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遭到大搜查：《蘋果日報》七個記者的一天

看著黎智英和張劍虹等公司高層戴著手銬被警方押回公司，杜彥均（化名）想過喊一句「張生加油、黎生加油，撐住頂住」，但下一秒，他選擇了沈默。他匿名受訪時表示，那一刻他覺得《蘋果日報》當下需要的不是口號，而是緊守崗位的記者。

8月10日，《蘋果日報》創辦人、72歲的黎智英早上7時多在家中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3小時後，約200名香港警察進入《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所在的壹傳媒大樓進行搜捕。長達8小時的搜查中，報社大樓被嚴密封鎖，除《蘋果》記者外，其他機構的記者不得入內，警方最終帶走30個證物箱、多個手提箱、以及疑為電腦主機的證物離開。儘管壹傳媒工會引述總編輯羅偉光的說法，警方從法庭處獲得的搜查令並不包括新聞資料，但警方在《蘋果》編輯部多次翻閱記者桌上的文件資料。同時，大搜捕的消息這天席捲香港各處，除黎智英外，另有9人涉嫌港區國安法和其他罪名被捕。

《蘋果》創辦於1995年。早年從商、創辦佐丹奴的黎智英說因受六四天安門事件所影響，在90年出售佐丹奴股權，創辦壹傳媒集團和《壹週刊》，五年後又辦報紙《蘋果日報》，後開拓台灣市場，開設台版《壹週刊》和《蘋果》。過去25年，《蘋果》在香港新聞、輿論界長期佔據重要角色，也獲兩極評價，一方面，其調查報導、對熱點事件的快速反應和勇於批評政府、中共等的做法令民主派人士和民眾所欣賞，另一方面，也曾被指在性別議題、新移民等問題上報導偏頗，過分販賣低俗情色內容等。但爭議之下，面對愈發收緊的新聞和公民社會空間，不少市民認為「香港不能沒有《蘋果》」。該報社遭大搜查後，壹傳媒集團股價飆升，大量市民發起今日買報紙的支持行動。一時洛陽紙貴，日常每日印刷7萬多份的《蘋果》，今天印刷55萬份，市民凌晨時分開始排隊購買。

遭遇了跌宕起伏的一天，風暴之中的《蘋果》記者們經歷了什麼，有哪些感想？我們採訪了七位《蘋果》記者，有人第一次穿過層層警察的封鎖才能抵達辦公桌，有人在連續工作10小時後歸家的地鐵上哽咽，也有人在對岸的台灣辦公室默默擔憂，但同樣包圍他們的，是種種前所未有的恐懼與清醒。

港聞記者：「你要穿過警察…… 才能返工，那一刻真的需要勇氣」

杜彥均（化名）回辦公室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仔細望了望桌面，上面放著記者日常所需的用品與一些公開資料。他發現個人物品的擺設發生了變化，「望一眼就知道被人動過了」，又仔細檢查了一遍桌面，擔心有可疑物品或竊聽工具。就在不遠處，帶著搜查令的警察正在壹傳媒的編採部進行搜證工作。

杜彥均加入《蘋果》一年多，此前在行內打滾十幾年，「加入蘋果之前就預過要打仗了。」這是他第一次親眼見證警察搜查一間傳媒公司。

數個小時前，他一醒來就看到無數信息湧入手機，資訊炸開。首先看到的是壹傳媒創辦人、自己的老闆黎智英被捕了。在他心中，黎智英被捕「不是什麼新鮮事」，過去一陣子他多次被捕，身上有多條控罪，但今次情況明顯更嚴重：「因為不是什麼非法集結，直接用到國安法了。」緊接著，網絡的消息鋪天蓋地而來，身處將軍澳壹傳媒大樓內的蘋果日報員工，發現公司被200名警力包圍。

「我們做了很多年記者第一反應知道事態很嚴重了，因為就算犯了什麼罪都好，你搜傳媒都不需要這麼多人的。都知道這種高姿態是一個政權的表態。」杜彥均平日下午兩三點才回公司，但他這天決定提早趕回去，並特意帶上筆記本電腦，以防進不去公司，只能在街頭寫稿。

不到中午，杜彥均抵達壹傳媒大樓。警察登記了他的身分證和職員證，在專人看送下，他終於抵達自己的工位，「為什麼我好像被當作一個犯人」，杜彥均說。平日在運動示威現場見慣的橙帶封鎖線，此刻遍佈辦公室。荒謬感再一次爬上心頭：「看著警察在自己平日工作的範圍裡面肆無忌憚的走動、翻閱、碰我們東西，甚至是在我們平日跑來跑去的空間…… 因為做新聞很急的嘛，拉起封鎖線不讓我們左行右行⋯⋯這種感覺是不知道怎麼形容的。」

杜彥均心中掙扎，他想過喊一句「張生加油、黎生加油，撐住頂住」，但他最後選擇沈默，他覺得當下的蘋果，更需要每個人都守住自己的崗位

「不知道怎麼形容的感覺」重複了數次。再一次讓他失語的時刻，是目睹黎智英和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出現在辦公室。杜彥均心中掙扎，他想過喊一句「張生加油、黎生加油，撐住頂住」，但他最後選擇沈默，他覺得當下的蘋果，更需要每個人都守住自己的崗位，於是他起身目送他們離開，觀察警方的舉動，再回到工位準備稿件。

直到警方撤離壹傳媒大樓，杜彥均不能平靜地寫稿，決定與同事下樓散步，他們繞著大樓走著，「嘗試呼吸一口空氣。」他與同事互相安慰，是不是自己還未ready面對這一切？

「以前很聲大大（粵語，很有氣勢的樣子），我們一定要頂住啊，撐到最後一刻，但當極權打壓來到這麼近的時候，你會發現感受很不同。」杜彥均說，「理智上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是光明正大，是界都沒踩的，但情感上（很難接受），因為那條線不是我畫的。」

杜彥均曾到中國採訪，也經歷過在廣東被警察「送到」深圳過關返香港，「你會覺得返到香港是安全的。」對比在中國做新聞的景況，那是一種風險可預期的狀態，但在如今的香港，「紅線」是模糊的。

杜彥均也沒少去過示威現場，有過和警察據理力爭的經歷，發麻的恐懼感受時常出現。但今天的感覺很不一樣。「他今天沒對著我拿胡椒噴劑出來，但沒差別的。你今日返工時面對警察都要鼓起勇氣，但你都不知道為什麼返工要鼓起勇氣。」杜彥均嘗試描繪旁人難以想像的恐懼，「你想像下，你要穿過警察，被他登記身分，才能返工。那一刻真的需要勇氣。」

壹傳媒被搜查的事件在香港引起風暴，壹傳媒股價急升三倍多，市值由2億飆至6.7億，「留白都會買報紙」的呼聲在網絡上傳遞著。杜彥均一整天都收到關心和鼓勵的信息，甚至有不少人勸他快點離開香港。但他一心想著把今天發生的一切記錄在隔天的報紙頭版上，「聽日頭版一定有字，不會有空白的。也不會開天窗。難道要益左佢咩？（難道要便宜他們？）這麼垃圾的打壓。真的封了蘋果再給天窗。」

凌晨一點結束工作後，在寧靜的歸家路上，突然有股強烈的情緒湧上杜彥均的心頭，他覺得自己盡了努力守住崗位。基督徒的他想起《聖經》的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港聞記者：「他們翻閱記者的採訪資料，像看一條魚新不新鮮」

「好激動、好憤怒，尤其是看到警察翻閱採訪資料的時候，他們像走過街市、看一條魚新不新鮮般翻閱那些資料——要不是同事喝停，他們真的彷若進入無人之境。」

對入行7年的港聞組記者蘇澄（化名）來說，報館是為社會裡被忽略的人發聲的地方；採訪文件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珍而重之地保存的重要材料。

因為疫情關係，蘇澄本來在家工作，看到早上警察進入壹傳媒大樓的直播後，公司隨即召她回去幫忙。

「我想了一下，沒什麼猶豫就飛回公司。」

那一下時間很短，要考慮的卻有許多。警察正登記進入大樓人士的個人資料，會不會被起底？警察搜查大樓之後，會否同時拘捕記者？「看直播的時候很怕，身為一間被搜查的報館的員工……」後來她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仍然在工作的同事。

「我慶幸自己有回去公司。」蘇澄說。

回到壹傳媒大樓，蘇澄與其他人一樣，經過警察的重重關卡，才能到達2樓編採部。當時已值下午時分，《蘋果》記者直播到總編輯羅偉光跟警員理論的場面已經完結，辦公室瀰漫著一股寧靜和嚴肅的氣氛。

她發現，自己的座位被劃入警察的封鎖區——儘管她的辦公地方，離黎智英、壹傳媒行政總裁及《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等高層人員的辦公室，整整10張辦公桌的距離。封鎖線之大，將網絡編採部、報紙編採部和部分財經組的辦公位置，重重圍封；而且，出入每個區域的辦公桌的主要通道，都有警員駐守。

蘇澄說，她花了許多力氣，跟警察爭論能否回座位上工作，在場警員要求她不可拍攝、不可直播。「我覺得不合理，你搜查我，我為什麼不可做攝錄？但我需要回去電腦做編採工作，唯有同意。」期間，她聽聞有同事想到另一層完全封鎖的樓層看看情況，也遭門前的警員拒絕。

昨天（10日）之前，她曾經以為，政府未必會高調地搜查一間主流傳媒，因為政府將為此付出相應代價——引來社會上更多譴責，也讓其他國家目睹香港的新聞自由受損。但是，當她在直播中看到幾名公司高層被扣上手銬回到公司，當他們要上廁所時、警察就封鎖附近茶水間的位置，「原來他們可以看哪裡就看哪裡，喜歡封哪裡就封哪裡。」

她想過轉行，但還是捨不得。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轉行計劃。「多一個記者始終好過少一個。」

年少的時候，蘇澄因為喜歡讀《壹周刊》的人物訪問和專題故事，入讀新聞系，畢業後順利入行。大抵每個記者心底都盤算過這工作的兩個優點：工作時間彈性、以及有機會寫別人的故事——哪怕僅僅只為社會現狀帶來幽微的、不顯眼的改變。

也像每一個記者，蘇澄很快理解到這一行業工時長、待遇差，唯有一顆熱心燒得紅透，但燒光了也就沒了，最後人人都做不長。她想過轉行，但還是捨不得。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轉行計劃。「多一個記者始終好過少一個。」

25年以來，每逢六四、七一，《蘋果日報》翌日頭版都會以油墨印上香港集會群眾的照片。「我們是個異類。但是，這也是一些香港人想聽的、不能沒有的聲音。」

「我曾經在有審查的媒體做過。在這間報館工作，我真的有自由，會被尊重。既然我認同這公司的價值，那就吃得鹹魚抵得渴。」她說。

從白天做到晚上，幾乎10個小時，蘇澄逼迫自己一直處於備戰狀態，一口氣做了好幾個採訪報導。回家的路上，她終於看到電話堆滿朋友傳來的未讀訊息。她給家人打了通電話，但怕情緒太激動，草草交代幾句就掛線。

蘇澄想起，今天有一刻，公司同事甚至在嚴肅的氣氛裡開玩笑說，《蘋果》最後一天了。

放鬆下來，她忍不住在嘈吵的地鐵車廂微微哽咽。「其實今天的事，我還沒消化好。」

未來，蘇澄不知道黎智英會不會罪成，會不會有同事被拘捕。「不知道啊！你問我的話，做到執笠（倒閉）那天吧。」她只能確認，這一刻，她至少沒想過做逃兵。

港聞記者 ：「香港人好像只有自己的腦子是私人空間」

阿水（化名）總覺得「那件事情」來的時候，會像末世來臨那樣有很多前奏。對方會說：「我們準備來抓你了」，會先出搜查令、會有預警；然後阿水就會和一大堆同事一起站在公司的大門前擋住⋯⋯ 他總是這樣幻想，像一場激奮人心的電影。

但現實並沒有這樣展開，而是一個浪峰眨眼就蓋了過來，把所有人都推倒在地。

阿水數年前從新聞系畢業，坐不定的性格和傘運經歷促使他踏上記者之路。從實習到人生第一份工作，都是在《蘋果日報》。8月10日早上，200名警員浩浩蕩蕩進入壹傳媒大樓時，阿水還在夢中。醒來時手機裡湧來同事們傳來的照片——密麻麻的軍裝警員滿佈日常走過的長樓梯，「好像看着一種很熟悉的地方被一群外來人入侵了。」他說，他想起去年中大和理大攻防戰時，同學們留守校園的感受，心裡揪着，哭不出來但卻很沉重；一整天下來他看着直播，稿子也寫不好。

大學二年級時，系上有個老師曾這樣講過：假如23條通過了，你家裡藏着一份《蘋果日報》都會出事的。今年7月，23條換成了國安法，「但國安法仲辣過23條」——法案列明，允許警方在合理懷疑下，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地方。面對公司被過百警員封鎖搜查，阿水感嘆，反修例運動期間也會有法律說明私人地方不許進入， 但他現在覺得，「香港人好像只有自己的腦子是私人空間」。

當你想起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沒辦法不嘗試和他一起走下去⋯⋯ 蘋果仍然有好多值得香港人支持的地方。

記者這一行，行家常說「三年小限，五年大限」，阿水一入行也給自己設了個「限」：「入行時給了個promise（承諾）自己，做兩年就不會做了。」今年上半年，阿水因為過去經常在前線，目睹種種抗爭畫面，導致精神上出現困擾——適逢特別日子的前夕變得好緊張，他說自己會不斷想起被警察粗暴、不友善對待的經驗。恰好，阿水想藉此離開和重整一下，但疫情來臨，工也變得難找。

沒人料到，濃霧也就隨着疫情緊緊罩住了香港。阿水現在走不了，也不敢說自己會不會繼續做下去。但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連下星期世界會變成怎樣我都不知的時候，唯有做好每日的duty（職責）。」他說，儘管蘋果報導偶爾筆鋒尖銳，採訪手法為人詬病，但仍有很多同事在堅持、在每一則報導上深耕。「當你想起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沒辦法不嘗試和他一起走下去⋯⋯ 蘋果仍然有好多值得香港人支持的地方。」

阿水現在還年輕。他說，國安法來臨後，有同事因擔憂自己小朋友和家人，已有考慮過移民，自己也不例外，每天和同事調侃說要去台灣開糖水店。但他後來還是在想：假如在這個階段，年輕的記者都走光了，剩下來的記者該怎麼辦？「我們無理由拋下他們的嘛。」

他又笑言，大時代之下做記者是需要多少覺悟，「既然都經歷了一年洗禮， 唔差在洗多陣。（也不差洗多一會兒）」風暴過後工作仍會繼續嗎？「我們預定的新聞都會繼續去做、繼續採訪⋯⋯對我來說，我唯有living in the truth（活在真相中）。你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事，或者對得起良心去做，這樣就夠了。」

攝影記者：「你問我蘋果前景會怎樣，我連明天警察來不來都不知道」

「警方任意在不同範圍驅趕你——明明是自己公司，但不知道去哪裏才好。他們搜查的東西，跟他們調查的案件有沒有關係，你都沒有一個答案。」

8月10日本來是攝影記者鄭家康（化名）休假的日子，他一覺醒來看到同事傳來黎智英和4名壹傳媒高層被捕的消息，迅速起床更衣，很快收到第二個消息：警察進入壹傳媒大樓了。

「那刻覺得，終於來了。」他第一個決定，是驅車返回辦公室大樓。他說自己沒有不回公司的理由。「我在這裏工作，又是做新聞的人。」

鄭家康加入傳媒業擔任攝影師已有近30年，其中20多年，都在《蘋果》度過。壹傳媒集團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駿光街，對於大樓和附近一帶，鄭家康瞭如指掌。但這天回到公司的那一刻，他說，一切非常陌生。

他駛到報社大樓正門100米外的路段，就發現路被封了，壹傳媒大樓附近被警方團團包圍，他沿途看到10幾架警車泊滿了大樓附近的路段。到了馬路口，要先向警員展示記者證，由警員指示他泊車的位置，再和同事、公司律師一同排隊，等警員登記自己的職員證、身份證、電話和地址，才能進入報社。

等進入報社大樓後，他發現每一條樓梯、每一個電梯口都有警員駐守，「感覺像是這間公司不是我的公司。」

上午11點多，鄭家康終於進入自己平常工作的地方——2樓編採部，當時那裏有約50名警員。最初，他和一些同事並未身處警察封鎖區的範圍，有同事嘗試站上桌子拍照紀錄警察搜查報社的畫面，警察馬上叫軍裝警員擴大封鎖線的範圍。

「我想像過警察會來檢取公司的東西，但沒想到是這個人數、這種規模，」鄭家康說，自己從事新聞攝影這麼多年，在不同前線採訪過親歷過，但那一刻仍是相當愕然，也從沒有想過自己在報社裡不能舉起相機。

2004年，他曾經歷「先科國際造市案」，在同一座大樓裡見證廉政公署人員上門搜查《蘋果》報館。當時，廉署拘捕先科國際有限公司主席黃創光等共9人，指他們涉及造市案；後來廉署指控有人向傳媒披露事件中的證人身份，於是派出100人分頭搜查7間報館，包括《蘋果日報》、《南華早報》、《星島日報》、《信報》、《東方日報》、《太陽報》和《大公報》，並檢走新聞資料。

但是，鄭家康形容今天的氣氛比當年更加誇張。當年「先科案」，他只目睹10來個廉署人員走入壹傳媒辦公室。今次，調查人數翻好幾倍，卻只搜查一間傳媒公司，處處都有警員駐守。「警察連外面條街都封了。」

8月10日晚上8點，鄭家康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在衝刺安排第二天《蘋果日報》的相片，不時停下來跟旁邊同事討論頭條用什麼相片—— 這夜凌晨被印刷在《蘋果日報》A1頭版的，是這家報社自己被搜查的現場照片。

「你問我蘋果前景會怎樣，我都不知道明天警察還會不會上來？黎智英說『煮到過來便吃』，我有點認同；現在不是你想怎樣，事情就會怎樣發展。」

今天，本來也是鄭家康的假期，但他決定銷假上班。「就算放假，你的心情都只會關注公司、想知發生什麼事，不如回去公司」他說，無論以後怎樣，「都要做你自己要做的事。」

醫療記者：「過百人的群組，沒人問今日要不要返工。」

公司被警察搜查的當日下午，Emily 去了肺炎疫情記者會，這是她原本就安排好的工作。倘若這是如常的一天，她會花大量時間在記者會前準備提問資料。但這天從早上睜眼後，她總是忍不住打開《蘋果日報》的新聞直播，看看公司的情況。

這天下午，她來到記者會現場，甫坐定，身旁的記者同行湊上來問，要不要提問200名警察聚集的問題？Emily以為行家在開玩笑，便答，「不如你問啦，費事我來問。」以她的經驗判斷，長期坐陣記者會的張竹君醫生，不會正面回答警員相關的問題，她相信行家們也會有此判斷。出乎她意料，「開玩笑」的行家，最終在記者會上真的就200名警員進入同一大樓的問題提問了，另一位行家也有提問。

乘著其他記者的發問，Emily決定「轉個彎」、以更貼近的醫療而非政治的方向發問：「當200人在室內聚集，我們又不能趕走他的時候，可以做些什麼達到防控的措施呢？」如她所料，張醫生沒有回答。「當有其他行家問的時候，你作為涉事傳媒代表，你沒理由不問。其他行家給到我勇氣問這題的。」

同事們紛紛在群組裡面發即時相片，或是討論做直播的事宜，甚至有原本放假的同事，專門回了公司。

記者會結束後，攝影同事走來對她說，「都知道不會回答你的啦。她（張竹君）醫生都沒有記錄你的問題。」據Emily等記者觀察，一般情況下，張醫生都會即時抄下記者的提問再作答。

對比起網絡上的憤怒或悲情，Emily顯得冷靜。今早醒來後，看到鋪天蓋地的新聞，她開始擔心會不會不夠人處理新聞、還有沒有做即時的同事能幫忙上稿⋯⋯ 不過工作群組的同事們，都顯得很冷靜，「過百人的群組，沒人問今日要不要返工。」同事們紛紛在群組裡面發即時相片，或是討論做直播的事宜，甚至有原本放假的同事，專門回了公司。

壹傳媒被搜查的新聞傳遍全港後，久未聯繫的受訪者找到Emily，希望她刪除聯絡方式。早上新聞席捲後，她也曾思考過，要不要將辦公桌上的個人文宣撕掉，不過最後作罷。不過，警察搜查過辦公室後，有熟識的同事問她要不要撕掉，Emily覺得這些文宣或許會影響公司，最後，她決定還是撕去。

Emily 想起一個多月前的報慶活動中，黎智英說「國安法殺到來，一定是我們造成的」。這是玩笑話，Emily笑著回憶道。在她的印象中，《蘋果》的老闆就是一個能將沉重之事輕描淡寫的人，也不太多情緒。今日，黎智英在辦公室說「煮到埋嚟就食」，Emily想，這就是平日的黎智英，會用一點點搞笑的說法來表達沉重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收到他的心意。」

台灣《蘋果日報》記者：「遲早有一天，歷史會給這整件事一個公道」

現年 37 歲的王雄（化名），在台灣《蘋果日報》做了七年記者，因工作關係，他長期關注兩岸三地的時政新聞。8 月 10 日是他難得的休假日，但一早打開臉書，發現塗鴉牆上全是「香港蘋果日報被抄」的新聞。王雄說自己表示有些震驚，但又說不上太意外：「從（港區）國安法通過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多少就預期會發生這種事。之前不是一直有傳出港府會抓四個人的消息，其中一個就我們老闆（黎智英），當初還以為國安法一過立刻就會動手，沒想到會挑到這個時候。」

儘管早有心理準備，但王雄仍不免擔憂香港《蘋果日報》在這種壓力下是否能順利經營：「畢竟記者寫新聞是要掛名的，如果寫不利港府的報導，會不會因此落到國安法的架構裡受罰、被抓？我覺得這都是有可能的。」

這樣的恐懼對王雄並不太陌生。過去他曾在中國大陸擔任過一陣子外派記者，時不時遇上電話被監聽，或看到同業寫了不利當局的批判性報導、而被吊銷記者證，種種經歷讓他決定離開大陸，回到台灣「做正常的新聞」。

王雄說，儘管有擔憂，但換作是自己遇上這個情況，並不會選擇離開《蘋果日報》。他說，《蘋果日報》或許在社會上的評價兩極，卻也難以否定他們做過非常多謹守新聞本分的重要調查報導，並對社會民主化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為同一集團下的員工，王雄堅信台灣《蘋果日報》不會遇上同樣的問題，「台灣民主已經根深蒂固了」。而他也打算繼續待在蘋果：「既然會做新聞，就多少會遇上一些麻煩，但這終究是我們選擇的路」。

在王雄看來，此時香港所遭遇的狀況，就如同台灣戒嚴時期，站在一個更長時間維度來看，「遲早有一天，歷史會給這整件事一個公道。」

新入職記者：「公司唔收皮、我都唔會咁易收皮住」

8月10日，周末凌晨4點才睡的李仲燊（化名）早上突然醒來，一如往常瞄了一眼手機，卻見十多名朋友傳來消息，邊夾帶粗口地告訴他報社被搜的消息。李仲燊整個人馬上清醒過來，刷一刷新聞，自己也忍不住一聲：「屌！」

李仲燊是應屆新聞系畢業生，數月前剛加入《蘋果日報》做副刊記者。對比起追即時新聞，副刊的自由度相當大，他也很喜歡這份工作。不過，入職才一個月不到，國安法就通過了，李仲燊當時就已經知道，《蘋果日報》終會面臨被矛頭指向的一天。但他沒想到的是，速度會是如此之快。

醒來不久，手機的工作群組後來裡傳來消息，有人通報公司因發生突發情況，呼籲同事不要回去。李仲燊打開直播，看着平日會經過的地方都被警員用封條給封住了，裡頭的人不能出去，外頭的人也不能進來，像圍城。他有點生氣、有點不滿，他形容現在就像是不受房間主人歡迎的人，穿着鞋「啪塔啪塔」地闖進房裏，踩來踩去，踩上床鋪、踩上書桌又翻亂文件。

「是一群人，不是一個人，」李仲燊還強調。

回想剛獲《蘋果日報》取錄時，李仲燊的爸爸不怎麼高興。他說，爸爸立場偏親建制，認為《蘋果日報》「收美國佬錢」。起初，李仲燊還會反駁爸爸，但爸爸始終不服，後來他也放棄解釋了。

剛從象牙塔走進大觀園的李仲燊，就像被媽媽拋下水裡學游泳的孩子一樣，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學習、自己做。因為工序不熟練、稿子也靠得相當緊密，李仲燊常常會在公司待到深夜，成為該樓層最晚離開的人。有一次他上司還開玩笑說：「我（做完gym）回來不要再讓我再見到你！」嬉笑怒罵間，李仲燊還是覺得有點窩心。

8月10日，李仲燊剛入職不到幾個月，公司的未來就被捲入國安風暴之中，「想像到會被人留難、找一兩篇報導說你有問題，但沒有想過這麼多人會衝進去。」雖然錯愕，但他說工作還是要完成、稿還是要交的。

李仲燊相信：公司「無咁易收皮的」，「咁公司唔收皮、我都唔會咁易收皮住」。（沒有這麼容易玩完的；公司不玩完，我也不會這麼容易玩完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杜彥均、蘇澄、阿水、鄭家康、王雄、李仲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