？
“因为他是虚构的朋友，所以他是虚构的。”导演的回答至为巧妙。“可能我的观念里，很多东西是你相信它存在的时候它就会存在，电影是虚构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看戏的时候，我们是相信著它的存在在看。”
朋友是虚构的，电影里云雾笼罩的登山场景却很真实。那也是整部电影拍摄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亲爱的房客》的大部分登山戏都是在合欢山完成，有一些镜头是在雪山取景，因为想要表达高山圈谷的地形环境。合欢山和雪山海拔都在3400米以上，拍摄团队不但一切要靠自己摸索，还要面临高山症的困扰。
郑有杰表示：“我们台湾其实有那么多的高山，如果在我之前，大家已经有很多高山拍摄经验的话，自然会养成一批去高山拍摄时的工作人员，大家会有know how，知道怎样在高山拍摄比较适合。但是我们是在经验不足的状况之下去拍摄。”
他是永远不会满意自己作品最终呈现的创作者。而《亲爱的房客》被提名六项金马，他也没有办法假装说自己很淡然。
“说不期待拿奖是骗人的。”但郑有杰说他现在期待拿奖的理由可能跟以往比较不一样——过往会比较在意自己是被肯定抑或否定，而今期待拿奖的理由则是在意票房：“有奖可能对票房有帮助。”
不过说穿了，“电影这种东西就是你喜欢就来看，不喜欢就不要看。”郑有杰说：“不管今天票房成绩怎么样，也不管今天奖项的成绩怎么样，我永远都只能去试著追求当一个好一点的自己，拍我可以拍的东西。”
其实，《亲爱的房客》不只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好”的郑有杰，对很多人来说，它都无疑是今年最撼动人心的台湾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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