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敖暉專訪：留在香港，做一個不被輾碎的倖存者

在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常有人問岑敖暉，你在忙什麼。這不容易回答。當選區議會9個月了，他的工作時間表很散亂，有時忙區務，有時忙着協助被內地拘留的12名港人。上星期，他花了許多時間找一本書，因為一個被囚禁的示威者透過女友傳話，特別想讀某本書。

不過，「12港人案」不容易推進，而民陣申請的十一國慶日遊行，已經被警方禁止。清算和打壓從四面八方而來，恐懼難以擺脫。在家的晚上，他坦言自己經常感到害怕，「怕睜開眼就有警察上門、站在床頭。」第二天早上倘若一切如常，他便繼續是一個努力奔波的倖存者。

「不太知道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如果可以上街，那我們可以說：今星期一定要去救手足。」在2020年十一國慶前夕，岑敖暉承認，此刻的香港有一種「真空」的狀態。「現在政治議程真空，運動的事推進不到，或正慢慢熄滅。香港的政治領域裏，沒有可以動員整個社會一起關心參與的一件事。」

他今年27歲，經歷過兩場浩大的社會運動。六年前的9月，他作為學生領袖，站上雨傘運動的大台，在運動高峰，他和周永康、鍾耀華、梁麗幗、羅冠聰一同參加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世紀對話。佔領後來被清場，訴求無疾而終，對話沒有成效，好幾年，岑敖暉抑鬱低沉，不知去向。直到去年，他彷彿找到着力點，勝出區議會選舉後不久，他宣布參選立法會，為此放棄美國國籍。

狂風大浪又吹散部署，他被取消參選資格，港府宣布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沒有選舉之後，日常和時鐘會照樣過去，7月30日到現在，就像沒了一個軸，就是你看見的這個狀態。」面對記者，岑敖暉並不掩飾，在當下的香港，「我不知我在做什麼。」對比後雨傘時期，這狀態有點熟悉，但岑敖暉說，他和香港，都已經徹底不同了。

破局

對岑敖暉來說，2019年之前的事﹐彷彿是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記憶，但回想起來，他仍然記得當時自己走進了一個很深的「個人困局」。79天的大規模和平佔領之後，運動無聲落幕，學運領袖一度被批評失職，大台組織之一的學聯爆發退聯浪潮。2015年3月，還在中大讀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他也宣布從香港學聯副秘書長的位置退下來。

提起同期的學運戰友，岑敖暉逐漸回溯當時的迷茫。2016年，他和周永康、朱凱廸等人組成「香港列陣」參選立法會，但他說當時自己「決心不大」，最終沒有參選。後來周永康退下火線、赴美讀書，梁麗幗專攻法律，岑敖暉卻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他一度想過淡出政治圈，走上學術路，但想到要在房間裏沒日沒夜的研讀文獻，就覺得不適合自己；他想過讀法律，後來也不了了之。最後，他還是喜歡從政。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民主自決派獲得勝利，朱凱廸當上立法會議員，岑成為朱的議員助理，進入立法會工作。

但他慢慢發現，2014年後政治形勢出現巨大改變，他無法參考前人的從政經驗，也不容易找到推動香港民主變革的路徑。「那個困惑好像第一代考中學文憑試的學生：轉新制，無法take reference（參考）、沒有past paper（舊試卷）可以做。」

困局在2019年4月展現裂縫。4月28日，民陣舉辦「反送中，抗惡法」遊行，銅鑼灣街頭擠滿了久違的遊行人潮。5月底，網上出現大量反修例關注組，市民自發聯結了中小學的校友、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向政府拋出一份份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

運動是faceless（無面目）的，不會有人遞咪（高鋒）給你，叫你說說現在去哪裏。在街上大家都『咁高咁大』（一樣高低），不會有人知你是誰。

除了做議員助理，岑敖暉當時也在荃灣從事地區工作，為參選區議會作準備。他去茶餐廳吃飯，周遭的人都在討論要不要上街。「6月之後，整個城市同步了，不同階層、不同年紀的人，去到哪裏，大家都在討論（這場運動）。」

傘運的時候，岑說組織核心者最多30人組成，咪高鋒總會遞到他的面前，要他給出一個行動的答案。2019年，「運動是faceless（無面目）的，不會有人遞咪（高鋒）給你，叫你說說現在去哪裏。在街上大家都『咁高咁大』（一樣高低），不會有人知你是誰。」

在群眾的浪潮中，後雨傘時代、不知如何自處的個人死局，在2019年全然爆破了。他覺得反修例運動所爆發的生命力，就是他從政以來希望達到的目標。

那是他個人的解放時刻，也是香港社會運動的破局時刻。沉寂多年的社會能量，捲土重來。運動進入了無面目、無大台、無領袖的社運模式，參與者透過Telegram、連登討論區等自發聯動他人，決定每次的去留和策略。他覺得這種模式產生出來的能量加倍，造就去年許多意想不到的「和你塞（機場）」、「香港之路」人鏈行動，「再沒有參加者、記者和警察都大概知道怎樣發生的劇本。」

然而今年年初，疫情來襲，加上大規模的拘捕檢控，戰火漫天的街頭運動靜止了。一年過去，有聲音開始問：反修例運動完結了嗎？香港是否重新踏入後雨傘的低潮期？

岑敖暉不完全同意。對比雨傘，他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深入民間。

「你跟一個OL聊天，她說近來不知幹什麼好、政府好癲。」在區議會辦公室裏，「買黃店月餅變為一個活動，以前的人不太接受用政治賺錢，但現在良心生意是一種美德。」一些阿姨、伯伯過來，一邊拿口罩一邊關心12港人的近況，忍不住掉眼淚。

每個人身邊都總有人坐監，總有人離開香港，總有人被控暴動的。

雨傘過後，岑敖暉記得，跟人談政治會被視為怪胎（freak）。

「別人會當你是癲佬，」他模仿那種嘲諷的口吻：「哇仲搞緊呢啲、辛苦了，你哋真係好關心社會，多謝你為香港付出咁多。（哇，還在做這些東西，辛苦了，你們真的很關心社會，多謝你們為香港付出這麼多。）」不理政治的氣氛當時一度蔓延。

五年後，迴避不可能了。「每個人身邊都總有人坐監，總有人離開香港，總有人被控暴動的。上年到現在，政權對我們所創造的suffering（痛苦），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沒有誰可以說別過臉、不看新聞就可以當沒事發生。」

不過，如何把痛苦轉化成能量，能量又在哪兒找到出口？岑敖暉明白，街頭運動暫時已經平息，但他看見，這個城市有很多「死不斷氣」的人，還在掙扎的人。他給出許多零碎的例子：黃店facebook專頁讚好數節節上升，每逢大新聞爆發時、Facebook和Instagram的洗板現象。

他也試圖給一個具體的形容——人的眼神。2015年做街站的時候，他記得，人們的眼睛是死的、沒有神，看也不看他。2020年，國安法通過前夕的晚上，他在屯門的初選街站拿着大聲公說：「6月30日不是香港的末日。」他呼籲人們翌日走上街頭。當時，他看到一些市民的眼神，讓他想起在香港社媒廣傳的影片，「那個踩單車前往天安門的青年、一樣的眼神」。

這些吉光片羽，說服他運動的能量仍未消散。

從政治環境來看，兩場運動過後的香港更是全然不同。2015年後，政府和建制大黨表面上擺出求和的姿態，中間路線仍有一定空間。「那個氣氛就是會造就到曾俊華上台的一個時期。」岑敖暉說。「當然，背後有很多北京要報復的工作要做，首當其衝就是（港）獨派，」不過，岑認為，當時港府和北京還保持一段距離，而現在，「香港政府已經像被架空」。

「2015年，北京的敵人是它心目中少數的（港）獨派，2020年，他的敵人是香港人。消滅香港的過程是未完的，香港人面臨的清算，表面上幾暴力和血腥的鎮壓，可能剛剛才開始。」

搏一舖

人們用不同的方式離開香港。普通人移民，民主派流亡；最初，是前線的抗爭者離開。港區國安法之後，羅冠聰、張崑陽等民主派政治人物也離開香港另覓戰場，岑敖暉說自己事後才知道認識多年的夥伴離開了。

「以前是一覺睡醒有誰被拘捕，現在是睡醒（就發現）有誰離開了香港。」

要不要也離開，他想過很多次。「我又沒有小朋友，也不會有小朋友。脫離了本地，所謂事業更加什麼都不是，去洗碗、去Costco（美國超級市場）夾凍肉？有家庭和專業的人，我能明白，但我自己，確是想像不到。」

流亡是世界上其中一樣最痛苦的事情….. 你一走了，就永遠是一個異鄉人。

1993年，他在美國出生。兩三歲時，跟家人回流香港。他坦承，美國國籍，對他來說是以前一直未有決心捨棄的東西，因為參選，他開始直視，繼而決心放棄，選擇留下。

「流亡是世界上其中一樣最痛苦的事情，黃台仰走的時候，我已經這樣想。我覺得我要面對的代價，永遠比不上永遠離開這裏這麼大。你所有的經歷，認識的人和事都在這裏，你怎樣把一個不屬於你的地方當是家？你一走了，就永遠是一個異鄉人。」

留在香港，意味着持續的恐懼。「我起碼不信我自己會被送中，何德何能呢？我一定不是站得最前的，如果連我都容納不到，也挺誇張的。」他承認，最讓人恐懼的，除了暴動罪，就是被送往中國內地審判和服刑。

但他還是更想，留下來「搏一舖」，賭一把。

早前參與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派初選時，他的口號是「狹路相逢勇者勝」。逼使敵方一起走上狹路，是加速、攬炒的思路。

「你的能量夠大，就會觸發到事件發生，可能是對方做錯事，或者用不合理的比例和程度去傷害你——運動的momentum某程度就是不斷去創造、推進這些轉捩點、破局，直到某個breakdown位，看是它抑或我崩潰。」

參選立法會，也是沿着這策略。他說，進入立法會不是要「查警暴、止警謊」，反而是要「令一堆速龍衝入議事廳拉人」，讓全世界都看到香港的立法會搶救無效、正式死亡。「你去到最盡，令它（中國政府）去到最癲，然後要動手鋸你。」

港府確實強力回應——延遲選舉一年、人大宣布本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始料未及的舉措讓民主派陷入去留之爭：是該堅守議會、盡量阻止政府快速通過某些議案，還是該離開，拒絕人大的委任？9月29日，立法會任期的最後一天前，民主派宣布民調結果，並稱會作出政治判斷，最後共21名議員決定留任。

岑敖暉主張徹底的離開。他認為，接受延任會令中國政府未來有借口再次延任或取消選舉，無助重奪選舉權；現在一些傳統民主派主張留任，是「求和派」。

「（傳統民主派）仍然以『處理社會矛盾』去理解代議士的職責…… 你不要這樣瘋狂，please，收手了——這不是我理解的推進方向，」他說，「求和的路線和運動的核心精神是有距離的。」

反修例運動之前，岑敖暉並未完全擁抱及接受攬炒路線。2014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當時他已經感覺，在加速的是北京。「香港什麼時候要死，是由中國決定的，他在2014年已經做了這個決定，就是他等不到2047年。」

2018年，公民黨郭榮鏗赴美游說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指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獨立、只是面對外來的挑戰，岑敖暉很不認同。當時時值朱凱廸競選地方村代表、被民政事務專員取消資格，岑覺得香港體制也有部分是從內裏開始腐爛的。

「但是，當時會不會覺得主動追求全世界圍堵香港、制裁香港是好事？哪有走得那麼前？」這個轉變的過程，他說是基於北京對於香港的整頓不斷，「你冇得揀（沒有選擇）的緊急程度愈來愈高」、「（這個轉變）是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慢慢去『浸』（浸泡）出來的。」

去到盡、搏一舖，真的會贏？狹路相逢，勝出的到底是誰？岑敖暉認為，攬炒路線並不代表全無理性，更多時候只是在政治上做一個「挺直腰板」的決定，「你做一個正常人、政權就打你，打你的時候又會發生一些連鎖的效果——攬炒是這樣發生的，你不是打算去自殺的嘛。」

主軸

反修例運動期間，支持者希望從三方面一起推動香港變革：街頭示威、議會選舉和國際遊說。來到2020年，街頭靜寂、選舉中止，在岑敖暉看來，國際遊說是目前最有空間的戰線。

他坦承自己對國際局勢難以深入分析和預測。只是對比15、16年，他感覺原本堅固的局勢有了明顯的鬆動，疫情又進一步加速局勢，不少西方國家圍堵中國。

「你回想15、16年，你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撼動政權，但現在是四面楚歌、八方受壓，很容易有變數出現…… 經驗告訴我們，每次有瘋狂的事情出現，就創造到一個反抗的空隙。」但他無法預測時候出現空隙，「現在說能告訴你的，都是神棍（騙子）……. 你永遠都不知道，原來這就是條件，你往往是過後才知道的。」

他說，自己現在以星期為單位來預測未來走向，而每天的工作，則以大量看似微小的事情來鋪排：給身在深圳看守所的12名港人寫明信片，推動市民關注健康碼的實施。不論去區議會工作、到立法會幫忙，出鏡或是擺街站，岑敖暉總是穿着看上去同一套的黑衣和牛仔褲。

戰友羅冠聰離開香港後，在歐洲各國進行遊說工作，經常會見不同政客，接受外媒訪問，岑敖暉覺得，羅找到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獨特位置。「不斷做外媒訪問，又要去頗多的政治人物派對，穿着西裝跟政客一人說幾句，交換卡片……」他搖頭擺手說自己不習慣着西裝，也無能力做到羅冠聰所做到的事。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留在香港的他也有不少工作。在他擔任區議員的荃灣海濱區，老牌屋苑海濱花園已有32年歷史，居民有時抱怨小巴脫班的問題，哪一架小巴有蟑螂，有時投訴天花板滲水，爭論樓上樓下的賠償責任。

一天下來，他忙著處理花草樹木、推動居民關注業委會選舉，偶爾嘗試和政治中立的街坊拉近距離；同時以不同形式支援被捕者，然後與理念相近的初選勝出者一起做直播，點評時政。

9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岑敖暉完成民主派去留辯論的拍攝，離開將軍澳《壹傳媒》大樓。他吸完最後一口煙帶點憤忿地弄熄了火苗。「最後一個辯論，之後的不做了。覺得沒什麼意思，星期五晚可以擺街站寫明信片。」他心裏想着要去做的，是處理給12港人寫明信片的事。

2020年的香港還可以做什麼？岑敖暉思考良久道出一句：「我不知道」。未來大體的運動方向是什麼，他無法給出一個確實具體的答案。坊間不少人批評「攬炒路線」的主張：逼使政府發瘋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說，這倒也是真的；但是，在他看來，去年示威之中每一個行為，包括佔領立法會等等，行動當刻也無法計算即時效果，或是給出一個「未來怎樣做」的方案。

「不知可以做什麼，在香港不知做什麼，但起碼在這裏存在着先。」他緩緩地說。

現在，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日常的反抗和堅持相當重要，「要維持這個城市的靈魂不會死亡。」「不去附和紅色資本、藍色經濟圈，」他說，一些日常小事看來微不足道，卻很考意志，他舉例說，例如巴士久久未到站，要不要坐港鐵；再宏觀一點來說，目前香港的司法界、教育界、新聞界都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異動。

「要在這些體制齒輪底下，保持自身不被輾碎，比起去年街頭運動一定是更困難的事。」

倖存

8月10日，香港警察國安處以涉嫌犯國安法、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眾志常委周庭等人。岑敖暉的媽媽看到新聞，立即私訊兒子，劈頭問：「你在幹什麼？你在哪裏？」

平日不太理會媽媽訊息的岑敖暉「秒覆」：「我還沒八卦到是什麼事，但不關我的事。」

「見到周庭（都這樣），好怕。」他記得媽媽說了一句。

持有美國綠卡的岑媽媽，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母子之間從來不過問彼此的去留，反倒是在八九六四後移民海外的許多親戚，時不時問岑媽媽：為什麼Lester還不走？不要再跟政府鬥！媽媽把這些話擋下來。偶爾有親人私訊岑敖暉，他沒忍住怒氣回罵：「你們一早走了！」後來顧慮到媽媽，又刪去訊息。

各自生活之後，兩母子很少談及推動社會運動的危險困境。「免得跌入一說就哭的位置，只是偶爾吃個飯都弄得這樣，我最怕了。」他說。

「她很熟知我的脾性，我一旦決定了，就不會多想。2014年開始，她就表達得很理解。」他笑起來，有點困惑地讚嘆母親的「策略」很成功，多年來，她不加阻擋，反而讓他心裏折騰：「我（放棄美籍時）想了很久，不知她會否爆血管……」

2016年至2018年間，反新界東北案與佔領旺角案判刑。同為社運人士、岑當時的女朋友何潔泓因反東北案入獄，而岑敖暉身負佔旺案、被控藐視法庭。他頻頻受訪，記者下筆都判斷這名學運青年即將入獄，他對此也已經形成了決心。開庭前一刻，他和黃之鋒、社民連黃浩銘，一同聽律師告知判刑結果：「姓黃兩個要坐（牢），其他不用」。他板起臉，靜靜坐了下來。

他心裏想着，大家做了一樣的事，但自己不用坐牢，是「倖存者」。2020年，他覺得自己又一次「倖存」下來，而香港這城裏，也有了更多這些經歷了親友入獄、流亡的「倖存者」。

「個人的困局，變了整個城市的困局。」走出了個人困局，不代表走出了眾人的困局。只是，岑敖暉終於感覺沒有那麼孤獨。

目前，他因為今年悼念六四，身負「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一罪。未來，區議會工作還有三年時間，岑敖暉期望在地區中做更多的社區反抗工作，又向記者提起藝術家程展緯的社區實驗。但他很快想到，可能下星期政府就會取消一堆區議員的資格，又可能，明天自己就會再被捕。

或許你可以說反送中完了，但是我覺得，香港是遠遠都未完的。

他自言是很悲觀的人。近日，懲教署的公務探訪因疫情暫停，他終於收到獄中示威者寄來的信，心裏很高興；回信時觸及自己感受，又往往哀大於樂。信件內容中，他沒有迴避監獄外面的沉重現實。「沉重和犬儒對我來說很不同，絕望跟放棄之間還是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想到香港過往所建立的種種根基，岑敖暉覺得，很難想像香港就此消失。「它在城市根植恐懼的同時，它也正在散播仇恨。所以它創造的那麼多Martyr（烈士）……它會不斷嘗試去消滅你，但我也不相信這些反抗不回來。」所以，他可能有點頹廢，沒有一個重心概括他現在的所有熱情，但是他卻沒有雨傘之後「重啟運動」的焦慮。

「或許你可以說反送中完了，但是我覺得，香港是遠遠都未完的。」

（實習記者李智賢、余頴彤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