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年，紀念燭光熄滅時？專訪澳門民聯會區錦新、吳國昌

今晚，澳門議事亭前地熒熒不滅的六四燭光不再復見，集會改至室內及網上舉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將在警方反對下進行，吉凶未卜。

4個月前，疫情冷卻了香港持續近大半年的街頭抗爭，防止人群聚集的限聚令一直延長至今。6月1日，支聯會收到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表示活動會增加參與者的感染風險，首度中斷已舉辦超過30年的維園六四集會。

在澳門，事出更加突然。5月初，澳門市政署先批准、後駁回民主發展聯委會（民聯會）的六四圖片展覽場地申請。半個月後，警方以「集會不利政府防疫工作」為由，不准民聯舉辦六四晚會。惟澳門經已連續40天沒有新增個案，政府又從未頒布「限聚令」，市面更是如常。

狠招來得快，把吳國昌和區錦新殺個措手不及。同為62歲和民聯會標竿的兩人，伙拍超過30年，語速一快一慢，一同議事、搞活動。這些年來，當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然是最敏感的話題黑洞，港澳兩地仍有談論的自由。吳國昌形容，就算澳門紀念活動多多少少曾受到官方留難，但全面禁制卻是首次；在旁的區錦新笑笑的搭上一句，「兵來將擋啦！」

每年舉行燭光集會的議事亭前地，是澳門六四議題的最後一片記憶屬地，吳國昌和區錦新過去守了三十年，在未來，二人笑言「做多十年八年都沒有問題」，但再之後呢？年輕一代對六四事件的重新定性與情感脫軌，歷史開始與新一代的遺忘作抗爭，這片屬地最終該由誰來守住？還能守到多久？

##「救命、救國、救中華」

80年代，中國各大城市的思想啟蒙浪潮湧動，澳門也有一群新興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集結。吳國昌受朋友邀請，工餘時間為澳門教區青年牧民中心的《活流》雜誌進行編採工作，認識了任教青洲小學的區錦新。

那是1988年。吳國昌當時是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經理，一直做下去的話，現在大概已經以高姿態退休享福，但他並沒有選擇這條路。

當時決定香港前程的《中英聯合聲明》經已簽訂，回歸前途談判的鎂光燈也開始打在澳門身上。另一邊，1986年末於大陸爆發的學潮，也促使澳門的年青一代開始關注自身，以及與中國的關係——包括吳國昌和區錦新在內，20多個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每個月開始聚在一起，把炙手可熱時事話題都拿出來討論，組成論政團體「民主沙龍」。

「臨近1989年的時候，發現事情有很大的轉變，甚至好像有危機。」吳國昌回憶。八六學潮的發生，導致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下台，中共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宣告開始，與當時學生要求國家自由民主變革的訴求相牴。緊張氣氛一直積壓，最終於1989年4月15日爆發。

胡耀邦去世，學運一觸即發。一群來自東亞大學（澳門大學前身）的學生率先組成「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五四當天發起圖片展覽及簽名運動，並舉辦遊行聲援。「民主沙龍」成員當晚即借用望廈牧民中心的場地，舉辦了第一次「五四反思夜」，討論北京情勢。

在信息流通困難的年代，僅通過口耳相傳，竟也促成人潮如湧，數百人把中心都擠滿了；來晚了的人就站在門口聽，大家輪流自由發言。成員後來見市民反應不錯，感到激勵，順勢將「民主沙龍」改組成「聲援中國學運聯委會」（民聯會前身），進一步發起活動聲援。

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令。吳國昌早上趕至澳門電台錄音，呼籲市民參加聲援大遊行。聯委會成員在車的引擎蓋鋪上一張紅布，寫上「救命、救國、救中華」七字，停在大三巴前。當日九號風球高懸，狂風暴雨，吳國昌和區錦新與一眾成員傘也沒撐，就一手拿着橫額出發，後來人群陸續加入，遊行至中國新華社澳門分社。當時澳門總人口33萬人，但這一天，最終近兩萬市民甫現街頭。

之後每隔數日，便有一場聲援遊行。區錦新回憶，當時大家希望北京能在輿論壓力下，對學生從善如流，「大家都係諗住（鎮壓）『唔會掛、唔會掛』，」一直去到六四凌晨，北京響起密集的槍鳴聲，人們才知道政府「真的下毒手」。

澳門人一下子湧了出來。天一亮，黑壓壓的20萬人聚滿大三巴，抗議當局武力鎮壓學生。頃時，澳門聲援北京學運的氣氛與行動達到了高潮——親北京社團刊出嚴正聲明，譴責中央政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區代表馬萬祺、後來成為首任特首的何厚鏵等人致電中央，促北京迅速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翌日，澳門所有報章均以黑色油墨印刷，密麻麻地記着當晚北京發生的事，當中《澳門日報》頭版大標題為「人民共和國四十年來最黑暗一天」。

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幹部，將事件以「動亂」、「反革命暴亂」定性。此後，一波波的打壓，在澳門接踵而來。

##六四的澳門時刻

第一波「白色恐怖」，在曾經積極發聲的親北京社團中展開。

轉瞬間，社團減少為北京鎮壓學生發聲，顯得低調、沉寂。在風暴眼中的吳國昌和區錦新知道、每個澳門人都知道——他們暗地裏在歸邊。

「肯定知道的，澳門這麼小。」吳國昌說。

接下來，輪到發聲的喉舌。由6月12日開始，有關天安門的報導從各主流報章的頭版中褪去，內文相應的篇幅開始減少，刊登的抗議聲明越發少見。區錦新理解，澳門為立錐之地，凡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組織，大多與內地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沒有很多的人像《文匯報》李子誦那樣，『開天窗』，然後你動我我就去辦《當代》……這些重大利益他不捨得放棄，」區錦新形容報章因此噤聲「很正常」。

（註：1989年5月21日，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評中國共產黨宣布北京戒嚴，部署鎮壓學生；李子誦後被辭任社長，創辦以促進中國民主化為目標的《當代》雜誌。）

不過，當時聯委會渴求中國民主的情緒還是相當高漲，「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於6月15日成立，亮出「回應中國民主運動、推動澳門民主發展」的旗號，一邊希望繼續為傷亡學生討公道，另一邊開闢澳門民主的空間。

第二波的「白色恐怖」也就瞄準了他們。

同年7月1日，馬萬祺赴京出席人大會議。馬受眾人所望，認為他會向北京反映澳人憂慮。但他最終在會議上，表示同意「港澳同胞不完全了解整個事件的真實情況」的說法，又對北京所採取的行動表示支持。

眾人嘩然，但澳門談論六四事件的主調也一錘定音，社會間熾熱的聲援浪潮逐漸湮沒。民聯會及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不忿，連番要求馬萬祺出席會議解釋，馬萬祺回拒。兩個組織不停進攻，終引來了「關注」。8月底，東大學生小組組長聶國瑞遭人以玻璃瓶襲擊頭部，小組也隨即宣布解散。

10月1日清晨，區錦新在集會後被人用木棍襲擊，頭破血流。他意識到，事件是一個警告，也是因為東大學生關注組解散，讓「他們」覺得這一招很有效。他們是誰？區錦新沒有說明。學生受壓退了下來，民聯會成員仍堅持發聲譴責，促請澳葡當局緝兇。

武力不屈，經濟封鎖隨即而來。1990年5月，《澳門日報》刊出報導，稱吳國昌已退出民聯會，不再參與活動。吳國昌表示事件實為銀行所安排，因為總經理室不願意當面談判，不想「做得太難睇」，但公司誠然已挑明來意，要他做出抉擇，「如果跟着這條路真的離開了民聯會，大家就安安樂樂囉。」

最後吳國昌主動向銀行請辭。如今，當年的某些銀行同事當上了立法會議員，報導採訪的記者也成為了全國人大代表。重提舊事，吳國昌看得豁然，「你可以說是一個批評也好，但其實是一個善意的安排，比一條路我行。」但他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一關，「基於公義我是否要走這一條路呢？還是尤其是在家裏人都支持的情況之下，要不要堅持一下呢？」

區錦新曾經也面臨同樣處境。六四後兩年，在他經已任教十年半的小學，校長以一句「大家心知肚明」，拒絕續約；區錦新當時堅決直言不怕壓力——「因為民主是我的信念，我相信中國仍有希望」。不過，民聯會成員之後陸續四散，而吳區二人，則從此背起六四包袱，踏上政治舞台。

##六四「嘉年華」

一踏便是20餘年。吳國昌和區錦新相繼成為立法會議員，每年持續以民聯會名義舉辦「五四反思夜」、「八九民運圖片資料展覽」及「六四燭光晚會」。但在澳門，民主派的政治能量低下，回歸之後政經又相對保守，市民為避免招致麻煩，對民主集會敬而遠之。

回看過去三十年，參與澳門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一向寥落，只於300人左右浮沉，與香港動輒過萬人的集會不可相較。近年民情較洶湧的可算是2014年5月，澳門政府推出「高官離任補償法案」，觸發兩萬市民上街、7000名群眾包圍立法會，澳門人的六四熱情也突然被重新喚起，那年晚會人數達至歷年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

在吳國昌看來，參與人數大躍進是當年港澳台社運高漲催生的現象。他理解，當年網絡傳媒已興起，年輕人在外界的訊息往來間獲得共感，而當社運的發展情況「去到高潮的時候」，「澳門這些關注公共事務、公共議題（的人）就出來了。」

區錦新認為，「反離補」運動同為一種強大的推動力。「澳門人一向（對政治議題）是覺得很無力的，但反離補能夠發動這麼大規模的人出來之後，令到政府真的撤回法案，有些人覺得『原來我出來是有用的』。」

「反離補」運動

在香港，去年的30週年維園燭光悼念集會也許能印證吳區的說法。2019年香港正值反修例風波之中，人們擔憂草案一旦通過，港人將承受隨時被移交回內地的風險，而宗教、言論等自由也面臨被壓；加上中國大陸近年人權狀況轉差，事件激起人們反彈。銘記當年中共殘暴鎮壓的燭光晚會，成為港人堅守自由的註腳；當晚集會人數高達18萬，創下5年來新高。

不料在澳門，民眾的熱情比想像中消退得更快。「反離補」過後的2015年，參與燭光晚會的人數急墜至500人。

「嘉年華式。」吳國昌冒出這個詞，總結澳門社運的瓶頸，也直指澳門六四記憶面臨的斷層問題。

##年輕一代的六四「重量」

2014年雨傘運動結束，香港年輕人開始對和平抗爭方式感到失望，對中國體制內改革的希望亦因而破滅。

傘後數年，香港本土論述冒起，青年一代開始反問，既然「建設民主中國夢」難於登天，紀念帶有「愛國」意味的六四事件似已不合時宜。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袁德智曾指，新一代年輕人的身份認同是由反國教、雨傘運動等經歷所建構，已非六四事件。

但在區錦新看來，將兩地年輕人相比或許不盡公平，因為圍繞着澳門年輕人的社會氣氛截然不同，對六四情感消褪的原因更多出自於社會穩健的政經結構。

「澳門的大學本身歷史較短、學生會自主性都比較低。在這個情況下，（校方）偶然鬆一鬆的時候，他們可能做多少少野。到大學方面不是很想他們動的時候，或者給一些暗示、明示叫他們不要搞這些事，他自不然就停手。」

區錦新舉例，澳門三間主要大專院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澳門旅遊學院，每年均獲政府撥發數以億元計的公費營運，學校的政治態度自然要與政府保持一致。「當這個政府很強調愛國愛澳，這些政治觀點就必然直接影響各間大學。」

這句「愛國愛澳」，實際執行上的敏感度或可從各校學生會體現出來。端傳媒記者曾向上述三間大學學生會查詢「今年會否舉辦紀念六四系列活動，及認為六四在澳門仍有否被紀念的價值」，均不獲正面回覆；當中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理事長表示：「我們回覆不到。」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2014年澳大學生會曾參與校外組織舉辦的「六四放映會」。其在社交媒體分享時寫道：「若然我們不行動、不爭取，真理和自由的味道，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嚐到。」當屆學生會的鮮明表態受到外界讚賞，有人言「很有學生代表的承擔」；但後來，學生會曾受壓的消息不脛而走。

有現任澳大學生會幹事向端傳媒表示，自當年開始，無論只是學生的猜想或是學生會的「傳說」，但事實上確實沒有任何以「民主派」自稱的候選組別能成功當選。除此之外，在澳門微型社會環境下，「大家都好擔心自己前途」，故面對敏感的政治議題，「同學們會害怕因為被認為『搞事』而選擇沉默。」

「過去很多人讀大學是希望做公務員，所以當你入大學就自不然『大家唔好搞咁多嘢啦！搞咁多嘢就肯定做不到了』。」大學生在大學不要表現，就是最好的表現，「不要做一些別人不喜歡的事。」區錦新表示。

回歸20年來，在校的學生小心翼翼不談論時政議題，但走出象牙塔的年輕人亦對社會運動冷感。

區錦新認為，在澳門「年輕人都是最大得益者」。按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的數據顯示，2017/2018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比率為89%；加上自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躍飛，本地就業居民月入中位數已從1999年的4900元（澳門元，下同）升至2019年的20000元。當生存需求能好好滿足，生活的條件也開始有序建立時，區錦新指出澳門年輕人沒有很大的壓力需要社會作出改變。

因素疊加，一種澳門式的「快樂抗爭」應運而生——偶然出來「玩」一下；到要參與社會事件時，亦會選擇投入到一些抗爭性較少的事件當中。

「沒有需要抗爭，但嘉年華就可以參加。」在旁的吳國昌插進一句，大家哄堂而笑，笑中帶出無奈。

##層層建構的政治角力

但最無奈敵不過今年。

每年六四前一個月，民聯會均會向政府借用公眾場地，於各區擺放「八九民運圖片資料展覽」。十個地點、每個四天，緊密的一個巡迴下來，時間上正好銜接第二天的六四燭光晚會。今年4月底，區錦新如常申請場地，但市政署先後以職能改動及疫情為由駁回批准。

區錦新力證自己多年來一直循規蹈矩：「我們30年來都是做足申請、每年都去申請，申請之後你（政府）批准、我們就擺，所以我們做足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他沒有什麼理由會再找我們麻煩。」但直面市政署飄忽的決定，他也摸不着頭腦。

回看覆函，市政署第一次撤銷申請的理由是：場地審批准則作出修正，審視後認為申請「不符合」。區錦新駁斥，稱市政署「修正」後的準則從未對外公開，加上市政署人員曾透過電話向其解釋，圖片展傾向於「政治性活動」，無權批准。

數日後，市政署再加以職能改動及展覽不利防疫為由駁回異議。雖然，兩名葡籍大律師先後批評當局決定的合法性，但吳區二人考慮到訴訟申請期或超出展覽期限，決定不作上訴。有人批評傳統反對派甘願放棄權利，無法彰顯公義。吳國昌則解釋，他曾與法律界人士研究，發現政府「不斷建構不批准的理由」，他強調，「是不斷增建的、不是一下子的」。

由文件最初所述的「職權所限」，再到疫情緣故，當局的理由層層更迭，而法律人士推測當局的「終極手段」，是各展板中列出的一句「請參加六四燭光集會－6月4日晚上八時議事亭前地」——因展覽宣傳集會，間接呼籲市民「聚眾」，與當局一直強調的防疫工作相牴，藉此推翻上訴。

吳國昌解釋，正是如此，當局經已準備好材料，「層層建構，作好準備在你司法上訴時將你打敗。」

去年5月，吳區二人以及民主派議員蘇嘉豪向立法會聯合提交六四「表達心意動議」，要求盡快平反六四。有關動議後被時任立法會主席賀一誠拒絕，指出事件超出特區的自治範圍，無權處理。

種種事件堆疊，意味回歸20年來，六四議題無論在公共空間還是政治層面上，民間與政府角力的拉扯一直恆久存在，且不容挑戰。

##民主還會戰勝歸來？

六四改變了吳國昌和區錦新一生的生命軌跡，澳門的發展進程則收窄了六四在這城的生存空間。30年的時間已使一代人老去，歷史的遺忘卻開始加速。問到傳承，吳國昌瞬即接過話來：「如果你問我的話，我會答得很清楚，我是尊重每一代人自己的歷史感受。」

他們理解，每一代人有自己本身的歷史感受，下一代亦然；二人明白歷史的可貴與價值，但時代轉折，始終遺憾的是，留在過去的歷史與年青一代間的隙縫只會越拉越闊。現在的吳區明言，不再強求新一代與六四歷史共鳴，而是盼望下一代依着自己時代的感受，去做他們覺得值得堅持的事。

不過吳國昌說，六四事件對他們的人生來說，是很重要的歷史經歷，將所知道的真相帶給下一代，由此至終是一種責任。所以30年來，議事亭前地的六四燭光風雨不改，參與人數的多寡，他們卻毫不在意。

天安門事件過去31年，歌詞傳唱「會戰勝歸來」的民主，還沒看得見影蹤，卻已變得難以辨識——人們所盼望的民主，到底是當年六四渴求的中國民主？抑或是年青一代所追求自決前程的民主？而在回應六四事件上，紀念活動的存在，最後真的能影響中國政局、平反六四嗎？

區錦新給出否定的答案，但至今仍堅持認為，在整個世界關注六四事件的聲音裏頭，澳門「不可以缺席」。

今年，政府以疫情為由禁止集會，談起未來，吳區二人仍然樂觀，說到集會受法律保障，來年只要按規定去申請，「它是阻不到我們的，我們不會做不到」。如果真的以後都做不到呢？「可以改形式嫁姐！我地印下圖冊、派下書仔」，目標都是一樣——和遺忘作鬥爭。

「我不會覺得（當局）可以完全將這一個六四悼念活動完全消滅，這個沒有可能。」區錦新說道。

##漫長鬥爭中，韌性很重要

回到問題的根本，面對社團噤聲、年輕人的情感斷層，再加上集會自由面臨收窄，澳門是否仍需要六四的存在？

「需要，當然需要啦！」區錦新不假思索，「正是因為澳門和香港是一國兩制，所以才仍然能夠悼念六四，這是在中國神州大陸做不到的事，這是體現一國兩制。」

吳國昌也認同，更要著眼當下。港澳處於急速變化的國際環境之中，一國兩制究竟會變成怎麼樣？在哪一個階段變成怎樣？「我們是參與其中，我為什麼要走出來呢？」

訪談當日，民聯會尙在等待警方對六四集會預告的回覆。問及集會若然被拒，會否擔憂日後談論六四的自由從此收窄，吳國昌回答道：「我覺得我們面對現實，絕不擔心，這個是現實來的；現實就要面對，擔心有什麼用？」

話畢。5月20日，警方即通知民聯會集會將對澳門「公共衛生構成嚴重危害」，不准舉辦。這一次，二人準備好與當局對簿公堂，但不令人意外的，終審法院29日頒出32頁判詞，詳以公共衛生為由駁回上訴。理據充分與否遂引發社會輿論，但無疑的是，在去年「反香港警暴集會」被拒之後，澳門當局再為具政治性質的集會自由打出重重一拳。

那麼，香港呢？

人大高票通過「港區國安法」決定草案，全港風聲鶴淚，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反問，日後若然高喊「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等六四口號，是否已屬顛覆國家政權罪？

談話間一直豁然的區錦新突然也不感到樂觀，重覆了很多次：「香港情況遠遠比澳門惡劣得多，而且情況肯定越來越惡劣。」

區錦新認為中央對港撕破面皮，對互相羈絆的條約不再尊重，直言為香港和香港人擔心，但正如吳國昌所言，「現實就要面對」，「面對現實並非妥協，而是面對現實時，我們兵來將擋。」問區錦新，這隊令香港高度自治急速下墜的「兵」究竟能如何的「擋」？

「老實講，香港人比我們聰明，香港人亦都爭取咗好多年。」區錦新認為自己無資格「指手劃腳」，不過，30年來的經驗卻告訴他，韌性相當重要——

「爭取民主是一個漫長的鬥爭，在過程中如何『襟玩』（耐玩）是件很重要的事。」