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創傷 香港 雨傘週年.運動創傷

岑敖暉,光環落盡的學生

「我不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可以做些甚麼來。」「可是,我又為現在自己的不狂妄感到惋惜。」


岑敖暉。 攝 : 張百銘/端傳媒
岑敖暉。 攝 : 張百銘/端傳媒

在訪問鏡頭前的岑敖暉,永遠應對如流。但只有他自己知道,2014年雨傘運動時,鎂光燈以外的他幾近完全崩潰。躁狂、散漫、目光呆滯,朋友如此形容。「無定向喪心病狂」,這位22歲的香港前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副秘書長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

「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一年過去,政治火焰遠去,岑敖暉說,他今天返回了日常生活,卻陷入新的困局。

校園裏的起點

最初,這只是一團被理想點燃的火苗。

2012年的9月11日,八千大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百萬大道罷課反對國民教育科(國教)。岑敖暉當時是剛進中大的一年級生,對「社運」一無所知。但因為在中大學生會舉辦的迎新營裏認識了一班朋友,當他們籌組反國教運動時,他也很自然地參與了幫忙。

岑敖暉隨學生會工作,參與會議,做後勤,甚至每晚在學生會的會室休息。這是他首次參與社會運動組織,投入非常。在大專院校正式罷課反國教的前一晚,深夜的泳池旁,中大學生會會室的燈光獨照,裏面擠滿了學聯與其他院校的學生,正在準備幾個小時後要用到的物資。音響裏放着Beyond的《抗戰二十年》:「當天空手空臂我們就上街,沒什麼聲勢浩大,活着必須革命,心高氣傲,哪裏去不到。」

「大家一起戰鬥的感覺真好。」當時的岑敖輝如是說,臉上滿滿童稚氣。

在後來中大學生會的多次討論會裏,他都有列席,但寡言少語。每次發言時總是口咬手指,眼神閃爍游離,生怕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你明白嗎?」這幾乎是他每次發言後的總結。

後來岑敖暉參選中大學生會,當選外務副會長。甫上任,就遇上葵青貨櫃碼頭工潮。

有一次,特首梁振英到香港城市大學新教學樓主持開幕典禮,學聯及學生會成員到場示威,要求梁振英正視碼頭工潮,結果遭校方保安及校內警察抬走。那是當時各家院校剛上莊的學生會成員第一次面對的衝擊行動。不過,岑敖暉沒有遭遇到這些,因為他睡過了頭,遲到了。

因為賴床或者各種原因而遲到,錯過重要會議,對岑敖暉來說是常有之事。

他在學生會的任期從2013年3月到2014年2月結束。這時,正值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報章撰文發起「佔領中環」運動,呼籲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普選,將香港兩年後面臨的政改議題提前打響,整個社會都進入對「佔中」的想像和應對準備之中。

本來我參選學生會是希望關心社會,現在政改運動到了一半,我有什麼辦法不繼續?

岑敖暉

「本來我參選學生會是希望關心社會,現在政改運動到了一半,我有什麼辦法不繼續?社會變革需要學生先鋒,我要出一分力。」他接著參選了學聯副秘書長。

對可能到來的風暴,他並非毫無準備。學生會任期完結後,岑敖暉讀了兩本書,一本是《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講台灣爭取民主的抗爭路;另一本是內地作家許知遠所著《抗爭者》,記載兩岸三地的異議者故事。他說當自己認真去感受那些故事對個體的壓力,就覺得沉重、駭人。

離開日常,走上舞台

一旦投身社會與政治運動的火焰漩渦,就會越捲越深。

2014年7月1日,岑敖暉與學聯及其他同學發起了遮打道抗命行動,呼籲群眾在當天的傳統大遊行後留守在中環遮打道,「提前佔中」。這個行動沒有得到政界的支持,傳統民主運動的人物認為學生不能破壞「佔中」的原計劃,同聲反對。學生們在部份社運人士的協助下,孤注一擲。

當天晚上,中環的街道侷促,燈光昏黃,四處是人。

「剛才,警務人員已經多次作出警告,你們現在正違反法律。」警方的音響播出警告。岑敖暉持麥克風呼喊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與警察對峙。

大批警察逐漸包圍抗命者,包括岑敖暉在內的512名學生及市民,安靜坐地,在全球媒體的注視下一個一個被抬走。

這次行動為學生贏得了空前的道德光環。在輿論的一片讚嘆聲中,「學生」被視為民主運動的希望,學生領袖個人,也順勢被推到佔領運動的高峰位置。

「(2014年)7月2號那次的心理狀態與任學生會副會長的時候完全不同。那個時候,我有所承擔,已經豁出去了。」也是從這時開始,岑敖暉不斷接受媒體訪問,成為最知名的學生之一。

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個人預料之中。

岑敖暉

但岑敖暉對這樣的說法顯得抗拒:「我不是逐步走上台前的,那不完全是偶然,但都不在我個人預料之中。」

兩個月後,便是漫長的雨傘運動。儘管在鏡頭前留下了無數神情堅毅、高喊口號的樣子,作為三個最重要的學生領袖之一,岑敖暉知道,自己的狀態瀕臨崩潰。「真的知道得太少了,但是位置太高了……」

他後來說,在雨傘運動期間,自己把感情壓抑得太緊要。在面對媒體鏡頭時,他訓練自己成為另一個自己:「傳媒是讓組織訊息能夠散播出去的渠道」,「面對訪問我會有一套特定的回應模式,這和我日常對話狀態是分割開的。」

舞台以後,嘆能如何?

雨傘運動經歷79天,無聲落幕。佔領者被趕出街道,學生回歸校園,岑敖暉也不例外。他搬了在外居住,要面對每天起居飲食的問題,也面對生活的拮据。

一天在某個聚會上,他和我聊起了煮食的問題,交流了食材的價錢、以及料理的做法。從中文大學山上走下火車站,他突然說起前途:現時罪名纏身,誰願給予機會?既然如此,我們自己創業,要不要做小販?怎樣做?被警察驅離怎辦?「重奪街道,命運自主!」他笑着說。

我們聊得興起,在火車站仍久不願離開。

媽的,我這幾個月真是壓抑與孤僻得不得了,發現自己不是孤島真是心情愉暢!

岑敖暉

「媽的,我這幾個月真是壓抑與孤僻得不得了,發現自己不是孤島真是心情愉暢!」他在火車上給我發短訊。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否決北京給出的政改方案。前一天,議員們正在議會開展第一天就政改方案的辯論。我則約岑敖暉到立法會現場做採訪。

他比相約的時間遲了超過半小時。今次「回到」金鐘,他說是向自己交代──金鐘這個地方,對雨傘運動的親歷者來說,總會自然地用「回」而不是「去」。

「過去兩年多的大學生活,一直就投身政改運動,今天回到金鐘,能夠在表決一刻到現場,是為了讓自己的經歷變得完整。」而事實上,他已經沒有了在雨傘運動時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了。沿途有記者拉他採訪,都是出於現場氣氛太平靜,無事可訪,而問的問題也來去不過是個人有什麼感覺,將來打算怎樣之類的問題。

但曾經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卻對他帶來極大困擾。由於他名氣大,在及後參與各種組織活動的時候,就受過不少社會運動中人或明或暗的拒絕,擔心他會窒礙內部討論。「我有名氣,不是我個人所願見。我被傳媒捧到一個位置,然後就什麼也不能做。那我往後怎發展?什麼也不做好了。就像雨傘運動裏一樣只管出來接受採訪好了。」說起種種,岑敖暉有點激動。

這是運動為他帶來的貶抑。而運動同樣為他帶來期望,不過這是一種被加諸於身的期望。

在僅僅兩年多的學生生涯裏,他在社運前線,看到不公義的現狀,看到社會對所有人都不信任了,也看着人們把期望都放到學生身上。結果是,學生作為一種身份,可以回應所有議題,不用理解得深入,只消有學生的頭銜。

直到今天,來自社會的期望也沒有停下來,而他也在開始質問自己:「簡單來說就是對自己的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可以做些什麼來。我知道的東西太少,我要裝備的東西,太多太多。」

能夠參與這場運動,我絕不後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這個個人困局。

岑敖暉

雨傘運動把岑敖暉框定在了學生領袖的身份。事過境遷,他需要很努力掙脫這個加諸於身的框架。更重要的,是要掙脫思想的貧乏,狂妄而不知謙虛。「可是,我又為現在自己的不狂妄感到惋惜。」他想做點事,但卻沒有着力點。

岑敖暉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態有點像「贖罪」:「因為公民社會在雨傘運動後所發生的事,以及學聯在之後面對的退聯潮,其實自己有份做成,雖然有其他社會因素在起作用,但個人還是要負上責任。可能我的形容詞很誇張,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這個心態。」

「能夠參與這場運動,我絕不後悔,只是,我在想如何走出這個個人困局。」

命運自主,但在有意無意間,岑敖暉身不由己。

運動創傷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