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贏了。五萬張選票，把這個23歲的嶺南大學在讀學生送入議會，令他成為本屆選戰中最大黑馬之一，也成了香港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選前一周，在深夜的灣仔街頭，他的夥伴黃之鋒一邊啞着嗓子派單張，一邊滿面倦容地對記者說：民調數字不樂觀，「只期望努力堅持到最後一刻，像『反國教』一樣打一場『逆轉勝』」。
誰也沒料到，這兩個年輕人和他們帶領的新政黨「香港眾志」，在經歷了半年來諸多非議和質疑之後，在最後一周贏來從入局艱難到最後港島區第二高票的「逆轉勝」。伴隨這場勝利，「雨傘運動」、「反國教」，這些並不久遠，卻在急切變幻的政治話語中仿佛已被刻意拋棄或迴避的詞，連帶着它們所召喚起的共同記憶，又重新浮現了，並在新的時空，用選票重新確認了它們沉默卻堅固的存在。
羅冠聰，雨傘運動時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聯代表之一，前學聯秘書長。黃之鋒，前學民思潮召集人。在兩年前那場持續79天、席捲了近百萬人的佔領運動中，他們與他們的夥伴被合稱為「雙學」。
2015年初，在運動「失敗」的追責陰影中，先後四所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成立半世紀、反共30年的香港學聯形同解體；2016年3月，因成員身分和政治氣候變化，成立近五年的香港第一個中學生政治團體「學民思潮」宣布解散。此後，分別從兩個學運組織走出的羅冠聰和黃之鋒，合作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由年齡達標的羅冠聰，正式參選2016年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
也是因為這場選舉，羅冠聰從失意的街頭，走到政治的一線舞台。
運動「散場」的陰影
說街頭失意，是因為儘管出身學運，羅冠聰卻幾乎沒有在運動中「享受」過什麼光環。在雨傘運動應者雲集的時刻，他站在三個學生領袖身邊，並非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待他走到一線，接下學聯秘書長的棒，卻正值運動清場，社會陷入巨大挫敗感的時刻。「學聯」的金字招牌從道德高地跌落，在四所大學紛紛退聯後，也從實際上的運動核心被迅速邊緣化。
這時他面前，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散場」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中，抗爭不僅要面對來自權力的壓制，更要面對身後的冷嘲熱諷。
2016年5月，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他與「香港眾志」的夥伴試圖闖入保安區，攔截張德江車隊以表示威，起跑不到10秒，就被警察撲倒在地。人們後來在媒體視頻中看見的羅冠聰，被幾個警察按倒，臉貼在水泥地上，眼鏡歪了。
應者寥寥。他的對立陣營繼續稱他們為「搞事分子」，同為抗爭陣營的其他人，則許多人說他們做秀，還有人嘲諷他們明明要「前途自決」卻又訴諸中國領導人解決問題。
搞抗命和抗爭，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變。一旦你的那股氣可以出來，你的定力、堅持可以出來，身邊的人是會因為你的堅持而受感染。
羅冠聰對此坦承，在當下，抗爭的意義主要不是以「作用」來衡量，而是「保持一股氣」。
「搞抗命和抗爭，最重要的是確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變。一旦你的那股氣可以出來，你的定力、堅持可以出來，身邊的人是會因為你的堅持而受感染。張德江的事情困難重重，我們計畫很久，還要躲上山，最後實質沒有人知道有用還是沒用。但最主要的就是show給全香港人看，有一群人還是跟着信念而行。」他語氣平緩而堅定：「香港人就是很現實，不認為你可以在不可能當中創造可能，但社會運動就是要突破這個，展現這件事情可能有轉變的，你需要默默去做，透過實踐去換取希望。」
過往四年多，羅冠聰一次又一次投身不知道是否「有用」的實踐中。回頭看，他自認與其說是投身，不如說是被捲入時代的浪潮；而比起成功，失敗更是一種常態。
在2014年夏秋之間，挫敗的場景屢屢出現：他參與了7月2日深夜的佔中預演，以及後來觸發雨傘運動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兩次都被制服逮捕。
2016年7月，立法會選舉簡介會，他跳上台指責選舉主任政治篩查候選人，被現場保安攔截，整個人跌倒台下。
……
有人支持，有人打壓，也有人嘲笑。在士氣低落的時刻，羅冠聰反覆問自己——
「學聯還需要我的存在嗎？運動還需要我嗎？我的價值在哪裏？」
「當時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但我們仍然是有責任的。」
為什麼堅持留在一線，沒有離開，或者暫時離開？
回答這問題時，羅冠聰沉默了很長時間。他不是一個如黃之鋒一般言辭鋒利的對談者。很長一段時間，他無法令公眾留下足夠清晰的印象。
「可能是因為愧疚。」
幾十秒鐘過去，他這樣說，仍然是溫和的神色，只是語速更慢了。
「雨傘曾經給香港公民社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期望，最後卻這樣結束。」羅冠聰坦承，自己作為學聯成員，實際上在引導運動進程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和同伴們一樣，在這場運動裏留下非常多的遺憾和懊惱。而雨傘之後，香港承受的政治壓力倍增，抗爭陣營卻不斷分裂、彼此攻擊，主流社會則陷入疲倦，這令人窒息的局面常常把他帶回雨傘現場，令他自我懷疑：我們是不是在運動中做錯了什麼？是不是錯過了什麼機會？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令運動有更好的結果，而不必這樣創傷？
雨傘運動過後，他和當時的學聯核心組織者，共十幾人，曾堅持定期聚會，一點一點討論反思，試圖復盤整個運動，並整理記錄。但在洶湧的時代浪潮裏，年輕人們停不下腳步，有人忙於籌備政黨，有人忙於支援抗爭，有人忙於進修學業，這個「反思營」越來越鬆散，羅冠聰形容，進入了「progress forever（永遠進行中）」的狀態，進展困難。
在維持了一年多的討論中，羅冠聰說自己和同伴反思最多的，是不該把運動拖到神形俱散，消耗掉參與者的能量和希望，而是應該在能量最高的時候就將運動升級，「如果11月30日的升級行動，是發生在10月2日，會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想運動真的為政制帶來改變，那就要逼它進入crisis level（危機狀態），而不是一直在對方可以控制的範圍，讓對方消耗、損耗你。」羅冠聰說。
好像是一種愧疚，又好像是，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償還，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延續。
但他承認，回到現場，這又幾乎是必然的：「回到當時，其實大家還沒準備好迎接這個運動。一開始我們只是搞學生罷課，一兩萬人的規模，和平靜坐，但後來整個社會都起來，而學聯、公民社會的準備，都不足以去應付這麼大型的運動。大家一開始，也都沒有想清楚這個運動該怎麼走，嘗試過很多方法：對話、談判、去衝……」「升級沒有早一點做，一來是當時瀰漫著六四陰霾，大家都擔心，如果更加激進，就會鎮壓和屠城，當時很多達官貴人都充當中間人，一直傳話說要鎮壓。我們沒有心理準備，我們號召大家，會不會因此而死呢？」
「當時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但我們仍然是有責任的。」羅冠聰說，雨傘之後壓抑的社會氛圍，仇恨與憤怒的蔓延，令他覺得曾經深深參與、並站在關鍵地位的自己，沒有離開的權利，「好像是一種愧疚，又好像是，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償還，必須做一點什麼，來延續。」
由此，這場運動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我的生活和政治徹底融為一體，包括雨傘結束後繼續做學聯秘書長，然後搞眾志，然後和這個圈子的人很close（緊密），以往維繫的關係，包括踢球、劍擊、中學同學等等，都斷了，朋友完全換了一圈。」
他說，雨傘不能就這樣結束，他希望雨傘中的精神，可以在政治場域中延續，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正是這樣一個機會。當時「雙學」的夥伴， 有人學業未完成，有人志不在政治，有人年齡不夠，有人未做好準備，「不同的人都明白，要從雨傘運動中拿點東西，去在不同領域改變社會。而在政治場域，這屆立法會這麼重要，而我可能是一個比較適合去選的人，所以我出來了。」
他喜歡罷課時人們常說的，「擇善固執」這個詞。「我不怕衝突，不怕付出，肉體上心靈上都不擔心，我從一開始參與學運，就是為了改變一些東西。政治對我來說是志業，希望能帶來改變。想做的事情，就算磨爛席都要做好。」
「如果你意識到要帶來真正轉變，要有殊死一搏的決心，你的心理障礙就不會太大」
少年時期，羅冠聰幾乎是和政治絕緣的。
他生於典型的香港基層家庭，深圳出生，六歲時和母親移民香港，父母都是「手停口停」的打工者，住公屋，對政治沉默應對。與許多90後男孩一樣，他愛踢球，打網遊，看漫畫，不時參加香港政府資助的價格低廉的內地旅遊團。
直到中五，加入學校辯論隊，為了打辯論而多看新聞，突然打開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新聞是關於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的。當時羅冠聰17歲，從新聞中第一次知道劉曉波所寫的零八憲章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心生佩服，但第二天，中學校長就在全校早會中公開譴責說，「劉曉波是外國勢力，在中國搞破壞。」
「想法上的落差是很大的。」羅冠聰還記得那天早上自己被刺激了。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中學是「紅底學校」。到了現在，他對這些政見分野更為習慣，早前競選期間「洗酒樓」，親建制的「藍絲」就用相似的話大罵他，他已經學會平靜面對。
不過當時，震驚之餘，羅冠聰只能和辯論中認識的朋友交流，有朋友建議他讀讀中國學者劉瑜所寫的《民主的細節》，他一下子被吸引了，震撼於「民主的力量」。
會考成績平平，他先進入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讀副學士，一年後再考入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很快加入學生會，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等運動。其後學生會主席一位空缺，2014年年初，他成為署理會長，自動當選學聯常委。
「這是一種很單純的衝動。當你在中學的時候，知道社會有點問題，大學的時候就很想做點事。」羅冠聰回憶說。當時，在學業和學運之外，他還特別喜歡電子競技，最愛打網絡遊戲《英雄聯盟》，曾擔任電子競技比賽的現場評述員，像「講波佬」一樣評述網遊的比賽局勢，被朋友們戲稱為「電競聰」。
他沒有料到，自己會迅速成為社會運動的組織者。2014年7月2月，「雙學」號召市民在七一遊行後留守遮打道，預演佔中。羅冠聰當時21歲，第一次以組織者身分參與公民抗命。「當時我都很驚，是初哥，很焦慮，不知道有沒有人來參加，也沒有人可以請教，也擔心對社會的影響。」他還記得，前一晚，有泛民政黨叫了「雙學」組織者去談，勸他們中止行動，等待佔中，但「雙學」堅持要先把「公民抗命」這抽象理念實踐出來，以後才有更多市民投身參與。
這場運動的影響力出人意料。7月2日凌晨12點多，數百市民坐滿遮打道，最終警方清場時，511名示威者被逮捕。這勝利一役給了羅冠聰莫大的鼓舞：「這給我很大的印證，原來你的想法是可以實踐的，可以讓更多人加入你的行列。」
但對於家人，羅冠聰一開始不敢告訴他們自己的選擇。當時父母已離婚，他跟母親生活，他還有個兩個哥哥，一個做消防員，一個在民陣工作。他形容家裏關係平淡，家人很少密切交流，但對於社運或參政，出身內地的母親決然反對。
「你不知道共產黨有多麼恐怖，你不要搞了。」母親總是這麼說。不過一步步目睹兒子投身雨傘運動，母親也有點動搖了。學聯五子會談香港政府的前一晚，羅冠聰回家吃飯，飯桌上母親突然主動說：「你不要害怕，我很支持你，就算被人拉都無所謂了。」
羅冠聰很動容：「我透過我的實踐告訴她，也不是這麼可怕的，人應該為了更高的理想去付出。慢慢的，她圍著禁區的帶就會拆下來。」
不過，雨傘過後，羅冠聰的信念一度受到動搖。我們還能否動員如此多的人加入我們的行列？動員之後，我們是否可以承擔一切責任和後果？羅冠聰反覆問自己。
「這至少是一種心理上的準備，需要時間醞釀。如果你意識到要帶來真正轉變，要有殊死一搏的決心，你的心理障礙就不會太大，」兩年之後，2016年8月14日的夜晚，他坐在自己的競選車中，緩緩說道：「現在，我更加準備好了。」
當時，他正處於立法會競選拉票最忙碌的日子，疲倦又亢奮。22天之後，這個只有23歲的年輕人帶著五萬張選票的支持，宣布當選香港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準備正式開始，實踐他「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