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已死，政治當立？ TVB的興衰如何見證香港社會的變化

無綫電視（TVB）的衰落，本身就是一部如長篇連續劇般的歷史。電視曾經是構成香港人文化生活的主體之一，至今卻成了保守、反動甚至邪惡的代名詞。回顧TVB的歷史，就是回顧香港共同體在半個世紀裡的生死愛恨。

香港文化研究論者過去有一近乎共識的判斷：電視對香港人文化身份建構起著關鍵作用。在大眾電子傳媒當道的時代，「觀看電視」是一種凝聚力相當大的庶民活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用以描述電視觀眾的用語通常是：「在電視機旁邊的觀眾」、「觀眾今晚安坐家中」。電視對集體文化意識的影響力主要在於，電視文本訊息來源單一，但覆蓋面極廣；而「在電視機旁邊的觀眾」則是「今晚安坐家中」，沉默地、被動地接收。因此電視廣播在對鞏固集體認同、塑造共同文化經驗上，起著巨大的黏合作用。香港電視的例子儼然呼應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著名分析，「觀看電視」是當年香港人主要娛樂，電視節目裡對「香港」及「香港人」的想像性表述，深刻地塑造了普遍香港人對自身所在的共同體的理解。

從收視、形象和股價看

TVB從失去「建構香港身份認同」的光環，到被民間視作敵人妖魔，那不僅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更折射了香港人共同體想像的演化和更新。

有一些數據可以反映其中的影響規模。電視節目收視率一般以點數計算，以全港「電視人口」為基數，每一點即為「電視人口」的百分之一。現時香港一點收視率大約代表6.5萬人，而今天電視節目收視，超過30點已很不簡單，例如據TVB資料，2019年收視最高的電視劇集中，沒有一齣能在平均收視上能超過30點（即195萬人），只能在個別集數（如大結局）中達30點以上。但在1980年代的香港電視黃金時期，電視劇集收視動輒40點以上，甚至出現50點乃至60點的瘋狂收視，折合超過300萬人（即超過全香港一半人口）同時收看。

當然上述數據對照水份很多，例如1980年代的數據不完整、兩個年代對「電視人口」的計法不同、統計收視率的技術跟方法也有差別，但我們亦不能抹煞一個事實：電視作為建構香港人共同體想像的舊媒體時代，已經遙遙地過去了。2000年以後，互聯網興起，即使不少人仍會看電視，但電視已退出生活必需品行列，變成眾多流行文化活動的其中之一，而且算是一種老派的選擇。但真正令香港電視衰落的，是作為第一大台的TVB的衰落。

民間長期流傳一個說法：因為「慣性收視」，所以TVB在香港電視工業中長期獨大。但民間一直對此現象沒有反感，反而對「TVB陪伴香港人」成長這類說法十分贊同。可是對年輕一代來說，這種對TVB的印象恍如史前化石，他們覺得，「TVB」是貶義詞，代表著：過時、節目質素低劣、新聞報導偏頗（曾遭戲稱「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是是旦旦」意謂「隨便」、「不認真」））、親共（親共商人入主）、作為官方喉舌（遭戲稱「CCTVB」（意謂TVB與內地中央電視台（CCTV）同出一轍）、甚至是出賣香港人。在近年興起的民間抗爭方式中，有一項是要誘導家中長輩不再看TVB。TVB儼然成了近年香港政治爭議和社會矛盾的象徵性核心，年輕人甚至相信，只有「藍絲」「廢老」才會追捧TVB的——當然這些印象是有一個政治光譜的，也不單純是因為千禧一代跟上代觀眾之間的世代品味差異。而僅僅在幾年前，當TVB的節目製作質素開始遭人垢病時，民間對TVB粉絲的想像仍是「師奶」：一種僅僅涉及年齡、性別和階級的刻板印象。但短短數年裡，TVB已迅速由一個（小寫）文化政治的重要案例，一躍成為香港（大寫）政治的主題之一。

今年初，TVB的消息紛紛出現在財經新聞裡。例如TVB 裁員近400人、公司主席陳國強辭職，並出售其全部股份，帳面虧損逾七成；而公司股價由2000年超過80元跌至只有9元，3月時更曾跌至接近8元的歷史新低，更發出過盈利警告。單憑這些商業數據已清楚表明，這個曾經壟斷香港人流行文化生活的文化帝國，已成明日黃花。但正如羅馬不是一天衰亡的，TVB從失去「建構香港身份認同」的光環，到被民間視作敵人妖魔，那不僅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更折射了香港人共同體想像的演化和更新。

電視文化與殖民治理

TVB能在建構香港文化身份的歷史過程中舉足輕重，是殖民治理、商業創造跟民間生成三者綜合的結果。

坊間好些商業分析會把TVB的業務衰退歸結為三個原因：電視工業整體衰落、節目製作質素每況愈下、長年壟斷導致企業固步自封。而文化政治評論則多以政治因素解讀，即：TVB愈發親建制親內地的取態，令愈來愈多香港人不再覺得TVB 能代表香港社會，甚至反過來傷害和出賣香港人利益。但兩者其實互有關連，背後也有一個更深層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上溯到回歸前後的殖民／國家治理結構。

先從2000年代TVB的「小陽春」說起。從1990年代起，TVB的整體收視已呈下滑之勢，其中因素很多，但大體上跟香港流行文化工業（包括電影和流行音樂）在整體趨勢上從飽和到僵化有關。2000年代互聯網興起後，流行文化的接收方式更趨多元，年輕一代也愈發透過互聯網主動接收文化訊息（如下載音樂），而減少對電視的依賴。但在此大勢下，2000年代TVB的整體收視並沒有顯著下跌，也同時製作了不少頗受歡迎的劇集，如《男親女愛》（2000）、《金枝慾孽》（2004）、《溏心風暴》（2008）等。雖然這些製作時遭坊間垢病為與年輕觀眾脫節，更被譏為「師奶劇」，但事後看來，這很可能只是電視台對目標觀眾的調節，而不算是整體質素的下墜。

2000年代主政TVB的是方逸華。她是TVB創辦人邵逸夫的妻子，亦長年負責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管理層工作，她執掌TVB，某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邵逸夫家族」主政的延續。邵逸夫家族有著經營影視工業的悠久歷史，戰績極為輝煌。邵氏兄弟於1920年代發跡於上海，到1930年代，其電影公司影響力已遍及東南亞華人社區。戰後邵逸夫轉戰香港，重啟其電影製作業務，並於1967年與利孝和及英美資金創辦TVB。學術界對二十世紀華語電影研究，基本上無法繞過邵氏電影不談；同樣地，論者研究香港電視文化，不提TVB是不可能的。邵逸夫家族長年從事電視製作，一切由零開始打造整個電視帝國，正是典型香港殖民地華人企業家的發跡路徑，他的成功固然與其商業手腕及文化創意有關，但也不能忽略港英殖民治理的影響。

我們經常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描述港英殖民政府的經濟政府，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其中差異，前者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極端手段，後者則是由1970年代的香港財政司夏鼎基（Charles P. Haddon-Cave）提出的術語，概括港英殖民政府如何選擇性地干預或不干預民間經濟活動，以達到不同的治理目的。殖民政府會默許一些行業由少數本土財團壟斷，又以一些措施防止新競爭者加入行業，像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以及著名的房地產等，從而達到官商之間、英殖民者與本土社會精英之間共謀的治理效果。 在香港電視行業中，自1978年佳藝電視倒閉後直至2013年，香港政府一直沒有批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殖民政府及特區政府有刻意製造電視行業的壟斷局面，但起碼實質的治理效果卻是如此，TVB能在建構香港文化身份的歷史過程中舉足輕重，是殖民治理、商業創造跟民間生成三者綜合的結果。

電視觀眾的文本盜獵

昔日香港電視文化塑造集體身份認同，同時也生產出電視的粉絲文化，而到了網絡時代，粉絲文化表現出比原電視文化更大的能動性。

流行文化理論有兩種不同的批判進路。其一是取法蘭克褔學派的觀點，主張流行文化是文化工業生產「虛假意識」的工具，目的是要迷惑觀眾，讓他們無法或不想揭露隱藏在社會背後的剝削。作為散佈「虛假意識」的媒介，電視自有其無遠弗屆的滲透力，TVB長年以來的節目以「娛樂大眾」為主調，最高收視的節目一是劇集，二是綜藝節目（如連續播放近三十年的《歡樂今宵》，以及每年一次的台慶節目），從文化批判理論角度，這些節目有慰藉低下階層勞動生活、凝聚香港人生活共同感的能力，卻同時麻痺民間的文化政治批判意識。不無巧合的是，TVB 於1967年11月開始廣播，當時正值六七暴動尾聲，事後眾多香港社會史研究中均說明，六七暴動是香港社會政治的「分水嶺」 ， 此後殖民政府戮力淡化香港人的政治和國族的批判意識，並強化民生和經濟，以塑造一個「去政治化」的本土身份。而TVB自1970年代冒起，到1980至1990年代的黃金時期，正好參與了這一個歷史塑造過程。當然我們也不能抹煞電視在某些特定歷史時刻裡的政治性與公共性，尤其在八九民運期間和在九七問題上對民間政治意識建構的作用。但宏觀看來，香港人在（小寫）文化政治和（大寫）政治上的長年被動狀態，似又巧合地說明了，由TVB 所建構的香港文化身份，某程度上是一種殖民治理與文化精英勾結下的（無意識）操作結果。

另一種流行文化理論的批評進路，是強張文本接收者的主動性，像菲斯克（John Fiske）關注觀眾在接收流行文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情感建構，或甚是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謂的文本盜獵（textual poachers），高揚觀眾可對既有媒體文本進行游擊式盜獵、改造及再創造，並生產出全新意義，進而奪取文化話語權。正如上文所述，香港電視工業於2000年後開始走下坡，當時互網絡的興起，不只成為了電視的競爭者，造成香港流行文化的分眾化，更啟動了一個「盜獵電視文本」的二次創作年代。近年香港網絡二次創作的主要對象是政治領域，而在此風潮之前，惡搞電視節目則是網民最熱衷的文本盜獵活動。大量劇集穿崩畫面、演員怪誕表情和對白、以及各種一時難以辨別的節目制作公式，紛紛被網民截圖改圖，再在討論區和社交網站廣傳，甚至成為一些香港網絡文化資料庫 的主要收藏條目。昔日香港電視文化塑造集體身份認同，同時也生產出電視的粉絲文化，而到了網絡時代，粉絲文化表現出比原電視文化更大的能動性，民間觀看電視的習慣愈來愈不是「今晚安坐家中」、「在電視機旁邊」收看，而是透過電視迷在網絡的資訊和二次文本散播。網民口碑對收視影響很大，而二次創作對民間記認某節目或演員（尤其是一些本來名不經傳的三四線演員）的作用，也愈來愈大。

這亦證明了文化工業的理論分析幾乎在香港電視個案中失效，而過去一些香港文化研究學者有意無意忽略香港電視工業背後的政治權力結構、而只集中對電視文本再現進行解讀，亦已難以解釋近年香港電視工業沒落、TVB被公共論述轉化成一個政治文本的大趨勢。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邵逸夫家族於2011年全面退出TVB管理層，由與李嘉誠關係密切的商人陳國強入主TVB，似乎是由「地產霸權」主導的香港政經結構再分配的一著。陳國強最為人所熟悉是其「殼王」之名：擅長以收購空殻公司，再轉售圖利。早在2000年前後，他他已染指科網股、傳統紙媒和電子傳媒，2006年入股嘉禾電影，直至2011年收購邵氏電影，從而入主TVB。單從這一商業履歷看，陳國強銳意建立一個跨界別的傳媒王國，但從反面看，他只是一個投機的商人，既不熟悉電視製作，亦欠缺推動電視行業發展的野心。在他主政下的TVB，製作日趨因循僵化，更開始錄得虧蝕。收視下滑相當明顯，約摸在2012年後，TVB劇集的收視已極少超過30點，跟2000年後方逸華主政年代差別甚大。

娛樂已死，政治當立

惟回歸以後，香港人身份已凝固良久，內地官方意識形態將管治內地媒體一套直接倒模到TVB，從理論上看，是倒退到文化工業的舊思維：直接把電視當成愚民洗腦的工具。但其實在很久以前，已證實了那是沒用的。

但更重要的是，陳國強卻間接促使了TVB的「染紅」。早在方逸華時代，TVB已開始積極購入內地電視製作，亦因CEPA之便有不少跟內地合作的製作。到了陳國強時代，購入內地節目的比率更明顯上昇。而2015年黎瑞剛入股則是令TVB「染紅」的最後一根蘆葦。黎瑞剛時有「中國梅鐸」之稱，共產黨員、上海資深傳媒人，與內地官方關係密切。他入股後，TVB製作傾向內地市場更為明顯，粉飾內地官方形象更為落力，除了出現黃金時間播放普通話新聞、並配以簡體字字幕外，新聞報導嚴重偏頗已是民間普遍認知，等等。及至今年初陳國強全面退出TVB，一般相信由黎瑞剛實質控制的領導層已經站穩陣腳。借何清漣在《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一書的分析，這是中共向全球輸出國家意識形態的「大外宣」工程的其中一環。 而從深層的香港政經結構看來，由邵逸夫家族、陳國強到黎瑞剛的朝代更迭，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治理方式的演化，中國已不用再參照英殖民地的舊方法，借助香港本土精英進行間接管治，而是由內地官方授意作直接統治（「一國兩制」作為殖民治理模式的失效？）。而控制電視輿論，自然就是內地一向奉行的統戰手段。

但這一著，正好說明了中國管治香港的最失敗之處：TVB，或電視媒體，早就不是塑造政治認同的有效工具。在TVB開台之初，香港正值從一個移民／難民城市轉形為集體定居地的草創時刻，香港人身份剛剛萌芽，也正恰如此，當時香港社會亦是處處機遇，把所謂「香港人」建構成任何一種共同體形態——這正如呼應了香港文化人陳冠中的著名論斷：「我們前面沒人」，那就好像在一塊空地上築起一幫族群，TVB也好，陳冠中一代「香港人」也好，他們主導了香港的文化生成結構，同時也跟殖民地間接治理有著難以言喻的默契。

惟回歸以後，香港人身份已凝固良久，內地官方意識形態將管治內地媒體一套直接倒模到TVB，從理論上看，是倒退到文化工業的舊思維：直接把電視當成愚民洗腦的工具。但其實在很久以前，已證實了那是沒用的：昔年亞視積弱，早已被網民譏為中共喉舌，至今在TVB照辦煮碗，恰恰道出內地官方和香港政府對民間在流行文化中的反叛力量了解甚少。香港的電視文化早就不是老舊的「廣播」模式（即以電視台為「中心」向被動的觀眾「廣播」），而是滲透在散點網絡式的文化互動結構裡。文本盜獵者不只是電視文本進行惡搞，而是更積極也更批判的挪用（appropriation）、賦權（empowerment）甚至對抗性（antagonism）。

今年3月，TVB開始不再播放香港電台電視節目，不免令人覺得是香港政府要肅清港台這個「體制內的叛逆勢力」，但見微知著，這也一步揭示了香港電視文化的政治化表徵。過去香港商營免費電視台需要播放港台節目，是基於企業的社會責任；但如今政府和民間已不再談論電視媒介的社會責任，而是把任何政策上的更替都看成政治對抗的手段：政府要以批評政府著稱的港台節目（其中自然以《頭條新聞》最廣為注目）無法在免費電視頻道中出現，試圖消減其影響力；而同時民間卻發起在 youtube頻導訂閱港台節目，呼籲觀眾直接收看港台免費電視頻道，更有大量網民諷刺TVB「早已沒人看」，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新指引根本無關痛癢。

經典政治學理論一般把如電視這類大眾媒體理解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構成部分，並主要彰顯「公共理性」是公共領域的任務。可是，面對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印度後殖民理論家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的判斷可能更加切合現實。查特杰認為在例如殖民地獨立運動這類政治語境中，「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想像只能描述到社會現實的表層，更深層的應該一個他稱為「政治領域」（political society）的社會論述結構，當中賴以支撐的，並非如「社會責任」這類公共理性論述，而是更赤裸也更暴力的話語和社會權力爭奪。香港電視文化不再像昔年文化研究論者筆下所述，洋溢著一份獅子山下的共同暖意，今天的香港人都心知肚明，電視媒體是一個腥風血雨的政治和抗爭戰場，跟其他社會領域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