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已死，政治当立？TVB的兴衰如何见证香港社会的变化

无线电视（TVB）的衰落，本身就是一部如长篇连续剧般的历史。电视曾经是构成香港人文化生活的主体之一，至今却成了保守、反动甚至邪恶的代名词。回顾TVB的历史，就是回顾香港共同体在半个世纪里的生死爱恨。

香港文化研究论者过去有一近乎共识的判断：电视对香港人文化身份建构起著关键作用。在大众电子传媒当道的时代，“观看电视”是一种凝聚力相当大的庶民活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用以描述电视观众的用语通常是：“在电视机旁边的观众”、“观众今晚安坐家中”。电视对集体文化意识的影响力主要在于，电视文本信息来源单一，但覆盖面极广；而“在电视机旁边的观众”则是“今晚安坐家中”，沉默地、被动地接收。因此电视广播在对巩固集体认同、塑造共同文化经验上，起著巨大的黏合作用。香港电视的例子俨然呼应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著名分析，“观看电视”是当年香港人主要娱乐，电视节目里对“香港”及“香港人”的想像性表述，深刻地塑造了普遍香港人对自身所在的共同体的理解。

从收视、形象和股价看

TVB从失去“建构香港身份认同”的光环，到被民间视作敌人妖魔，那不仅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折射了香港人共同体想像的演化和更新。

有一些数据可以反映其中的影响规模。电视节目收视率一般以点数计算，以全港“电视人口”为基数，每一点即为“电视人口”的百分之一。现时香港一点收视率大约代表6.5万人，而今天电视节目收视，超过30点已很不简单，例如据TVB资料，2019年收视最高的电视剧集中，没有一出能在平均收视上能超过30点（即195万人），只能在个别集数（如大结局）中达30点以上。但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黄金时期，电视剧集收视动辄40点以上，甚至出现50点乃至60点的疯狂收视，折合超过300万人（即超过全香港一半人口）同时收看。

当然上述数据对照水份很多，例如1980年代的数据不完整、两个年代对“电视人口”的计法不同、统计收视率的技术跟方法也有差别，但我们亦不能抹煞一个事实：电视作为建构香港人共同体想像的旧媒体时代，已经遥遥地过去了。2000年以后，互联网兴起，即使不少人仍会看电视，但电视已退出生活必需品行列，变成众多流行文化活动的其中之一，而且算是一种老派的选择。但真正令香港电视衰落的，是作为第一大台的TVB的衰落。

民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因为“惯性收视”，所以TVB在香港电视工业中长期独大。但民间一直对此现象没有反感，反而对“TVB陪伴香港人”成长这类说法十分赞同。可是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对TVB的印象恍如史前化石，他们觉得，“TVB”是贬义词，代表著：过时、节目质素低劣、新闻报导偏颇（曾遭戏称“无线新闻，是是旦旦”（“是是旦旦”意谓“随便”、“不认真”））、亲共（亲共商人入主）、作为官方喉舌（遭戏称“CCTVB”（意谓TVB与内地中央电视台（CCTV）同出一辙）、甚至是出卖香港人。在近年兴起的民间抗争方式中，有一项是要诱导家中长辈不再看TVB。TVB俨然成了近年香港政治争议和社会矛盾的象征性核心，年轻人甚至相信，只有“蓝丝”“废老”才会追捧TVB的——当然这些印象是有一个政治光谱的，也不单纯是因为千禧一代跟上代观众之间的世代品味差异。而仅仅在几年前，当TVB的节目制作质素开始遭人垢病时，民间对TVB粉丝的想像仍是“师奶”：一种仅仅涉及年龄、性别和阶级的刻板印象。但短短数年里，TVB已迅速由一个（小写）文化政治的重要案例，一跃成为香港（大写）政治的主题之一。

今年初，TVB的消息纷纷出现在财经新闻里。例如TVB 裁员近400人、公司主席陈国强辞职，并出售其全部股份，帐面亏损逾七成；而公司股价由2000年超过80元跌至只有9元，3月时更曾跌至接近8元的历史新低，更发出过盈利警告。单凭这些商业数据已清楚表明，这个曾经垄断香港人流行文化生活的文化帝国，已成明日黄花。但正如罗马不是一天衰亡的，TVB从失去“建构香港身份认同”的光环，到被民间视作敌人妖魔，那不仅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折射了香港人共同体想像的演化和更新。

电视文化与殖民治理

TVB能在建构香港文化身份的历史过程中举足轻重，是殖民治理、商业创造跟民间生成三者综合的结果。

坊间好些商业分析会把TVB的业务衰退归结为三个原因：电视工业整体衰落、节目制作质素每况愈下、长年垄断导致企业固步自封。而文化政治评论则多以政治因素解读，即：TVB愈发亲建制亲内地的取态，令愈来愈多香港人不再觉得TVB 能代表香港社会，甚至反过来伤害和出卖香港人利益。但两者其实互有关连，背后也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上溯到回归前后的殖民／国家治理结构。

先从2000年代TVB的“小阳春”说起。从1990年代起，TVB的整体收视已呈下滑之势，其中因素很多，但大体上跟香港流行文化工业（包括电影和流行音乐）在整体趋势上从饱和到僵化有关。2000年代互联网兴起后，流行文化的接收方式更趋多元，年轻一代也愈发透过互联网主动接收文化信息（如下载音乐），而减少对电视的依赖。但在此大势下，2000年代TVB的整体收视并没有显著下跌，也同时制作了不少颇受欢迎的剧集，如《男亲女爱》（2000）、《金枝欲孽》（2004）、《溏心风暴》（2008）等。虽然这些制作时遭坊间垢病为与年轻观众脱节，更被讥为“师奶剧”，但事后看来，这很可能只是电视台对目标观众的调节，而不算是整体质素的下坠。

2000年代主政TVB的是方逸华。她是TVB创办人邵逸夫的妻子，亦长年负责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管理层工作，她执掌TVB，某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邵逸夫家族”主政的延续。邵逸夫家族有著经营影视工业的悠久历史，战绩极为辉煌。邵氏兄弟于1920年代发迹于上海，到1930年代，其电影公司影响力已遍及东南亚华人社区。战后邵逸夫转战香港，重启其电影制作业务，并于1967年与利孝和及英美资金创办TVB。学术界对二十世纪华语电影研究，基本上无法绕过邵氏电影不谈；同样地，论者研究香港电视文化，不提TVB是不可能的。邵逸夫家族长年从事电视制作，一切由零开始打造整个电视帝国，正是典型香港殖民地华人企业家的发迹路径，他的成功固然与其商业手腕及文化创意有关，但也不能忽略港英殖民治理的影响。

我们经常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描述港英殖民政府的经济政府，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其中差异，前者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手段，后者则是由1970年代的香港财政司夏鼎基（Charles P. Haddon-Cave）提出的术语，概括港英殖民政府如何选择性地干预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以达到不同的治理目的。殖民政府会默许一些行业由少数本土财团垄断，又以一些措施防止新竞争者加入行业，像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以及著名的房地产等，从而达到官商之间、英殖民者与本土社会精英之间共谋的治理效果。 在香港电视行业中，自1978年佳艺电视倒闭后直至2013年，香港政府一直没有批出新的免费电视牌照。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殖民政府及特区政府有刻意制造电视行业的垄断局面，但起码实质的治理效果却是如此，TVB能在建构香港文化身份的历史过程中举足轻重，是殖民治理、商业创造跟民间生成三者综合的结果。

电视观众的文本盗猎

昔日香港电视文化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同时也生产出电视的粉丝文化，而到了网络时代，粉丝文化表现出比原电视文化更大的能动性。

流行文化理论有两种不同的批判进路。其一是取法兰克褔学派的观点，主张流行文化是文化工业生产“虚假意识”的工具，目的是要迷惑观众，让他们无法或不想揭露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剥削。作为散布“虚假意识”的媒介，电视自有其无远弗届的渗透力，TVB长年以来的节目以“娱乐大众”为主调，最高收视的节目一是剧集，二是综艺节目（如连续播放近三十年的《欢乐今宵》，以及每年一次的台庆节目），从文化批判理论角度，这些节目有慰藉低下阶层劳动生活、凝聚香港人生活共同感的能力，却同时麻痺民间的文化政治批判意识。不无巧合的是，TVB 于1967年11月开始广播，当时正值六七暴动尾声，事后众多香港社会史研究中均说明，六七暴动是香港社会政治的“分水岭” ， 此后殖民政府戮力淡化香港人的政治和国族的批判意识，并强化民生和经济，以塑造一个“去政治化”的本土身份。而TVB自1970年代冒起，到1980至1990年代的黄金时期，正好参与了这一个历史塑造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抹煞电视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里的政治性与公共性，尤其在八九民运期间和在九七问题上对民间政治意识建构的作用。但宏观看来，香港人在（小写）文化政治和（大写）政治上的长年被动状态，似又巧合地说明了，由TVB 所建构的香港文化身份，某程度上是一种殖民治理与文化精英勾结下的（无意识）操作结果。

另一种流行文化理论的批评进路，是强张文本接收者的主动性，像菲斯克（John Fiske）关注观众在接收流行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情感建构，或甚是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谓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ers），高扬观众可对既有媒体文本进行游击式盗猎、改造及再创造，并生产出全新意义，进而夺取文化话语权。正如上文所述，香港电视工业于2000年后开始走下坡，当时互网络的兴起，不只成为了电视的竞争者，造成香港流行文化的分众化，更启动了一个“盗猎电视文本”的二次创作年代。近年香港网络二次创作的主要对象是政治领域，而在此风潮之前，恶搞电视节目则是网民最热衷的文本盗猎活动。大量剧集穿崩画面、演员怪旦表情和对白、以及各种一时难以辨别的节目制作公式，纷纷被网民截图改图，再在讨论区和社交网站广传，甚至成为一些香港网络文化资料库 的主要收藏条目。昔日香港电视文化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同时也生产出电视的粉丝文化，而到了网络时代，粉丝文化表现出比原电视文化更大的能动性，民间观看电视的习惯愈来愈不是“今晚安坐家中”、“在电视机旁边”收看，而是透过电视迷在网络的信息和二次文本散播。网民口碑对收视影响很大，而二次创作对民间记认某节目或演员（尤其是一些本来名不经传的三四线演员）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这亦证明了文化工业的理论分析几乎在香港电视个案中失效，而过去一些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有意无意忽略香港电视工业背后的政治权力结构、而只集中对电视文本再现进行解读，亦已难以解释近年香港电视工业没落、TVB被公共论述转化成一个政治文本的大趋势。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邵逸夫家族于2011年全面退出TVB管理层，由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商人陈国强入主TVB，似乎是由“地产霸权”主导的香港政经结构再分配的一著。陈国强最为人所熟悉是其“壳王”之名：擅长以收购空壳公司，再转售图利。早在2000年前后，他他已染指科网股、传统纸媒和电子传媒，2006年入股嘉禾电影，直至2011年收购邵氏电影，从而入主TVB。单从这一商业履历看，陈国强锐意建立一个跨界别的传媒王国，但从反面看，他只是一个投机的商人，既不熟悉电视制作，亦欠缺推动电视行业发展的野心。在他主政下的TVB，制作日趋因循僵化，更开始录得亏蚀。收视下滑相当明显，约摸在2012年后，TVB剧集的收视已极少超过30点，跟2000年后方逸华主政年代差别甚大。

娱乐已死，政治当立

惟回归以后，香港人身份已凝固良久，内地官方意识形态将管治内地媒体一套直接倒模到TVB，从理论上看，是倒退到文化工业的旧思维：直接把电视当成愚民洗脑的工具。但其实在很久以前，已证实了那是没用的。

但更重要的是，陈国强却间接促使了TVB的“染红”。早在方逸华时代，TVB已开始积极购入内地电视制作，亦因CEPA之便有不少跟内地合作的制作。到了陈国强时代，购入内地节目的比率更明显上升。而2015年黎瑞刚入股则是令TVB“染红”的最后一根芦苇。黎瑞刚时有“中国梅铎”之称，共产党员、上海资深传媒人，与内地官方关系密切。他入股后，TVB制作倾向内地市场更为明显，粉饰内地官方形象更为落力，除了出现黄金时间播放普通话新闻、并配以简体字字幕外，新闻报导严重偏颇已是民间普遍认知，等等。及至今年初陈国强全面退出TVB，一般相信由黎瑞刚实质控制的领导层已经站稳阵脚。借何清涟在《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一书的分析，这是中共向全球输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外宣”工程的其中一环。 而从深层的香港政经结构看来，由邵逸夫家族、陈国强到黎瑞刚的朝代更迭，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治理方式的演化，中国已不用再参照英殖民地的旧方法，借助香港本土精英进行间接管治，而是由内地官方授意作直接统治（“一国两制”作为殖民治理模式的失效？）。而控制电视舆论，自然就是内地一向奉行的统战手段。

但这一著，正好说明了中国管治香港的最失败之处：TVB，或电视媒体，早就不是塑造政治认同的有效工具。在TVB开台之初，香港正值从一个移民／难民城市转形为集体定居地的草创时刻，香港人身份刚刚萌芽，也正恰如此，当时香港社会亦是处处机遇，把所谓“香港人”建构成任何一种共同体形态——这正如呼应了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著名论断：“我们前面没人”，那就好像在一块空地上筑起一帮族群，TVB也好，陈冠中一代“香港人”也好，他们主导了香港的文化生成结构，同时也跟殖民地间接治理有著难以言喻的默契。

惟回归以后，香港人身份已凝固良久，内地官方意识形态将管治内地媒体一套直接倒模到TVB，从理论上看，是倒退到文化工业的旧思维：直接把电视当成愚民洗脑的工具。但其实在很久以前，已证实了那是没用的：昔年亚视积弱，早已被网民讥为中共喉舌，至今在TVB照办煮碗，恰恰道出内地官方和香港政府对民间在流行文化中的反叛力量了解甚少。香港的电视文化早就不是老旧的“广播”模式（即以电视台为“中心”向被动的观众“广播”），而是渗透在散点网络式的文化互动结构里。文本盗猎者不只是电视文本进行恶搞，而是更积极也更批判的挪用（appropriation）、赋权（empowerment）甚至对抗性（antagonism）。

今年3月，TVB开始不再播放香港电台电视节目，不免令人觉得是香港政府要肃清港台这个“体制内的叛逆势力”，但见微知著，这也一步揭示了香港电视文化的政治化表征。过去香港商营免费电视台需要播放港台节目，是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如今政府和民间已不再谈论电视媒介的社会责任，而是把任何政策上的更替都看成政治对抗的手段：政府要以批评政府著称的港台节目（其中自然以《头条新闻》最广为注目）无法在免费电视频道中出现，试图消减其影响力；而同时民间却发起在 youtube频导订阅港台节目，呼吁观众直接收看港台免费电视频道，更有大量网民讽刺TVB“早已没人看”，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新指引根本无关痛痒。

经典政治学理论一般把如电视这类大众媒体理解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构成部分，并主要彰显“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任务。可是，面对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态，印度后殖民理论家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的判断可能更加切合现实。查特杰认为在例如殖民地独立运动这类政治语境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想像只能描述到社会现实的表层，更深层的应该一个他称为“政治领域”（political society）的社会论述结构，当中赖以支撑的，并非如“社会责任”这类公共理性论述，而是更赤裸也更暴力的话语和社会权力争夺。香港电视文化不再像昔年文化研究论者笔下所述，洋溢著一份狮子山下的共同暖意，今天的香港人都心知肚明，电视媒体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政治和抗争战场，跟其他社会领域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