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立法會? 傘運週年 香港 雨傘運動兩週年

專訪羅冠聰:從雨傘走出的最年輕立法會議員

雨傘過後,面對追責陰影和社會撕裂,羅冠聰始終留在第一線:「好像是一種愧疚,又好像是,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償還。」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在一間茶餐廳內拍攝宣傳片,羅在準備拍攝,拍攝人員為其準備「大字報」幫助念對白,拍攝持續至翌日零晨。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在一間茶餐廳內拍攝宣傳片,羅在準備拍攝,拍攝人員為其準備「大字報」幫助念對白,拍攝持續至翌日零晨。攝:盧翊銘/端傳媒

羅冠聰贏了。五萬張選票,把這個23歲的嶺南大學在讀學生送入議會,令他成為本屆選戰中最大黑馬之一,也成了香港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選前一周,在深夜的灣仔街頭,他的夥伴黃之鋒一邊啞着嗓子派單張,一邊滿面倦容地對記者說:民調數字不樂觀,「只期望努力堅持到最後一刻,像『反國教』一樣打一場『逆轉勝』」。

誰也沒料到,這兩個年輕人和他們帶領的新政黨「香港眾志」,在經歷了半年來諸多非議和質疑之後,在最後一周贏來從入局艱難到最後港島區第二高票的「逆轉勝」。伴隨這場勝利,「雨傘運動」、「反國教」,這些並不久遠,卻在急切變幻的政治話語中仿佛已被刻意拋棄或迴避的詞,連帶着它們所召喚起的共同記憶,又重新浮現了,並在新的時空,用選票重新確認了它們沉默卻堅固的存在。

羅冠聰,雨傘運動時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聯代表之一,前學聯秘書長。黃之鋒,前學民思潮召集人。在兩年前那場持續79天、席捲了近百萬人的佔領運動中,他們與他們的夥伴被合稱為「雙學」。

2015年初,在運動「失敗」的追責陰影中,先後四所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成立半世紀、反共30年的香港學聯形同解體;2016年3月,因成員身分和政治氣候變化,成立近五年的香港第一個中學生政治團體「學民思潮」宣布解散。此後,分別從兩個學運組織走出的羅冠聰和黃之鋒,合作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由年齡達標的羅冠聰,正式參選2016年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

也是因為這場選舉,羅冠聰從失意的街頭,走到政治的一線舞台。

2016年8月14日,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到在銅鑼灣東角道宣傳政綱。
2016年8月14日,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到在銅鑼灣東角道宣傳政綱。攝:盧翊銘/端傳媒

運動「散場」的陰影

說街頭失意,是因為儘管出身學運,羅冠聰卻幾乎沒有在運動中「享受」過什麼光環。在雨傘運動應者雲集的時刻,他站在三個學生領袖身邊,並非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待他走到一線,接下學聯秘書長的棒,卻正值運動清場,社會陷入巨大挫敗感的時刻。「學聯」的金字招牌從道德高地跌落,在四所大學紛紛退聯後,也從實際上的運動核心被迅速邊緣化。

這時他面前,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散場」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中,抗爭不僅要面對來自權力的壓制,更要面對身後的冷嘲熱諷。

2016年5月,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他與「香港眾志」的夥伴試圖闖入保安區,攔截張德江車隊以表示威,起跑不到10秒,就被警察撲倒在地。人們後來在媒體視頻中看見的羅冠聰,被幾個警察按倒,臉貼在水泥地上,眼鏡歪了。

應者寥寥。他的對立陣營繼續稱他們為「搞事分子」,同為抗爭陣營的其他人,則許多人說他們做秀,還有人嘲諷他們明明要「前途自決」卻又訴諸中國領導人解決問題。

搞抗命和抗爭,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變。一旦你的那股氣可以出來,你的定力、堅持可以出來,身邊的人是會因為你的堅持而受感染。

羅冠聰

羅冠聰對此坦承,在當下,抗爭的意義主要不是以「作用」來衡量,而是「保持一股氣」。

「搞抗命和抗爭,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變。一旦你的那股氣可以出來,你的定力、堅持可以出來,身邊的人是會因為你的堅持而受感染。張德江的事情困難重重,我們計畫很久,還要躲上山,最後實質沒有人知道有用還是沒用。但最主要的就是show給全香港人看,有一群人還是跟着信念而行。」他語氣平緩而堅定:「香港人就是很現實,不認為你可以在不可能當中創造可能,但社會運動就是要突破這個,展現這件事情可能有轉變的,你需要默默去做,透過實踐去換取希望。」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於銅鑼灣宣傳政綱後乘客貨車返回香港眾志總部途中。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於銅鑼灣宣傳政綱後乘客貨車返回香港眾志總部途中。攝:盧翊銘/端傳媒

過往四年多,羅冠聰一次又一次投身不知道是否「有用」的實踐中。回頭看,他自認與其說是投身,不如說是被捲入時代的浪潮;而比起成功,失敗更是一種常態。

在2014年夏秋之間,挫敗的場景屢屢出現:他參與了7月2日深夜的佔中預演,以及後來觸發雨傘運動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兩次都被制服逮捕。

2016年7月,立法會選舉簡介會,他跳上台指責選舉主任政治篩查候選人,被現場保安攔截,整個人跌倒台下。

……

有人支持,有人打壓,也有人嘲笑。在士氣低落的時刻,羅冠聰反覆問自己——

「學聯還需要我的存在嗎?運動還需要我嗎?我的價值在哪裏?」

「當時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但我們仍然是有責任的。」

為什麼堅持留在一線,沒有離開,或者暫時離開?

回答這問題時,羅冠聰沉默了很長時間。他不是一個如黃之鋒一般言辭鋒利的對談者。很長一段時間,他無法令公眾留下足夠清晰的印象。

「可能是因為愧疚。」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返回香港眾志總部途後隨即躺在一張梳化床上休息。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返回香港眾志總部途後隨即躺在一張梳化床上休息。攝:盧翊銘/端傳媒

幾十秒鐘過去,他這樣說,仍然是溫和的神色,只是語速更慢了。

「雨傘曾經給香港公民社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期望,最後卻這樣結束。」羅冠聰坦承,自己作為學聯成員,實際上在引導運動進程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和同伴們一樣,在這場運動裏留下非常多的遺憾和懊惱。而雨傘之後,香港承受的政治壓力倍增,抗爭陣營卻不斷分裂、彼此攻擊,主流社會則陷入疲倦,這令人窒息的局面常常把他帶回雨傘現場,令他自我懷疑:我們是不是在運動中做錯了什麼?是不是錯過了什麼機會?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令運動有更好的結果,而不必這樣創傷?

雨傘運動過後,他和當時的學聯核心組織者,共十幾人,曾堅持定期聚會,一點一點討論反思,試圖復盤整個運動,並整理記錄。但在洶湧的時代浪潮裏,年輕人們停不下腳步,有人忙於籌備政黨,有人忙於支援抗爭,有人忙於進修學業,這個「反思營」越來越鬆散,羅冠聰形容,進入了「progress forever(永遠進行中)」的狀態,進展困難。

在維持了一年多的討論中,羅冠聰說自己和同伴反思最多的,是不該把運動拖到神形俱散,消耗掉參與者的能量和希望,而是應該在能量最高的時候就將運動升級,「如果11月30日的升級行動,是發生在10月2日,會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想運動真的為政制帶來改變,那就要逼它進入crisis level(危機狀態),而不是一直在對方可以控制的範圍,讓對方消耗、損耗你。」羅冠聰說。

好像是一種愧疚,又好像是,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償還,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延續。

羅冠聰

但他承認,回到現場,這又幾乎是必然的:「回到當時,其實大家還沒準備好迎接這個運動。一開始我們只是搞學生罷課,一兩萬人的規模,和平靜坐,但後來整個社會都起來,而學聯、公民社會的準備,都不足以去應付這麼大型的運動。大家一開始,也都沒有想清楚這個運動該怎麼走,嘗試過很多方法:對話、談判、去衝……」「升級沒有早一點做,一來是當時瀰漫著六四陰霾,大家都擔心,如果更加激進,就會鎮壓和屠城,當時很多達官貴人都充當中間人,一直傳話說要鎮壓。我們沒有心理準備,我們號召大家,會不會因此而死呢?」

「當時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但我們仍然是有責任的。」羅冠聰說,雨傘之後壓抑的社會氛圍,仇恨與憤怒的蔓延,令他覺得曾經深深參與、並站在關鍵地位的自己,沒有離開的權利,「好像是一種愧疚,又好像是,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償還,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延續。」

由此,這場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我的生活和政治徹底融為一體,包括雨傘結束後繼續做學聯秘書長,然後搞眾志,然後和這個圈子的人很close(緊密),以往維繫的關係,包括踢球、劍擊、中學同學等等,都斷了,朋友完全換了一圈。」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就「926闖公民廣場案」判刑前夕,於社交媒體網上直播談自身感受和回應網民提問,成員幫忙準備。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就「926闖公民廣場案」判刑前夕,於社交媒體網上直播談自身感受和回應網民提問,成員幫忙準備。攝:盧翊銘/端傳媒

他說,雨傘不能就這樣結束,他希望雨傘中的精神,可以在政治場域中延續,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正是這樣一個機會。當時「雙學」的夥伴, 有人學業未完成,有人志不在政治,有人年齡不夠,有人未做好準備,「不同的人都明白,要從雨傘運動中拿點東西,去在不同領域改變社會。而在政治場域,這屆立法會這麼重要,而我可能是一個比較適合去選的人,所以我出來了。」

他喜歡罷課時人們常說的,「擇善固執」這個詞。「我不怕衝突,不怕付出,肉體上心靈上都不擔心,我從一開始參與學運,就是為了改變一些東西。政治對我來說是志業,希望能帶來改變。想做的事情,就算磨爛席都要做好。」

「如果你意識到要帶來真正轉變,要有殊死一搏的決心,你的心理障礙就不會太大」

少年時期,羅冠聰幾乎是和政治絕緣的。

他生於典型的香港基層家庭,深圳出生,六歲時和母親移民香港,父母都是「手停口停」的打工者,住公屋,對政治沉默應對。與許多90後男孩一樣,他愛踢球,打網遊,看漫畫,不時參加香港政府資助的價格低廉的內地旅遊團。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在一間茶餐廳內拍攝宣傳片,羅在準備拍攝,拍攝持續至翌日零晨。約零晨二時羅回住所休息。
2016年8月14日,羅冠聰在一間茶餐廳內拍攝宣傳片,羅在準備拍攝,拍攝持續至翌日零晨。約零晨二時羅回住所休息。攝:盧翊銘/端傳媒

直到中五,加入學校辯論隊,為了打辯論而多看新聞,突然打開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新聞是關於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的。當時羅冠聰17歲,從新聞中第一次知道劉曉波所寫的零八憲章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心生佩服,但第二天,中學校長就在全校早會中公開譴責說,「劉曉波是外國勢力,在中國搞破壞。」

「想法上的落差是很大的。」羅冠聰還記得那天早上自己被刺激了。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中學是「紅底學校」。到了現在,他對這些政見分野更為習慣,早前競選期間「洗酒樓」,親建制的「藍絲」就用相似的話大罵他,他已經學會平靜面對。

不過當時,震驚之餘,羅冠聰只能和辯論中認識的朋友交流,有朋友建議他讀讀中國學者劉瑜所寫的《民主的細節》,他一下子被吸引了,震撼於「民主的力量」。

會考成績平平,他先進入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讀副學士,一年後再考入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很快加入學生會,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等運動。其後學生會主席一位空缺,2014年年初,他成為署理會長,自動當選學聯常委。

「這是一種很單純的衝動。當你在中學的時候,知道社會有點問題,大學的時候就很想做點事。」羅冠聰回憶說。當時,在學業和學運之外,他還特別喜歡電子競技,最愛打網絡遊戲《英雄聯盟》,曾擔任電子競技比賽的現場評述員,像「講波佬」一樣評述網遊的比賽局勢,被朋友們戲稱為「電競聰」。

他沒有料到,自己會迅速成為社會運動的組織者。2014年7月2月,「雙學」號召市民在七一遊行後留守遮打道,預演佔中。羅冠聰當時21歲,第一次以組織者身分參與公民抗命。「當時我都很驚,是初哥,很焦慮,不知道有沒有人來參加,也沒有人可以請教,也擔心對社會的影響。」他還記得,前一晚,有泛民政黨叫了「雙學」組織者去談,勸他們中止行動,等待佔中,但「雙學」堅持要先把「公民抗命」這抽象理念實踐出來,以後才有更多市民投身參與。

2016年5月17日,香港眾志在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示威,羅冠聰被警察制服。
2016年5月17日,香港眾志在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示威,羅冠聰被警察制服。攝:盧翊銘/端傳媒

這場運動的影響力出人意料。7月2日凌晨12點多,數百市民坐滿遮打道,最終警方清場時,511名示威者被逮捕。這勝利一役給了羅冠聰莫大的鼓舞:「這給我很大的印證,原來你的想法是可以實踐的,可以讓更多人加入你的行列。」

但對於家人,羅冠聰一開始不敢告訴他們自己的選擇。當時父母已離婚,他跟母親生活,他還有個兩個哥哥,一個做消防員,一個在民陣工作。他形容家裏關係平淡,家人很少密切交流,但對於社運或參政,出身內地的母親決然反對。

「你不知道共產黨有多麼恐怖,你不要搞了。」母親總是這麼說。不過一步步目睹兒子投身雨傘運動,母親也有點動搖了。學聯五子會談香港政府的前一晚,羅冠聰回家吃飯,飯桌上母親突然主動說:「你不要害怕,我很支持你,就算被人拉都無所謂了。」

羅冠聰很動容:「我透過我的實踐告訴她,也不是這麼可怕的,人應該為了更高的理想去付出。慢慢的,她圍著禁區的帶就會拆下來。」

不過,雨傘過後,羅冠聰的信念一度受到動搖。我們還能否動員如此多的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動員之後,我們是否可以承擔一切責任和後果?羅冠聰反覆問自己。

「這至少是一種心理上的準備,需要時間醞釀。如果你意識到要帶來真正轉變,要有殊死一搏的決心,你的心理障礙就不會太大,」兩年之後,2016年8月14日的夜晚,他坐在自己的競選車中,緩緩說道:「現在,我更加準備好了。」

當時,他正處於立法會競選拉票最忙碌的日子,疲倦又亢奮。22天之後,這個只有23歲的年輕人帶著五萬張選票的支持,宣布當選香港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準備正式開始,實踐他「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理想。

2016年9月5日,立法會選舉公布結果,羅冠聰當選成為來屆港島區立法會議員。
2016年9月5日,立法會選舉公布結果,羅冠聰當選成為來屆港島區立法會議員。攝:盧翊銘/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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